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1516年
1948年11月，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抵达贝鲁特，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目标是帮助世界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后促进和平建设、实施人性关怀以及进行文化交流。赫胥黎被委任为该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整个欧洲的人们，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暴行中醒来。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这样一个使命：推进世界和平、改变“人们的想法”。其途径主要是实施基础教育、弘扬文化多样性，并且让全世界不同的人进行对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建者们看来，他们的使命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其实掌控着文明自身的命运和方向。赫胥黎无疑是领导该组织的一个合格的人选，他终其一生都是国际主义者、乌托邦思想家。他的心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着独特的愿景，也正因此，他才会以很多种方式坚持下来。
贝鲁特会议之前以及之后，赫胥黎穿越中东，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堪称经历了一次考古的艰难历程，这一段经历后来收入他的畅销书《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之中。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所参与的国家间合作称作“高速的生意”，其中包括“无数的会议、工作委员会和背后游说”。而在巴黎，总是有充满着官僚主义作风的工作在不断累积。[24]在他关于中东的记事本上，满是古代大事年表、参观遗址的记录、史前陶器的素描、关于神话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注释，以及他极具个性的鸟类学符号。[25]他认为“有时大量的新发现使人眼花缭乱”。[26]他游历了九个国家，参观了中东的一些不寻常的考古遗迹，其中包括比布鲁斯古城、佩特拉古城、杰拉什古城、帕尔米拉古城、孟斐斯古城以及吉萨金字塔群。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他的专业背景是动物学，但是他对有关铭文和遗址发掘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些古代遗址的公开发表的文字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读了很多考古学家颇受欢迎的书，比如弗林德斯·皮特里、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玛格丽特·默里、格特鲁德·贝尔、奥斯丁·亨利·莱亚德、亨利·罗林森、亨利·富兰克弗特、C.W.塞拉姆、V.戈登·蔡尔德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写成了那本《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在书中，他倾尽心力，解读古代手迹、黏土碑牌的新发现和一些地方不间断的遗址发掘，比如耶利哥、乌尔、塔尔·哈拉以及拉斯·沙姆拉等地。
赫胥黎是一个博学的人，从他的家传来看，这一点并不奇怪。他的祖父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人们称他为“达尔文的斗牛犬”；他的父亲伦纳德和他有名的哥哥——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一样，也是一个作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安德鲁是一位生物学家，并且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本人也认识很多20世纪英国伟大的考古学家，他将他们列入计划，请他们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是：伦纳德·伍莱、塞顿·劳埃德、莫蒂默·惠勒、珈克达·霍克斯、凯瑟琳·凯尼恩、约翰·加斯唐、V.戈登·蔡尔德。尤其在失去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和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哈登以及查尔斯·塞利格曼之后，赫胥黎亲自给英国著名的遗传学家J.B.S.霍尔丹写信，称蔡尔德是个“不错的人”，并推荐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27]这一点并不很令人惊讶，因为赫胥黎、霍尔丹和蔡尔德都属于理性主义者协会。该协会的成员们认为，对社会来说，宗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另外，H.G.威尔斯、奥尔德斯·赫胥黎以及伯特兰·罗素都是这个协会的成员。
1948年，当赫胥黎到达中东的时候，他的管理生涯接近尾声。他的任期从六年缩短为两年，其中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他激进的哲学思想。然而，最终取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代表团的安排。简单地说，美国人没有能够把他们的弗朗西斯·比德尔推到最高职位。作为一名高级观察员，英国外交家格拉德温·杰布这样说道：他们“想过把美国人放到所有重要的位置上”。而由于赫胥黎的任命，美国唐突地把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减少了一百万美元。[28]美国代表詹姆斯·马歇尔认为，艺术和文化对和平与安全毫无益处。[29]这对赫胥黎本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是美国的这个决定并没有能够阻碍赫胥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贡献自己的智慧，亦未能阻碍他执行自己详尽的旅行计划，他也依然在文学方面实现了巨大的产出。在他的书中，从头至尾，赫胥黎都强调“科学发掘”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对地层进行仔细的发掘和保护、记录每一件文物、进行专门的重建，还要对结果做相关分析，从而确定具体的年份跨度”。[30]他还强烈建议保护遗址、建设遗址博物馆、发展文化旅游，这些都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关于文化遗产研究全球计划的标志性成就。
赫胥黎说：“写中东就是写历史。”[31]赫胥黎认为考古学具有物质性，他称之为“固体历史”。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赫胥黎也认为中东是文明的发源地，但他是从进化人类学的角度下此结论的。对赫胥黎来说，历史不仅不可逆，而且是有方向性的。他断言，“人类必将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们应该对此种走势加以利用。[32]赫胥黎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与其相关的知识形成了他对全球未来的全部知识愿景。这一点就当时来说非常重要。有人认为，中东的考古遗址和人工制品“全部属于该地区”，可是赫胥黎在1948年的报告中写道：中东巨大的考古财富不仅可以让个别国家获益，也可以让全世界获益。[33]他身边有很多伟大的同时代的英国考古学家，他也能够接触到世界上一些最令人激动的考古遗址和发掘现场，因此毫无疑问他了解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
赫胥黎一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他通过很多种方式向人们展示了逝去的时代是什么模样。那时的人们信仰建设空想社会主义，信仰发展与进步，信仰文化国际主义以及充满了求知欲的知性主义，而这些信仰都随着帝国的结束而结束。他的设想经常被称为“全球乌托邦”，那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组织的全球愿景，它需要人们通过建设一个世界文化的联合体来实现。[34]赫胥黎认为，过去的一切对人类物种来说就是“传统的集合”。[35]如果我们能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这本书的贡献，以及赫胥黎对英国考古学的贡献，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之初，就已经有考古学这门学科的位置。要想对将来的世界文化做出规划，就有必要从今天以及将来的角度看一看过去的考古学是什么情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赫胥黎总结了帝国的知识体系，并且为受过教育的公众制作出版物以及广播节目。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已经在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美国的、服务于文化与发展的专家驱动模式、技术模式以及管理模式。对于考古学这门科学及其在社会进步的新路径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说，赫胥黎那明显的英式知识构想，除却其殖民以及教化的特点，乃是无法长久的。
考古学作为一门野外科学和离散学科，其在国际规划以及世界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回溯到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时期。在国际管理和合作的背景下，考古学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成为遗产研究的辅助手段？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在早期历史中做一个探究，那将是非常有趣的。为了理解人类过去的所有一切，考古学借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手段，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分裂出来。考古学的学术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大学，他们都从事于长期的野外计划以及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从物质意义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来自古文物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建筑研究，其目的是保护历史遗迹、建筑群和遗址的构造。[3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古研究，既是一种学科门类，也是一项野外实践，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种研究就基本上被人们对古迹以及古迹文化的关注所取代。[37]考古学家们也参与到发现和发掘古代遗迹的工作中，但管理人员、建筑师和工程师们更关注现存的遗迹结构和建筑物，关注这些结构和建筑物的恢复和保护情况。庞贝古城和帕尔米拉古城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方面发展和促进古迹保护比较容易做到，考古研究就不一样了。古迹是已存在的标志物，更易被主权国家的人们接受和利用，但是古迹发掘和调查研究工作是一片未知的领域。考古学关注的焦点原先是古迹挖掘和环境研究，而现在是古迹文化，这是因为人们更关注技术支持，而不是野外研究。这一切加深了技术统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设定的关于和平建设的努力目标之间的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考古学和考古学家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为人所知。在努比亚大规模的国际救助行动中，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他们又是如何失去了对他们有利的工作环境？他们去摩亨佐达罗和婆罗浮屠这两处古迹，主要是为了保护历史遗迹，而不是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这偏离了考古学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个后果不仅仅是针对全球遗产的研究发展工作而言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整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尤其是在后来成为世界遗产研究项目的体系中，从考古学的偏离导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逐渐疏远，而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古代遗址、现存的古迹和地形地貌有着深厚的联系。关于国际主义、交流和知识的共同产出，研究和合作原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然而掌管该组织的官员和专家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因此，有必要更全面地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古学的早期形态，包括各种国际救助和咨询任务，以及一流的世界遗产项目，这个项目在《1972年公约》中达到了高潮。通过考察该机构从初创时期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知识政治学和废墟上的未来所面临的危险。这与考古学自身所揭示的道理非常相似。要想弄懂考古学更长久的历史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我们需要进一步往回追溯，看看历史上关于和平、冲突、人类共同遗产以及对专门知识的宣传的问题给一个需要战后重建的国际社会带来了什么。
世界共享的考古学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考察考古学和国际主义在下列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联合国的形成、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动荡，以及人们对一个更好世界的急切盼望——这种急切盼望深深吸引住了“人们的头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之前，已经有一个政府间合作机构存在了，那就是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联盟（1920—1946），其目的是促进和平。该联盟在考古学和世界文化遗址研究，尤其是扶植古代文明的研究、保护目标遗址，以及建立博物馆常设展方面有着很大的抱负。在1919年的《塞夫勒条约》中，特别是第421条及其附件中，该联盟做出如下保证：对于所有成员国的国民来说，考古研究工作以及发掘工作将获得同等对待。但此条款并未签署通过。[38]在考古学方面，该联盟虽然经常展示的是世界各地学者的形象，但事实上，更多的还是来自欧洲或者是北美的学者。如果说对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学者和他们的过去也有所提及的话，那也是相当不足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漫长的岁月里，许多国家间的倡议都得到了国际联盟的支持。包括来自牛津的古典学学者吉尔伯特·莫里和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欧洲和北美的研究人员在许多委员会和组织机构的成立当中起到了作用，而这些委员会和组织机构见证了文化和遗产成为国家间合作的媒介。其中的第一个委员会就是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1922—1939）。该委员会于1931年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古迹建筑师和工程师大会。随后产生了《雅典古迹保护宣言》。这份宣言尤其关注古迹的保护问题，并且关注文化遗产的同一个世界的理念，它恳求所有的国家在保护人类的艺术财产和考古财产的事业中能够尽到更大的责任。[39]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感受到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全球理念。这不仅仅表现在国际机构的设立，还表现在非政府组织的增多上，这种非政府组织使得国际组织、理事会、委员会和国家间的联络越来越多。[40]在保护古迹的历史和开创考古发掘的未来方面，西方知识分子确实发挥了作用，他们或者是出于本国的目的，或者是出于自身的抱负，但其实这些原本就是获得国际关注的大事。
关于国际学者合作的另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自罗马考古及艺术史学院的国际研究室，只是现在它已经被许多人遗忘。该研究室由国际知识合作学院（1926—1946）于1933年设立，所有的考古和艺术史学院及系部在这里集会并交换信息，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与展览情况，以及所有相关的活动和出版物。在今天看来，要完成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使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它的可操作范围是很小的。大部分的著名学者和研究项目都来自欧洲和美国，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英属印度和日本。来自雅典英国学院的汉弗莱·佩恩对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为该组织开设了一份发表信息的学报。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知识合作学院的国际研究室在目标和抱负上与更早之前成立的罗马考古通讯研究所是一致的。该研究所也位于罗马，成立于1828年，是一个考古合作的中心，它依托的是古典世界的广泛交流：关于新遗址发掘和古迹图案的信息将被整理、存档，并且发表在其内部期刊上。这也是一个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和外交官的国际组织，成员包括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其人员来自四个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41]
1937年8月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一是讨论其他的问题，二是讨论建立一个所有国家普遍认可的关于古代遗物以及发掘研究的新体系。同年3月，主要由欧洲和美国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在开罗召开了国际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考古发掘工作。本次会议由国际博物馆研究所组织召开，并获得埃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过去的《塞夫勒条约》相似，这一次的开罗会议的目的也是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的体制，在该体制内，世界各国将在对古代遗物及古迹发掘的研究工作中进行合作，旨在发展考古研究，并且致力于让人们对古代文明有更多了解”。[42]他们希望在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艺术与考古部里设立一个机构，以便对与考古研究相关联的古迹发掘和各种国际合作给出建议。这包括对国际范围内的考古探险人员和其他专家进行登记，并且按照他们的专长、资格和先前的活动对这些人员进行分类。
一些杰出的专家学者也出席了1937年的开罗会议，他们是：保护学家哈罗德·普伦德莱斯，古典考古学家让·夏博内和艾伦·韦斯，以及埃及学家让·卡帕特、埃蒂安·德里奥东和乔治·赖斯纳。英国许多著名考古学家没有出席，这颇为引人关注。这一部分是因为英埃两国在1936年签订了条约之后关系十分紧张，当时的英国承诺过要从埃及撤军。然而，英国的意见仍通过大量的通信传达了过来。比如，亚瑟·伊万斯先生受邀对考古遗址的恢复和保护提出建议，当我们事后再看这要求，恐怕有些令人担心，考虑到他在克里特的克诺索斯宫的工作成果——在一封潦草的手写信中，伊万斯说道：在克诺索斯进行重建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这和重建庞贝古城是一个道理，否则那些古迹将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废墟”。[43]另一方面，弗林德斯·皮特里先生却认为，重新填埋古迹遗址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他坚持认为“对遗址的保护比让它们暴露在当下人们的目光中更加重要”。[44]在这里，考古和保护被认为是背道而驰的。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国际范围内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信息集中地，它还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标准的语言表达方式，出版相关手册，并且协调所有的研究工作。其雄心壮志绝不亚于创建一种“世界共享的”考古学。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首先要对与考古学相关的专门问题做一个说明，比如法律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国际事务时——以及更好地厘清国际文件的表述标准。这些说明性文章先是于1939年用法文发表，然后于1940年用英文发表。《考古发掘专门手册》很快出版，并备受瞩目。这一方面是因为该手册牵涉到某些具体人员，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记录、保护、出版、培训、基金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45]该手册具有全球视野和远大目标，与以前的都不一样。当然它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关于如何分配文物的条款：是分给所在国家、国际考古发掘队，还是博物馆？这也被说成是“一项大规模交流与合作的计划”。[46]《考古发掘专门手册》还专门对赢得“本土居民的信任”做了说明，这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成见和偏见，同时也体现出当时的国际主义显然是有局限性的。[47]从考古学历史来说，《考古发掘专门手册》已经有些被人遗忘了，虽然法律研究人员还会不时地援引其中的一些内容，比如关于违法交易问题、主权问题以及古代遗物归属问题的部分。[48]但其中提到的考古学是一门科学这一理念以及许多其他的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该手册的作者们非常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国际考古发掘委员会”，虽然国际联盟于1946年被联合国取代，但是考古发掘的国际意义仍然需要人们持续关注。
1943年，世界处于动荡之中，一篇名为《战后考古学》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49]文章认为，国际联盟不仅应该拓展考古研究计划，而且应该让它成为国际行动。三位撰稿人均来自耶路撒冷：纳尔逊·格卢克、罗兰·德·沃克斯、埃利埃泽·苏克尼克。他们设想，如果中东考古研究由英国和美国的研究机构联合进行，那么世界将出现和平局面。这篇文章还认为，不论在现代哪个国家境内发现了古代遗物，都将同时引起本国人的关注以及国际关注，因此这些古代遗物必须要受制于一些国际规约。考古发掘的成果将分别属于所在国和发掘方，以此增进国际合作，当然同时也为国际考古增添新的内容。二十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努比亚进行的第一次救助行动践行了以上所有理念。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围绕中东的考古工作进行阐述的，因此它没有表明这些国际认同的理念是否会在其他国家的发掘工作中同样运用，比如说欧洲国家。《战后考古学》这篇文章原本是想通过提升国际化来保护“西方文明的起源”，但因为其拥有极高的水准，因此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的地方。虽然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基于宣传国际合作以及一些技术支持手段的理念，但是读者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那单向的、具有殖民倾向的意图，毕竟那是一个殖民和统治的时代。英国政治家大卫·劳埃德·乔治在解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时，热情地宣称：“我支持国际联盟……大英帝国就是一个国际联盟。”[50]
1943年6月，大约四十位来自美国东方研究所的专家们在耶路撒冷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以上这些观点，并且确定工作日程。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来自耶鲁大学的弗兰克·布朗表明了他的观点：“总体来说，国际社会有权要求各个国家”维护和保存其古代遗物，鼓励国家间合作，并且防止肆意破坏和开发。但是在那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人们对战后民族主义的实质并不知晓，因此，弗兰克·布朗并不能说清楚如何才能有效地实施来自国际社会的约束。一边在进行着对保护遗产的讨论，另一边欧洲却发生着极端暴行，并且正进行着对文化和遗产有计划的毁坏。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苏克尼克对此做出回应，他认为将来国际社会也许真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但是目前，要让各个国家接受其本国的古代遗物属于全人类的理念，是完全做不到的。现在回头看，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来决定国际考古学的命运，这本身就非常令人震惊。
鉴于当时国际社会的殖民环境，尤其是中东被瓜分的状态，外国学者们主张进行国际立法和监管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本国的古代遗物和遗产并不在讨论之列。然而，来自黎巴嫩的埃米尔·莫里斯·切巴布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黎巴嫩对自己的古代遗物拥有所有权，不管是从金融、科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理查德·巴奈特供职于英国皇家空军，同时也是大英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员，他回忆道，在当时的一些殖民地，并没有博物馆，因此考古发现必须被重新安置，以便使这些考古成果能够走向“世界”。他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西方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比亚救助行动中，来自埃及的工程师扎基·哈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指出上面提到的所有观点和理念没有一个是真正具有约束力的，他所言非虚。因此，召开这样一个讨论会议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英国外交官A.S.柯克布赖德这样说道：“有一些是必须进行的会谈”，但是“当这些会谈内容与各国政府相关的时候，就并不具有实效性，除非走向战争”。其他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建议能够写进国际考古条约，那么这些建议很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时，如果他们不能迫使各个国家保存和维护文化遗产，那么他们将致力于从事更多的管理工作。希尔达·皮特里女士建议他们成立规模不同的工作委员会，以便把他们的建议形成文字。
如前所述，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曾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建立标准的考古学语汇。于是在1943年，一群人走到一起，要求确定考古学专门术语的表达方式，确保所有的发掘成果能够被知晓，成立近东考古理事会，并且制定五到十年的考古总规划。虽然身处战争期间，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世界秩序寄予希望，不过他们的希望被一些与会者所忽略，被认为只是“空想”而已，其中就有塞浦路斯杰出的考古学家波菲里奥司·迪开奥斯。[51]现在来看，他们当初的那些建议，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承袭的使命之前身。但是从该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来看，他们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即要在帝国的晚期保持控制地位——考古学和全球遗产问题正是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
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了样本，它们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对后来成立的机构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际联盟的终止、多边主义的失败、全球冲突的爆发，这一切都导致本来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最终演变成现实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乌托邦。能否阻止法西斯和纳粹残暴的意识形态出现在未来的世界中，这成为检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试金石，也许比当初检验国际联盟有过之而无不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建设放在第一位，并且视其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西班牙内战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克·梅厄还是一个孩子，他回想起纳粹的口号时依然充满恐惧：“每当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会随时准备开枪。”[52]当下的一些领导人物会再一次尝试“在人们的头脑中构筑和平的樊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必须用新的方式把教育、文化和遗产结合到一起，以便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贯穿整个战争期间直至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国际社会对拯救和恢复欧洲的文化瑰宝、艺术作品和标志性建筑，以及重建历史遗址，表现出急躁冒进的作风。如果全世界能够一起努力，稳步取得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那将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要想实现和平梦想，国际社会必须在人类遗产的问题上进一步制定条约、发布公告、共同探险，并采取救助行动。
一个世界主义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发表至今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但是很多20世纪和21世纪的思想家还是想通过世界政府来获得永久的和平。他们认为英国费边主义者伦纳德·沃尔夫说得非常正确：“实现法律、科学、习俗、思想、工业、商业和社会的国际化。”[53]莫尔的《乌托邦》享有声望，是因为其中论述了下列观点：福利国家制度、社群主义、对离婚和安乐死的宽容态度、六天工作制，还有对律师职业的异常需求。那个孤岛社会必须遵循如下准则：财产共享、管理得法、社会平等（奴隶除外），甚至还需要礼貌。读者在该书中可以读到如下的表述：“所有的事物都管理得当”，“每天早晨都有公共讲座”，人们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意识状态”。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形态。[54]乌托邦主义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就道德哲学的重要议题进行了辩论，比如究竟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幸福，又是什么构成了优秀的品质。的确，乌托邦主义者认为，在所有的愉悦之中，“最具价值的是精神上的愉悦”。他们最憎恨的是战争和暴力，在乌托邦社会，每个人对每一样东西都拥有所有权。
一个世界主义不仅仅满足于梦想实现全球的统一管理和组织，还希望全世界拥有统一的规则、国际范围内的合作和彼此联络，甚至在学术领域实现全球的互联互通。像联合国一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国际联盟的帝国国际主义有效地推广到了全世界。[55]虽然他们的能力有限，H.G.威尔斯还是希望科学家们能够永久地履行这样一个使命：提供建议、书写报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掌控全球公民的命运。[56]与其说这是来自国家的希冀，不如说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们心中的愿景。朱利安·赫胥黎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虽然赫胥黎与他的兄弟奥尔德斯——也就是《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在人口和优生学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人类进步的重要性以及掌握生物学知识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他们的祖父托马斯·赫胥黎早就有过论述。他们兄弟俩从生命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关于人类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观点。从政治的角度看，他们分别致力于经济集体主义和社会集体主义的研究工作。[57]
朱利安·赫胥黎有着特别的家世背景，而他在科学方面为英国所做出的贡献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认为，应用科学一定会给现代研究与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力，这种巨大的潜力已经超出了人们对政治操控的盲目信任，也就是说，理性发展和个体自由最终将获得胜利。赫胥黎站在科学人文主义的一边，他认为这样一种宣传科学、民主和同情，超越宗教信仰和超自然信仰的哲学将是不朽的。基于这些原则，他和威尔斯都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国际团结。赫胥黎所倡导的“科学人文主义”属于乌托邦哲学，是一个关乎进化的理念。这个理念的内容涉及人类所有的努力以及与科学和文化相关的所有内容，它将在七十年后继续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哲学支持。[58]该理念所带来的直接产物之一，就是人们都愿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明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就追求一个世界主义和世界管理，甚至该组织还进行了全球公民的项目研究。从这一切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乌托邦思想与和平梦想的存在。的确，赫胥黎也会拥护那种浸透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所有方面的“共享世界遗产”的观点，因为它能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的、科学的乌托邦提供物质支持和保护计划。
约瑟夫·尼达姆是赫胥黎在剑桥的一个工作伙伴，他们俩一起提议重新编撰从史前到当下的人类历史，以此来巩固赫胥黎的哲学思想。然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他的反对者们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1947年，他委托时任伦敦考古研究所所长的V.戈登·蔡尔德起草一份报告，呈献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个成员国。[59]虽然赫胥黎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但是他后来倡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办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电台节目，这个节目名叫《人类历史》，由像珈克达·霍克斯和伦纳德·伍莱爵士这样著名的考古学家们担纲。[60]他宣称这是第一次为全球听众设计和撰写节目，这个电台系列节目面向普通大众，由四部分组成，从解释人类起源开始，追寻人类发展的脚步，直到新石器时代革命以及在伊拉克和埃及发生的人类“文明”的起源。在英国，赫胥黎出现在由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主持的电视节目《动物、蔬菜还是矿物质？》里面，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专家对来自博物馆的不明文物进行鉴定。赫胥黎还和亨利·富兰克弗特、霍克斯以及伍莱一起，为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委员会工作，历史学家波尔·迪埃达尔甚至认为赫胥黎的《人类历史》以及它独特的模式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产生了影响。[61]
因为伍莱的过早离世，赫胥黎让珈克达·霍克斯担任该系列第一辑《史前和文明的起源》的主编。[62]霍克斯特别称赞伍莱是“能够以优美的语言和具有想象力的形式对这一主题进行最好的呈现的英国人”。[63]她还邀请同时代杰出的考古学家们为该系列撰稿，包括哈勒姆·莫维斯、B.B.拉尔、多萝西·加罗德、罗伯特·布雷德伍德、路易斯·利基、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约翰·戈德温。该系列的制作花费的时间很长，一部分原因是每一辑都将被呈递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家委员会进行审阅，因此，每一辑都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多位学者进行阅读和审查，而这些学者毫无疑问拥有各自不同的历史、理论和政治观点。对这些稿件的评判文字至今保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档案馆中，阅读这些心血之作使我们依稀看到写作世界史前历史的艰辛，但即便如此，它也只能令世界上的很少一部分人感到满意。反对意见主要是由俄罗斯人提出的，他们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赫胥黎如此说道。[64]但是也有中国人提出异议；当然还有巴基斯坦人，他们要求把“印度”两个字删掉。赫胥黎和编辑们经常遭受到密集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出于宗教或政治原因，比如“来自天主教、西方文化、资本，还有共产主义、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65]
对于赫胥黎来说，要展示历史，就是要展示进化的过程，展示人们在文化、经济、社会、技术以及政治领域的不断提升的独立性，而这一切都是一份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赫胥黎力图把人类物种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不过这主要是从科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说。而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书写历史就是书写伟大文明的兴衰史以及相关的事实，但是该组织也强调要有宽容的心态，并且要重视“人们在缓慢的进程中为了解世界而付出的”努力。[6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研究计划倡导不同国家的历史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些计划还传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同一个世界”的历史也是全球关联和交流的历史，而这些关联和交流对文明的独特构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67]
对赫胥黎的一个世界主义来说，如何平衡过去的政治学是一个中心议题。这一点在他的另一项研究计划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个计划就是受到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委员会赞助的《世界历史杂志》，也经常被称为《世界历史报告》。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探索，但是时间不长，从1953年开始，到1972年结束。来自英国的一些著名考古学家也参与其中，包括加罗德和蔡尔德。《人类的视觉历史》主要是针对九到十二岁的儿童，蔡尔德负责其中的考古学部分，赫胥黎也在其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些记录私人交流和关系的通信档案中，我们也许开始明白个体生活是如何通过通信与历史和考古这样大的专题联系起来的，这些议题可能牵涉到人类的起源、进步以及国际社会是如何乐观地看待过去的。[68]
赫胥黎与考古学之间的关联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式关联。他请来了英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们的工作遍布帝国之内，从英伦三岛到巴勒斯坦，从伊拉克到印度，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设立，也并不仅仅是因为英国及帝国关系网，这些机构被视为加强并扩展帝国权力的一条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立者们的个性和国籍进一步显示了他们的殖民倾向，也就是说，要掌控领土、人民以及帝国的资源。[69]赫胥黎之前在非洲曾经担任殖民专家，包括自从1930年开始在殖民地教育顾问委员会的任职，以及1943年在非洲调查研究委员会的任职。赫胥黎作为英国政治经济规划智囊团的原始成员，拥有管理帝国的经验，这使得他和其他的英国精英们成为适合领导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影响战后秩序的新国际组织的理想人选。[70]他聘用英国殖民专家，并且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金投入英国在殖民地的发展计划中，而当时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那些区域正受制于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影响更大的联合国的监管之下。[71]
历史学家约瑟夫·霍奇提醒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殖民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权威就处在不断机构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而所有殖民专家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许多像赫胥黎这样的帝国专家一直在联合国的特殊机构中扮演顾问和专家的角色，包括世界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把自己独特的关于进步和提升的观念也带入工作当中。[72]像赫胥黎这样的殖民地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认为，欧洲是优越的。正是这种优越性，迫使殖民区域和那里的人们得到了“提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专家们对待社会管理和发展的主张。赫胥黎主张“提升落后地区的教育、科学和文化设施”，以便“让光照亮世界上黑暗的地方”。[73]在乌托邦思想看来，科学和技术不仅能给贸易和工业带来新的机遇，还能给世界上所有殖民地的人民带来更好的物质生活。
因此，赫胥黎所说的保护代表了大部分英国殖民工作方向和后殖民工作方向，他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成立上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确，赫胥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作用，证明了——用霍奇的话来说——“近期英国殖民帝国主义是一种科学和知识的帝国主义，在这里，那些学者和科研人员被拔高到一种与他们本身并不相称的权威地位”。[74]霍奇认为，这种受到纵容的乐观是进步的和无私的：这是为了将来而做的事情，即保护世界上伟大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它将在几十年后达到巅峰状态，其主要表现是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制定以及《世界遗产名录》的创建。然而，在这种战后局势下，显然存在着冲突和异议。赫胥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期缩短，并且该机构拒绝发表他在1947年所写的宣言著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标和哲学》，这些都证明了冲突和异议的存在。[75]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不能仅仅建立在一种宗教，或者是一种政治经济学说，抑或是某一种哲学的基础之上。该组织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平等和民主，具体任务是致力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及满足世界人民互相理解的需要。他认为，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想实现和平目标和保护人类利益的目标，那么就必须要继续向前，必须建立统一的世界政治体制和世界管理制度。他还再次表明自己的观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的哲学思想必须是科学的世界人类主义——以全球范围内的进化论思想作为其思想基础。这项任务事实上就是在力图实现世界共享文化。
巨大的潜力
虽然国际联盟意识到考古学的重要性，也进行了发掘和展览工作，但是其范围有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考古和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组织。该组织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计划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地中海和中东地区，但是原先它关于发掘、合作和国际主义的工作意图差不多完全脱胎于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早期文件。这种重复和缺乏创新显示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二十年的工作上的静止状态，那些文件起草者极度依赖1937年开罗会议制定出的文件、重要议题以及要实现的目标，他们只是顶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重新制定一下而已。考古学家们通常会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立是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国际历史越来越证明，这只不过是在延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管理这个物质世界的方法和途径。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6年底召开的巴黎国际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预备委员会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纯科学的全部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且包括物理学领域和史前考古学领域……那些同属于全人类的杰出考古遗产已经被毁坏。”[76]的确，在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中，过去必须受到抢救性保护，这不仅是为了将来，也是给我们人类上了一课。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诞生之日起，科学研究和考古学的物质遗产研究就被认为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当时学术研究对该组织的学术愿景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赫胥黎也说到了保护世界科学遗产和文化遗产并且让它们能够接近公众的双重作用。面对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赫胥黎问道：“你们在保护文化遗产和让它们被世界所了解方面都做了些什么？你们是否采取措施来保护你们具有历史意义的来自远古的遗迹，或者是更好地发掘你们过去的历史遗迹，抑或是展示它们的珍宝，并且让全世界都了解它们……？”[77]
但是真正开始认真做这项工作，是在下一年的墨西哥。与1937年开罗会议相似的会议内容在与会国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即“确保全世界所有国家通向考古遗址的每一条可能的途径都没有问题”。[78]埃及和希腊这两个拥有丰富考古资源的国家谈到了主权问题以及它们自己的法律，海地与它们站在了一边。我们不能忘记的是1922年，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法老墓穴，其领导者面对外国强权，奋起保护国家主权，因为他们受够了殖民占领以及他们的古代文物在国外的流失。考古研究已经变成了埃及独立运动的象征。
开罗会议的召开时间具有重要意义，更不用说当时的具体情景了。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为了实现独立群情激愤。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到第二次全球冲突爆发时达到顶点，最终以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失败和终止作为结束。国际联盟自身对民族主义机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没有能够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政治问题做出足够的回应，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成员国们在出现问题时采取暴力措施，而不是请求仲裁”。[79]彼时，乌托邦关于“国际管理”和“国际公民”的理念已经被关注机构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际行动主义所取代。开罗会议上关于主权问题和国际权利的紧张局势反映了民族主义者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追求，但是从文化运动的角度来说，国家间的知识交流正在集聚能量。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主义拥有了一些不同的色彩。当时的情形是，人们感受到胜利带来的激动，面临战后重建的挑战；新建国家试图在世界棋盘上拥有一席之地，世界必须承诺实现全面和平。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重新回到了议事日程中。
1947年在墨西哥，法国代表团提议，国际博物馆协会准备一份关于在所有国家实行考古遗址免费入场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将被提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贝鲁特大会第三次会议上。[80]第二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人员回应说，他们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了解“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还有中东、远东的情况以及美洲的情况”。专家们建议他们看一看以前国际合作的先例，结果他们就又引用了《考古发掘技术手册》中的内容，尽管他们知道，虽然这份手册很出色，但是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和权威的认可。1937年的开罗会议尝试“创建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以便为不同国家的文明立法提供基础”，这一点受到了赞誉。但是国际挑战依然存在，具体来说就是那些与最为重要的国家立法相关联的挑战。[81]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博物馆部门，这方面的尝试很多年都未见进展。在1948年的贝鲁特会议上，大会主办方得到了一个建议，就是要建立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和古迹遗址的保护问题。大会主办方接到的第二个动议是由巴西和埃及提交的，它们希望建立一个国际基金会来资助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恢复工作。[82]虽然这只是埃及于1948年提出的一个想法，但经济援助对成员国来说毫无疑问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埃及后来也确实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1949年10月，由来自仅仅十四个国家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办公地点召开会议，研究关于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和考古遗迹的提案。他们建议创建永久性的国际委员会，设立保护基金，支持文物恢复和遗产保护，以防发生武装冲突。[83]国际联盟下属的国际博物馆办公室前秘书长欧力彼得·丰杜基迪斯认为：“考虑到进行考古发掘的国家并不愿意被国际规约掌控发掘工作，因此，下面这个方法可以算作一个权宜之计。即在博物馆方面鼓励进行国际合作，并且尊重各个国家的遗产，而不是试图准备一份官方协议。”[84]确保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能够进入历史古迹，以及确保成立国际保护基金的想法能够实现，这两项工作是议事日程上的两个项目，均列在“考古遗址和历史性遗迹”的标题之下。这个标题本身作为一个工作类别，是有有效期限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的很多倡议一样，这项工作也停止了几年，考古遗址委员会的工作也并未取得多少进展。该组织在早年对待成员国提出的非常多的工作建议时也是这么做的，因此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到1948年，杰米·托里斯·博德特取代朱利安·赫胥黎成为总干事，在该组织内部，已经出现严重的哲学分歧。1949年，美国代表团成员、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缩小其工作范围，把工作重心放到最低限度的需共同执行的公平原则上，而这些原则的建立是以实用主义、包容和合作为基础的。他认为，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社区的梦想只能在西方世界实现，具体来说，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实现。尼布尔并没有朝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初所设想的方向走，相反，他提议要关注对那些处在美国影响范围之中的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85]关于这个方向性转换的一个实例，是在库斯科古城发生的大面积地震。那是1950年5月21日发生的地震，有三万到四万人因此无家可归。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年，总干事给建筑师和艺术史学家们布置了一个技术方面的任务，要求他们给秘鲁提出建议。这项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议性质的，并且相对来说花费很小。[86]事实上，1951年给文化遗产提供技术帮助的全部预算只有一万美元。[87]正如很多这一类的早期工作项目一样，这项工作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库斯科古城在几十年之后出现在了《世界遗产名录》上。同年，叙利亚提出了两项要求，其中一项是于1952年展开早就达成共识的考古遗址保护。第二年，阿富汗要求对其博物馆和管理者的培训工作提供帮助。1952年，伊拉克也要求该组织帮助保护哈提拉考古遗址。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所有这些都是要求提供技术帮助，并且这些遗址都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遗迹。[88]
1952年，美国提出建议，这些技术支持项目应该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日常预算中，因此需要削减其长期以来在社会、文化以及教育工作当中的投入。托里斯·博德特反对美国试图把技术统治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塑造形象的主要手段，认为那是一种国际技术支持的专家驱动管理主义。但因为美国是提供广泛援助的主要赞助者，托里斯·博德特没有能够取得胜利，最终他于同年辞职。[89]接替他担任总干事的是两个美国人，先是约翰·泰勒，一年以后是路德·伊万斯。技术统治对该组织来说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的确，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欧洲国家更加感兴趣的事情是建立相关的专业技术中心，比如文化遗产保护和恢复研究中心。比利时和罗马都希望中标，后者赢了。法国也提议，在开罗设立古埃及艺术文化史文献与研究中心。[90]
因为有上述各种国际需求的存在，所以国家间的合作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些需求同时也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在其出版物，例如《信使》上展示的工作内容。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工作人员去黎巴嫩察看的黎波里和巴勒贝克的历史遗迹。1953年，又派遣工作人员去叙利亚考察古迹和考古遗址的情况，包括阿勒颇、帕尔米拉、巴士拉和十字军古城堡。[91]到1955年，已经有十四个国家接受了帮助，另外有十一个国家因为缺乏资金被推迟帮助。这些工作被说成是“进行信息交流和专家之间的交流”，但其实它们原本是为了提供技术方面的建议。然而，这些工作实质上并不是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比如对遗产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最佳保护这样的问题进行探讨。相反，这些工作促进了信息流的单向出口，即纯粹是从欧洲专家流向贫穷国家的同行们。人们希望通过技术统治和国际援助，让成员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识到正在形成的和平之巨大潜力。因为战争结束不久，所以人们更关注的是保护工作，而不是进行考古探险。这也给各个国家提供了方法和途径来保护奇缺资源、建设基础设施、开发文化资源，并且最终支持文化旅游工作的展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成员国多年的商讨终于在1955年出版的《考古发掘之国际条约》中得到阐述。来自哈佛大学的美国考古学家J.O.布鲁牵头成立了一个由其他美国人和欧洲人掌控的委员会。大家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着国际联盟的做法，又一次对1937年《开罗法案》的原始文件进行了大量的借鉴。然而，同样的问题依旧存在，比如：“有些国家科学资源和财政资源都不足，但是它们的考古资源很丰富。即便如此，它们也不愿意接受外国针对两者之间的落差提供援助。不同的国家有它们本国的立法机制，而当下的环境也带来了特殊的困难，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一个问题。”[92]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来看，有些问题非常棘手，比如对于那些非自主领地或者托管领地应该做些什么。比利时和波兰注意到，1937年，没有人关注过下面这些地方的考古问题，包括北美、南美、非洲、远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太平洋岛屿。埃及方面就此事再一次进行了干预，要确保国际规约在针对主权国家时有足够的弹性空间。法国希望能够确保进行更加广泛的文物方面的国际交流。黎巴嫩重申了其对本国考古遗址不可让与的所有权。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很多相同的争议还是在发生，人们似乎感受到那些殖民国家和其他大国为了私利而进行着熟悉的争斗。但是文件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条款。这份报告特别说明，与机构合作比与政府合作要来得容易。该文件也提到了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即禁止在被占领土上进行考古发掘。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考古发掘之国际条约》只能算是一个建议，而不能上升成为一份公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份报告发给成员国的相关人员，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各成员国多半是向博物馆的专家而不是向考古学家寻求建议，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来自成员国的回应也证明了这一点。法国人似乎重新思考了一下对于他们来说进行国际合作意味着什么，于是只愿意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联系外国方面。他们还发现，在谈到考古发掘的问题时，对任何一个“占领国”实行限制都是有困难的。澳大利亚人希望能够确保“公平地享有”那些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文物，并且让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能够充实其博物馆的内容。锡兰不想放弃所有与佛教或者是印度教相关联的文物。英国人发现，想让博物馆归还文物有时候很困难，而且他们认为在本国进行考古发掘经常是受助于志愿机构而不是受助于国家，这就使得考古发掘变得更加复杂。最后，美国人指出，人们纯粹是自发地提出这些建议，这就意味着，在做出决定之前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尽管成员国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1956年在新德里仍通过了《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93]然而，这份建议并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考古研究和考古实践的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它只是在继续规范和确保人们能够走近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古代伟大遗产，它集中体现了各个国家因为受到20世纪30年代思想的激发而做出的全部努力。从考古研究转向遗址研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转向古迹研究——已经开始。
虽然在1956年的这份建议中，许多总原则仍然占据突出地位，但是在考古研究中，它们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今天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考古界和学术圈所遗忘。虽然这份建议属于规范性质，但是它并没有像一份规约那样得到各方承认，因此也并没有被付诸实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1956年工作的自述中，考古学已经有些淹没在其他的文化领域中。它所从属的标题是“人类文化历史的保护”，排在它前面的有博物馆和收藏品、图书馆、档案、纪念碑，还有历史遗迹。此时研究工作正从古迹方面转向遗产保护方面。一些国家很快意识到这种“巨大的”潜力，它们要求提供技术支持。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巴基斯坦、秘鲁和厄瓜多尔，它们都要求给出建议，以及/或者对管理人员进行历史保护和恢复工作的相关培训。[94]在对委员会的讲话中，总干事杰米·托里斯·博德特已经为那些刚刚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指明了这种潜力——那些国家缺少合格的工作人员，因此很难从国际技术人员交流中获益。[95]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位相契合，他们觉得该组织是一个技术统治、专家驱动、进行标准制定的机构，同时向那些不够发达的国家传播什么是“最好的做法”，而不是期望这些国家参与建设世界和平这样更加困难并且目标模糊的任务。这点也正好符合那些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欧成员国的意愿，这些成员国非常热衷于向外输出技术以及技术人员，因为它们希望在那些国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并不情愿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这种国际干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记录显示，其有一个渐进式的组织工作上的转向，那就是它更加优先考虑对历史遗迹进行保护和提供技术支持，而不是助力原始研究或者是考古发掘。于是，考古学慢慢地被列入博物馆研究或者是古迹研究的名目下，而遗产保护则更多地被认为是建筑研究而不是考古研究。这些分类上的转变反映了国际社会正在形成新的关注点，那就是战后艺术和建筑的恢复、博物馆的重建，以及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和保存。这一点在关于遗产问题的第一个国际条约中得到了反复申明，该条约于1954年5月14日在海牙签订，名为《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两年后生效。虽然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份条约并没有能够立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它传承了国际联盟和国际博物馆办公室的相关理念。[96]《海牙公约》很大程度上完全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文化破坏问题，其范围“涵盖所有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包括纪念碑、艺术品、考古遗址、科学收藏品、文稿、书籍，以及其他与艺术、历史或建筑方面相关的文物”，该条约旨在保护文化遗产，进而保护全世界处于武装冲突中的文化财产，这些文化财产可能分属于国家、团体或者是特殊的社会成员们。[97]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联盟就将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列入了工作日程中，一直到后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是如此。该组织从1946年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也将此项工作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但是很快，该组织就把工作重心转向了提供技术支持和提供工作建议，而不是发起新的研究项目，而这样的转向经常是成员国要求的结果。1946年6月，莫蒂默·惠勒写信给考古学家西里尔·福克斯，请他帮忙看看能不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谋得一个位置，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在一个很大的领域里做一些值得做的事情，这个欲望几乎真的是在内心里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火焰”。[98]他认为，做历史研究必须意识到“人类的高贵属性”，这样才能“把考古学从技术人员那里抢救出来”。[99]这份对考古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术期待被放到了次要位置，人们日常做得更多的是处理那些更加值得关注的事情。[100]像赫胥黎一样，惠勒也是英国伦理教化方面的推进人员，他们对社会提升和社会进步持有一些令人怀疑的观点，而在中东或者是亚洲其他地方的伟大文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文化的痴迷。[101]正如马克·马佐尔所说的那样，联合国的设立与其说是美国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英国努力的结果。虽然从外表看起来，英国正处于其帝国末期，但是其殖民主义以及对领土的控制仍在继续。[102]从赫胥黎那时起，英国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学界人员就逐渐被技术人员和以发展为目标的技术统治所取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的专家团队在西欧和美国得到培养，并且源源不断地从西欧和美国被派遣到世界各地。由于一个新的帝国在世界事务中起到领导作用，所以英国对考古学和文化提升的学术期待很快被人们略过，而实用性和技术应用则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乎不会让著名的考古学家参与到重大的学术研究中，这种参与不是常规做法。因此，该机构也就不会对这门学问产生决定性影响。考古学家自己在很大程度上都弄不明白，人类的过去如何成为赫胥黎时代的人类主义的核心内容，并且，它又如何在国际工作和研究中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赫胥黎对于“构建人类思想发展史，尤其是包括考古学家和一流学者在内的最高文化成就”有着完整的构想。[103]他在参观约旦壮观的佩特拉古城纳巴泰遗址的时候这样写道：这个应该是“世界文明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这个遗址就必须“得到恰当的保护、透彻的研究，并且让人们能够走进其中”。赫胥黎意识到，“科学的考古发掘其实还没有开始”。[104]赫胥黎对下面这些新技术非常着迷：“有组织的探险、仔细的地层发掘、对每一种文物的保护和记录、熟练的重建，以及通过联系所有的研究结果来形成一套确定古迹年份的综合体系。”[105]然而，如果没有赫胥黎在各学科间的协调工作，所有像调查、发掘和物质分析这样的技术工作都将很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与科学研究项目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各国政府和保护主义者们看来，野外考古学家们都是技术专家和顾问，他们会因此受到聘用。考古学已经成为遗产保护的好帮手。
人类通过历史遗迹来了解过去，而考古学为此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支撑，但是考古学并没有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达到与人类学、历史学或者是哲学同等的地位——自从该组织把总部永久性地设在巴黎之后，法国对其的影响显而易见，而那些学科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06]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罗歇·凯卢瓦、皮埃尔·贝萨涅和吕西安·贝尔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早期学术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07]因为采纳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相对论和文化关联的观念——这些观点在《我们创造性的多样性》中得到阐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学研究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108]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国主流考古学思想依然以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因此并没有对该组织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除了安德烈·勒儒瓦—高汉。[109]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的理念和做法为法国文化机制和国家外交的扩展带来了机遇。法国也因此而成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输送专家的主要国家之一。[110]一个早期的例证是，法国的埃及学家、艺术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保证了由该组织资助的、设在开罗的“古埃及文献与研究中心”的正常运行。[111]1956年，他们致力于复制努比亚阿布辛拜勒神庙岩石切割的建筑细节。如果想了解世界遗产研究的初始和未来，他们将会给出最完美的答案——看看阿斯旺大坝建设的种种设想便可知晓。[112]
结语
由朱利安·赫胥黎领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秉持世界一体的国际主义理念，也许这种主张并未持续多久，但是该组织对乌托邦精神的追求从未停止，虽然这种追求在那么多年里随着各届总干事的政治观点而起起落落。这与其说是因为官僚政治不能得到满足，还不如说是因为赫胥黎对该组织的学术构想和实现世界一体化的可能性招来了像美国这样的强权成员国最多的抵制。该组织的成员国担心一些政治做法会引起世界性的革命行为，它们要求该组织对其所设立的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目标以及关于文明建设的目标进行审视，并且转而要求该组织在纯技术事务上多多投入精力。[113]仅仅在几年之内，英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别的帝国构想就输给了由美国发起的包括教育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国际文明建设在内的技术援助项目。如同之前的国际联盟一样，由古典主义者和科学家所倡导的世界管理和文明提升的想法——主要都是欧洲国家的理想——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订发展计划的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的理念所取代。彼时，大行其道的是寻求最佳做法的观念，而不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望。
那时候人们眼中的未来与当时的政治风云密不可分。赫胥黎的一个世界主义与考古学的文化层面和科学层面相互关联，但是同时也离不开人类曾经的奇迹、冒险和潜在可能性。要实现向古迹的转向，可以分两步走：先实现国际化，然后教育人们建设未来的世界和平。这一理念尤其具有西方特色。遥远的过去被人们从遥远的地方拿来，用于建设一个共同的人类世界，而不是一个有分歧的世界。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合作的加强——而不是当初的全球合作——考古研究最终将缩小其研究范围，更多的内容将涉及对历史遗迹的保护、救助和加固等技术层面的事情。[114]然而，这种从考古“发现”到古迹“复原”的逐渐转变，与其说是某种未来的终结，还不如说是殖民战略上的改变。也就是说，曾经，国际联盟通过国际发掘工作的相互联系来确保考古途径的通畅，到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输出专家和掌控文物保护工作上处于垄断地位。虽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历史中考古学所起到的学术研究的作用。考古学跌宕起伏的命运显示了存在于该组织内部的初始梦想、挑战和紧张局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究竟应该追求学术成就和世界和平，还是做促进国际关系发展的全球标准制定者，还是把大部分事务委托给某种咨询机构和技术代理机构？这些状况将来都有可能发生，而考古学作为一门学问，有其自身的历史观和政治见解，其特异性也将会格外引人注目。
在赫胥黎“一个世界”的工作内容中，考古学可以把全人类团结到一起，同时又不失去其多样性。但是，由他制作的《人类历史》已经预示，要在充满争议的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观点中保持统一的说法是多么困难。除此而外，考古学的发展与领土争端、帝国统治和殖民统治紧密相连。这其中，许多殖民大国依然处于这个新组织的核心地位，就像当初它们在国际联盟中一样。几百年来，物质文化和历史遗产与国际政治和冲突纠缠在一起：拿破仑在埃及和叙利亚发动的运动就是很好的例子。历史表明，那些声称要带来知识和文明的人，常常最终成为人类历史的破坏者、抢劫者和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和法西斯所进行的相似的破坏更是我们手边现成的例子。赫胥黎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倡导全球计划时，都没有能够完全意识到，或者是努力把各种冲突的深层根源当作一个问题去处理好。相反，考古学的践行人员和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寻求战略手段，来对抗他们的殖民基础：那是一段受到训诫的历史。掌握知识政治学和进行批判性自省并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常的做法，事实上，保护过去被纳入了历史遗产的奇迹和潜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对人类遗产国际主义有着严格的要求，很典型的一点就是那些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特殊绅士”，而赫胥黎对珈克达·霍克斯的青睐只是一时冲动而已。但是直到今天，依然令该组织感到困惑的还是最初的一个问题：当相关知识从西方国家传向世界其他的地方时，到底什么是专门知识？谁了解它？谁又应该是接受者？除了站在欧洲立场看待遗产问题，全世界各地向来都有其他的方法与人类遗产共存，并且有其他的方法来评估和保护人类遗产。而这些也一直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面临的基本的挑战。当我们绕开作为多学科研究的考古学来支持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遗产研究问题——从地点和目标的角度回看过去——那些国际研究、合作以及对遗址的独特文化体验等方面，不仅削弱了对于它们的管理，而且也影响它们最终的未来。对这些问题进行一次梳理，我们就会发现，要管理好世界历史，或是单从全球利益出发去管理那些伟大的人类遗产，在实际操作以及意识形态上都是很难做到的。它同时也表明了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在不同的国际组织和委员会中已经明确形成的观念和建议正处在不断的循环使用中，这就完全彻底地向人们证明，最终没有什么新的理念产生。在这些代理机构中，由于缺乏制度方面的记录，大家不思进取，我们最终将会再一次地重复自己。如果在过去的二百年中，管理世界这个做法本身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想要从物质的角度管理好这个世界也是如此。[115]
从研究工作到援助工作的转向也预示着废墟上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早期几十年中，人们倡导全世界联合起来，保护那些濒临危险的、伟大的人类遗产，并且视之为人类共同的遗产，有人称之为离心式保护法。但是后来该组织将这些工作移交给各个国家去做，让它们列出自己领土上的遗址并对其进行保护，有人称之为向心式保护法。对于世界合作，该组织在管理上给予优先考虑。这就要求具备复杂的官僚政治体系，而这个体系支持理性化的、科学的技术手段，因为这些手段是确保人类进步和保护人类所付出的有效努力的主要方法。[116]马克思认为，官僚政治是一种官方融入民间社会的状态，这种说法是正确的。[117]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多边机构中，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决策权越来越得到强化，正如我们在后面几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中心地位和决策权将决定全球人类遗产的未来。像其他多边代理机构一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民族国家得到保证，由此带来了政治决策和政治家的支配地位。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一个由伟大的政治家组成的组织变成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组织。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大会上，英国首相克莱蒙特·艾德礼提出，“战争源于人们的头脑”，他认为，在劳动、健康、食物和农业以及金融等不同领域的超国界的合作体系如果缺少了学术合作，那将是不完整的。该组织的创建者们认为，公共机构的出现就是为了通过实际效应来处理事物的内在逻辑。[118]他们依赖工具主义和功能主义，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保证各国各自和平，而是如何把它们积极地团结到一起。”[11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断言，仅仅建立在国家掌控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之上的和平，并不能确保获得全世界人民的一致的、持久的和真诚的支持，和平必须建立在人类拥有团结一致的知识体系和道德体系的基础之上。[120]从尼罗河上升的河水中抢救出古代遗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具形象意义和国际文化意义的倡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乌托邦精神及其对未来人类的承诺，同时也可以看到关于救助和提升的理想主义精神。因此，当我们发现朱利安·赫胥黎被请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供职于“保护努比亚古迹委员会”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惊讶。[121]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这等于是在努比亚取得了一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