编写说明
《金匮要略》（后文简称为《金匮》）作为四大经典之一，意义不需多说。千百年来，有能力让中医人对此经典的学术研究维持着持续高涨的热情不变，这一现象本身已说明它的意义与价值。
但它的现实意义、它的不能退出，却是因当今的不足而存在的。《金匮》以独立的专业课而非节录在相关学科里、以原文而非译文出现，都提示相关学科的不足，不是在具体枝节，而是事涉医学理念。因此《金匮》等经典的现实意义，不仅是具体内容的，也是重大医学理论的。
也就是说，经典的意义，不仅是知识的，更是方法论的。
而解读未停的现象也说明，精髓尚未捕获。
阅读者，不管有无自觉意识，在理解前必已有阅读心态与理解角度存在。这与阅读者的个人性格、学术经历乃至背景文化等诸多因素有关。避不开，也藏不住。
目前对《金匮》的解读，以一种心态、两个角度为主体。
这一种心态用一个词可概括：“医圣”，远不仅是尊敬，而是膜拜。于是张仲景在其书中所述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都远高明于今人。包括其矛盾之处。比如书中的篇章，既有独病成篇者，也有多病共篇者。全书由篇章构成，篇章结构是一本书最重要的脉络。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篇章结构，哪种是张仲景推崇的，哪种是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呢？膜拜心态下，全是正面的评价，没有中肯的分析。那么，《金匮》主要在讲述内科病，《中医内科学》的篇章全是独病式的，《中医内科学》的这一批判性继承，是否背离了《金匮》的学术思想呢？没有清晰的回答。这种心态下，使张仲景的困扰、张仲景的无奈、张仲景的遗憾全都不复存在。而因这一面的缺失，那一面张仲景的特色、他的得意之处、他所倡导的与批判的，也就因缺乏对比而无法突出，甚至湮没。
所谓两个角度，一是之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辨证论治说。这个问题前因后果很复杂，简单地说，这个角度有硬伤。以第一篇的治未病（既病防传）问题为例，这是被张仲景放置在全书首篇首条、推崇为上工的理论。张仲景当然是上工，之后各病的治疗中一定不乏这样的治未病行为。但因辨证论治角度“有是证，方可用是药”的理解限制，使此条之后的任何一条，都未能读出其是在治未病。在这一角度下，张仲景被矮化成了中工、下工。
或许正是对此主流解读立场的否定，方证学说近年甚热。方证学说修补了证理论的不足，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方证解读角度使张仲景的意义沦为只因一个个孤立的方剂而存在，放弃了对张仲景诊疗理论的追问，使张仲景从有理论建树的医学家沦为只有医治经验的临床医生，医学蜕变成医术，张仲景被这样的理解丢弃了学术思想的灵魂，这同样是严重矮化张仲景的行为。
以上说明，对《金匮》的解读远未完成。
千百年来，《金匮》的注释虽已海样积累，原著却并未因此而逐渐清晰明白起来，甚至，若隐去这些解读文献的年代，都不能凭借其认识的清晰度，而推知出其著述时间的先后，就是说，从性质上看，这些解读是未能递进的。
这说明，不仅解读是未让人满意的，作为解读的方法也有问题。若方法是值得信赖的、经过推敲的，认识没有道理不循序渐进。
尼采说过，“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尊这些伟大人物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相信正是文化或者说文化里的方法论原故，《金匮》的注书虽多，但在方法上，都未能注意将解释者自己与张仲景做区分，不自觉地即以张仲景代言人自居，这就有了共同的问题。阅读者个人意见虽无法避免，但必须是有自觉意识的、有方法有原则规范的。从过往情况来看，这一问题处理得很不严肃，各种主观想法都可无限制地掺杂进来，无需证实与排除。张仲景因之而被涂抹，异化为赵钱孙李。
这至少是解读未能步入上升轨道、未能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本书立下宏愿：求真实的张仲景，求张仲景的诊治思路。
如何求真实的张仲景？将张仲景定位于人（而不是神），从张仲景的学术个性，学术建树的始创性、奠基性、个人性，对待临床观察（疾病表现）、医疗经验、与机理思辨这三类不同真实度内容的态度等，依托文本，条分缕析。
在基于求真的原则之下，既求解张仲景在具体疾病层面的诊治思路，并探讨在具体疾病之上、临床医学层面方法论意义的诊断思路，是本书的目的。
本书主要内容：为了使解读尽量符合仲景的意思，在进入原文的解读之前，需要对阅读心态、解读方法等问题，做尽可能详尽的设定，这构成本书的上半部。下半部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原文解读。即本书分作上下两部。
上部论述阅读中需注意的若干问题。分别从“阅读方法”“人物个性”“临症思路”及“与《内经》关系”四个方面作阐述。秉持张仲景是人，张仲景的学术是人所创立的学说之立场，探讨了长期以来未被重视的阅读心态问题；学术的奠基性、始创性、个人性这三大特点对学术的影响；临床观察、医疗经验、机理思辨这三类属性的内容真实度不同；及异病同治现象与异病同治观的差异问题等。分析书中存在的逻辑矛盾之处，提出有些内容是张仲景想要做并做到的，有些则是其限于条件，不得已暂做如此处理者。
提出应从张仲景的所长之处总结其学术思想，并不忘结合其学术个性等观点，阐述了发现其所长之处的方法，分析了造成其所长与不足之处的原因。
鉴于张仲景在自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即《灵枢》）……”之语，撰用即选用，选用是批判性继承，张仲景继承了《内经》的什么、又批判了《内经》的什么，在上卷的“与《内经》关系”部分，从方法论与诊断思路两方面做了论述。
上部的另一重点是张仲景的“临症思路”的论述。临症思路即诊治思路，是兼具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重大问题。治疗有赖诊断，诊断处于治疗之先。“诊断什么”的问题又较“如何诊断”重大，因后者只是技术方法，前者却涉及方针原则。通行的认识是诊断“证”，这是反常识的。因患病无非是病（如无SARS病毒即无SARS病，SARS病自有其自身规律）与人（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病时可性质不同）两个规律的作用，“证”的异病同治性，使“病”的意义被抹杀，这不符合常识。张仲景的临症思路需从病与人这二者的孰主孰次及二者关系探讨，且需从其所长处探讨。基于“证”所作的原文解读因未必符合仲景原意，都需重新审视。
下部是原文部分。首先，原文的解读立场有重大调整，即变通行的辨证论治角度，而为“诊”与“治”二者的归纳，以求尽量贴近仲景原意。诊断意识是医学专业训练的一大任务，但中医人尤其是中医学生的诊断意识普遍薄弱，“诊断什么”的思路更是模糊。
另设“延伸问题”栏，以问题的形式，对一些必要的问题做深度剖析。从问题的认定、分析问题的方法到观点与结论（包括尚不宜过度结论之论），定位在自己的原创，多属首创。比如《金匮》有着《伤寒论》中所没有的文体：引用，归纳总结引用所发生的领域（相较于治疗，较多出现在理论阐释部分），分析需要做引用的原因，以作为了解判断张仲景其人及其学术个性的重要线索。
对原文的阐述详略不等。凡原文内容含义未明，不能排除有脱漏讹误等情况存在，又欠缺可作参照的版本作解读者；或原文的知识点已被更新，如许多疾病的预后推测，其预测多基于脉象而作，而预测的疾病许多尚在症状层次，内含诸多不同疾病规律的病种，预后其实参差不齐，于当今已有很大更新等等，则不作详述，或竟删削。附方部分一概未予载入。
相较于目前一些解读《金匮》的书，这本书的特点有：
心态：在主观意识上，自觉保持学术平等的心态。设法理解它而不是膜拜它。
原则：清晰区分“张说”与“我说”，且“我说”必须立足于“张说”。力求作到三戒：一戒预设立场。针对的现状是，辨证论治理论、方证学说理论的立场天下。这二者都不可以作为解读仲景著作的预设立场。其实读原著而非译成的现代文，正是为了避免一切已有的预设立场，因“译”的行为很难不带观点立场。二戒粉饰贴“金”。针对的现状是阅读心态的问题。业内普遍将原文的所有内容都作为张仲景的学术主张看待，忽视张仲景也有不得已，也有条件所限，也有困惑。三戒不知扮知。针对的现状是，如一些书为每一条原文设有固定栏目，将这些栏目的体例齐全放在首位，使无论知与不知，知多与知少，深有认识与强行解释，都以同样的态度解说，且不做说明。
内容：《金匮》的诊治思路。包括具体每病的及总思路的。
《伤寒杂病论》全书一致、且首当其冲的诊断目标是什么？病。
什么病？单一病（彼时的）。
所谓单一病，指每病所含疾病自身规律（而非人的生命规律）尽可能单一者。
而所谓病规律，指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使疾病在病因、病理、病程、病势、演变、预后等疾病各有关义项上的必然性。病规律是自然规律的一种。
所含疾病规律单一者，如肺痨、蛔虫病。不单一者，如咳嗽、水肿，因内含多个疾病规律，谓之类病。
当然，随认识手段（技术）的改善，是否单一病，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动中的判断，既往认为的单一病，有可能随认识进步，而发现包含的规律并不单一，但那属于具体知识，这里说的是思路。
在单一与非单一性这两类病中，仲景的诊断思路，其首诊的，是单一病。并且，因为之前的《内经》等尚未建立起这一诊断思路，我倾向认为应是仲景首创的，如凡咳嗽为主症者，《内经》皆谓之咳嗽病，因其只有咳嗽病，而《金匮》则有肺痿、肺痈等。
并且，因仲景将这一思路推及书中每病，说明这一思路已形成为一种诊断模式，这是重大的诊断理论。
与病规律相对的，是人体生命规律。在仲景处，诊人，处在诊病之后的序位。因为客观上只能如此。
诊病与诊人，即是当今谓之辨证的内容。
张仲景诊的是单一性病，但在具体的病上，因为受限于诊断技术，完成度不一，或者说单一性程度不同。使有受限于诊断条件的不得已存在，比如书中的咳嗽病、黄疸病、腹满病等。但无论其完成度如何，他的这一思路都会在场，都会有痕迹。比如肠痈与蛔虫病都以腹痛为主症，但都独立成章了，心痛病、腹满病、寒疝病是除去肠痈与蛔虫病后的存在，正如书中的咳嗽是除去肺痿、肺痈病后的存在。有意识地观察仲景的这一诊断思路，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仲景原著。
一直以来，对仲景书中文字所载的知识继承较好，而关于其思路尤其是诊断思路的部分，只有辨证论治一个解读立场。其利，在于最大可能地保存了中医学的原状，而其弊，近年方证学说的兴起，已从侧面给出了回答。有鉴于此，故下篇部分即以单一性病为观察目标，视其于各病中对这一诊断思路的执行情况，并分析各种情况的形成原因。
总结书中单一病的诊断凭据：
一是病因。这可以是最确凿的诊断依据。比如蛔虫病的蛔虫、肺痨的痨虫。
但《金匮》全书做到这种专指性的病因，只有蛔虫病。更多的还是传统的认识，尤其强调的是外感病邪。它们在诊单一病时意义何在？
一方面，外感病邪与蛔虫、疟邪、痨虫等不同，所指非常复杂。主要指的是身体对邪的反应，但此反应既可以是身体的原因，比如迁居某地的水土不服，因只发生于部分人，故知主因在人；也可以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变化太激，超过一部分人的适应能力，主因仍在人；还可以是烈性病原微生物即戾气为病，主因在外邪。因为判断基于的是病人的身体状态，所以与其说是病因，或者作为病性可能更合适些。在不能清楚分辨传统病因含义所指的情况下，很难依据其确诊一个单一性病。
但另一方面，当其范围能够缩小，因素相对集中些时，说明已能有所排除，是认识上有所推进的表现。比如《金匮》对血痹病，述其病因几乎无所不包，或者说什么都不能排除。但奔豚气病有“皆从惊发得之”“皆从惊恐得之”。在全书甚少直指情志因素的情况下，此病于同一条中连着强调了两次，当然是有辅助诊断意义的。比如一些单一病发病与情志刺激有关，这就排除了有类似临床表现但与情志病因无关的单一病。只是需要做病因与诱因的区分。
在一个大的流行病中，身体对病邪出现“长幼率相类似”性的反应，体现的只能是致病因素的性质。
二是临床表现。有些病的临床表现非常独特，辨识度强，若其并能仅见于某病，则诊断价值也几乎一锤定音，如肺痈病溃脓期的痰。中医学的病名概念绝大多数是从临床表现定义的，这样的主症就可以作病的诊断使用。
张仲景并不是对所有病都从概念述起，“不说”发生在广泛知晓，不必说的场合。不必说的原因有二，一是病名如咳嗽、呕吐这样的症状时，二是病名如伤寒这类《内经》中已多有阐述，众所周知时。是其书写惯例。
不但是主症有此价值，伴随症状也有辅助诊断的作用，比如肠痈，主症腹痛外，并有发热伴随：“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之外，仲景还特别善于利用排除法以诊断。所利用的是正常情况，如无热、无寒、不渴、自能饮食、小便自利等。但其不是将人体所有的正常处都历数一遍，而是有所取舍，当然是因为正常里带有对某些病的鉴别诊断价值。而不是所有的病都以同样的局部正常作为观照，则是因为所病不同之故，即决定何处的正常有诊断与鉴别诊断价值的因素，乃是所病。
三是病变过程。内容可包括以下三项：
① 疾病演变过程中的内容。如果疾病所含的自身规律足够单一，则几乎每一个病的病变过程都是独特的，如肺系疾病只有肺痈呈现表证期、酿脓期、溃脓期过程。
② 病变过程所需的大约时间。如“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具体时间每病有异，或更准确地说，不可能每病相同，故可利用以诊断。
③ 转归或预后。如疟病不愈，转为疟母，黄疸不愈，转为黑疸。
传统手段下，急性病时的病变过程，因更易被观察，对诊断的意义要更高些。故中医学于外感热性病建树最丰，伤寒与温病学构成了中医学两大重要学科。
四是分类。分类亦是诊断问题。每病分类不同，因每病规律不同。在属单一疾病规律的病时，这样的病其分类能较具独特性，即能较充分地反映该病规律。通常这时的分类反映的其实是疾病的过程。如肺痈病的表证期、酿脓期、溃脓期分类。广有影响的以“六经钤百病”，即百病皆以六经分证的观点，一定不是仲景的意思。
分类不能被病变过程取代的，是其中属人规律占主导地位的那一类。如虚劳病。
单一病中，若病人显现的病规律不够典型，则需充分考虑是病人个体因素的影响。人因素的这部分若亦能显现出某种规律，就也能在分类中占一席之地（如疟病的牝疟）。否则将只在具体治疗时作为一个局部存在（如肠痈病薏苡附子败酱散条的“身无热，脉数”）。
即是说，于分类部分，也能较集中地看到仲景诊断思路里诊“人”这一义项。
五，其它。
至于病机、病位、病性等，意义不一。
在单一病时，病机、病位、病性揭示的是对该病更细处的认识，相仿于西医学对疾病更进一步，是从组织、细胞，乃至基因的方法，中医学则是从脏腑、八纲、气血津液的角度再推进一步。如对肺痈病病理的认识是“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金匮·肺痈》），其“进一步”体现在对治疗的指导性非常强，能高度控制（指定）方剂的选择。
而当属类病（非单一病）时，因病名只是一个症状或体征，什么也未能揭示，诊断只能下放到次一级的“分类”，使其以分类的身份，起“代使病权”的作用。如咳嗽病的外感与内伤，水肿病的阴水、阳水，黄疸病的阴黄、阳黄等。
如果说单一病时分类亦用病机、病位、病性，但它是尽量地突出重点，尽量排除，尽量少；而类病时分类所用的病机、病位、病性，则是旨在尽量地全面覆盖，尽量收纳，一个都不能少。
缺乏“病”指导（规约）的病机，对诊断疾病的意义较弱：痰热咳嗽病人不是依据疼痛的特点或舌紫等判断为瘀，再进而可诊断为肺痈，而是相反，是由肺痈的诊断而后断其病机是痰瘀热。它如中风病风火痰瘀的判断等都属此类情况。
关于病位，中医学主要是脏腑定位，但因中医学的脏腑不受器官限制，使在依据其诊断单一病时较弱。当然，情况复杂，如“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素问·咳论》），因“五脏六腑皆令人呕，非独胃也”之类不能成立——虽然呕吐都可解释为胃不和降，却并不等于凡呕吐皆有胃病存在，而咳嗽病却总脱离不了肺，肺这个病位，于单一病的诊断中在一定程度上有辅助作用。
而虚证类、实证类，寒证类、热证类，甚至阴证类、阳证类等，这些证都包括了人的身体状态因素，不完全是病规律的反映。它的正面意义是，总有一些病，是一时难以诊断的，比如一些常见病的不典型者（所谓“疑”），或是一些新出现尚未认识的疾病，这时对人身体状态的脏腑八纲等性质判定，至少对参与疾病的人因素这一部分能有所诊断。即便是以病邪为主导因素的外感病，因中医学不是直接对着病原微生物针对性打击的治疗方法，这种诊断也能有其指导意义。
但无可否认，类病时以病机、病位、病性“代使病权”的诊断是不到位的，对治疗也指导不力，控制不到。比如胃脘痛，即便是最常见的寒邪客胃，不同的《中医内科学》教材中所给的主治方就存在出入。
在张仲景，正是因其诊断思路主张的不是类病，当其不得已只能以类病的形式出现时，会在分类上表达出他的不妥协。这就是尽可能地寻求突出重点。如痰饮病，当时的主流学术是五脏饮分类法（因是主流学术，故不是引述），但仲景未取此法，而是以四饮分类法为主法（以此法统率治疗），即便此法尚影响不大（故需引“师曰”），且未完善（如支饮内容很不单一），只是因四饮法较五脏饮法更能突出饮病的重点。正是因为张仲景在类病上也表现出其思路不一样，故使也有探讨必要。
以上诸项对诊断单一病的意义，有“专指”与“缩小指（缩小诊断范围）”两种情况。前者是一锤定音性的，后者则是辅助性的。而若病名是一个临床表现，一般而言，都属排除单一病或单一病倾向的病之后的诊断。如咳嗽病是排除肺痈等病、小便不利病是排除水气病、淋病之后的诊断等。
如此，本书的下半部分，将对篇中疾病诊断部分的内容，从病因（专指？缩小指？）、临床表现（主症、伴随症、以排除为目的的正常局部）、病变过程（演变内容、演变时间、转归、预后）、分类（病规律类、人规律类）、其它（病机病位病性于单一病时的专指、于非单一病时的缩小指）诸方面，以归纳分析的方式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