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4 三类属性

《金匮》的全部内容，可以按其性质，分为三大类。把握住这三类内容的性质特点，将有助于对它的理解与运用。

第一类是疾病表现的临床观察记录，第二类是医学经验，第三类是对原因机理的认识。

这三项不同性质的内容，与客观事实的相符程度、或者说真实度是不完全一样的，它们的意义也不尽相同。阅读者对于它们需有自觉区别意识。个人认为，疾病观察记录为真实所见，可以相对信任；经验极珍贵，应予尊重；至于对原因机理的思辨分析，则因其多有假设，又证据参差，是阅读理解时最必须小心对待的内容。

4.1　疾病观察记录，阅读的入门路径

4.1.1　记录源于实见，实见值得信任

张仲景的著作中，有大量疾病表现的临床记录。这是理解《金匮》的入口路径。

仲景时代与今天，医者面对的都是病人。因为人是稳定的，人的身体疾病也就有稳定性，那时有的，今天许多仍有。病是客观的，病的表现也同样是稳定的，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只要是相同的病，其临床见症就有其同一性。这些临床记录就是带领今人进入那时医学的路标记号、理解那时医学的路径线索，循着它，就能进入、捕捉到张仲景的临症思路，人们熟记原文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当然，这些临床记录必须没有杜撰的成分，其内容是真实可信的，这一点很重要。

个人认为张仲景记下的都是真实的临床所见。“医者意也”现象在这个环节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没有想象出的病症。

说记录源于实见，其理由有三：

一是从所记录各病表现的齐整性看。有些病记录到的内容相当多，如脾胃与肺系的病变；有些则非常少，如以口、阴部溃疡为主症的狐蜮病，以肢体麻木为主症的血痹病。这与人类流行病学常见病的疾病谱大致吻合。因消化道与呼吸道是直接可与外界相通的系统，大概没有一个人，在其一生之中，从未出现过这两个系统的病变。反之，如果这些记录有人脑思维的加工，则会使其内容齐整得多，甚至会呈现出平均推进展开的面貌。

二是从症状表现的逻辑连贯性看。条文中所述的具体临床表现，有些症状很是给人有“突兀”感——症状出现得出乎意料，症状间的关联性逻辑上难以理解，说明临床表现不是由推理得出。比如狐蜮病记录了其口腔、阴部的溃疡表现后，突然出现了一条述说其眼部的改变；记录了饮停于肺的喘满后，有一条提到“烦躁而喘”（小青龙加石膏汤条）；另一条则说还有心下痞坚、面色黧黑（木防己汤条）等，都不是这些病的常见症状，却又都与临床相符合：前者如肺性脑病，后者如充血性心力衰竭。而寒热往来主症者，只在疟病时记录到其转归有疟母（如疟疾的脾肿大），伤寒病时则未见等。

三是从解剖、生理知识的延续性看。张仲景于《伤寒论》自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之语，显示对《内经》的尊崇态度。《内经》中有大量解剖、生理知识，但《金匮》的疾病表现记录与《内经》的解剖生理知识没有都形成延续性、一致性。如《素问·经脉别论》载有“肺朝百脉”，《素问·灵兰秘典》述及肺主“治节出”，但在《金匮》中并无肺的这些功能的病变记载，说明病的记录亦不是由解剖、生理知识的推导而来。

对于人类而言，用大脑的想象使内容整齐、逻辑连贯、思维延续毫不困难。那么，这临床记录不整齐、不连贯、不延续，却坦荡托出的原因，可推想正是客观所见，且是唯有所见为上。记录的态度里有一个尊重实际的最高原则在。

病症表现部分，不容想象染指，张仲景的笔下没有想象而来的病症，这一点，其实也是所有尤其是早期中医学文献的特点，是中医学有高度默契的一条准则。

4.1.2　实见未必尽真，未必满足信任

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临床观察记录是否绝对可信？或者说有哪些因素不自觉地影响了这些疾病临床表现的真实记录，使其内容在客观上未必尽真，或虽然真，却未必足够支撑得出某个真的结论，使阅读者对其信任需保有限度？

其影响因素如：

一是文字方式所带来的。

书中四诊所得，病人的声音、气味、颜色、情绪、感觉、动态的变化等等，所有的信息，都必须转化成凝固的文字表达。

文字的压力，因其一词多义。如“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谵语，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金匮·产后病》）。其“至夜即愈”之“愈”显然只是诸症日重夜轻之意。再如“急”是《金匮》中常见的表紧绷感的词汇，如“弦急”“里急”“拘急”（俱见《金匮·虚劳》）等，但在“邪气反缓，正气即急”（《金匮·中风》）处，其“急”只是相对于患侧弛缓不用的正常肌张力，正常之意。同一个词，既表病态，又表正常。

文字也会尴尬或词穷：“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金匮·呕吐》）并且这些文字有时还必须经辨析、归纳，甚至判断才能形成。从而使记录有了理解加工的掺杂，而这些环节都不能完全摒弃主观的参与。如书中对病人神志状态，“如见鬼状”（《金匮·妇人杂病》）、“如有神灵”（《金匮·百合病》）、“像如神灵所作”（《金匮·妇人杂病》）的形容，描述已属判断，而二者间的区别标准，更只存在张仲景的心里。

文字尚有自身的特点。比如省文笔法。如“太阳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名曰柔痉”（俱见于《金匮·痉》）。刚痉与柔痉各是痉病的一个分类，若仅症见恶寒、发热、有汗或无汗，是不能诊断其为痉病的，有认为是条文里将痉的主症作了省略。

二是诊察手段所带来的。

相当的记录源于病人的自我感觉。这有它积极的一面，在生命健康疾病奥秘至今仍未获全解的状态下，过度相信仪器的检查，不理会病人的感受是态度倨傲的，很不足取。但它负性的一面是，病人的耐受能力、感觉能力、分辨能力、表达能力等个体差异都非常之大，并不尽可当真。

比如不渴、口渴、咽干、咽干口燥、唇口干燥、苦渴、大渴、渴而引饮、但渴不饮、渴不多饮、但欲漱水不欲咽等等，是书中诊断时重要的分辨依据，但这一感觉却与病人的饮水习惯、环境的温度湿度、食物咸淡、着衫厚薄、运动强度等有诸多关系。

三是记录模式所带来的。

张仲景的临床观察记录都是诊断后作了取舍选择的记录。翻开原著，通篇看到的都是类似这样的：如《伤寒论》242条：“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如《金匮·湿病》21条：“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这些观察记录，并不是纯粹的病情记载，而是在讲述病的诊断问题。也就是说，它已不仅是记录，而是论断。

但论断的依据是否足够？或者说所举见症是否足够作出结论？“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金匮·咳嗽》）喉中水鸡声作哮鸣音解，确实符合客观实际。射干麻黄汤也确实是治疗哮喘的效方。但该方仅适用于哮喘发作期的寒哮证。“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不足够支持哮喘发作期寒哮的诊断。

诊断的立场，必会使其记录时，对疾病的临床表现及病人的主诉重新组织（比如按对诊断的重要性），甚至有所舍弃。同时，这些记录统一的文风表明，不同病人的表述特征是被抹去了的，也就是记录并不是病人的原始诉说，而是作了修正。这些都对记录的真实性形成影响。

4.2　经验极其珍贵，宜模仿勿宜过度解释

原著中最珍贵的精华，最大学术意义之所在，乃是其总结的经验。这些经验覆盖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病因、分类、治疗原则、治疗方法及预后判断等临床医学的所有环节。

这些经验还不仅仅是实用的财富，它还为“道”（指医学观、医学规律）层面的揭示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对现有的医学认识，在其认识之外，尚另有“道”存在的可能性提供了案例性的支撑。因为经验不是对生命完全明了之后的有意为之，疗效也不必一定要在对疾病机理清晰情况下方能取得，对生命健康、疾病的规律，那些治疗利用到的，很可能（其实在局部已经被证实）不限于同一个靶点、环节。经验的获得不依赖对生命的完全明了，经验却对生命的明了有启示作用，尤其是对生命能力的明了。设若治疗的机理真的不在规律的同一个环节上，在现代科学对于人体的奥秘揭示之前，经验背后的机理，可以说对于医学发展带有前瞻性意义。

对待经验，张仲景同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金匮》所论述的病，其内容虽然包括了临床医学的所有环节，但几乎没有一个病是包含了全部的这些项目的，许多病不但结构不全，有些甚至仅有区区2条内容。一本书的撰写一定从谋篇布局开始，体例上如此残破的架构，大概没有哪个著述者不忌。但《金匮》就是在这样一种“不知者为不知”的状态下展开了。

4.2.1　经验珍贵，宜模仿不宜过度解释

4.2.1.1　方与法

经验的珍贵当然在其实用性，使我们面对疾病不致赤手空拳。其中最精彩的，应该是其治疗方法部分。即经方。

说经方在经验范畴，是因其组方理论未明。迄今为止，所有成熟的方剂都由临床慢慢筛选而来，现有的方剂学理论，还完全不足以据其随时组织出一个疗效肯定的方剂，所以方剂学课程的主体都是在介绍过往的方剂（这其中经方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如何随时因病因人组织出一个新方的学问。

以桂枝汤为例，其组成为何以辛温解表药与养血药相配？它的组方奥秘是辛温解表与养血补血的成分吗？为何辛温解表药取的是桂枝？换成麻黄或荆芥如何？养血药为何是白芍？它的目的在于养血吗？桂枝汤证的病人必须有血虚吗？换成当归或地黄如何？没有答案。

另一方面，方剂在临床又普遍被“加减临时再变通”地对待，说明关于配伍要求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在实际中，甚至对方剂被调整加减要否设置底线都未达成共识，对方剂最小功能单元的配伍亦不清晰严格，这一变通空间的宽容模糊性，都说明这是一种处在经验层次的技术性知识。

经验的宝贵更在于，经验并不受限于人的思维，疗效可以不在一个点面上的展开。

比如针灸与用药，显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两种治法，前者对疾病的纠正，可以说是由患者自己完成的，医学对他（她）的帮助，只是在他（她）的特定部分作了点刺激而已。而药与药间也存在同样情况。同为辛温解表的麻黄汤与桂枝汤，显然也不是同一个性质的两种治法。后者尚可广泛用于里证的妊娠恶阻、男子失精女子梦交（加龙骨牡蛎）、奔豚气（加桂）、血痹（加黄芪去甘草）等不同脏腑、不同病机的疾病。

有理由相信，有些治疗是针对某种体质状态的调整。即无论这个人生的是什么病，都必然地带有这种体质的特征，或根本就是因这种体质而易发、诱发。于是针对体质的治疗，就有了异病同治特性。

生命是交响乐，不是单声部的独唱。而疾病可以自愈，正说明了关于健康与疾病的复杂。有多种理由表明，经方疗效的取得，利用到了疾病与人不止一个的渠道与点面。正如渡海既可以用船，也可以用桥，或通过海底隧道，或从空中飞越一样，疾病的治疗也没有被谁规定一定只有一种方法可行。

即便在其与当今主流学术观点有出入时，也不全都意味着应被淘汰。曾治过一慢性肾小球肾炎病人，之前曾作为脾虚阴水，以健脾利尿法被治甚久，我据其晨起头面肿为主的特点，遵《金匮·水气病》“腰以上肿当发汗”原则，用防己黄芪汤，水肿立减。

但这些治法毕竟只是对具体经验的总结，它零星分散，不成体系，适用的条件与边界都未能言明，有时甚至表面看来原文的内容自我矛盾。如既说“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下条立刻又说“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金匮·呕吐哕》），阅读时要细加体会。

4.2.1.2　断与诊

方剂是治疗方法，需以正确诊断为基础筛选。《金匮》中诊与断的经验，既未过时，也未被当今中医学全部吸纳。举例而言，如“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旋覆花汤主之”（《金匮·五脏风寒积聚》）条，出现了两个事涉喜恶的“欲”，前者喜按，但并非虚证；后者喜热，但并非寒证。提示普遍认为的“寒热之象可假，喜恶之情必真”诊断理论存在以偏概全。

亦曾治过一个背心部位手掌大的区域疼痛不已的老人。来前已经过西医学的全面检查，毫无发现，于是某权威给服小量激素，病人不敢持续久服而转看中医。因《金匮·痰饮病》有“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手大”语，推断其痛由寒饮所致，予苓桂术甘汤，三剂而愈。

而“断”又源于“诊”。当今虽已不乏各种现代仪器，但其检测结果对中医学的诊断意义仍然未明，中医学的诊法仍然还是以传统手段为主。

在《金匮》中体现最典型的应该是脉学。在张仲景那里，显然是没有“心中了了，指下难明”困扰的。怎样看这一现象？

某家的门是指纹锁，它常常只对儿子开放，而将其母与祖父拒之门外。后来其母发现，当她湿润或捻搓了手指后再操作，那门就能应声而开。可是祖父也如此这般一番，锁却依然冷漠不应。原来指纹也会老去。子、母、祖，湿润前、捻搓后，指纹究竟有何变化？一般人道行不够，看不出、摸不出，但在“专门家”的指纹锁那里，清晰度显然是真实客观的。

盲人的读物对明眼人而言，摸在手下一团模糊。芭蕾舞鞋对普通人而言，只以足尖站立也已困难。脉诊也是一种技艺，也是需要苦练其功的，舌诊何尝不是？察色何尝不是？判断病人的性格类型、心理状态又何尝不是？曾治过一个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复诊时说：“中间其实去看了另一医生，却使一诊后已明显减轻的症状又全部回头了。对比了处方，也没改药啊。”是未改换，但少了一诊时的四逆散。因该病患既自我否定肝郁的存在，肝郁见症也不突出，而被前医忽视了吧。

中医学最大特色的“诊”，是对其微量改变或者说功能性改变的重视，不放过病人的主观感受、外在体表的表现等一切可收集的信息。所谓“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为此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医者的感官系统。可是因为社会知识结构的改变、模式化教育的全面普及、专业化实验性研究的推崇，使今人获得知识，几乎只有听书本、专家说这一种途径。在学问中，个人感官获取信息的意义都被轻视、被忽视了，而感官因为不用，也都大大地钝化了，甚至心灵手巧这个词都冷僻了。

诊法问题在当今中医教育中情况严重。既有主观上对利用医生的感官系统诊察疾病方式的不自信，又在中医教育的实施中欠缺相应的技能训练。

以上说的是脉诊的可能与可信。至于脉诊的意义，“病咳逆，脉之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其脉何类？”（《金匮·肺痈》）意思是，凭症状尚不能诊断的时候，可求助于脉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等等，都是借助脉诊以早期诊断的意思。因为内在的变化总是发生在体表有所见症之前，脉诊是那时的中医学窥测内部变化的途径。

4.2.2　经验不是真理，存在不足

但无论如何都需承认，经验毕竟不是真理，在客观性、必然性上存在瑕疵。尤其是经验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稳定重复，但原著中这些条件却往往是不清晰的，或者根本就是待揭晓的。

经验客观性的疑问空间如：

如前所述，《金匮》的疾病表现记录，实际上是一种论断。这一论断立场，不但使记录与经验纠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论断是主观意志行为。

纯粹客观的记录应该如一个旁观者般不介入，论断则因为属于创作，故一定有主观的成分。这种论断若将其理解为某种个人经验也未为不可。正如一个缺乏这种经验的人，不可能凭“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而判断出这是因为内有燥屎之故。

一部《伤寒杂病论》，每一条原文都是有判断的、有诊断的，没有待知的类似“非典”（“非”的意思只是说了“不是”什么，而未说“是”什么）状态的病证。即便有些病证仅一两条原文，也还是有了诊断，也还是在论断。这不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

当然张仲景在主观意识上，显然并不是会假扮知道之人。否则不会一个伤寒病占全书一半，其余所有病占一半，而这其余所有病里，各病条文数又严重不均衡，不均衡到不惜为此破坏了篇章结构的地步。他是宁可如此，也不假扮“知”。

论断的立场或会在心态上导致不再试图尽量收集、补充病的诊断资料，不会对诊断标准产生反复确认的要求。因为论断是在已经有了判断和结论基础上的结论。但这并不等于诊断所需的见症记录已然足够。

在《金匮》中，病的诊断一般有两种样态。一是前人已确认的病，张仲景会略过不提。可能他认为这已人所共知。虽然这并非是不必要的。姑且不说其伤寒病所指的长久争议，《金匮》中如疟病，虽然它也是一个早在《内经》中就出现的病种，张仲景惯例地未再言说，但仍是有重大疑问，如既然疟病不可混淆在伤寒病的少阳病中，那它与少阳病如何鉴别诊断？二是张仲景自创的，或那时的医学新近确认的病。张仲景会在著作中，阐述其诊断标准。如“狐惑之为病……”“阳毒之为病……”；或“百合病者……”；或“何以知此为肺痈？当有脓血”；或“……名曰水分”“……名曰血分”等。但很明显，仅仅依据这些条文中所记录的见症，并不足以作出这些病的诊断，甚至时时会有不知所云之感，有的疑团直留至今。如阴毒、阳毒、溢饮、石水等。

就诊法而言，“形诸外”的观察所得是非特异性的，不但不同的病可以有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外在表现，一个病的病况也不一定在体表悉数皆有反映。在自然的状态下，这种依据临床观察诊断疾病的方法，就非常依赖一个医生所接触的病例量。所以一部《伤寒杂病论》，一个伤寒病的内容独占全书一半的比例。而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流行性疾病会率先被认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的同一病种。但正如当年发热患者不尽是SARS一样，中医学史上，类黄、类疟等词本身就已说明此种诊法的不足。

古人“滴血验亲”法今天显得荒唐可笑，是因为有了“指纹”“DNA”技术。今天的中医学几乎每病仍都强调“四诊合参”，说明尚未找到诊断的“指纹”或“DNA”。

传说中，扁鹊医术的神奇首在于诊断，在于他能透视病人的内在变化：“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就是说，中医学并非一早就有一个拒绝了解病人内在变化的立场。我更相信，这立场是在与西医学的交锋中情感受伤的产物。无论如何，诊察手段如果一直局限在观察者的感官肉体，要发现观察对象的内在机理将是非常困难的。

当疾病流行表现为常态散发时，这一不足会加剧。病例数的有限，使一个医生所记录到的同一个病，其表现可能是未全的。比如梅核气病，在《金匮》中就仅有一个证型，半夏厚朴汤证。

若这种散发的病又是一个病程漫长、经历多个病理阶段的病种，就甚至有可能被分属到不同的病中，或者不同的病被归入同一个病里。比如黄疸与女劳疸、黑疸的关系，在《金匮·黄疸》14条中即被混淆在了一起，一团模糊。

这不是《伤寒杂病论》的个别现象，现有可见的中医学的文献，几乎都是这种状态，是中医学全部的文献共呈的样态。从有文献记载开始，持续了几千年。如此的不约而同，如此的普遍性，让人感到，反映的并不完全是认识所处的阶段问题，而有方法论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是没有解决好的名实问题的文化体现。“医者意也”之说能站住脚，不能说与这一文化立场无关。

经验虽也是一种知识，却多是尚未能清楚言说的前知识。经验性的特点，使对它的尊重不应该是在随心所欲的妄加解释，而是在对它的模仿、对方剂组成用法尽量的不改动不更动。而对疾病的经验性诊与断，因其所占的客观事实既不是全部，也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远不足以担当全部、绝对、唯一的诊断标准，不足以支撑住对治疗的全面指导作用，对它们需持以有限的信任意识。

另一方面，经验本身虽只属前知识，并不能与真理相等，但能历经如此长时间实践检验而不败，必因有客观规律存在其中。经验的不足，在于它与清晰明确言说客观规律的距离。经验实现条件的研究是现阶段可行的研究。

4.3　思辨多有假设，注意仲景态度极克制

《金匮》第三类性质的内容是对疾病原因机理的阐述。说它属第三类性质的文字，是它们既不属临床实见的疾病表现，也不尽属经反复验证、筛选淘汰所累积下来的经验，而是主要以大脑分析思辨的方法取得的有很强探讨性的认识。

思辨集中地出现在对病因、病理两个方面的解释时。

其中病因的解释中，不乏经验的基础。因为不同的病，其病因所指是不一的。如指湿病病因是：“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暍病的暑湿之证是因“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肺痈病是感受风热之邪：“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奔豚气与情绪有关：“皆从惊恐得之”，酒客吐血是因“极饮过度”；同为新产之后的常见症，却认识到原因不一：“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等。这种不一，当然与临床观察所积累的经验有关。

但我仍认为它更多的是属于思辨的范畴。

这里对经验与思辨的界定方法是，经验具有可操作性，是现实的、具体的、技术的、细节的，当其所需的条件都予满足的话，再现性较稳定，重复性较强。而思辨则不太具有可操作性，它或是无具体细节的、抽象的、不现实的，使其很难证实；或是虽有细节，但包罗众多，无所排除、无所指向、无确定性，而很难证伪。

举例而言，如《金匮》对血痹病因的阐述，言其“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在这段阐述中，血痹的病因有：①　尊荣人；②　骨弱；③　肌肤盛；④　疲劳；⑤　汗出；⑥　卧不时动摇；⑦　被微风，共计七项。血痹不是一个常见的病证，《金匮》只积累到两条关于它的原文，这么少发的疾病，这么缺少认识的疾病，甚难依靠经验清楚总结到其病因，但却能讲述得如此明白，此其一。其二，这个疾病原因的一半以上，都是日常生活中极寻常的状态，而当时的医学（其实即便今天亦是）并没有条件对这些原因进行甄别排除确认。其三，若果是认识如此清晰，就应能解释为何“病因”如此常见却只有极少的人罹生此疾的问题。故这里的病因，其真实性与精确性实在是成疑。

再以文中的汗出之因为例，痉病时是：“发汗太多，因致痉”“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不可发汗，汗出则痉”；肺痿病是：“或从汗出”；历节病是：“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汗出入水中”；黄汗病则是：“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等。虽有或是责之汗出津伤（前两病），或是责之汗出腠理疏松，感受水湿（后两病），但汗出实在是太常见于日常生活，其与疾病的关系既很难否认、也很难确认。

当然，张仲景的病因认识里一定有经验之谈。但因其所述病因多属生活中的常态存在，如风、寒、汗出、忧伤、房室伤、疲劳、虚之类，既无法否认，又无法指认；无法量度而又难以避免，正是从这一点而言，我更愿将其作为思辨的内容。

而《金匮》中阐述的病理，我则倾向于认为，其思辨性色彩较病因部分尤要浓烈些。

其理由有二：一是这些知识似属解剖、生理、病理，却又明显与其相悖，提示这些知识的来源并非实见，信度成疑。

如述百合病的病理是：“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但显然百合病不是全身血脉的病变，此结论不可能是因看视过病人的血脉而得。又述妊娠六七月腹痛，“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按字面理解，“子脏开”有宫口开之意。“怀妊六七月”腹痛，若真的宫口已开，那是早产急症，但本条以内服药“附子汤温其脏”安其胎，《金匮》注家将“子脏开”作“虚寒”解，知其“开”非是真“开”。又痰饮病，述狭义痰饮是“水走肠间”，溢饮是“饮水流行，归于四肢”，悬饮是“饮后水流在胁下”，实在是失之简单了。而简单是因为很难想象。因为事实的真相永远比想象的复杂。当没有经验可借助时，“充满想象”其实是伪命题。至于前文述及的膀胱与子宫（见《金匮》产后病7条、妇人杂病19条）混为一谈，血室与子宫关系不清等，更显示出这些病理应属大脑思辨的结论。

二是与治疗分裂的“虚”。《金匮》似乎隐隐有一种倾向：对不甚清楚的病、少见病、见症特别的病，对其病理的解释会自动滑入“虚”的立场，似乎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观的活用。如胸痹是虚：“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中风病是虚：“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泄，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不遂”；历节病是：“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搏，即疼痛如掣”“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痛，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血痹病亦是“血痹阴阳俱微……”；等等。但其虚并不悉等于病机的认定，治疗时并不受其影响与限制。如胸痹的栝蒌薤白剂即是祛邪剂而非补益剂。中风病的认识更是已被“更新”：是内风而非外风，以实证为主而非虚，其邪是风火痰瘀而非其它。

思辨多属假设，假设难免有与真实的不符。这里之所以用“假设”一词而非“假说”，因假说是有条件的，而随意解说甚至连假设都属不上。

当然，假设亦有它的意义，因为它是靠近真实的途径，尤其是，中医学的假设多以经验为基础，这样的假设是某种程度的持之有据，即思辨的可贵是它有某种科学假说性，尤其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思辨。

经验亦为假设的验证提供了途径。如吴有性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它“有天受，有传染”“从口鼻而入”“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众人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属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感染性疾病的病因观已呼之欲出。

思辨的不足当然是它欠缺实证。既欠缺实证的过程，也欠缺实证的意识。这一点在当今仍未有改过的主观自觉。果树上总有一些花不会结果，称为“谎花”。中医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假设不等于真理！它需要被证实或证伪，在未被证实或证伪之前，就是一个藏下“谎花”的果园，它的灿烂不等于等量的果实。同时我们自己主观上也要尽量克制住对疾病或经验随意地做如此性质的解释。

作为先行者，张仲景对思辨却是极端克制的，且是一种主观上的自觉态度、刻意的行为。可惜尚未引起学界注意，因而也就更谈不上被学界重视。

仲景的这一态度本书将在论七“张仲景的学术个性”篇“不放纵思辨”及论十“与《内经》关系”篇的“关于机理思辨”两个章节阐述，详见彼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