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新加坡模式：挑战与前瞻

拿捏大小软硬道理之间的平衡

·吕元礼[1]

内容提要：新加坡独立时政评论专家蔡裕林先生的《新加坡模式：挑战与应变》于2017年5月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发行。吕元礼受邀为该书作序。

关键词：新加坡模式；人民行动党；李光耀；李显龙

这本解析新加坡模式的著作，不是要叙述它过往的辉煌，而是要揭示它面临的困境。2011年5月举行的新加坡大选，被视为该国政治的分水岭。此前的2010年，新加坡在“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廉洁排行榜中与丹麦、新西兰并列世界第一；其GDP也较前一年增长14.5%，名列世界第二。在外人看来，2011年举行大选，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应该占有优势，取得佳绩。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大选中，该党得票率为60.14%，成为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的新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共获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新高。这表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New Normal），即人们不再满足于政府的清廉高效乃至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幸福。面对挑战，新加坡政府积极应对，新加坡模式也变化创新。本书收录了蔡裕林先生写于新加坡进入新常态以来的五六年间的时政评论。章前篇后，都打上狮城的时代烙印；字里行间，更刻下作者的严肃思考。

实际上，直面“挑战”，积极“应变”，本身就是“新加坡模式”的内在要求。本书引述了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如下答问。当记者问及“新加坡模式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时，李光耀说：“没有什么本质可言。如果有，就是一种有能力持续调整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模式。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本书作者认为：李光耀所谓的“没有什么本质可言”，意味着这个模式源自西方；而其所以又与西方不同，就在于它是“一个有能力持续调整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模式”。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治理能耐，让新加坡“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

这就是说，新加坡模式是在秉承西方民主、法治的基本价值理念或大体制度框架的基础上，依据本国国情“因地制宜”的产物和因应时代变化“适时而变”的结果。基于上述认识，蔡先生指出，对于新加坡的治国模式，当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以国家治理的独特性需要为依据，另一种则以普世价值为依据。前者认为新加坡“虽有民主宪政体制，三权分立的架构和机制”，却应该因应“国情的需要，在治国过程中，突出务实与绩效，并以法治国，在渐进中建设国家”；后者强调“国家的治理，应按照三权分立体制运作，人民应赋予完全的言论自由，让政党轮替体现体制文化”。在比较了上述两种看法之后，蔡先生断言，历史的事实和教训是：“国家治理绝非有了体制或良好的从政意愿，就可以让政治发展一步到位，成功唾手可得。”换句话说，治国理政固然要秉承那些立意高远的价值理念和逻辑严密的制度框架，更要从此时此处的实际出发，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实事求是，脚踏实地。

一般来说，西方自由主义者乐于站在应然的立场，通过高举“民主是什么”的理念来“校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践，以便让现实趋近理想；反之，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政府领导人总是站在实然的立场，力图通过“民主不是什么”的反思去质疑西方的民主原则，从而让理想符合现实。现实中的圆都有不圆之处，那个没有任何缺口的纯粹的圆，只有圆的定义。同样，现实中的民主都有不够民主之处，那个没有任何缺陷的纯粹的民主，只有民主的理念。这里圆的定义或民主的理念，就是它们的“应然”——即应该的样子。一方面，画圆或建设民主，只能在现实中进行；容不得一点缺口或一丝缺陷，就只能让圆或民主停留在抽象的想象，而不能将其落实为具象的事实。另一方面，画圆或建设民主，又须秉持其应然的定义或理念，并借此对现实不断给予批判、纠正。唯其如此，才能画出日益圆满的圆，建成日臻完善的民主。

2011年5月大选之后，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又迎来接二连三的挑战与考验：同年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受该党支持的候选人在多角战中（四位参选人）仅以35.1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2012年5月、2013年1月举行的两次补选，人民行动党都以失败告终。此外，2012年11月，新加坡出现了26年以来的首次罢工；2013年岁末，又出现了44年以来的首次暴乱——小印度暴乱（后改称骚乱）。与此同时，2013年新加坡政府精心编制、国会多数通过的人口白皮书，遭到了许多民众的尖锐批评与激烈抵制。这些无疑让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深感危机，不得不在小心谨慎的探索中适时而变。其间，反对党跃跃欲试，静观其变；老百姓群情亢奋，人心思变。本书记录了身处其变的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可以当历史读，提纲挈领；可以做时论看，夹叙夹议。

建党之初，人民行动党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宗旨。执政之后，其指导思想及政府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左向右的转变，即从更多的社会主义转变为更多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拉开了国民的收入差距，造成了普通民众特别是收入偏低的底层民众的不满。这也是201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下降的重要原因。2011年大选之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政策逐渐从偏右走向“中间偏左”，即从更为强调增长发展的硬道理调整为特别注重公平公正的大道理，从更为关注做大蛋糕调整为特别注重分好蛋糕，并注意不从走向偏左变为滑到极左，力求在平衡中稳步前进。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也在2013年的干部党员大会上重提民主社会主义的宗旨，但又强调不搞意识形态。政策、理念的调整，往往与思维、作风的转型相伴随。蔡先生在书中指出，上述改变因应了从李光耀时代到后李光耀时代的转变——前者更多是家长式领导，后者更多是朋友式作风；前者更多一些“亲商”“亲新加坡国家”，后者更多一点“亲工友”“亲新加坡人民”；前者的思维是“听我们说，跟我们走”，后者的思维是“相信我们，携手前进”。

2015年9月11日举行的最新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9.86%，较上届大选的60.14%高出近10个百分点，成为该党自1980年以来的国会选举中取得的第二好成绩。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还夺回了在两年多前的补选中失去的一个议席，赢得89个议席中的83个。政策、理念的调整，思维、作风的转型，是人民行动党大选取得大胜的重要原因。李显龙总理指出，选举结果向外人宣示，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仍能找到制胜的秘诀，继续前进。同日，李显龙又通过面簿发布了题目颇为感性的总理告选民书——《给你留了位子》（I’ve Saved a Seat for You）。他说：“我们欢迎每一位想要参与打造我们的未来的新加坡人，与我们同席而坐。我给你留了位子，请加入我们，与我们并肩合作。”

本书最后一篇时评题为《转型挑战：应变与路径选择》，写于2016年11月。其时，距离2015年9月举行的大选过去了一年有余，新加坡在经历了政策从偏右走向中间偏左的调整并取得成功之后，又面临“GDP的持续下调，失业率的上升，生产力徘徊在低端水平”的新的挑战。面对眼前挑战，当然要靠增长发展以做大蛋糕；最终走出困境，还要依靠公平公正来分好蛋糕。实际上，增长发展与公平公正是一对难以分解、相伴始终的矛盾。这里，增长发展是硬道理，公平公正是大道理。硬道理大不过大道理，因为它是小道理；大道理硬不过硬道理，因为它是软道理。新加坡及其模式要能继续成功，必须化解不同道理之间的矛盾，拿捏大小软硬之间的平衡。读罢本书，笔者对新加坡及其模式抱有更多的信心，因为笔者对作者的悉心观察有信赖，对本书的理性分析有信任。“假以时日，走出困境，当可期待。或许，这就是新加坡深具创造力的独特模式所赋予的能耐。”这是作者撰写本书留下的结尾，也是笔者阅读本书收获的结论。

[1] 吕元礼，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