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片笔记写作法:如何实现从阅读到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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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关于写作,你需要知道的

此前,人们在教授写作和记笔记的技巧时通常都不太考虑写作的总体流程,而本书的目的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本书要给大家介绍一些记笔记的工具,这些工具曾让一个酿酒师的儿子变成了20世纪最有创造力、备受尊敬的社会科学家之一。本书还描述了他是如何将这些工具运用到他的工作流程中,让他因此说:“我从不强迫自己做任何我不喜欢的事情。每当我思路卡顿的时候,我就会转头去做别的事情。”好的安排可以让你做到在不同的任务间自如切换,而不会破坏整体安排,也不会漏掉重点部分。

具有优秀结构的笔记是你可以信任的写作宝库。这样你就不必记住或记挂着每一件事,从而可以把你的大脑从沉重的记忆负担中解脱出来。如果你能信任笔记系统,就可以不必拼命用大脑记住所有东西,从而可以集中精神去思考重要的东西,比如文章的内容、论点和想法。如果把“写论文”这个无定式的任务分解成一个个小而清晰的独立任务,你就可以一次只专注于一件事,完成一件事之后,再做下一件事。安排得当,写作就会很顺利,在这种状态下,你会完全沉浸在写作的心流状态中,甚至会忘记时间,不停地写下去,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Csikszentmihalyi,1975)。这可不是什么“文章偶天成”,而是写作流程使然。

作为学生、研究者和非虚构类写作者,我们在时间安排上比别人有更多的自由,但最伤脑筋的问题仍然是拖延和动力不足。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找不到有趣的主题,而是所用的工作流程不合适,这样的流程不但不能把我们导向正确的方向,反而成为一种羁绊。一个好的、有条理的工作流程,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中占据主动,有更多的自由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做事情有清晰的结构与制订做事计划截然不同。制订计划是给自己强加条条框框,进度变得按部就班。如果想按照计划推进,你就得用意志力逼迫自己,这样容易导致自己陷入意志消沉的状态,而且这种方式也不适合像研究、思考或持续学习这样的开放式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随着每一个新的见解、理解或成果而调整下一个步骤——理想的情况是定期调整,而不仅仅是特例。尽管制订计划这种模式往往与研究和学习的理念相悖,但大多数学习指南和学术写作书籍都把制订写作计划当作头等大事。可是思考的洞见本来就是无法预知的,如何能靠计划制订出来?一个巨大的误解是:如果不制订计划,就只能是漫无目的地乱写一气。其实我们真正该做的是构建适合自己的工作流程,让洞见和新想法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驱动力。

遗憾的是,就连现在的大学也倾向于把学生都培养成计划制订者。当然,如果你坚持不懈地遵照计划执行,通过考试是没问题的,但这种方式不会使你成为掌握学习、写作、记笔记本领的高手。计划制订者在完成考试后多半不会继续自主学习,而是庆幸考试终于结束了。而真正的高手则不会考虑主动放弃已经被证明是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而是会用一种能够真正产生洞见、积累和激发新想法的方式学习。我相信本书的读者都更愿意做一名真正的高手,而不是成为一个计划至上者。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想办法提高写作水平的学生,那么你的目标有可能已经很高了,因为通常越是最好的学生越肯钻研。优秀的学生关心的是如何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所以会在遣词造句上煞费苦心。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发现更好的写作角度。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最初的想法往往不会很好,有价值的写作主题不会像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样直接砸在自己头上。为了更好地了解文献的概况,他们成天泡在图书馆里阅读,而海量阅读就意味着他们会陷入更多的信息。但是,并非读得越多,思路越宽,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会发现翻阅的资料越多,能展开工作的切入点反而少了,因为大部分论点已经被别人想到了。

优秀的学生看问题不满足于浅尝辄止,他们常越过自己学科的藩篱去窥探外界。一旦这么做了,即使是在得不到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应对纷至沓来的想法,也不会再回头和别人一样行事。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个系统来跟进不断增加的信息库,使人能够以一种聪明的方式将不同的想法聚合起来,然后产生新的想法。

而成绩差的学生却不存在这些麻烦。他们只在本学科领域内打转,只读规定书目(甚至更少),他们不需要严谨的外部系统,只要照搬“如何写科学论文”的惯用公式就可以完成写作。事实上,成绩差的学生往往自我感觉良好(直到他们参加考试时才露出原形),因为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自我怀疑。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Kruger and Dunning,1999)。成绩差的学生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不足,只有他们接触到外面大量的知识,才能看到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有多匮乏。这就意味着,那些在某方面不是很擅长的人往往过于自信,而那些努力过的人往往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成绩差的学生并不难找到一个问题来写论文,因为他们既不缺乏观点,也不缺乏盲目的自信。他们也不难在文献中找到论据,因为通常他们对发现和思考反面论据与论点既缺乏兴趣,也缺乏技巧。

而优秀的学生会专注于尚未学到和掌握的东西,并因此不断提高自己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接触到外部大量知识的高分者反而很可能会患上心理学家所说的“冒牌货综合征”,也就是说,他们感觉自己并不能真正胜任这份工作,尽管在所有的人中,自己是最有资格胜任的(Clance and Imes,1978;Brems et al.,1994)。而这本书正是为那些优秀的学生、雄心勃勃的学者和充满好奇心的非虚构类写作者准备的,他们明白洞见来之不易,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宣扬观点,更是获得有价值洞见的主要工具。

好的解决方案往往简单且出人意料

其实,你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没有必要重新组织你已经拥有的一切。你可以通过记卡片盒笔记的方法立即开始工作,并完善自己的想法。

不过,笔记的复杂性是个问题。即使你不是为了推演一套宏大的理论,而只是想梳理所阅读的内容、整理笔记、记录下自己的思路,你也必须整理越来越庞杂的文字,特别是还想在笔记间建立联系和通过笔记获得新想法的时候。大多数人通过将笔记拆分成堆、成叠或放入单独的文件夹来降低其复杂性,还会按主题、子主题对笔记进行分类,使笔记看起来不那么复杂,但这也只是一时的,而且这样的整理过程会降低我们发现笔记间潜在联系的可能性,造成笔记的可用性和实用性难以兼顾。

幸运的是,我们不必也不需要在可用性和实用性之间做出取舍。恰恰相反,处理复杂的事情最好的方法是尽可能地保持简单,并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我们可以用简化的结构搭建复杂的内容。关于这一现象,目前已经有相当广泛的实证和逻辑研究(Sull and Eisenhardt,2015)。做卡片盒笔记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

另一个好消息是只要投入很少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开始做研究。尽管可能会大大改变阅读、做笔记和写作的方式,但几乎不需要任何准备时间(如果选择电子形式的笔记,只需要理解原理并安装一两个应用软件)。不需要重做以前做过的事情,而是从现在开始改变工作方式就行。不需要重新组织已有的任何东西,只要在必须处理事情的那一刻,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行了。

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是,我们没必要重新发明一套方法,只需要结合两个众所周知且经过验证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简单的卢曼卡片盒技术,这是本书的核心。书中将解释这个系统的原理,并向学生、学者或非虚构类写作者展示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应用。值得庆幸的是,所有主流操作系统都有相应的应用软件,但如果喜欢使用纸笔,在效率和便捷性方面,仍然会轻松超越那些坚持使用原有方法做笔记的人。

第二个方法同样重要。如果你不改变工具所涉及的日常工作,即使是最好的工具也不会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就像如果没有合适的道路来驾驶汽车,就算最快的汽车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正如每一种行为的改变一样,工作习惯的改变也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新的做法一开始可能会让你感到别扭,觉得不像凭直觉去做那样有必要性,这很正常。但是,当你习惯于做这种笔记时,你会觉得它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你会怀疑以前是如何完成任务的。常规工作需要简单的、可重复的任务,这些任务可以变得自动,并且无缝地结合在一起(Mata,Todd,and Lippke,2010)。只有当所有相关的工作都相互衔接成为一个整体,所有的瓶颈都被消除时,才能发生显著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互联网上找到的“提高效能的10个令人兴奋的工具”之类的窍门,全没什么用处)。

戴维·艾伦(David Allen)在《搞定》(Getting Things Done,2001)一书中强调了“总体工作流程的重要性”。艾伦的这套理论简称为GTD,所以大部分知识工作者都知道“GTD”,因为它行之有效。GTD的原则是把所有需要处理的事情收集到一起,并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处理。这倒不是说要落实所有曾经计划做的事情,而是要从中做出明确的选择,并定期检查任务是否仍然符合大局。只有明确知道从重要到琐碎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妥当,能够放开手脚专注于眼前的事情时;只有当工作记忆中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滞留,没有任何东西占用宝贵的精神资源时,我们才能体验到艾伦所说的“心如止水”——在这种状态下,就可以专注于眼前的工作,而不会被其他想法分散注意力。这个原理很简单,但很全面。它不是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个花哨的工具,它不会为你完成工作,但它确实为我们的日常工作提供了一个架构,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多数注意力分散的情况并不是源于我们的环境,而是源于我们自己的思想。

遗憾的是,戴维·艾伦的技术不能简单地转化到有洞见的写作任务上。原因之一是,GTD依赖于明确界定的目标,而写作所需要的洞见则无法明确地预先界定。我们一开始的想法通常是非常模糊的,思路会在研究过程中才变得越来越清晰(Ahrens,2014)。因此,以洞见为目的的写作必须以更开放的方式组织。另一个原因是,GTD要求将项目分解成更小、更具体的“下一步”。当然,有见地的写作或学术工作也是一步一步完成的,但这些工作多半太小,不值得写下来(比如查脚注,重读一章,写一段话),或者太宏大,不能一次完成。而且我们也很难预料到下一步之后要走哪一步——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脚注,然后迅速查看;也可能会试图理解一段话,需要查找一些释义;还可能做了一条笔记,再回去阅读,然后跳起来写下一个在脑海中形成的句子。

写作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我们常常要在不同的任务之间不断地切换。细化管理到那种程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放大到更大的范围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帮助,因为随后还会有下一步任务,比如“写一页”。你计划“写一页”并不达标,因为经常会有一大堆其他事情花去你一个小时甚至一个月。说到底,工作的推进终究还是要靠洞见来指引方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尽管GTD在商场上非常成功,在自由职业者中也广受好评,但从未在学术界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

但我们可以从艾伦身上得到的重要启示,也就是一个成功组织的秘诀在于整体观。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处理好,否则被忽视的那部分会绊住我们,导致不重要的任务也变得紧急。即使是最好的工具,孤立使用它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只有把它们嵌入精心策划的工作流程中,工具才能发挥出它们的优势。如果这些工具不能配合使用,再好的工具也没有意义。

对写作而言,从研究到校对,都是环环相扣的。所有小步骤都必须以一种方式联系起来,能够从一项任务无缝地进入另一项任务。但这些步骤又要保持足够的独立性,使我们能够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灵活地做需要做的事情。而这也是戴维·艾伦的另一个见解:只有当信任系统,而且知道一切都可以处理好的时候,大脑才会放开,才能专注于手头的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像GTD一样全面的笔记系统,但它又要适合开放式的写作、学习和思考过程。我们下面要讲的卢曼卡片盒正是这样一种笔记系统。

卢曼卡片盒

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某个行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酿酒师的儿子,他叫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他上过法学院,但因为他不喜欢为多个客户工作,所以选择了做一名公务员。而行政工作也需要大量的社交活动,于是他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适合自己,所以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结束后,他就找借口回家,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阅读和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哲学、组织理论和社会学内容。

每当遇到不同寻常的事情,或者对所读内容有想法时,他都会记下来。现在,很多人都会在晚上读书,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有的甚至也会做笔记,但很少有人能像卢曼一样用它们铺成通向卓越生涯的道路。

卢曼也曾像大多数人那样记笔记,在文本的空白处写评论,或者按主题收集手写笔记,但过了一段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笔记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他改变了记笔记的方式。他没有再将笔记添加到现有的类别或相应的文本中,而是将它们全部写在小纸片上,并在纸片的角上编号,然后将它们收集到卡片盒中。

卢曼很快就发展出了这些笔记的新类别。他意识到,一个想法、一条笔记只有在它的上下文语境中才有价值,而上下文并不一定是它的出处。所以,他开始思考一个想法,那就是如何让笔记与不同的上下文相联系并起到相应的作用。如果只是把笔记积累在一个地方,除了产生大量的文字,不会再有其他的成果。但他用卡片盒收集笔记的方式,使收集的笔记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各部分的总和。他的卡片盒成了他的对话伙伴、主要的创意来源和生产力引擎,对他组织和发展他的思想大有裨益。这种方法很有效,所以他觉得用卡片盒开展工作很有意义。

正是这种方法使他得以跻身学术界。有一天,卢曼把一些想法整理成手稿,交给了德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舍尔斯基把它带回家,读了这个学术外行写的东西后,很快跟卢曼联系,建议他到新成立的比勒菲尔德(Bielefeld)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尽管这个职位很有吸引力,也很体面,但卢曼并不是一名社会学家。在德国,卢曼甚至连做社会学教授助手的资格都没有。他没有写过特许任教定职论文(这是很多欧洲国家的最高学术要求,前提是已完成博士论文,并且已有学术著作出版),他也从未获得过博士学位,甚至没有获得过社会学学位。大多数人都会把这样一个提议看作是对自己的巨大恭维,接着指出这种建议行不通,然后照常过自己的生活。

但卢曼没有这样。仅仅在卡片盒的帮助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和定职论文,这期间他还上了社会学的课。也就是不久后的1968年,卢曼就被选为比勒菲尔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并且终身担任这一职位。

在德国,教授通常在开始公开演讲时,会介绍自己的课题,卢曼也被问到他主要研究的课题是什么。他的回答堪称经典。他简洁地回答道:“我的研究课题是社会理论,持续时间是30年,成本为零”(Luhmann,1997)。要知道,在社会学中,“社会理论”可是所有课题之母。

29年半以后,卢曼完成了《社会的社会》(The Society of Society,1997)这本分为两卷的大部头的最后一章,轰动了学术界[1]。这是一个激进的新理论,不仅改变了社会学,而且激起了哲学、教育学、政治理论和心理学领域的热烈讨论。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讨论,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包罗万象,不仅与众不同,而且极其复杂。这部著作的每个章节都独立出版,每本书讨论了一种社会制度。他讨论的主题包含了法律、政治、经济、传播、艺术、教育、认识论,甚至还有爱情。

30年间,他出版了58本著作和数百篇文章(不包括译本),许多都成为各领域的经典之作。甚至在他去世之后,他办公室里留下的快完成的手稿被整理出来,又有六七本关于宗教、教育或政治等不同主题的书以他的署名出版。我身边的很多同事都愿意穷尽一生所能,像卢曼一样著作等身。

与一些毕生追求事业的学者竭力从一个想法中挤出尽可能多的出版物不同,卢曼似乎反其道而行之。他那源源不断的想法比他能够写下来的还要多,他的文字读起来就像他在努力通过一本出版物展现出尽可能多的见解和想法。

当有人问他是否错过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时,他有一个著名的回答:“如果说我想要什么,那就是更多的时间,但令人遗憾的是时间实在太少了”(Luhmann,Baecker,and Stanitzek,1987)。有些学者让助手做主要工作,或者有一个团队帮他们写论文,然后加上自己的名字。但卢曼却不这样做,他很少接受别人的协助。最后一个为他工作的助手确切地表示,他唯一能够给予卢曼的帮助就是在他的手稿中发现一些错别字。唯一真正能够帮助卢曼的是一名管家,平时为他和孩子们做饭,因为妻子早逝后卢曼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当然,雇人一周做五顿热饭,并不是他能写出大约60本有影响力的书籍和无数文章的真正原因。

德国社会学家约翰内斯·F.K.施密特(Johannes F.K.Schmidt)在对卢曼的工作流程做了大量研究后,得出结论:他的庞大产出只能用他独特的工作方法来解释(Schmidt,2013)。这个方法从来都不是秘密,卢曼对此一直是公开的,他经常提到他的生产力源于他的卡片盒。早在1985年,别人问他如何能够实现高产的问题时,他都是这样回答:“当然,我并不是什么事都自己想。它们主要是在卡片盒里发生的”(Luhmann,Baecker,and Stanitzek,1987)。但很少有人仔细研究卢曼的卡片盒及其使用方法,人们只是把他的解释当作天才谦虚的说辞。

虽然他的高产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比起他的出版物的庞大数量或他的著作的超高水平,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似乎没有付出多少心血就实现了这一切。他强调自己从不强迫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他甚至说:“我只做容易的事情,我只在马上知道要怎么写的时候才会写作。如果我有片刻的动摇,我就会把这件事放在一边,然后继续做别的事”(Luhmann et al.,1987)。

一直到现在,仍然几乎没有人真正相信这种说法。我们仍然习惯性地认为一个人要取得巨大的成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不愿意相信,我们只要简简单单地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就不仅可以使工作效率更高,而且工作会变得更有趣。但是卢曼取得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而是因为工作方式的改变使然,这难道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哪怕工作很艰苦,只要符合我们的内在目标,并且我们觉得可以掌控,工作就会很有趣。而如果以一种僵化的方式来安排工作,当事情发生变化而无法调整时,工作就有可能停滞不前、无法完成。

保持掌控感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持控制。为了保持控制,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最好开放自己的选择权,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最初的想法里。对于写作,尤其是以洞见为导向的写作,问题会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可能我们所处理的材料与原来的想象大相径庭,也可能我们会有新的想法,这些都会改变工作的思路。只有当工作的方式足够灵活,允许这些细小而频繁的调整,我们才能保持兴趣、动机和工作的一致性,这就是毫不费力地工作的前提。

卢曼能够专注于眼前的重要事情,迅速拾起落下的工作,并保持对过程的控制,是因为他的工作结构允许他这样做。如果工作环境足够灵活,能够适应我们的工作节奏,我们就不需要在阻力中挣扎。对成功人士的研究一再证明,成功不是源于强大的意志力和克服阻力的能力,而是源于高明的工作环境事先避免了阻力(Neal et al.,2012;Painter et al.,2002;Hearn et al.,1998)。高效率的人不会与不利的阻力作斗争,而是像柔道冠军一样转移阻力,这不仅要依靠正确的心态,也要依靠正确的工作流程。卢曼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任务和思维层次之间灵活地切换,正是因为他能够巧妙地使用他的卡片盒。这种方式涉及选择正确的工具和如何正确地使用它们两个方面,但很少有人明白这两者缺一不可。

人们仍然在寻找卢曼的“秘密”,把他的超常高产归因为他是个天才,还有人认为只要有卢曼卡片盒,他们就可以成功。当然,要想在学术和写作上取得成功,离不开聪明才智,但如果缺乏一个外在的系统来记录和组织你的思想、观点和收集到的论据,或者你不知道如何把这个系统融入日常工作中,那么你的劣势就会非常明显,根本无法用高智商来弥补。

“卢曼卡片盒”方法已经公开三十多年了,其中并没有什么技术秘密。那么,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在使用卡片盒,并能毫不费力地走向成功呢?是因为它太复杂吗?当然不是。其实这个系统非常简单。真正的原因在于:

第一,直到现在,虽然关于卡片笔记系统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已发表,人们对卢曼的实际工作方式还是普遍存在一些关键性的误解。这导致许多试图效仿使用该系统的人对结果大失所望。主要的误解源于人们对卢曼卡片盒的孤立关注,而忽视了它所嵌入的实际工作流程。

第二,几乎所有关于这个系统的出版物都只有德语版本,并且几乎只在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社会学家内部进行讨论,因此很难引起大众的关注。

第三,这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太简单。直觉上,大多数人对简单的办法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他们更愿意相信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一定使用了不同寻常的复杂手段。

与亨利·福特同时代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像传送带这样简单的东西会有那么大的革命性——把汽车从一个工人运到另一个工人面前,和让工人从一台汽车走到另一台汽车跟前有什么不同呢?不难理解,一些人甚至认为福特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变动上投入过多的热情是有点犯傻。这种小调整带来的巨大便利,只有事后才能为普通人所接受。卢曼的卡片盒和工作程序的优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同样明显地展现在大家面前。等到那时,大家就都明白了。

不管原因是什么,卢曼卡片盒笔记法现在已经开始流传开了,如果迅速风靡起来,我看也是理所当然的。

卡片盒使用手册

这个系统的核心——卡片盒是如何工作的呢?

严格来说,卢曼有两类卡片盒:一类是文献卡片盒,里面有文献和对文献内容的简要说明;另一类是主卡片盒,主要是他针对所阅读的内容收集和产生的想法。这些笔记都写在索引卡片上,存放在木质卡片盒里。

当他读到值得记录的内容时,就会在卡片的一面写上书目信息,在另一面对内容做简要的笔记(Schmidt,2013)。这些笔记最终会被放入文献卡片盒里。

接下来,在不久之后他会查看简要笔记,并思考这些笔记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的相关性。然后,他将转向主卡片盒,在新的索引卡片上写下他的想法、评论和思想,每个想法只用一张卡片,并只写在卡片的一面上,以便以后不必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就可以阅读。卢曼的笔记通常简明扼要,一张卡片上足可以写下一个想法,但有时也会再加一张卡片来延展一个想法。

他在记笔记时通常会注意卡片盒中已有的笔记。而关于文献的笔记虽然简短,但他写得非常认真,与他在最后手稿中笔记的风格并无太大差别:都是用完整的句子,并明确地引用他从哪些文献中获取材料。更多的时候,一条新的笔记会直接跟进另一条笔记,并成为一个较长笔记链的一部分。这时他会在卡片盒中的其他卡片上添加上引用信息,其中有的卡片相隔不远,有的则是在完全不同的区域和相关文献中。有些笔记是直接相关的,读起来更像是评论,有些则包含了不太明显的联系,孤立存在的笔记很少。

卢曼并不只是照抄他所读过的文章中的观点或引文,而是将其从一个语境转化到另一个语境。这很像翻译,不同的语境用不同的词描述,但是要尽量真实地保持原意。用笔记记下“作者在某一章详细证明了他的方法”,比引用文中任何词句都更能充分地描述这一章的内容。

卢曼笔记的诀窍在于,他并不是按主题来组织他的笔记,而是以相当抽象的方式给它们编上数字。这些数字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永久地标识每条笔记。如果一条新的笔记可以直接指向一条已经存在的笔记,比如评论、更正或补充,或与之相关,他就直接把新笔记加在已有笔记后面。如果现有笔记的编号是22,新笔记就会被编为23号;如果已经存在23号,他就把新笔记编号为22a。他根据自己的喜好,用数字和字母组合,中间再加上一些斜线和逗号,能够分支出许多思想串。例如,一条关于因果关系和系统论的笔记编号为21/3d7a6,其后添加的新笔记就编号为21/3d7a7。

每当卢曼添加一条笔记时,他都会检查他的卡片盒中是否有其他相关的笔记,以便在它们之间建立可能的联系。直接在一条笔记后面添加新笔记只是方法之一,另一种方法是在这条笔记和(或)其他笔记之间添加一个链接,另一条笔记可以在系统中的任何地方。当然,这非常类似于我们在互联网上使用超链接的方式。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文中解释。如果把他的卡片盒看成是个人的维基百科或纸上的数据库,那将是相当具有误导性的。它们之间显然有相似的地方,但其微妙的差异才正是这个系统的独特之处。

通过添加这些笔记之间的链接,卢曼能够将同一条笔记添加到不同的上下文中。不同于其他系统一开始就有一个预设的主题顺序,卢曼笔记法是自下而上地开发主题,然后在卡片盒中不断地添加笔记,基于这个卡片盒,通过排序相关笔记的链接,来对一个主题进行整理。

卢曼笔记系统的最后一个元素是索引,他会从这个索引中引用一两条笔记,作为进入某个思路或主题的切入点。当然,带有分类收集链接的笔记是很好的切入点。

确实如此。事实上,如果我们使用软件,会比卢曼的方法更简单:我们不再需要像卢曼那样,在笔记上手动添加数字或剪裁纸张了[2]

了解了卢曼卡片盒的工作原理,接下来你只需要了解如何利用它。而理解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了解一下我们思考、学习和发展思想的方式。如果非要将其归纳为一个要点,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可靠而简单的外部架构来思考,以弥补我们大脑的局限性。不过,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用卢曼卡片盒写论文的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