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心理学简史和理论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简史

作为社会心理学两门母体学科之一的心理学被公认是1879年成立的，其标志是德国的心理学家冯特这一年在莱比锡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室。另一门社会心理学的母体学科社会学则公认是1838年成立的，其标志则是法国的哲学家孔德在这一年出版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的第四卷正式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称，并建立起社会学的框架和构想。那么，人们自然要问，作为它们产物的社会心理学是哪一年成立的呢？其标志性的事件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回答，社会心理学有其复杂和特殊的地方。首先，有两种社会心理学：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尽管有人试图把这两种社会心理学整合成单一的社会心理学，但并没有成功。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心理学历史，主要指的是偏向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历史。其次，世界有两种主要的文化取向，即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尽管有大约70%的人口是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社会里，但是社会心理学却主要是在个人主义文化取向的社会里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心理学具有显著的个人主义文化取向的特点，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也不例外。故本书所说的社会心理学，实际上指的是个人主义文化取向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

如果要说社会心理学成立的具体年份，也有三个不同的年份被不同的社会心理学家提出来，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成立之年。第一个年份是1897年，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的特里普利特（Norman Triplett）做了世界上第一个有记载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这和确定心理学成立之年的理由一样。第二个年份是1908年，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 McDougall）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 Ross）同时出版了专著，分别为《社会心理学导论》和《社会心理学：大纲与资料集》，这和确定社会学成立之年的理由相似，而且巧合的是，这两本专著中一本是心理学家写的，一本是社会学家写的，正好暗合了社会心理学的来源，这一年被最多的学者认同为社会心理学的成立之年。还有第三个年份，1924年，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奥尔波特（F.Allport）于1916—1919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促进”的实验，并在总结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之后，于1924年发表了《社会心理学》一书，该书“使这些实验方法及其成果第一次可以普遍地为人利用……并迅速统治了美国社会心理学”（Murphy，1972），被人们公认是实验社会心理学诞生的标志。确定这一年的理由与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有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奥尔波特在此书中规定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要遵循的范式，即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广泛深入地影响了自此之后的社会心理学。

可见，上述三个年份对于社会心理学而言都十分重要，也有充分的理由来把其中任何一个年份当作是社会心理学的成立之年。因为这并没有定论，所以我们认为，在谈及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时，最好避免说社会心理学具体是哪一年成立的。因此，在论及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时，美国社会心理学家E.P.霍兰德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其多次再版的《社会心理学原理和方法》一书中智慧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他把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的阶段，他称之为是社会哲学阶段，此阶段社会心理学的特点是着重推想；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的近代，他称之为社会经验主义阶段，此阶段社会心理学的特点是着重描述；第三个阶段就是现代，他称之为是社会分析阶段，霍兰德说，所谓“分析”，它有几种意义，这里指的是运用得自系统研究的数据而进行的关于因果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途径的主要特征是，不只是作简单的描述，而且要确定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做法可能既包括实验，也包括调查。⁽¹⁾因此，此阶段社会心理学的特点是着重因果关系。霍兰德的这个观点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众多社会心理学家的推崇，在提及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时纷纷采用这个观点。但是，霍兰德的学说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许多基于此学说的教科书对较早和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历史着墨较多，对于之后异彩纷呈的社会心理学发展状况则没能论及，我们考虑到现今美国社会心理学在全世界霸主的地位以及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加上篇幅有限，我们会把前面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划分粗略一些，而把现代的、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历史当做重点划分细致一点，不求面面俱到。读者想要比较全面学习社会心理学历史需要，还请参考其他资料。

一、前社会心理学时期

艾宾浩斯在谈到心理学的历史时说过一句名言：“心理学有一个长久的过去，却只有一段短暂的历史。”社会心理学也是如此。社会心理学长久的过去，具体而言就是这里所说的前社会心理学时期，也是霍兰德所说的哲学思辨阶段。这一阶段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的古希腊起，止于19世纪中叶。霍兰德之所以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哲学思辨阶段”，“哲学”的意思是指从内容上看，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思想其实是被包裹在一些哲学思想里面的。换句话说，这一阶段并没有真正的社会心理学家，只有哲学家，此阶段的社会心理学只是哲学家们研究哲学问题时出现的副产品。因此，这一阶段也是社会心理学孕育的阶段。而“思辨”指的是研究方法，是说这一阶段的社会心理学内容主要是这些哲学家们推想出来的，可见其主观性是很强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这些思想的价值。

这一阶段有众多的哲学家论及社会心理学，在很多不同的社会都涌现出了社会心理学的思想。例如，已知的最早的法典，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包含了282条法则，规定了社会群体中相互依存的准则、责任和权利要如何与社会地位相适配，分配和程序正义的规则以及判罪的规则等。“以牙还牙”的原则（即今天的互惠规范）首次出现在这里。印度的“圣经”之一《薄伽梵歌》，提供了众多的有寓意学说，用以描述说明动机和行为之间的联系、自我、社会以及神灵的影响。在公元6世纪，努西亚的本尼狄克特，西方基督教修道的创立者，编辑了73条规则来描述一个修道院应该如何运行以及僧侣该如何过精神生活。这些规则包括许多社会心理学的思想，例如，规范个人的责任和僧人活动的相互依存。在犹太基督教的圣经中可以发现无数的社会心理原则，内容包括自由意志、亲社会与反社会行为、以自我为中心或以其他为中心的动机、与他人关系中的自我、因果归因、人的需要和动机的本质（及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处理这些需要和动机）、宽恕和内疚、自我调节、社会认知、公正的动机等。一些社会心理的效应甚至依据圣经的章节内容来命名（例如，慈善的撒马利亚人实验）。但是限于篇幅，在此只重点介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心理学思想。

（一）柏拉图的社会心理学思想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古典希腊哲学家，受教于苏格拉底，并教导了亚里士多德。他最著名的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描绘了他幻想的“完美”国家。

正义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柏拉图首先论述了国家的正义。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认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这条正义原则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或“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也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等。

柏拉图指出，这个“正义”国家应该具有智慧、意志和节制三个条件，而体现这三个条件的就是不同的人。理想国的公民被分为三类：赋有最高理性的人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他们的本性决定了其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他们是理想国的立法者和监护者，这些人是哲学家、统治者，属于第一等人物；赋有意志的本性、勇敢善战的人是神用银子做成的，他们是国家的卫士，这些人是军人、武士，属于第二等人物；只有情欲本性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他们安分守己，节制情欲，忍受劳苦，他们处于最下层，为统治者及其辅助者服务，这些人是农业劳动者和手工劳动者，为第三等人物。一个国家有这三种人，而这三种人被安排在力所能及的岗位上，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就算是具备了“正义”的美德。

柏拉图继而从城邦的正义类比地推出个人的正义，认为那是“大”与“小”，或“外”与“内”的关系——个人是缩小的城邦，城邦是扩大的个人。既然个人与城邦只是扩大与缩小的关系，那么，城邦的制度也必然同个人的灵魂存在着同构关系。因此，柏拉图认为，人的生物本性有三重——头、心和胃，与之相应的三种心理成分是理智、意志和欲望。如果这三种心理成分都能得到恰当的发展，达到杰出的境界，那么，随之又会出现三种相应的美德：理智具有智慧，意志发展为勇敢，欲望应受节制。在三者中理智最高，意志其次，欲望最低。他认为个人的正义也就是“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互相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己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同时，“在挣钱、照料身体方面”或“在某种政治事务或私人事务方面”，保持和符合协调的和谐状态的行为，就是正义的好的行为。否则，是不正义的行为。而且柏拉图认为，正义的人又聪明又好，不正义的人又笨又坏。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正义的人生活得好，不正义的人生活得坏。正义的人是快乐的，不正义的人是痛苦的。

在柏拉图看来，政治社会——政体形式或政府结构——是由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个体的心理特征决定的。一种心理类型产生一种相应的政治结构。“国家和人一样，产生于人的性格。那么，如果有五种政治制度，就应有五种个人心灵。”因此，当人潜在的动物本性占支配地位时，社会的政体形态便呈现僭主政体的特征；当财富欲与控制力共同滋长时，社会就实行寡头统治；当个体企望“随心所欲地活着”时，民主政体便蔚然成风；当对于真理的热爱成为首要的促动因素时，贵族政体便会盛行起来；而当理性失去支配的优势，听命于精神（荣誉）的摆布时，荣誉政体又会应运而生。理想国（贵族政体）会因腐化的激增而衰退。由此，贵族政体沦为荣誉政体，荣誉政体沦为寡头政体，寡头政体沦为民主政体，民主政体沦为僭主政体。而僭主政体则是一种典型的以动物欲望作为主导动力的政体。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人的各种可能的邪恶行径都被揭露了出来。

因此，为了达到他理想的境地，柏拉图非常重视教育问题，他为理想国设定的很多规矩、礼仪、道德，都没制定成法律，而是寄希望于通过从小时候开始的教育来引导人的行为和方向。正如书中所说：“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教育应从儿童开始，包括质朴的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他希望监督诗人，强迫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的形象，同时监督其他的艺人，禁止他们描绘邪恶、卑鄙的精神。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城邦的护卫者远离罪恶的形象，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如此的话，从一个人的童年就开始施加影响，将服从统治的信念根植于他的心中，必然是最彻底、最有效、最稳定的统治方法。

（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心理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的著作涉及许多学科，包括物理学、形而上学、诗歌（包括戏剧）、生物学、逻辑学、政治学以及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柏拉图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科学、政治和玄学。

对于社会心理学而言，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他认为：“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就像荷马所指责的那种人：无族、无法、无家之人。这种人是卑贱的，具有这种本性的人乃是好战之人，这种人就仿佛棋盘中的孤子。”⁽²⁾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是广义的政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的是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在于他对善恶、正义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以人类所独有的言语机能为基础，人类一般都能择善而从。因此，很多人也把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演绎为“人是社会性动物”。

柏拉图以其“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作为出发点，以正义作为一条基本的主线，描述了他的“理想国”。他希望用正义作为一个理想政治生活的灵魂，通过良好的教育来改造并抑制人的不良本性，构筑一个以正义为轴心的理想社会。亚里士多德则使用了另一个相似的概念：善。在他看来，国家是由人所组成的。人的本性是合群的，要求结成国家。只有到国家阶段，他们才能获得最高的“善业”，过美好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本性。因此，通过个人之善，可以推及国家之善，国家的根本宗旨就是维持社会之善，国家是“最高的善业”。为此，亚里士多德力主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来推进国家的善业。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社会分层是必然的，前者将社会一分为三，有统治者、武士和劳动者三个等级（个体合适的等级成员资格是根据作为他的人格特征的、独特的心理成分或德性来确定的），而后者则将社会一分为二——一个人要么是贵族（领导者），要么是庶民（追随者或奴隶），人的社会等级是由人内在的心理气质决定的。当一个人以非常适合他的自然气质的那种角色发挥作用时，他就能达到自我满足、自我实现、幸福或自身目的现实化的境界。而理想的社会正是这种能够给人的心理属性带来极大满足的社会。

亚里士多德不仅将人分为奴隶或主人，还将社会区分为三种阶级：上层阶级或曰富有阶级，下层阶级或曰贫穷阶级，以及居于中间的中等阶级。他认为，中等阶级最可取，因为它不受另外两个阶级所具有的重重障碍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还是富有和贫穷两个极端阶级间矛盾的仲裁者。“仲裁者总是受人信赖的，只有中等阶级中的人才能成为仲裁者。”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政治形态是随着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人的天性和需求的不同而变化的，而柏拉图认为他的理想国是绝对的，即对于任何人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行之有效。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也即人的本性，德性产生、养成、毁灭并实现于同一活动，而我们是怎样的，又取决于自身实现活动的性质。亚里士多德认为，有这样三种品质：“两种恶——其中一种是过度，一种是不及——和一种作为它们中间的适度的德性。”过度和不及这两个极端彼此相反，适度同二者也完全相悖。如果我们称在怒气上适度的人是温和的人，在怒气上过度的人是愠怒的人，在怒气上不及的人是麻木的人，那么，对于愠怒的人来说，温和的人是麻木的；对于麻木的人来说，温和的人又是愠怒的。由此可知，适度对于过度来说是不及，对于不及来说又是过度。而过度和不及都会阻碍实现活动的完满形成。但德性作为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因而，德性便是一种适度。“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中……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在感情与实践中，恶要么达不到正确，要么超过正确。德性则找到并且选取那个正确。所以虽然从其本质或概念来说德性是适度，但是从最高善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极端。”亚里士多德把德性看作是两种恶的中间即适度，这便是他的“中道”思想，他将中道看作最高善的极端的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想的集群行为往往择取中道。当形态、大小、数量、能力等都为适中时，以过度为特征的过失行为就会消失。和平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性质，战争则是过失行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思想家都是先天论者。他们深信，人生来就具有特殊的或固有的能力，它们在人的一生中都将得到发展。有些人才智出众生来就是贵族，而另一些人因天资不足，只能步入社会的低层阶级。

此外，我们还可以把亚里士多德当作是社会心理学态度研究的创始人。现代社会心理学许多有关态度或劝导的研究与亚里士多德有直接联系。亚里士多德将这些内容归入修辞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种基本说服方式——人格诉求、情感诉求和理性诉求。

人格诉求是指修辞者的道德品质、人格威信，亚里士多德称人格诉求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所以演讲者必须具备聪慧、美德、善意等能够使听众觉得可信的品质，因为“人格对于说服几乎可以说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当演说者的话令人相信的时候，他是凭他的性格来说服人，因为我们在任何事情上一般都更相信好人。”人格诉求不仅是演讲者与听众建立可信性的桥梁，同时也是对雅典人所认为的可信人群品质的研究。

情感诉求是指通过对听众心理的了解来诉诸他们的感情，用言辞去打动听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它是通过调动听众情感以产生说服的效力，或者说是一种“情绪论证”，主要依靠使听众处于某种心情而产生。演讲者通过带有倾向性或暗示性的语句向听众施加某种信仰和情感来激起感情并最终促使他们产生行动。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讨论了诸如喜怒哀乐、忧虑、嫉妒、羞愧等人类几乎所有的情感，在他看来，情感不是影响人们做决定的非理性障碍，而是对不同情境和论辩模式的理性回应。

理性诉求是指言语本身所包括的事据与或然式推理证明，即“逻辑论证”。因此，理性诉求既是对理性推论的研究，也是对言语逻辑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将理性诉求分成“修辞三段论”“例证法”。严格逻辑意义上的三段论是基于必然性而且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组成，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段论叫做省略推理法，它的前提是属于人类行动范围内的或然的事，然后根据这种前提得出或然式证明的修辞式推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演绎论证法，是一种不完整的三段论。修辞三段论用在演讲艺术中主要是劝说听众，演讲者只给出大前提，听众在猜测小前提的基础上推断出结论，通过让听众去猜测演讲者不直接表明的或故意省略的内容来激发起他们的参与意识。

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达到劝导的目的，劝导者必须具备：（1）逻辑推理能力，（2）对于人的各种形式的性格和善行的理解能力，以及（3）对于人类情感的理解能力。至于论据，至关重要的是能否对表面的论据和真正的论据加以鉴别。

二、社会心理学的黎明时期（1862—1895）

对于社会心理学而言，上一个阶段延续了2 000多年的时间，显得非常漫长，不过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还是东方中国的先秦时代，都创造过璀璨的文明。但是自此之后，西方经历了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阶段，文明似乎停滞了，直到文艺复兴开始，社会又向前发展，才有了近代的文明与科学。先是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后有心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创立，这才有可能催生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出现，与其母体学科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创立、发展有关。随着这两门学科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就会产生交集，由此催生了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黎明阶段，是指人们看到了社会心理学出现的曙光，这一阶段的具体时间大概是1862年至1895年。

20世纪，现代意义的社会心理学诞生。在此之前的19世纪后半段，有两门学科促使心理学朝向了社会的方面：民族心理学和群众心理学。

民族心理学，德文是Völkerpsychologie，很不好翻译，以至于有些英语国家的学者使用原文，但我们又不得不翻译，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翻译成了“民族心理学”。其实这样翻译不容易明白它主要的含义，原因是我们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是不同民族心理差异的一门学问。实际上它是文化心理学的意思，或者广义上就把它理解为社会心理学。按照民族心理学的一位领军人物冯特的话来讲，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是“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解释的，因为这是以许多相互的行为为先决条件的”。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主要社会文化产品包括语言、神话和习俗等，并认为其中的语言特别值得心理学家的关注，因为是语言才形成了“更高的精神功能”，即认知。

心理学里最早对社会文化方面感兴趣，要归功于1860年德国的拉扎鲁斯（M.Lazarus）和施泰因塔尔（H. Steinthal）合创的首份专业杂志《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他们的杂志旨在运用“直接观察”方法来“揭示那些无论在哪里，只要那里的众人能像一个个体那样生活和行动，就能发挥作用的各种规律”。它要研究“社会人或人类社会的心理学”。1860年至1890年，这两位合作者在柏林共出版了20卷该杂志。然而，这个历史上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坚持下来，至少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是如此。杂志的内容更多的是人类学和语言学，有点联系的是跨文化心理学和语言心理学，但没有达成在社会心理学上的连贯性，颇为可惜。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不仅是心理学的奠基人，也对日后即将到来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世纪70年代，欧洲及北美的一些学者和学生来到莱比锡大学，学习冯特关于心理成分的研究，这些人中有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贾德（Charles Judd）、黑尔帕赫（Willy Hellpach）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米德后来提出的符号互动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础理论。

在冯特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预测过心理学有两个分支：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和社会或民族心理学（social or folk psychology）。他认为，由生理心理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研究的个人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这种类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高级心理过程。尽管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个体性，但是社会互动所造成的结果却要大于个体心理活动的总和。由于这个差异，冯特认为，与生理学一样，生理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社会心理学则和其母体学科哲学一样，是社会科学。冯特进一步指出，生理心理学家应该去做实验来研究它们的问题；而社会心理学家则要采取非实验的方法，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攫取那些社会互动的复杂问题。这一点让人感到颇为奇怪和不解，因为冯特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实验心理学之父，而他却认为实验的方法对他的《民族心理学》并无益处，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在冯特的一些概念里面没有包含那个时代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内容。冯特把自己职业生涯的前一半奉献给了生理心理学，后一半则给了社会心理学。

冯特写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对欧洲的学者影响很大，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及时翻译成英语，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对此并不熟悉。部分原因是“一战”前后冯特对德国民族主义令人不快的支持让他失去了与众多以前美国学生的联系，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年轻的美国学者们更喜欢自然科学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总与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古董。冯特关于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而社会心理学是社会科学的观点在欧洲颇有市场，但在20世纪初的美国却因为行为主义的兴起而乏人问津。

行为主义的哲学是逻辑实证主义，通过可以经验证实或直接观察的方式来表达知识。这种行为的新科学对冯特关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及他警告说社会科学家要依靠非实验的方法论而言没有多少用。行为主义对美国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影响巨大，而对美国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却影响甚微。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是摆脱了冯特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日后成为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相反的是，美国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却间接地受到了冯特著作的影响，因为这一块的一个奠基者米德，对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直到今天，符号互动理论依然是美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的热点。

另外一门具有社会意味的心理学是法国的群众心理学（crowd psychology），它原本是研究相对于个体“正常”的意识而言“非正常”的群众心理的，其主要的研究课题——集群行为、从众、去个性化、聚集的效应、社会条件、暴力的形式等，这些内容同时被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这些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是只有在形成群体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具体的机制有暗示、模仿、高度的从众、去个性化等。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43—1904）是其最具影响者，他不仅是法兰西学院的现代哲学教授，而且还是一位犯罪学家、预审推事和统计学家。塔尔德用模仿来对集群现象作出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他认为最根本的社会事实就是模仿，并宣称模仿作为一种活动模式可比作对于自然法则的无休止的重复。塔尔德当预审推事的经历使他相信，犯罪是通过暗示、模仿和欲望等社会原因产生的。结果，他认为罪犯就是由罪犯抚养的人，“社会就是模仿，而模仿乃是一种梦游症”。

塔尔德从由模仿的扩散所形成的发明中来探讨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并注重于个体因素，而埃米尔·迪尔凯姆（1858—1917）在研究中则强调社会群体或集体因素。他认为社会的事情是无法还原到个人水平的。群体是一种结构形式，一种能够以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人的方式进行思考、感受、行动的整体，整体并不等同于各部分之和。他在其著作《自杀论》中充分说明了他的观点。

迪尔凯姆认为自杀率与个人自杀事件分属于社会与个人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学对个人自杀事件并不感兴趣，它无意于探求导致个人自杀的各种具体原因。在迪尔凯姆看来这是心理学的研究课题。社会学感兴趣的只是自杀者在某一群体或某一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即自杀率。自杀率是一种只能以群体为其基本单位的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关于自杀的自然主义和生物学主义的论点，提出自己的研究假设：造成欧洲各国、各地区及各个时期不同自杀率的原因是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社会潮流。迪尔凯姆根据社会潮流的不同，划分了四种自杀类型：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失范性自杀及宿命性自杀，并从统计数据的比较中寻找影响自杀的社会因素。

第一种是利己性自杀（Egoistics suicide）。整合性强的社会群体通过共同的规范和强有力的权威控制着成员的思想行为，使成员完全归属于群体。在个人遇到挫折时，可以得到群体的保护和支持。因此群体的整合是遏制成员自杀倾向的社会因素。相反，个人主义的兴起增强了个人的独立性，削弱了群体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降低了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松弛了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很容易陷入沮丧、绝望而难以自拔，进而采取自杀以求解脱。

第二种是利他性自杀（Altruistics suicide）。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得个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个人的权利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期待完全服从群体的需要和利益。利他型自杀的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义务性自杀，群体强加给个人的义务。第二种表现是负疚性自杀。执行者对群体和任务的认同十分强烈，完全献身于群体，服从群体，为了群体利益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说利己型自杀的原因是社会整合程度不足，那么利他型自杀的原因是社会过度整合。

第三种是失范性自杀，或称为“异常性自杀”（Anomic suicide）。在过去惯于某种生活规范与习惯时，突然因丧失规范与认同下，造成认知错乱造成的自杀状况，诸如突然经济恐慌的自杀者。

第四种是宿命性自杀（Fatalistic suicide）。其常发生在过度压迫的社会，并且导致人们会有想要死亡的欲念。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自杀理由，但是对于监狱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当他们受到虐待时，这些狱中人会选择死亡，也不想继续被刑囚。

因此，迪尔凯姆得出结论：社会整合程度影响社会的自杀率。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被认为是法国社会心理学思想中有关群体意识理论发展的顶峰。勒庞认为群众是“一群人的聚集”并具有“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体特征的新特征……集体心理得以形成……集体心理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服从于群众心理统一律”。勒庞的理论是对当时各家学说的折中。一方面，勒庞接受了塔尔德的观点，以具有催眠性质的暗示感受性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尤其是个人聚集而成的“群众”行为。他认为，群众具有神经质的感染因素，去个性化、感情作用大于理智作用、失去个人责任感是群众的三大特征。另一方面，勒庞也接受了迪尔凯姆的观点，认为群体意识是不同于个体意识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因为群体本身就具有“与作为构成群体的各个体完全不同的特征……群体意识……服从于群体心理统一律”。

在神秘力量的指引下，群众表现出某种十分低劣的心理，并对某些不可预测的催眠力量作出无意识的反应。一旦个体聚集成众，新的心理特征便会显露出来：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在这一阶段社会心理学术语开始出现了。亚霍达（Jahoda，2007）认为可能开始于一个不起眼的意大利哲学家卡罗·卡塔尼奥（Carlo Cattaneo），卡罗·卡塔尼奥1864年提出“psicologia sociale”的术语，用来描述“交往心理”的心理现象，即如何从个体心理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新的思想。该术语的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早期使用者是古斯塔夫·林德纳，一位奥地利/捷克的心理学家，1871年他写了一本教科书《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心理学》，其中详细地讨论了许多有关“源自共同影响……个体在社会中的现象，社会生活中的法律”的内容。林德纳的书中包括题为“社会心理学基本原理”的章节，因为这本书被广泛阅读，所以它比卡塔尼奥的文章更像是今天社会心理学的源头。

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的艾伯特·埃伯哈德·弗里德里克·谢夫勒出版了其四卷本的著作——《社会躯体的结构及生活》（1875—1878），在这部著作中，谢夫勒用了整整300页的篇幅来谈论“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状况或民族意识的一般现象”。在这一著作的标题下，还有一个副标题——社会心理学大纲。谢夫勒试图运用不同于民族心理学家所采用的方法（虽然方法见效甚微）来研究社会心理学。他所使用的“社会心理学”一词与古斯塔夫·林德纳在1871年所写《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心理学”一词意义相同。虽然在德国谢夫勒的观点被认为已经过时了，但是在美国，这些观点却在斯莫尔和文森特在1894年出版的、首次使用“社会心理学”一词的《社会研究导论》一书中出现过。这部著作将“社会心理学”列为该书的主要章节之一。自此之后，社会心理学这术语才被广泛地采用了。

三、社会心理学的早期（1895—1935）

特里普利特（Norman Triplett）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他于1895年进行了世界上第一项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特里普利特既是一名心理学家，又是一名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他在参加自行车运动后查阅成绩时发现了一个现象，如果是一群自行车运动员一起从起点骑行到终点，要比一名运动员从起点骑行到终点的比赛成绩好。当时对此现象进行解释的主流声音是从物理学发出的，用的是“气流”的概念，认为好像大雁在空中要排列成雁阵一样，领头大雁拍出的气流可以让随后的大雁节省力气，从而可以飞得更远。同样，只有一群运动员在一起比赛才会产生这种气流，达成省力快速的结果，一名运动员的形式竞速则不会有此效果。特里普利特却对此深表怀疑，认为不是什么物理原因的结果，而是心理原因导致的。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他做了一个实验。把40名儿童参与者请来实验室，要他们尽快地卷鱼线。一部分儿童是独自一人在实验室里卷鱼线，另一部分儿童是有五六个一组同时进行这一活动，或者是有别人在场时才卷鱼线。结果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后一种情形下儿童卷得更快。特里普利特的研究成果于1897年出版，正式宣告了可以将实验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

还有一个人在此阶段做了一个现在仍被引用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而且做实验的时间比特里普利特还早，他就是法国的农业工程师林格曼（Max Ringelmann）。他在19世纪80年代做了一个实验：把参与者叫来拔河，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一个人单独地拔河，另一种是一组人一起拔河，然后测量计算每个参与者所付出的力量。他发现随着群体的规模增加，个体所付出的力量会变少，一个人单独拔河时是最卖力的，这与特里普利特实验的结论正好相反。尽管林格曼做的实验更早，但其研究报告到了1913年才出版。因此，第一个社会心理学实验被认为是特里普利特所做的。

把社会心理学建成一门科学学科的荣誉，传统上要归功于以“社会心理学”为名出版著作的作者，即英国的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和美国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他们于1908年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麦独孤契合了当代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取向，把个体当做分析的基本单元；而罗斯则与当代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取向一致，强调的是群体与社会结构。罗斯所强调的正是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群众心理学研究中的观点，但麦独孤的社会行为是源于本能和达尔文学说关于进化过程的招牌观点，不久就遭到了强调在行为塑造过程中学习和环境重要性的新兴的行为主义学家的反对，因此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的心理学家中并没有立足之地。事实上，对社会行为的进化视角解释在接下来的80年间都被排斥在社会心理学的主流理论之外。

作为心理学家的麦独孤，尽管于1908年就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心理学的专著，但对于美国的心理学界来讲，他的非主流的观点实在是没有什么市场，他的著作也被认为是徒有其表，其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因此，亚霍达认为1908年是社会心理学的早期时代的结束，而不是新一时期的开始（尽管这两本著作的影响把社会心理学这个术语推向新的学术地位）。那么，真正使社会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在美国产生影响的人是谁呢？他就是F·奥尔波特（Floyd Allport）。1924年，奥尔波特出版了第三本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才使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在美国有了一个明确的身份。现在看他书中所说的话，那鲜明的个体主义特色依旧跃然纸上：

我相信，只有在个体的框架之内，我们才能够发现行为的机制和意识，行为和意识是个体之间的互动产生的，这是一个基本原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群体心理学，实质上只有个体心理学……心理学从根本上是关于个体的科学。

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是在华生（John Watson）开辟了美国心理学行为主义纪元11年后才提出的，他强调社会心理学要研究人在社会情境中是如何对刺激进行反应的，而群体只不过是这众多刺激中的一种。除去他鲜明的个体主义和行为主义标签，奥尔波特还通过大力赞美采用实验方法去研究诸如从众、非语言沟通和社会促进这样的内容的方式，进一步塑造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身份。奥尔波特号召大家用仔细控制的实验方法去获取社会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像16年前的麦独孤和罗斯那样用哲学的方式去创建社会心理学。

采用实验法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优点，是可以使研究者在保持其他变量恒定的情况下，系统性地考察某些变量的效应，这些变量可以是单个的或者是几个变量的组合。但奥尔波特的过于依赖实验法的缺点是容易忽视现实生活中历史和文化层面因素的作用，而只强调了个体是如何对社会刺激的呈现进行反应的，对于生动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过程是怎样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却没办法进行研究。在同一时期，甚少实验聚焦的美国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则更多地去考虑了社会行为中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20世纪20年代，社会心理学在众多质询的目光下，能在心理学领域中进一步取得合法地位，从而在其众多的分支学科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921年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把一份出版物《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的名称变更为《变态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而且把奥尔波特增补为编辑。自此之后对精神障碍的了解，除了弗洛伊德的婴儿期冲突和无意识动机的学说，又多了一种美国式的方式（例如人格特质和行为主义视角）。

奥尔波特的这套社会心理学理念使他获得了众多的拥趸，但他一个关于群体的基本假设却在此时受到了挑战。在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一位在土耳其出生的美国学者谢里夫（Muzafer Sherif）对社会规范发展的研究，可以看出他并不赞同奥尔波特关于群体只是个体集合的观点，以及当个体组成集体实体时不会产生什么新的群体性品质的看法。谢里夫年轻的时候在土耳其目击了一群希腊士兵残忍地杀害了他的朋友，同时也许是受到了其出生地土耳其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谢里夫反驳道，一个群体形成之后，其产生的心理内容要比个体那种非群体的思想总和更多，他做了一个群体规范形成的实验来验证其假说。谢里夫让受试者坐在一间黑屋子里，一次一人。受试者凝视着一盏昏暗的灯，并被要求说出这只灯什么时候开始动，移动了多远。（他们不知道，幻觉运动是一种常见的错觉。）谢里夫发现，每个人在接受单独测试时对灯移动了有多远距离的回答各不相同，差异极大。可是，当在黑屋子里有几个人一起做实验且意见不同时，其中一个受试者就会因为这些人的意见而产生动摇，多次实验后，最后的结果是对灯移动距离的回答趋同，差异变小或几无差异。这一实验显示出，个人对社会观点的判断力很脆弱。这一实验也为后来的20年间进行的几百次依从实验指出了方法。10年之后，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通过一个在本宁顿学院进行的纵向田野研究，他研究的内容是参照群体，在实验室之外拓展了谢里夫的发现。谢里夫的社会规范研究在社会心理学历史上非常重要，因为谢里夫第一个证明了即使是复杂、现实的社会情景也可以进行实验室的实验。

此时德国社会心理学的主流观点是格式塔心理学，它对当时欧洲关于群体心理的观点和美国个体主义的立场都加以拒绝。格式塔社会心理学家们主张社会环境不仅是由个体组成的，也是由个体之间形成的关系组成的，而且这些关系具有重要的心理含义。由此格式塔社会心理学家促进了把群体当作真实的社会实体的理解，这直接导致了群体过程和群体动力学的传统可以留存至今。在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内部的这两个学派，一个源于美国，另一个产生在德国，原本是彼此独立的，不久由于世界发生的大事而走在一起了。

四、社会心理学的成熟期（1936—1945）

在20世纪的前30年，基于奥尔波特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理念，学术界着重于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很少考虑具体的社会实际问题。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心理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对社会心理学有重要影响的一些事件发生了，这就是美国的大萧条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社会政治剧变。

1929年开始的股市崩塌，使许多年轻的心理学家没能找到或失去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偏向了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理念或更激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左翼的政治观点。1936年，这些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一个组织，致力于对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以及对进步的社会活动给予支持。这个组织，就是“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s，SPSSI），其中就有很多社会心理学家热衷于把他们的理论与政治行动运用到解决真实的社会问题中去。这个组织对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把伦理和价值观注入社会生活的讨论中去，从而在这段时期开拓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如群际关系、领导行为、宣传、组织行为、选举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等。

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世界性的大事件引起了许多变化，使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与之有了进一步的差异。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使俄国清除了个人主义取向的理论与研究，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在强调个体上的研究却与日俱增。到了1936年，苏联共产党禁止了各种场合的心理学实验，严禁个体差异的研究。与此同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兴起的法西斯主义使这些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反智和反犹气氛。为了避免在这些国家遭受迫害，大量顶尖的欧洲社会科学家，如海德（Fritz Heider）、伊凯塞（Gustav Ichheiser）、勒温（Kurt Lewin）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都移民到了美国。当美国参战时，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都将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运用到为战争服务中去，其中就包括为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情局的前身）挑选军官，劝导妻子们用平常不爱用的食材烹饪食品，用有效的宣传手段破坏敌人的士气等。这些卓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使得以后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组织加大了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资助。

在那个全球纷争的时代，最有影响力、最值得一提的社会心理学家是一位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柯尔特·勒温。1890年，勒温出生于波森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如今属于波兰），他家在村上开了一间杂货铺。他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天赋。也许是因为同学中有反犹的倾向，于是，当他15岁的时候，他家搬到了柏林，他在那里获得了知识的丰收，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最终在柏林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的许多心理学课程都是冯特传统的理论，勒温发现这些理论处理的一些问题太小了，很无聊，而且对理解人类特性并无裨益，因此，他急切地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心理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部队复员回到大学不久，科勒成了研究院的负责人，而且韦德海默（M. Wertheimer）也成为了教研室的成员，因此，勒温就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即格式塔理论。

勒温早期的格式塔研究主要处理动机和灵感的问题，可是，他很快转移到了把格式塔理论应用到社会问题中。勒温以“场论”构想社会行为，即一种透视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各种力量的整体概念的方式。在他看来，每个人都被一种“生命空间”或动态力场所围绕，他或她的需要和目的在这些力量中与环境的影响互相发生作用。社会行为可以用张力和这些力量的互相作用，及一个人在这些力量中维持平衡或者在这种平衡被打破时恢复平衡的倾向加以系统化。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他的学生布鲁马·蔡加尼克进行过一项实验，以验证他自己的一项假说，即没有完成的任务比已经完成的任务更容易让人记住。

为了描述这些相互关系，勒温总在黑板上、纸片上、灰砂上，或者在雪地里画着“乔丹曲线”——代表生命空间的椭圆——并在这些曲线上面勾画这些力在社会情形中的推拉作用。他在柏林的学生把这些椭圆叫做“勒温蛋”；后来，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把它们称作“勒温澡盆”；再后来，在爱荷华的学生又称它们为“勒温土豆”。不管叫蛋也好，叫澡盆、土豆也罢，它们都勾画出在小型的面对面互动中的一些过程，这些都被勒温视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领地。

尽管柏林的学生都挤着听勒温的课，观摩他的研究项目，可是，跟其他的犹太学者一样，他在学术阶梯上没有什么进步。可是，他极聪明的场论写作，特别是应用在个人间冲突和儿童发展领域里的写作，使他在1929年获得一份去耶鲁大学讲课的邀请函，并于1932年获得一份作为访问学者去斯坦福大学6个月的邀请函。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久，勒温从柏林大学辞职，并在美国同事的帮助下，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一份过渡性工作，后来又在爱荷华大学获得一份永久性教职。

为了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理想，勒温于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即“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仅3年后，1947年，当时57岁的勒温就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很快搬到了密歇根大学。虽然勒温过早地去世了，但是勒温的众多学生被勒温的远见和鼓舞力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成为了这一领域在战后迅速扩张的核心成员。细数一下受勒温影响的学生们，一共有三代，第一代是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多温·卡特莱特（Dorwin Cartwright），他们和勒温共过事，帮助勒温建立了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很快就吸引了众多的第二代学生：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柯尔特·巴克（Kurt Back）、莫顿·多依奇（Morton Deutsch）、默里·霍维茨（Murray Horwitz）、阿尔伯特·佩皮通（Albert Pepitone）、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罗纳尔德·里皮特（Ronald Lippitt）、阿尔文·赞德（Alvin Zander）、约翰·蒂伯特（John Thibaut）和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等。而他们培养出了第三代学生：琼斯（E. E. Jones）、克劳斯（R. Krauss）、罗丝（L.Ross）、申巴赫（P. Schönbach）、辛格（J. Singer）和津巴多（P. Zimbardo）等，如果我们把费斯汀格他们的学生算入第三代的话，还有阿伦森（E. Aronson）、尼斯贝特（R. Nisbett）和扎琼克（R. Zajonc）等。这简直就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界的豪华天团，原因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被引用的文章都出自他们之手，几乎所有的当代社会心理学家都能在他们所从事的学术领域中看到这些名人。他们的研究和理论范围极广，涵盖了当今社会心理学大部分重要的主题：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和失调理论、态度改变的理论和研究、合作与竞争、顺从、冲突、互依、社会比较、社会交换等。

勒温大胆和富于想象力的实验风格远远超出了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并成为这个研究领域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他所体验到的纳粹独裁和他对美国民主的向往激发了他的一项研究，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为了探索独裁和民主政体对人民的影响，勒温和他的两名研究生罗纳德·里比德和拉尔夫·怀特创立了一系列为11岁儿童设立的俱乐部。他给每个俱乐部提供一位成人领导，以帮助儿童学习手艺、游戏和其他一些活动，并让每位领导采取三种管理方式之一：独裁、民主或者放任。实行独裁制的那组儿童很快变得充满敌意，或者很消极；实行民主制的那组变得很友善，具有合作精神；被放任的那组儿童也很友善，不过很淡漠，也不太情愿去做什么事情。勒温对此实验结果十分自豪，原因是这一实验证明了他的想法，即独裁制有极其有害的影响，而民主制对人类的影响是极其有益的。

勒温的这类的课题和实验对社会心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利昂·费斯汀格（1919—1989）是勒温的学生、同事和学术继承人，他说，勒温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一方面，勒温选择了非常有趣和重要的课题。很大程度上，社会心理学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开始探索群体凝聚力、群体决策、专制与民主管理、态度转变技巧和冲突解决。另一部分是，勒温“执着地尝试在实验室里建立有力的、可以发出巨大变化的社会情形”，和他在设计方法时超凡的创造性。

勒温也帮助成立了SPSSI，并于1941年成为这个协会的主席。他坚定地认为，社会心理学并不需要在是属于纯科学还是属于应用科学之间进行选择。他经常强调：“没有行动就没有研究，没有研究就没有行动。”“好理论，最实用。”他使社会心理学家去把自己的知识运用到当下的社会问题中去。尽管勒温的名字从未为大众所熟悉，直到今天也只有一些心理学家和学心理学的一些学生知道，但是，爱德华·蔡斯·托尔曼（Edward Chase Tolman）在勒温1947年去世之后提到过他：“临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实验心理学家勒温——这是两位巨人，他们的名字在我们这个心理学时代的历史上会排在所有人前面。”正是由于他们互为对照但又相互补充的洞察力，才第一次使得心理学成为一门能够适用于真正的人类和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科学。勒温之前的社会心理学可谓是支离破碎：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独特的理论与方法。是勒温和他的学生们成功地扭转了乾坤：有了独特的方法论，形成了“中型”理论的特色和乐观进取的精神。此外，社会心理学还实行“拿来主义”，不拘一格地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只要是有助于明确自己的身份和有助于自身发展的“有用的”理论和方法，都能够吸取过来。勒温被誉为“现代社会心理学之父”，实不为过。

随着战争的结束，北美社会心理学的前途已经光明。由于社会心理学学科地位的提升，社会心理学家可以建立新的研究设施，拿到政府的资助，最重要的是培养了研究生。这些未来的社会心理学家的主要特征是白人、男性和中产阶级，而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则主要是一些退伍的士兵，他们是通过新的退伍军人法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接受教育的。成长于大萧条时代，受罗斯福民主党新政的影响，许多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持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们日后的研究和理论。他们中许多人的导师是逃离自己国家的欧洲学者，在战争结束后选择留在了美国。卡特莱特（Dorwin Cartwright）认为这些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政治倾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还是没能很好地建设社会心理学，因为这里的保守主义和种族隔离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

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繁荣昌盛，而由于毁灭性战争的影响，其他国家的社会心理学严重受阻，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心理学。战后的美国成为了世界的霸主，不仅向其他国家输送自己的物质，还向其他国家输送自己的社会心理学。在此过程中，除了美国这些社会心理学家自由主义政治倾向的影响之外，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是自身的社会问题。

五、社会心理学快速扩张期（1946—1969）

随着欧洲知识分子的涌入和对美国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的训练，成熟了的社会心理学扩展了它的理论和研究基础。为了弄清楚像德国这样的文明社会也被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无情地煽动和摧残的原因，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他的同事研究了权威主义人格，分析了童年时期的人格因素是如何形塑了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服从和对少数族裔的不容。数年之后，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其著名的服从实验里扩展了这个系列的研究，这些实验告诉我们情境因素更有可能使人们服从于一个破坏性的权威人物。其他的社会心理学家则受勒温对格式塔心理学解释的启发，把注意力放在了小群体动力学上面。

在耶鲁大学，霍夫兰德（Carl Hovland）和他的同事依据行为主义的原理研究了劝导沟通的力量，这个研究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二战”时对宣传、军队士气及如何将少数族裔的人整合进军队服务的关注。这个时期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也关注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焦虑与恐惧及与苏联发生国际冲突所带来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社会心理学还关注了社会偏见。例如，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决定终结种族隔离的教育，部分原因就是基于K.克拉克（Kenneth Clark）和M.克拉克（Mamie Phipps Clark）这对黑人夫妇学者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种族隔离对黑人儿童的自我概念有消极的影响。同一时期，G.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F.奥尔波特的弟弟）则提供了废止种族隔离可以减少种族偏见的理论概要，这就是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这个假说提供了通过操纵情境变量去减少群体间敌意的一个社会心理学蓝图，这种了解和修复偏见的作法要比早期权威主义人格的在行为主义社会心理学盛行的美国更接地气。

20世纪50年代另一意义重大的系列研究是列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一些人认为它是社会心理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理论（Cooper，2007）。费斯汀格是勒温的研究生，他认为当两种认知不协调时，便有压力使之相协调，这可以通过各种认知和行为的改变来解决。强调认知一致的失调理论不同于那一时期的其他模式那么受欢迎（如平衡理论），但是失调理论以更具动力学和自我调节的方法最后胜出。这一新颖的理论和相关实验使其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同时也遭到了广泛的批评，特别是行为主义者的强化作用原则与认知失调理论大相径庭。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失调理论获得了胜利，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在不断地发展，并且启发了其他新的理论。一段时间之后，费斯汀格的理论转变为了行为辩解的理论，它假设通过外在奖励或限制的对行为的不充分的解释会引起自我辩护态度变化的需求。其他重要的工作也受到了认知失调传统理论的促进，包括贝姆的自我知觉的模型、心理抗拒理论、自我证实理论，还有外在动机的研究。认知失调理论的极简性和与之带来的许多惊人发现使其多年来在社会心理学圈内外让人深感兴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得到了大量研究的充分支持，才使得学者们对它研究的热情减退。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极其动荡，整个国家陷入了政治暗杀、都市暴力、社会抗议和越南战争的泥沼，人们在寻找改造社会的良策，社会心理学家顺势而为，更多地致力于诸如攻击行为、助人、人际吸引和爱等课题的研究。其中包括沙赫特的情绪两因素理论，它使情绪作为社会心理学探索主题得到了普及，并且介绍了对生理唤醒的归因和错误归因的观点。对人际吸引和友谊形成的研究也日见增多，其中有纽科姆（Newcomb，1961）对密歇根大学新生认识过程的详细研究，拜恩（Byrne，1971）的相似性与吸引的研究，奥特曼和泰勒（Altman & Taylor，1973）的自我暴露和社会渗入的研究，以及不久以后，伯奇德和沃尔斯特（Berscheid & Walster，1974）的外貌吸引力研究。史都华（Stouffer，1949）在《美国战士》一书里介绍了相对剥夺概念，它与霍曼斯（George Homans，1950）的社会交换理论结合在一起，使亚当斯（J. S. Adams，1965）提出了公平理论，他们推动了社会心理学家们对社会公平研究的持续长久的兴趣。

在这个过程中，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和伯奇德（Ellen Berscheid）在人际和浪漫关系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不仅在拓展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围上非常重要，也引发了社会心理学之外的大量论战，很多政治家和普通市民均表示社会科学家不要去研究像爱情这样神秘而美好的东西，应该留着它继续保持其神秘性。而由拉塔涅（Bibb Latané）和达利（John Darley）主导的旁观者介入研究则甚少受到非议，这项研究源于1964年纽约的女侍者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被谋杀事件，如今，他们的这项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中的经典。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使全美国感到震惊。这件谋杀案受注意的原因跟凶手、被杀害者或谋杀手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吉娣·吉诺维斯是位年轻的侍者，她于早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个事务处理机操作员，根本不认识她，他以前还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她呼救或目击她被刺。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人给警察打电话（有个人的确打了——在她死后）。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目击者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有两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虽然都不是纽约本市人，但是对此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约翰·达利是纽约大学的副教授，毕博·拉塔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他们都曾是斯坦利·沙赫特的学生。谋杀案发生后不久，他们在一次聚会上相遇。虽然两人有很多地方不同——达利是黑头发，彬彬有礼，常青藤学院派头；拉塔涅个子瘦长，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副南方农家子弟的样子，口音也是南方的，但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家，他们都觉得，对于目击者的无动于衷，一定有个更好的解释办法。

他们当夜就此长谈了数小时，获得了共识。拉塔涅回忆说：“报纸、电视，以及每个人都在说，事实是有38个人目击了这场暴行而没有一个人出来做点什么事情，就好像是说，如果只要一两个目击者看到了，而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因此，我们突然间就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的确有38个人解释了他们的无动于衷。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把一种现象颠来倒去地分析，然后看看你认为的后果是否就是那个原因，这是一个旧把戏了。也许，这38个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其他的人都在看，这就是他们什么也没做的原因。”

两人立即开始设计一项实验，以检测他们的假设。几个星期后，经过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们启动了一个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反应调查。在研究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与了一项未说明的实验，以满足课程必需的一项要求。达利、拉塔涅和一位研究助手会告诉每个到达的参与者，该实验涉及都市大学生的个人问题讨论。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为了尽量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他们将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

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不管假设是在与其他1个人、2个人或者5个人谈话——之所以称为假设，是因为事实上他听到别人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总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及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这话是理查德·尼斯贝特说的，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今天，他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试演中表现最好，因此选了他来扮演这个角色。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再大喘一阵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患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参与谈话的参与者中，只有31%的人动了。后来，当问及学生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影响。

达利和拉塔涅现在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了，他们把它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或者，更简单地称为“旁观者效应”。正如他们所假设的一样，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一位旁观者无动于衷的。对旁观者效应的解释，他们说：“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他们后来提出，有三种思想过程在支撑着旁观者效应：当着别人的面会使人犹豫是否采取行动，除非确定此时是合适的；认为其他无动于衷的人的行为是合适的；最重要的是“责任分散”——认为其他人都有责任对紧急情况采取行动，使得自己的责任减轻了。后来由拉塔涅、达利和其他一些研究者进行的实验也证明，个体是否能看见其他的旁观者，是否能被别人看见，或者是否知道还有其他人，会在这三种思想过程中的一种起作用。

达利和塔拉涅的实验引起了其他研究者广泛的兴趣，并激发他们进行了大量类似实验。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在30个实验室里进行的56项研究，实验者共邀请了近6 000名不知情的实验被试，他们要么是孤身一人，要么与一人、数人或者很多人同时在场。（结论：旁观者数量越大，旁观者效应越明显。）向他们展现的紧急情形有许多种：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巨响，然后是一位女士的呻吟；一位穿着整齐的年轻人拿着一根手杖（有时候换成一位浑身脏兮兮、满身酒气的年轻人），在地铁车厢里突然摔倒了，挣扎着试图爬起来；一个人正在偷书；实验者本人晕倒……在48项研究中，旁观者效应都明确地表现出来了。如果只有实验被试独自在场，则有近半数的被试会出手相助；如果知道有其他人在场，则只有22%的人会行动。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确定的假设之一。

然而，大量助人行为研究——有利于或者不利于非紧急情形之下的助人行为的社会及心理学因素——还在不断进行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算告一段落。助人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在理想主义化的20世纪60年代，它开始替代社会心理学家战后对攻击行为的大力研究；它今天仍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六、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和重估时期（1970—1984）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地加大力度，决定在社会科学家的指导下去医治美国的社会病，社会心理学家的数量急剧上升。在这些新的社会科学家中，有不断增加的女性专家，还有一些少数族裔的学者。这些新生力量从一开始对社会行为进行研究时，就对社会情境与人格因素的交互作用很感兴趣。今天，这种交互论者的视角体现在两本一流杂志的刊名上，即《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和《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世纪60年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激增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的激增，即研究的伦理问题，因为一些有争议的研究使参与者受到了心理伤害。其中最有争议的研究就是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志愿者被命令要对另一个人实施看上去令人痛苦的电击，名义上说这是学习效果的一部分。当然，实际上那名学习者并没有受到电击——他是实验者的“同谋”，假装受到了电击而努力配合表演出痛苦来——但参与者信以为真，在实验过程中承受了程度不等的压力和紧张。尽管这个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的结果对揭示有关社会行为有重要价值，但是人们还是质询其研究价值与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相比孰重孰轻。受这些争论的影响，1974年美国政府颁布命令，要求所有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学术机构制定审查制度，以确保参与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健康与安全。

与此同时，对社会心理学的怀疑升级了，且不仅限于伦理的方面。社会心理学家们怀疑其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自问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是不是一门有意义和有用的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社会心理学猛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然后快速地扩张，大家对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寄予厚望。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社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社会心理学的信任危机也随之而来。其中，格根（Kenneth Gergen）开玩笑说，应该把社会心理学当作是一门历史学科，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社会行为背后的心理学原则经常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女性和少数族裔接踵而来的批判，说过去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理论只是反映了白人、男性的观点，许多人开始对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重新进行评估。幸运的是，社会心理学接受了批评，采用了更多不同的科学方法，其成员也更加多样性，一个更具活力和包容性的社会心理学又出现在人们面前了。

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来讲，20世纪70年代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关于人类行为本质理论范式转换的关口。长期以来，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行为是基于他们的需要、欲望和情绪。这种从“热”的方面去认识人性本质的视角认为，那些“冷”的、算计的行为是处于第二位的，是为人们的欲望而服务的。现在的观点是，人们的行为主要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对情况进行理性分析然后选择的结果。这种“冷”的视角断言，人们的考虑方式最终决定了他们想要什么和他们的感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热”的理论视角最具影响力，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冷”的理论视角支配了社会心理学的思想，结果是社会认知占据了统治地位。

归因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个理论认为人们的社会判断是一个理性的、系统的认知过程。受早期出生于奥地利的社会心理学家伊凯塞和海德工作的启发，这段时期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归因理论。长期以来人们把海德的归因理论当作是所有归因研究的一个基础，而伊凯塞由于要与精神病做斗争，他的贡献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

除了归因理论，其他的社会认知理论也大放异彩，为人们如何解释、分析、记忆和使用社会性世界的信息提供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而且这些理论也为态度、劝导、偏见、亲密关系和攻击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能量，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中依然处于支配性地位。这一时期重要的成果包括：判断和决策的研究（为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社会推断加工过程的研究，例如有关采用启发法和其他策略来组织和使用信息的研究（Kahneman and Tversky，1973）；自动性思维的早期研究（Winter and Uleman，1984）；态度改变的形成理论，如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Petty and Cacioppo，1986），以及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理论，如理性行动理论（Fishbein and Ajzen，1974）；大量的社会归类和图式使用模型，包括个体记忆模型（Ostrom，1989）；双重加工模型，如那些分辨审慎的和工具性心理的装置（Gollwitzer and Kinney，1989）或是系统性和启发性加工过程（Chaiken et al.，1989）；以及分辨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是自动化还是受意识控制的加工过程的模型（Devine，1989），等等。一时间，社会认知在解释社会行为方面要比任何其他视角都更流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观点就不活跃。随着社会认知的兴起和互动取向研究的增加，一度被认为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里的自我概念，又在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中重燃起了兴趣。尽管自我被当作是态度研究和其他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的内隐概念有很多年了，但自1913年以来，激进的行为主义在美国心理学领域盛行后，就把自我的研究带入了一个暗黑的年代。随着行为主义影响的式微，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重新发现了那些开创性社会科学家如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和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在自我探索上深刻的洞察力。1943年，以G.奥尔波特在美国心理学会就任主席时的讲话为标志，吹响了重新向自我研究进军的号角，他说道：“现代心理学历史上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我靠边站了，变得无人问津。”在他讲话的30年后，自我已经成为了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冠以“自我”的理论和模型越来越多，如德西和赖安的自我决定理论（Deci and Ryan，1985），希金斯的自我差异理论（Higgins，1987）等。大量与“自我”有关的研究逐渐流行起来，如自我评价维护、自我提升、自我验证及自我评估等。

七、社会心理学全球扩张和跨学科研究时期（1985年至今）

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心理学会先后成立。1995年，亚洲社会心理学会建立。这些美国之外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与美国的方法有所不同，他们更加强调影响社会行为的群际和社会变量。例如，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瑟吉·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研究指出，文化经验对人们的社会知觉有影响，少数派成员可以引发社会创新和变革。类似地，泰弗尔（Henri Tajfel）和特纳（John Turner）基于他们对群体过程和社会知觉的分析，主张社会心理学家要研究群际关系，以及群体生活是如何对个体的社会认同与思维起作用的。泰弗尔在类别化方面的工作也被用来对刻板印象的过程进行解释。这些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的贡献，是对19世纪杰出学者如迪尔凯姆和冯特的学术成果及20世纪初格式塔心理学最好的继承。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之外的社会心理学的蓬勃发展很好地重塑了社会心理学，世界各地的学者们积极交换思想，开展了多国之间的合作研究。那些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社会的学者和传统社会的社会心理学家相比，对于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行为有很不一样的视角，产生了许多新思想。随后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以前一些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信念和行为，在现实中却因在不同文化中进行的社会化的不同而不同。基于这些发现，大量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了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中，哪些是随文化的不同而有差异的，哪些又是由于人类共同的进化和遗传而相同的。

学者们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进化基础产生兴趣，不仅是对麦独孤的基于进化视角的社会心理学进行重新审视，还来自与生物学家的进一步交流。尽管进化的解释被看作是与社会文化的解释直接相对的，原因是社会心理学家向来对导致行为的情境因素感兴趣，以至于他们尽量避免用生物进化的描述方式，但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还是明白这两种理论视角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相反，他们相信，通过承认进化的力量会给人类留有特定的能力，以及认识到当前的社会与环境力量鼓励或阻止这些能力的实际发展与使用，可以使我们对社会行为有更完整的理解。

随着进化心理学将目光从着重对遗传及相对固定的特质的描述转移到用于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的灵活的行为适应性上来，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这种兴趣在巴斯和肯里克一篇重要的评论里得到了强调，在文中他们指出：

进化心理学将社会交互作用和社会关系置于作用的中心。尤其是围绕在配偶、亲属、互惠联盟、同盟和等级之间的社会交互作用和关系是特别关键的，因为这些关系可以带来成功的生存和繁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社会关系的功用在人类心理中是中心位置的。

从那以后，进化心理学的概念常出现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文章中（尽管不乏关于其内容的争论）（Park，2007），且成为日益增长的有价值的研究假设的来源，例如，吸引、亲密关系、亲社会行为、攻击、社会认同、内集体偏好、领导、社会认知和情绪等。

即使20世纪80年代社会认知处于统治地位，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还是把目光聚焦在了相对少人关注的、对社会思维进行解释的情绪和动机上。他们对当前的社会认知理论批评道，如果把动机和情绪仅仅当作是中央处理系统的最终产品，那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就少了好多人味。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寻求在传统的冷、热视角上通过把它们进行融合以建立一种更加平衡的观点，一些人把它取名叫“温情的眼神（warm look）”。这些改进了的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人们会根据他们当前的目标、动机和需要来发展出多样的认知策略。其中的代表性理论就是双重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s），意思是社会思维和行为是由对社会刺激进行反应和理解的两种不同方式决定的：一是信息加工的模式——这与冷视角有关——是建立在努力的、审慎的基础之上，不把各种可能性计算好就不会有行动；二是从热的视角出发，建立在最小认知努力的基础之上，行为是由情绪、习惯、生物性驱力等因素冲动地和不经意地激发而来的，经常是无意识的。人们在给定的时间里要采取其中的哪一条途径，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人们有外显和内隐社会认知的现象，促使社会心理学家探索大脑的神经活动是如何与社会心理过程关联的，这些社会心理过程包括：自我意识、自我管理、态度形成与改变、群体互动和偏见等。尽管从事这样研究的社会心理学家目前还是少数，但是他们考察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因素的知识无疑将对重塑当前的理论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些机构越来越多地把资助优先给予将社会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结合在一起的那些研究。

心理生理学对社会行为，包括对主要发生在大脑内的心理生理学加工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过去的20年间认知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重点之一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这项技术使得可以无创性地捕捉到大脑协同心理加工过程的画面。社会神经科学家运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基于行为水平的神经加工过程的假设。例如，比尔（Beer，2007）通过内层前额叶皮质区的活动来确定是准确的自我评估还是自我提升能更好地代表长期的自我评价；阿伦等（Aron et al.，2005）运用FMRI技术支持了他们将强烈的罗曼蒂克的爱情看作是动机状态而非情绪的模型；德西提和杰克逊（Decety and Jackson，2006）通过运用FMRI技术更好地理解了移情作用的神经和认知基础。把社会神经科学看作是“在大脑中寻找社会行为”是对它的错误解读。这个学科的目标是依据已发现的神经运作和结构的知识来更好地理解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如大脑是如何工作和停止工作的），同时更好地了解大脑是如何制定影响我们每天生活的心理和社会加工的（Cacioppo et al.，2003）。尽管社会神经科学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假以时日，它会为有关社会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打下一个良好的生物学的可信的基础。

说到更实际的改变就必须提到计算机了，它的出现为研究者进行实验研究和数据分析提供了更加精密的仪器。举例来说，计算机技术使得研究者可以测量毫秒级的反应时间或者将呈现刺激的范围精确控制在阈上或者阈下（Bargh and Chartrand，2000）。这些工具为研究者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提出他们以前根本就无法设想的问题（如有关自动性思维或者内隐的加工过程等问题）。

更广泛的改变来自数据分析领域。在1970年，大部分数据分析都是靠庞大、笨重、易出故障的手工的计算器来完成。几乎所有发表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比较简单的统计分析，主要是因为涉及超过三个变量的分析需要矩阵代数学（而这是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所回避的）。到了1990年，中央处理器和个人计算机上已经普及精密的统计软件，这使得复杂的多变量程序分析变得常见。发明产生需要，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广泛且频繁地把新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他们的研究和统计方法中。举例来说，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日常使用的方法如经验抽样法，为众人所知和使用的结构方程模型（Reis，1982），以及肯尼改变了个体知觉研究方式的社会关系模型（Kenny，1994）。巴伦和肯尼的有关中介的在JPSP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同样改变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式。对于社会心理学家来说，评估中介的方法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工具，同时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研究的进程，并通过实现中介加工过程的证据的常规化，广泛地帮助了理论改进。

至于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方面，当代社会心理学家继承了勒温和SPSSI的遗产，把他们的知识广泛地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都有所增加，如法学界（如目击者证言，陪审团决策）、商业和经济领域（如判断与决策，动机性社会认知，劝说）、医药领域（如与健康有关行为的动机过程，社会对健康和行为的影响）、家庭研究（如亲密关系中的二元过程）、教育（如成就动机，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以及政治领域（如选举行为）。这种学术性的流散可以看作是一个学科领域健康程度的标志。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范围就是研究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的，而这点正是其他学科领域科学家和实践者所寻求的专业知识。同时，社会心理学家拥有优秀的技术来定义和实施有关社会环境影响的研究，这点同样是众多学术性和应用性机构所看重的。

人们搜寻到了社会心理学的知识，然后饶有兴趣地应用到社会生活实际中，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然而，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争论说，对学科的运用过于注重在消极的社会行为和人性的缺陷上，也有人不认可这个批评，其他人则回应说，注重不好的一面要比关注好的方面更能使人获得长远的利益。

如果把一门科学类比于人的生命的话，那么当下的社会心理学在社会科学里就是一名年轻人。与其他已建成的科学相比，社会心理学是“初出茅庐”。然而，这门学科其创新的观念广受欢迎，其新颖的理论视角和从其他学科借鉴来的研究方法时常地运用到对社会思维和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其成员们也时常地思考他们研究发现的社会意义，在这个不断挑剔的自我评估过程中，绝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对他们所从事的依然年轻的科学在继续揭示人性的重要深刻见解上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