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里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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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头记》:做个局,骗的就是你

这其实是个悲伤的故事,从开始就充满着无情、狡诈和欺骗,而最后能继续把故事讲下去,也仍然用了欺骗的手法。这个立足点是欺骗的故事,来源于孝顺这个基点。中国人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有道理的,一个社会能圆融顺畅地运作,其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如何对待儿童与老年人,是所有人关注自身和他人的人生在早晚期的生存状态的道德表征,所以整个社会推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个话里所有人都看到了生命的开始和终点。官方大力提倡,因此孝顺甚至成为汉朝挑选人才的主要方式。有人想当官,甚至做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举动。后人还总结出了“二十四孝”,成为社会的共同标杆,推进了孝顺在人民大众心中的分量。中国戏曲中,一大类是才子佳人,一大类是英雄传说,再有一类就是伦理教育。这出戏的名字乍一听比较容易和《墙头马上》混了,其实完全是两条线上的故事结构。

《墙头记》里有两个不孝子,大乖和二乖,还有他们的媳妇。他们的父亲是鳏夫,早年为了养大儿子们没少吃苦,生怕孩子们吃苦,于是就溺爱一点。这个事很有意思,棍棒下出孝子虽然一直遭到抨击,但是溺爱出恶果的概率确实比较大。两个儿子觉得老头已经是累赘了,不能再给他们做什么,经过商议每半个月轮流孝养都斤斤计较,终于在一个小尽的月份(一个月只有二十九天)里,老大按照日子送老父亲到老二家里,老二两口子不痛快啊,凭什么老大就在大小尽上沾光,于是就躲着不出现。大乖居然把老头放到墙头上,老头昏过去也不管就走掉了。这时候人性表现得真糟糕,不平事有人管,遭到某种形式的对抗几乎是必然的。昏过去的老头被老朋友救下来了,故事在此转折,开始了欺骗,以恶对恶,主要策划人是老头的朋友,那个老银匠。故事的架构很常见,不过就是老银匠打到两个儿子的门上,说老人去他那里化银子没付工钱,既然现在是儿子们养着他,那就应该到儿子们的家里找老头要钱。后面的发展进了老套路,儿子们争着养爹,直到老头去世,这个骗局才揭开。而老银匠心安理得地指责了大乖和二乖,观众都觉得解恨,这样的儿子骗了也白骗,白骗谁不骗,不养生身的爹,骗他们一下还轻着哩。

这么一个故事,有因果报应也有孝道的讲述,看起来很符合下里巴人的简单趣味。大乖和二乖,一个是商人一个是书生,两个人物用了类型化人物中的典型特点:一个奸诈一个虚伪,颇有点脸谱化的意思。仔细琢磨一下,故事的人物设置很有意味,基本上把人的分类概括了。读书人都能划入二乖的范围,其他没有什么读书经历的,可以一股脑儿算成大乖一路,从这个角度考虑,当初设置人物和故事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观众,无论是什么人,是不是念过书,都有可能不孝顺,做出狗食的事。搭出来这样的基本架构的人是高手。这个故事有来源,作者是著名的聊斋作家蒲松龄,他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今天的人都知道,多少次在考试的时候难住了学子们,和他当初被科举考试难住一样。这出戏,他当初做的是俚曲,给人民群众说唱来听的,那个时候的人最流行的文艺活动就是这个,属于当时的流行歌曲。按照今天的类比,相当于一个特别著名的小说家,还写流行歌曲,写得还不少,一发不可收,受到了普罗大众的热烈欢迎。他写的其他的俚曲比较文艺,《耍孩儿》《玉娥郎》《粉红莲》,这些名字不止文艺,简直到了粉红的地步了。说起来一个作家应该是多面的,这是多么有情怀的作家。

写这出戏时是康熙五十年,蒲松龄已经到了晚年,他课馆三十年,勤勤恳恳地挣钱养家,年纪也到了要别人照顾的时候,之后四年,他就故去了。他肯定遇到了养老问题,多年在外,和家人应该是疏远的,虽然曾经给这个家做过巨大的贡献,可年老体衰后能得到良好的照顾吗,这始终是个疑问。这个作品对儿子们的表现写得活灵活现,应该有现实模板,类似的事随时都会发生,万古不易,他看在眼里担忧在心里应该是可能的,是不是给他自己写的就不确定了。再伟大的作家,他的生活和写作也不能完全贴合在一起,把生活和写作分开,写出好作品还能生活得有质量,是个大本事。尤其在古时候,写作多半是有感而发,自觉自愿,没有谁给稿费的,谋生能力超乎一切。能把爱好和谋生摆对了位置,有天赋也有后天自我训练。谁也不是天生的啥都会,磕磕绊绊中长学问的地方多了,情商高是生活得如鱼得水的重要因素。

擅长写短篇的小说家能把大量的信息放到一个很短小的情节里。在《墙头记》里,开场就是大乖带着有毛病的秤去割肉买鱼,和商贩好一通计较后拿着收获物得意扬扬地回家了,老婆表白因为娘家爹要来,所以差老公去采购。这个一贯贪便宜的家伙把老婆吩咐的黄河大鲤鱼变成了鲇鱼,挨了顿呲儿。大乖看着自己买来的东西,说道“你爹是爹凭啥我爹不是爹,也要叫俺爹来吃饭”。结果当然被老婆严厉拒绝了,这个时候大乖没再吱声。这个细节对人的复杂性表达得很透彻,大乖想到他爹不能简单认为是孝顺,更多地应该是可惜自己买的东西只被一个人消费显然是浪费了,既然最后能眼睁睁看着老婆给老爹就端一碗凉糊涂(粥),说明他其实对怎么对待老人没什么意见。所以观众可能会一时奇怪,既然大乖不孝顺老爹,为啥还要在老婆面前争呢?说明大乖是有情商的,他知道要想得到五,那他应该表现得想得到十的样子,虽然他肯定不能得到十,但是运气好了可能得到八。这样的小聪明充满了烟火气,应该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他老婆反倒是比较简单,直来直去。二乖家里反过来了,娶了个家道殷实的姑娘,他的日子很嗨。在许多事情上老婆就占了上风,随着故事的推演,后面的很多时候,这个二儿媳妇处理问题的能力比二乖要强。当大乖和二乖都听说老头有钱的时候,他们去抢老头到自己家里住表现更孝顺,二儿媳妇的做法是让老头脱下来老大的皮袍,还褒贬了一番说老大的皮袍又薄又脏,听得老大两口子直撇嘴,她还立刻让自己的丈夫脱下皮袍给老头穿上,这样的应对显然比二乖只是会搓手要高明多了。二儿媳妇还问感觉咋样,老头说“好像到了伏天”,这个话太厉害了,老头一直冻着,而老大和老二的身上一个暖暖的,另外一个暖得甚至像在伏天,这个话里的刀子扎得太深了,一下子让观众对两个儿子和媳妇的憎恶更添了十分。好小说家会渲染气氛,这个时候通过老头的一句话,就表达了所有想表达的东西。

这出戏里那个专门出主意的老头的老朋友很好玩。他的年纪不小了,从衣着来看应该不是太差,从他和老头的对话能听出来,他看见老头被孩子们这样对待,不仅批评了大乖二乖两个孩子,对老朋友也埋怨了好几句,他认为,正是当初老头太娇惯孩子们,才造成今天的恶果。他处理这个事的方式仔细琢磨一下有点意思,他并没有跑到两个小浑蛋的家里给他们讲道理,说教一通,而是直截了当地出了个带着点玩笑色彩的主意,他让老头假装有钱,而且教给老头应该怎么装富。这就有悬念了,要搁一般人肯定会想,这不是不诚实吗?和自己的亲儿子,怎么也不能照这个路子做的。可老头当时的处境,不可能通过讲道理解决问题,尤其是二乖,他本来就是读书人,该懂的道理都明白,明明知道正确的做法还按照错误的路子来,那就不是道理能说得通了。人都是有弱点的,这个老朋友显然更明白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果然,用了他的办法,老头的养老问题解决了,大乖和二乖从此打架不是因为谁多养了老头一天,而是谁少养了老头一天,少尽孝一天,最后如果老头记恨了,财产分得少了算谁的。他们完全忘了,当初为了能少养一天老头,他们曾经把老父亲放到墙头上,任其昏倒也不伸手,当然,那个时候老头没钱,所以他们真敢。直到今天,养老问题也是社会性问题,每过一些时候,总有些时事说这个。国家为此还立了个法,规定孩子们必须回家够一定数量,更何况还有法律专门规定了赡养老人的义务。

悲伤的故事以喜剧的形态出现,以正剧的模式结尾,是剧作家的高明手段。如果故事中的人物脸谱化,容易被观众产生天然的抵触心理,怎么让观众接受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接受了人物才接受故事。剧作家的办法也很简单,一定要让观众觉得这个人就在身边,就是我身边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尤其是写平民生活内容的作品更是如此。蒲松龄是成熟的写作者,他知道如何运用材料,如何塑造人物,典型人物所应该有的代表性的特点,在成功运用了这些之后,还能让观众接受他的观点,从一个剧的创作来说自然是成功的,如果写成小说,受众面也是非常广的。多个剧种有这出戏,山东的吕剧,河南的豫剧和曲剧,山西和陕西貌似也有。说明朴实生活的劳动人民群众,对孝这个字的理解显然更深刻,当生活不易,要求父子之间的轮换将养才能让生命继续下去,与富庶的南方相比,北方生存的难度更大了些。就像在北方许多地方的传说里,南蛮子是过分聪明的代称,说明南北之间曾经在智力比拼上进行过多轮混战,北方人没占到便宜。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有社会性,是某种社会通识的赤裸裸的表达。那些能引起观众共鸣的传统戏曲,正是因为深刻描摹人性,揭示出道德的紧迫感,同时还怀着大慈悲心,才会被接受和传播得如此彻底。这些也是今天编电影电视剧的大道理,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观众,世道人心,永远有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