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上海股票认购事件和深圳“8·10”事件

股市办公会议确定了上海、深圳股票公开发行股票的额度后，由于供需矛盾突出，采取什么样的股票发行方式一直是上海、深圳地方政府担心的问题。在我国股市发展初期，上海和深圳都出现过股票发行混乱现象，教训很深刻。首先是1991年上海发生了股票认购混乱的情况。遵照国务院领导批示，当时由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人民银行各派1名同志到上海对8月下旬的股票发行混乱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我陪同国务院研究室的修培生同志进行了此次调查，调查报告记录了当时上海股票发行情况。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上海市民股票投资热一波高过一波。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普遍增加。6月底，上海又有20亿元国库券兑付，居民手持现金量增大。国家几次下调银行利率，使部分居民储蓄热情锐减。为了获得较高收益，许多居民急切需要为其手持现金寻找新的出路。加之深圳股市早期投机者获取暴利的诱导，以及看好上海股市行情，使上海市民对购买股票具有前所未有的热情。深圳等外地来沪携带几十万元巨款的投资者也使上海股市热上加热。一方面，股票需求过热；另一方面，股票供给十分有限。此次上市股票总共只有8000万元，于是引发了上海部分市民扶老携幼，竞相排队的购股狂潮。

当时规定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应于8月21日上午开始发行，但在20日下午上海万国证券公司3个销售点已自发排起长队。至晚上8点左右，云南中路、武定路等地段都形成了近万人的认购队伍。至半夜，认购队伍越来越长，一度场面混乱。面对如此意料不到的大规模认购队伍，治安力量相对不足。面对此紧急情况，经有关部门商定，一方面将销售点改到三个大体育场，另一方面为保障广大认购者的人身安全，上海市公安分局采取应急措施，发放预约券疏散人群。至21日凌晨2点起开始发放预约券，大批拥挤人群才开始疏散。

但至21日上午，一部分已领到预约券的认购者仍不肯散去，更多的新来者络绎不绝，认购队伍越来越庞大。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政府统一协调各有关部门的行动，加强治安力量，迅速发放预约券疏通了道路，防止市民受到伤害。自8月23日到8月27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营业部在静安工人体育场、黄浦区工人体育场、普陀体育馆3个临时销售点共发售认购证30 961张。

8月24日、25日，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代理发行飞乐音响、爱使电子增发股票。23日下午2点多，各发行点门口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威海体育场3点开始进场排队，4点多一场暴雨使队伍一度被冲乱。经过几番整顿，到晚上9点多，人群终于分成五路编组在体育场上坐下。午夜，虹口体育场外大约有1万人，静安体育馆外有8000人左右，威海场内有4000人，场外也有3000多人。虹口分局23日下午抽调了100名公安干警、60名纠察队员，加上工商银行纠察人员200人维持秩序。虹口体育场能容纳3万多人，秩序较好；静安体育馆只能容纳3300人，为安全起见，未开大门。总指挥部紧急磋商，决定借五四中学再开一个场子，1点左右静安体育馆大门被抬起冲开，与此同时五四中学大门打开，经在场干警全力维持，人群分流进入两个场子，除两人在拥挤中受轻伤外，无重大伤亡事故发生。进场后，工作人员反复宣传保证每个进场的人都能领到对号单，要求大家听从指挥。静安体育馆人员全部坐观众席上休息，五四中学人员排成六路纵队，在操场上一律就地坐下休息，不得站立走动，以免队伍混乱。到凌晨四五点，虹口体育场、静安体育馆、威海体育场、五四中学4个点，购买股票的人全部进场，在指定的位置上安然就座，秩序稳定，静候发放对号单，总计4万多人。24日、25日正式发放对号单，在几个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始终秩序良好，做到了排队的人一人一券。

上海成千上万人认购股票，堵塞交通，引发混乱现象，存在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股票热的根本原因是股票供需缺口过大，因此应考虑适当增加股票上市量。其次，尽管承销机构做了充分准备，但是对投资者的购股热情估计不足，选择的地点也不够理想，地方小，又在市中心（后来被迫改变），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及公共交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后，股票发行方式有待改进，在股市过热的情况下，采取“一窝蜂”抢购股票、几万人排队的方式总会对社会安定造成影响。

在这次调查中，调查组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万国、申银证券公司的负责人及在股票问题上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提出今后股票发行采用“邮购”认股的新方法，即由购股人根据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向承销机构写信要求购买股票。为了防止上海1300万市民集体“邮购”，写给承销机构的信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信中必须要有一张回信信封，该信封须贴足邮票，写明申请人的有效地址、邮政编码、姓名并附一份身份证复印件。

·信中必须附有一张为此次购票存入金额3000元或5000元的存单影印件。

·按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写明认购的股票名称及数量。

证券公司在剔除不合条件的信件后，按信封向申请人寄回认购卡，然后按认购卡上的编号进行公正抽签。抽签后，中签者交款办手续。这一方案的缺点是可能增加邮电部门的工作量，但可杜绝排长队的现象，同时也符合“公正、公开、安全”原则。

此外，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还提及从上海股票热中看到居民手中有着巨量的资金。这批上市企业都从股票发行中得益，有几家企业反映原来企业苦于没钱，现在却为资金用不完发愁。国家也从居民手中筹集了资金，把消费资金转为生产资金，把手持现金转为国家长期投资资金。实践表明，股市大有所为，可考虑在浦东扩大股份制、股票发行试点，筹集几百亿元资金，加快浦东开发步伐。

上海发生的股票认购事件没有引起深圳的注意。深圳拿到股票公开发行额度后，在股票公开发行额度和股份制试点资格审批方面一直协调不下来，结果准备批股份制试点的企业得不到股票公开发行额度，得到股票公开发行额度的企业又得不到股份制改制的批复。因此，虽然额度给了深圳很久，但是股票却迟迟不能进行公开发行。

当时深圳地方政府成立了证券市场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股份制和股票发行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如下：一是领导和推动深圳证券市场的筹建和发展；二是领导制定深圳证券市场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及工作计划，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三是审批上市公司的发行计划及资信，查处证券业违法行为；四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地方政府报告证券市场发展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老百姓听说深圳要发行股票，早就闻风而动，全国范围内甚至出现股民大量收购农村身份证的现象，据说有一麻袋一麻袋去收购的。按照当时的股票发行办法，认购证限量发行，需要用居民身份证购买，还规定了一张身份证只能买多少张认购证。另外，为了排队购买认购证，大量的股民涌向深圳，大概聚集了上十万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想买认购证的人多了，交通也成了问题，许多人从广东直接坐火车去不了深圳，就绕道从珠海坐船，那时候珠海的船票8元一张，头等舱最多12元，后来涨到30多元，很多人靠倒船票也发了财。当时发财的还有卖凳子的，因为认购证在深圳大剧院前的工行、建行营业网点发售，需要排队，不能一天老站着，三五元一个的塑料凳后来也涨到十几元。为了防止排队买认购证的人加塞儿和队伍被挤散，排队的人也不分男女，相互搂着腰。当时香港的报纸还把排队的情况刊登出来，可以看出场面的确很混乱。

当时深圳在如何发行股票问题上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凭预交款存单抽签认购1992年新股的方案。预交款存单是在银行整存整取，活期计息的记名式特种存单。存款号码为认购股票的抽签号码。存户中签后以存单交付股款，多退少补。存单只对1992年期内上市的新股有一次中签的机会，未中签可参加1992年下一家新股上市的抽签。具体意见是：印制从0000001开始计数的定额存单300万份，每份等额为5000元，以存单的号码参加抽签。存单购买对象为个人，每个名字可购2张，购买者必须18周岁以上（1974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另一种方案是深圳1991年曾经使用过的抽签表方案。

深圳最初准备采用预交款存单抽签方案，但这一方案的酝酿时间过长，社会各方意见不一。据说当时有很多人纷纷向深圳地方政府信访办、市长专线电话、市政府《每日快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等部门反映，认为预交款存单抽签方案不行，强烈要求仍采取1991年的抽签表方案。深圳不得不重新研究了包括预交款存单、发行债券、特种储蓄、竞价投标和抽签表5种方案。最后，深圳组织专题座谈，于1992年7月4日讨论确定“买表抽签”方案。

在发售认购证的具体方式上，当时也是有争论的。有的人认为应该无限量发售认购证，然后通过抽签确定股票的认购；有的人认为很难无限量准备认购证，印刷多了是浪费，印刷少了一时也很难加印，还是限量发行比较好。最后，深圳采用了限量发行认购证的方式，确定为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每人每次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购买10张认购证。每张认购证最初确定为50元。后来担心买的人太多，提高到100元。

按照抽签表方案，1992年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同深圳市公安局、监察局、工商局联合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于8月9日、10日两天，在303个网点发售新股认购证，并公布了每个网点的发售数量、区间号码。公告发布后的当天下午，许多网点出现了排队长龙，直到9日发售的当天晚上，还有大量外地人员争相涌入深圳。据统计，排队购买认购证的人数超过120万人。认购证大概上午9点开始卖，不到10点钟就全部卖完了，很多人没有买到。刚开始还没觉得什么，大家以为认购证发完就完了，但到10日晚上，一些人感到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厕所也没上，饭也没吃，还没买到认购证，心里很不平衡，就开始闹事，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据当时的调查报告讲，出现了殴打执勤干警群众、破坏交通设施、砸毁车辆和商业门店等现象。为了平息群众情绪，深圳临时决定加印500万张认购证，并采取措施，组织人员在8月11日下午开始发售，才平息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全市社会治安、工作和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当时北京京西宾馆正在召开全国证券工作会议，深圳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报告到北京。为了加强对股市的集中管理，在“8·10”事件后不久，国务院决定单独设立中国证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