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瘟疫暴发
这跳蚤怎么就有罪了？
它不过吸了你一滴血。
——约翰·多恩《跳蚤》[49]
在宿主死后，跳蚤大约有三天的时间来寻找新鲜的血源。过了那个时间点，它们就会挨饿。如果跳蚤携带了鼠疫杆菌，[50]这种细菌会阻塞通往胃部的阀门，跳蚤进食的需求就增强了。只有跳蚤不断地进食，细菌才会被排出，进入跳蚤咬过的伤口。跳蚤的腹部满是新鲜血液时，细菌渗入新宿主流动的血液中，不断繁殖，并将毒素注入每个细胞。[51]在船上，跳蚤可能会附着在一捆捆棉布或丝绸上，直到发现另一个活体，通常是一只黑鼠。这样，跳蚤从一个宿主跳到另一个宿主，穿越水域，比如，从荷兰来到英国。
1664年冬天，英国雅茅斯港发生了一系列互不关联却非同寻常的死亡事件。同时还出现了一道壮观的“灼热之光”，在天空划出一条线。这是几十年来观测到的最亮的彗星，接连几天时间，整个西欧都可以看到，许多观测者（包括国王和皇家学会的成员）都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17世纪，彗星被认为是厄运的预兆。之后的圣诞节期间，一名叫纳撒尼尔·霍奇斯（Nathanial Hodges）的伦敦医生被叫去给一个病人看病，病人身上“长了两颗肉豆蔻那么大的隆起物。……一条大腿上一个”，按他的说法，周围一圈都“黑黑的”。1665年1月的第一周，据每周《死亡布告》（由教区办事员绘制，卖1便士）披露，伦敦原野圣吉尔教堂的教区有一个人死了。这个通常被称为“布告”的文件不仅详细地列出了前一周的死亡人数，还列出了他们的死因。原野圣吉尔教区的死亡事件很奇怪，死者是一名女性，身体上出现了非常可怕的传染病症状。死者和其他人都不知道，她曾被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咬了一口，由此开始了她的坟墓之旅。黑死病又回到了伦敦。
1665年，瘟疫的到来并不令人惊讶。鼠疫在英国是一种地方病，几乎每年都有少量病例在全国各地发生。纳撒尼尔·霍奇斯医生注意到：“民众普遍认为，鼠疫每二十年就会光顾英国一次……仿佛每过一段时间，由于某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必须回来。”[52]
事实上，伦敦上一次大规模的鼠疫传播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但整个17世纪都曾暴发过严重的鼠疫。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死后，瘟疫立即袭击了伦敦，三万多人死亡。1625年，詹姆斯六世及一世去世后，另一场瘟疫暴发，夺去了伦敦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从死亡人数和人口的比例来看，这是最近一年首都发生的真正可怕的瘟疫。不过1630年和1636年也有时疫流行。到了1665年，对许多伦敦居民来说，他们已没有关于重大传染病的记忆。
淋巴腺鼠疫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无比可怕的疾病，可以使受害者丧失人性。它通过感染淋巴系统破坏身体，引起发烧和发冷、头痛、虚弱、癫痫、呕吐、腹泻和极度的肌肉疼痛等症状。最初，患者会出现皮疹，变得昏昏欲睡，但又因体内和体表的极度疼痛而无法入睡。开始发烧后，患者的语言和协调能力下降，看起来像醉汉。肿胀的淋巴腺在腹股沟、腋窝或颈部（有时在跳蚤咬伤部位）形成囊肿。来自这些囊肿的压力会导致皮下出血，皮肤变成深蓝色或黑色，因此被称为“黑死病”。最后，当患者接近死亡时，皮肤上会出现红色斑点，被称为“标记”。
清教徒传教士托马斯·文森特（Thomas Vincent）相信，许多其他疾病容易影响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而鼠疫“不放过任何阶层、年龄或性别”的人。他认为，瘟疫的毒箭“射向富人和穷人，指向上层和底层”。但他错了：事实上，瘟疫是穷人的疾病，那些生活在伦敦最贫困地区的人，那些住在拥挤破败的公寓里的租客和一户户人家，以及那些没有办法离开首都的人——这些人通常都死了。[53]死亡率很高，估计在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之间，这种病三百年前就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但到现在，预防或治疗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数百年来，医学漏洞百出、停滞不前，根本没有治愈这一疾病的希望。
在17世纪，医学实践依赖于古老的古希腊伽林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体生病是因为四种体液失衡，即黑胆汁、黄胆汁、血和痰失调。由此，治疗主要是平衡体液——诱导出汗、呕吐或放血。像鼠疫这样的传染病被认为是通过瘴气或“不良空气”传播的。因此，预防措施在于用芳香的木柴烧火和宜人的气味来“净化”空气。人们还需要两百五十年才能开始了解这种疾病的生物特性。即使是现在，关于该疾病不同菌株的讨论仍在继续。历史上的流行病似乎比现代的瘟疫更致命，所以一些人认为，在近代早期，人蚤和体虱也可能作为疾病的载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人类而言，淋巴腺鼠疫通常由已感染的跳蚤叮咬引起，这些跳蚤寄生于黑鼠身上。
当时已知的情况是，疫情在英国暴发之前，通常已经在欧洲大陆发生。早在1663年，阿姆斯特丹和汉堡两个主要贸易港的鼠疫引起了枢密院的极大关注，枢密院制订了一项计划，以阻止疫情到达英国海岸。在伦敦市市长约翰·劳伦斯爵士（Sir John Lawrence）的建议下，位于泰晤士河口的坎维岛设立了一个隔离点，任何受感染的船只和船员要先经隔离，然后才能接近英国。这项措施最初取得了成功——1664年，阿姆斯特丹有两万四千人死于鼠疫，而在英国，死亡人数寥寥可数——然而，对于17世纪的边境控制来说，鼠疫过于强大。传染病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英国。
1664年末，有传言说，一群受感染的法国人将瘟疫从威斯敏斯特带到了伦敦城，但他们也很可能是从疫情泛滥的荷兰港口分几批抵达的。1665年3月，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爆发，离岸检疫措施松懈，疾病传播变得更加容易。纳撒尼尔·霍奇斯医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瘟疫从荷兰和成批的商品一起传进来；如果有人愿意进一步追踪的话……应该是来自土耳其，和一捆捆的棉花一起，棉花可以保存‘疫病的活力’，这很奇怪。”[54]
无论如何，1665年第一次官方公布的伦敦瘟疫死亡事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恐慌。原野圣吉尔教区是城市西边的一个贫困地区，以麻风病人的守护神命名。这个位于郊外的教区建在早年一个中世纪麻风病医院的旧址上，距离泰晤士河和伦敦的商业中心地带都很远。到1665年，该地区已经变得国际化，大量的法国人（包括塞缪尔·佩皮斯的母亲和岳父）居住在此，有一千多家住户。[55]作为伦敦外环最大的教区，这里贫穷与繁华并存，从东边的林肯律师学院一直延伸到西边的查令十字。最穷的居民住在木头房子里，分布在科尔庭院、十字巷，以及皇冠酒馆附近的小街小巷——人们常去皇冠酒馆那里喝酒。最富有的居民——包括皇家学会主席威廉·布朗克（William Brouncker）——住在宏伟的红砖建筑里，位于皇后大街和德鲁里巷繁荣的剧院区。
像原野圣吉尔教区这样的地方，时不时在《死亡布告》上出现死于鼠疫的离奇事件并不罕见。只要病例保持在较少的程度，通常就没必要担心。本着这种精神，1月份的鼠疫死亡事件被当作一个孤立的案例被人们置之不理；但后来到了2月份，教区出现第二例瘟疫死亡患者，《死亡布告》显示，死亡人数总体稳步上升，里面包括“斑疹热”（现在称为斑疹伤寒）病例，这是一种由体虱传播的传染病，症状与鼠疫非常相似。住在城墙内的纳撒尼尔·霍奇斯说，一旦可能有传染病蔓延的传言出现，“老百姓们听到了……每个人都预测着未来的灾难，他们回忆起以前瘟疫暴发的情形，开始吓唬别人”。[56]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疫情发生时还只是个小男孩，几年后，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和长辈的二手证词写下当时的情形，他说这第二次死亡牢牢“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很少有人愿意“走过德鲁里巷，或其他可疑的街道，除非他们有特别的事情，不得不去”。而事实上，这一地区最著名的营业场所国王剧院比以往更加繁忙。
国王剧院夹在德鲁里巷和布里奇街中间，位于原野圣吉尔教区的外沿，属于毗邻的丹麦圣克莱蒙教区。这座三层大剧院于1663年开放，是复辟时期伦敦的象征，也是国王剧团的所在地。一名评论者描述道，剧院位于街道后方，“非常大”，要经过一条狭窄的通道进入主剧场。空间不够宽敞，绅士们和太太们在包厢里应酬着，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拥挤的正厅里推推搡搡，年轻漂亮的姑娘们在卖橘子。这个地方很不错，但不完美。佩皮斯觉得包厢离舞台和屋顶太远。[57]屋顶上罩着一个圆顶，经常有雨漏进来，七百多名观众就这么忍受着恶劣天气的肆虐。在这样的空间里演出，需要钢铁般的意志，许多想当演员的人进了剧院，又被淘汰出局。
就在国王剧院里，在野心勃勃的托马斯·基利格鲁（Thomas Killigrew）的监管下，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表演者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1665年3月，可能有这样一名表演者首次登台表演。[58]妮尔·格温（Nell Gwynn）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很熟悉这家剧院，但不是作为一名演员。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文特花园的一家妓院里度过，同酗酒的母亲和姐姐一起。大约十二岁时，她在伦敦各个剧院里卖橘子，搬进原野圣吉尔教区内的“公鸡和馅饼”酒馆里的房间住下。如果妮尔出生在不同的地方，或较早一代，她的生活可能会像她的母亲一样。但查理二世的复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剧院重新开放，官方也首次允许妇女在英国的公共舞台上表演，她们成为主要的票房吸引力。妮尔长着漂亮的脸蛋，性格坚韧、活泼机智，简直就是为这个新的公共领域而生。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卖橘子的时候，她引起了基利格鲁的注意。
仅在第二例鼠疫病例发生几周后，妮尔很可能首次登上舞台，在约翰·德莱顿的黑暗史诗《印第安帝王》（The Indi-an Emperour）中饰演西达利亚。她当时十四岁，男主角是她现实生活中的情人，三十九岁的查尔斯·哈特（Charles Hart）。这是一个严肃的角色，对于像妮尔这样背景的人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飞跃，更不用说她还很年幼。她并不是英国舞台上的第一名女演员——这一荣誉属于安妮·马歇尔（Anne Marshall），1660年11月，她在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扮演苔丝狄蒙娜——但妮尔将成为最聪明的女演员。演员这种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阶层的提升，但也带来了不必要的关注。据悉，演出结束后，男士们会进入后台的“疲劳房间”，向正在穿衣的女演员抛媚眼。有一次，一个名叫丽贝卡·马歇尔（Rebecca Marshall）的演员（安妮·马歇尔的妹妹）拒绝了休·米德尔顿爵士（Sir Hugh Middleton）的求爱，“从剧场回家时，被埋伏在路上的一个恶棍袭击了”。[59]遗憾的是，没有资料记载妮尔的第一次表现如何。但到了1665年4月3日，她已声名大噪，足以让塞缪尔·佩皮斯在公爵剧院的观众中认出她。
公爵剧院由威廉·达文南特（William Davenant）管理，这里原是一个网球场，后改建为林肯律师学院的一个剧院，位于原野圣吉尔教区内。佩皮斯和妻子去剧场看演员托马斯·贝特顿（Thomas Betterton）演出的悲剧《穆斯塔法》（Mustapha）。这是一部新戏，关于一名沉溺“女色”、不尽完美的统治者的故事。妮尔和丽贝卡·马歇尔一同参演，丽贝卡也在基利格鲁的公司工作。然而，那天下午地位最尊崇的观众是查理国王本人。国王经常公开出席剧院的活动，这次，他由二十四岁的情妇卡斯梅恩夫人（Lady Castlemaine）陪同。当时，她已怀有一个月左右的身孕，这是他们的第四个私生子。剧场的这群观众身份混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身处英国最危险的教区之一。事实上，几天之内，在离他们看戏的剧院走路仅十分钟路程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女孩死于瘟疫。[60]
整个春天，这些剧场就像一块磁铁，每天吸引大批伦敦人来到疫情暴发的中心。传染的现象一直持续着。尚不清楚国王对受感染的原野圣吉尔教区的情况了解多少。不过在4月15日，他前往派特纳斯特街的内科医师学会。资料记载显示，除了其他一些事情，他还“问询了传染病的暴发地和原因”，以及“维护并增进臣民健康的手段和方法”。[61]
4月24日《死亡布告》发布后，上面显示原野圣吉尔教区又有两例鼠疫死亡病例。隔离措施迅速出台，一些住宅被“关闭”。按照既定的协议，在房舍外面画一个红十字，门上贴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主怜悯我们的灵魂”。某栋房子的居民据说曾靠近“轮船（客栈）的十字标志”，他们对强制隔离提出异议，撤掉标志，打开大门，报告中称这是“一种骚乱行为”。然后，他们“与其他人一起到外面的大街上乱窜”。[62]这是在公然违反法律和秩序。4月28日，国王在白厅的一次议会会议上听取了关于骚乱的简报。他下令对违法者施以“法律权利所允许的”最严厉的惩罚。
尽管《死亡布告》中还没有显示，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不止一个教区受到了感染。国王的议会会议记录指出：“瘟疫已经暴发，原野圣吉尔教区的一些住宅非常可疑，还有其他的教区。”[63]议会做出决议，在城外建立疫房，让受感染者远离民众。目前，人们对伦敦的疫房知之甚少。但记录显示，城市北边的老街附近有一座永久性的木结构建筑，用来安置那些感染了传染病的人……国王和议会是否像丹尼尔·笛福后来所说的那样，有意“尽可能不让公众知情”？还是他们认为局势可以得到控制？也许两者都有。然而，在这个阶段，似乎只有少数人知道整件事情有多严重。
当天，佩皮斯就在议事厅附近，但似乎对不断升级的局势浑然不觉。作为丹吉尔委员会的新任司库，他的工作量又增加了。今天，他在朝廷上等着，想看看他提出的关于运粮船上一些水兵生病的投诉是否得到了回应。由于他的许多同事都在海上或其他地方工作，佩皮斯经常被点名与国王讨论“海军事务”。突然和君主这么熟，最初，佩皮斯感到不安。除非他“做好准备，有了好的答案”，否则会迟迟不愿前往白厅。议会结束时，国王走出会议厅，亲自对佩皮斯说，自己已经看过他的投诉了。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王现在认识他，“他从来不看我，但他跟我说话了”。[64]
两天后，他的日记里出现了新的担忧。那一年，他第一次写道：“城市里弥漫着对疾病的恐惧，有两三所房子给封上了。”[65]他指的是原野圣吉尔教区的房子，但没过多久，《死亡布告》披露了其他边远教区的死亡情况。在5月的第一周，原野圣吉尔又有三人死亡，与之相邻的圣安德鲁霍尔本和丹麦圣克莱蒙教区也有人死亡。伦敦的瘟疫从情势严峻的西边向东穿过肮脏的街道和敞开的下水道，蔓延到城墙周围拥挤污秽的边远教区，最终潜入了伦敦城。
5月9日，《死亡布告》显示，城墙内有一人死于瘟疫。死亡病例发生在圣玛丽·伍尔彻奇·霍教区的贝尔宾德巷，距离佩皮斯位于塞辛巷的家不远，步行可达。有传言称，死者又是一名法国人，与先前原野圣吉尔发生的几起病例有关联，他为了安全逃入城市。疫情既已进入城墙以内，市长大人约翰·劳伦斯立即启动已建立的公共卫生系统。劳伦斯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他是一名伦敦商人、尊贵布料商同业公会的成员，1658年当选为圣保罗大教堂南部奎恩希特这个小选区的市议员。他当选为市长时，还拥有“布料业大师”的头衔。作为几个女儿的父亲，劳伦斯个性很强，拥有一群忠实的追随者，瘟疫给了他一个展现能力的完美机会。
在他的指示下，城里点燃了许多焚烧香料的火堆，以净化空气。5月11日，他下令所有教区的街道“必须洒水、清扫，清除各种污垢和垃圾”。伦敦暴露在外的下水道给城市造成了持续的污染问题，而仅在一个月前，国王命令劳伦斯和市议员对所有下水道进行严格检查，“以保护这座人口稠密的伟大城市，免受火灾和其他灾难的侵扰”。[66]同时，内科医师学会接到指示，参考以前的鼠疫指南，以便向公众发布最新的医学建议手册。在很短的时间内，疫情似乎有所缓解。几乎就在命令发出的同时，死亡人数就下降了——从一周的九例下降到下一周的三例，城墙内没有一例。
在格雷沙姆学院，皇家学会采取了预防措施，提醒他们的期刊《自然科学会报》的读者注意，由于鼠疫疫情加重，期刊的正常出版可能会中断，公开会议也可能暂停。[67]自1663年以来，皇家学会一直以主教门区的格雷沙姆学院作为其事实上的总部——进行实验，并举办讲座和辩论会——整个5月，会议一直持续着。这是一座宽敞的教堂，里面聚集着绅士、贵族、野心勃勃的布商之子、裁缝等等。在这些人中有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他很快就成为社会上的一颗新星。
胡克就住在格雷沙姆学院内，年仅二十九岁的他已经成就卓著，比大多数人一生取得的成就还要多。他起初是艺术家彼得·莱利的学徒，进而就读于牛津大学，在著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的指导下研发空气泵。他还发现了弹性定律，这一定律后来被简称为“胡克定律”。1662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实验负责人（第一位职业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在那里，他建造了一台格里高利反射望远镜，有许多天文发现。
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在默默地从事一个使用复合显微镜的新项目。他近距离观察了三十九个精心挑选的细小标本，不知疲倦地创作了精美详细的解剖插图，并配有解释性文字。在研究橡树皮和植物时，胡克注意到标本中有蜂窝状的小室。他决定将其命名为“细胞”，取自拉丁语cella，意为“小房间”。这是第一次用“细胞”这个词来做这种指称。在这个项目中，胡克绘制了微小标本的细节，像丝线、别针的针头，甚至雪花。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插图是一幅放大的跳蚤绘图，绘在十八英寸的折叠式插页上。“通常，人们认为跳蚤只是个会咬人的小黑点”，胡克绘制的这幅惊人的图片使人们“熟悉了这个生物的每个细节”。胡克当时显然着迷于跳蚤，他写道：
……说到它的美丽，显微镜显示，它全身装饰着一整套奇特而锃亮的黑色盔甲，衔接整齐。上面布满无数尖尖的小刺，形状如豪猪的刚毛，又像亮闪闪的锥形钢针。它的头部两侧各有一只转动敏捷的黑色圆眼睛，眼睛后面还有一个小洞，里面有一层薄膜，可以来回移动，上面有许多细小的透明毛发；头的前部，在两条前腿之间，长有两根细长的多节触角，或者说是嗅觉器官。……[68]
这本书叫作《显微图谱》（Micrographia），副题是“通过放大镜观察微小物体并进行生理学描述及研究”。虽然尚未广泛发行，但英国皇家学会已颇为了解它的重要性。自圣诞节前，这本书的副本就以未装订对开本的形式流传。4月，英国皇家学会在《自然科学会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声称这本书可以“激发自然哲学的头脑，使其迅速进入深邃的沉思”。[69]佩皮斯在1月读了这本书，认为这是“我一生中读过的最具独创性的书”。[70]他理应对这本书赞赏有加。这是显微镜学领域的一个创举，作者娴熟的艺术技艺和科学严谨的态度造就了一本不同于以往的作品。胡克沉浸在这本巨著所带来的荣耀中，而那让他惊叹不已、充满“力与美”的微小寄生物正在酝酿着自黑死病以来最致命的瘟疫，并向伦敦袭来。
仅仅三年前，胡克的同辈、统计学家约翰·格朗特写了一篇关于历史上鼠疫暴发模式的论文，颇受好评。他断言，在瘟疫时期，富人们密切关注着《死亡布告》，以此“判断他们是否需要搬迁”。[71]在5月23日阅读布告的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病例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布告列出十四例新的鼠疫死亡病例，“斑点热”导致的死亡人数显著增加。事实上，丽贝卡·弗劳尔斯（Rebecca Flowers）和莎拉·弗劳尔斯（Sar-ah Flowers）的死就记录在其中。她们的父亲叫威廉·弗劳尔斯（William Flowers），是科里普门一带的拉丝工匠。有趣的是，这对姐妹并没有被埋葬在当地教区的教堂，而是安葬在城墙外被圣化的一块土地，专在瘟疫时期使用。可能暴发传染病的消息开始风传，越过英吉利海峡。自1663年以来，威尼斯驻巴黎大使阿尔维斯·萨格雷多（Alvise Sagredo）经常收到伦敦一名匿名线人发来的快信。在5月底写给萨格雷多的信中，线人透露：“这座城市的瘟疫开始恶化。《死亡布告》公布本周已有十四人死于疫病，但一些医生说，在过去八天里，死亡人数应是这个数字的三倍。”
然而，就在传染病开始逐渐蔓延之际，公共剧场仍在开放。5月中旬，国王剧院上演了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的戏《爱的情妇或女王的面具》（Love's Mistress,or the Queen's Mask），演员阵容已无从知晓。塞缪尔·佩皮斯独自一人去看了演出，他认为该剧“内容丰富多样，但不那么精美”。[72]舞台之外，另一个同样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吸引了那些喜好八卦的人。一个年轻的伯爵决定绑架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约翰·威尔莫特（John Wilmot）是第二代罗切斯特伯爵。5月26日，离他十八岁生日还差几天，他胆大包天地想要勾引十四岁的伊丽莎白·马莱特（Elizabeth Malet），想娶她做妻子。罗切斯特的父亲，即第一代罗切斯特伯爵，在内战期间曾是一名杰出的保皇派将军。然而，他在1658年去世时欠了大笔债务，仅给儿子留下一个头衔，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年轻的罗切斯特依赖国王的补贴生活，他一定把这名女继承人看作是一个无价的机会。的确，国王曾几次鼓励马莱特小姐与罗切斯特结婚，但都无济于事。
事发当晚，在白厅的晚宴之后，弗朗西斯·霍利爵士（Sir Francis Hawley）陪伴这名年轻的女继承人乘马车返回住所。到达查令十字一带时，他们的马车被全副武装的“骑兵和步兵”劫持，马莱特小姐被掳走并被塞进另一辆马车。等着的两名妇女把年轻女孩带走了。罗切斯特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他跟在马车后面，不料却在阿克斯布里奇被捕。当时国王勃然大怒，立即签发了逮捕令。马莱特很快被找到，并被送回到家人身边。国王其实很喜欢罗切斯特，罗切斯特只比他的长子（私生子）大几岁，但他不能宽恕这种鲁莽的行为，于是把年轻的伯爵送进了伦敦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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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国王的注意力转向了东边：远离伦敦，远离罗切斯特和他微不足道的过失，关注着洛斯托夫特海岸40英里外的一片海域。这里正在进行第二次英荷战争中的第一次大会战，英国的八十八艘舰船与荷兰的一百零九艘舰船相对峙。伦敦人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听候消息。佩皮斯回忆说：“一整天，泰晤士河上及附近一带的所有人都听到了枪炮声，两支舰队一定交火了。”[73]德莱顿描述道：“每个人听循着声音，展开想象。城市几乎空了，一些人来到泰晤士河边，另一些人沿河而下，都在寂静的深处找寻那声响。”[74]伊夫林听到枪声，预计会有伤亡，命令手下的军官准备好接收受伤的俘虏。[75]当然，伦敦离战场几英里远，他们根本没办法知道战斗的进展。
两天以来，英荷双方僵持不下，他们听到的枪炮声来自胶着战况的最后阶段。为急于避免港口被封锁，荷兰舰队接到命令，在风向有利的情况下攻击英国人。6月1日，两支敌对的舰队进入对方视线，但不知为何，荷兰人在进攻中犹豫了。到6月3日，风向变了，英国人处于有利地位。经过几个小时的部署，上午十时，第一批炮击开始，持续了八个小时。海军上将约克公爵坐镇“皇家查理号”旗舰，舰上有三层甲板、80门大炮，他指挥的英国舰队贵族云集：莱茵的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桑威奇伯爵、蒙茅斯公爵（the Duke of Monmouth）、白金汉公爵（the Duke of Bucking-ham）、查尔斯·伯克利爵士（Sir Charles Berkeley）、穆斯克里勋爵（Lord Muskerry）、伯灵顿伯爵（the Earl of Burlington）之子理查德·博伊尔（Richard Boyle），以及巴克赫斯特勋爵（Lord Buckhurst）。“皇家查理号”和“埃恩德拉赫特号”相持不下，这两艘旗舰的血腥对决将这场激烈的战役带入高潮。中午时分，一枚链弹击中“皇家查理号”的后甲板，伯克利、穆斯克里和博伊尔当场死亡，而约克公爵就在旁边，“鲜血和脑浆溅到公爵的脸上”。后来，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对这一幕嘲讽道：
他（伯克利）破碎的脑袋，让无畏的公爵变色，最终也是首次证明，他还是有大脑的。[76]
海军少将罗伯特·桑苏姆（Robert Sansum）也战死了，这样空出了一个重要的船旗将官空缺。罗伯特·霍姆斯舰长被提名，但在激烈的战斗中，约克公爵提拔了约翰·哈曼（John Harman）舰长。霍姆斯没有忘记这一点。最终，“皇家查理号”将“埃恩德拉赫特号”炸沉，一次巨大的也可能纯属意外的爆炸摧毁了“埃恩德拉赫特号”。据报道，爆炸的巨响甚至撼动了海牙的房屋，窗户都炸开了。“埃恩德拉赫特号”上的409人中仅5人幸存，其余全部遇难，其中包括荷兰指挥官奥布丹（Obdam）。荷兰的旗舰被摧毁，舰队随之撤退。约克公爵本可以，或许也应该乘胜追击溃败的舰队，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决定不这么做。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认为，如果公爵当时追击荷兰舰队，那么胜利“可能是彻底的，并立即结束战争……但一些人的怯懦或变节，或两者兼而有之，使最终的胜利受挫”。[77]这场战役被认为是英国人的胜利，也是国王的弟弟及继承人的个人成就。城市里，人们敲钟、鸣放烟花，庆祝胜利。
此次战役的一些细节开始慢慢浮现。爆炸发生后，佩皮斯写道：“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对公爵的担忧。”[78]《情报者》在一篇相当诚实的报道中写道：
关于国王陛下的舰队与荷兰舰队最近这场战役的详情，这个镇上的谣传是如此疯狂、花样百出，以至于人们已习惯于传言，真相无处容身。[79]
英方损失的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翰·劳森爵士。他膝盖上的伤久久不愈，成为坏疽。战役结束几周后，他就进了坟墓。他的遗体从格林尼治运来，几天后安葬在伦敦的东方圣邓斯坦教堂，就在他女儿阿比盖尔的墓旁，没有任何仪式。伦敦当时正处于大瘟疫时期，所以葬礼在晚上举行，仅有为他抬棺的海军军官在场。
伦敦塔里，罗切斯特所处的位置非常完美，他可以听到炮击声在泰晤士河上空回响。对国王来说，如何把这个叛逆的年轻人转变成一个体面的成年人，这个问题可能已在海军舰炮的爆炸声中找到了答案。在被捕三周后，他被默许可以返回白厅。然而，年轻的伯爵回到宫廷的时间非常短暂。数学家威廉·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曾揣测，只有每周死亡人数超过100人时，疫情才真正开始。6月13日，这种情况发生了。鼠疫导致的死亡人数从一周43人猛增至下一周的112人。6月20日，这一数字在一周内飙升至168人。国王和宫廷人员，以及一些剧作家和演员，先后撤离了城市。
清教徒兼牧师托马斯·文森特默默观察着他所在城市不断加剧的恐慌。他注意到，伦敦人避免接触“新鲜玫瑰和其他芳香的花朵”，以防花的“香气”引来传染病。他看到贸易滞缓，人们小心翼翼，不愿与他人交谈。他写道：“贵族和绅士们退隐到他们的乡村居所；地处偏远的房屋已收拾好，物品也搬走了……街上少有惹是生非的殷勤少年走动；窗边也很少看到长着斑点的女人。”这并非反应过度。6月27日的《死亡布告》显示，鼠疫导致的死亡人数再次飙升至267人。二十个教区被感染，包括城墙内的四个教区。
疏散的人群中还有约翰·弥尔顿。他在过去五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隐逸状态。他逃难到白金汉郡的乡下。约翰·德莱顿也离开了城市，归隐到威尔特郡。许多商人都走了，包括那些给伦敦人提供食物的面包师、酿酒师和屠夫。到7月底，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书商迈尔斯·米切尔和安妮·米切尔连同家人一起撤离了城市，还捎带上佩皮斯送给他们的一品脱葡萄酒。夏天的某一天，瘟疫夺去了他们大儿子的生命，贝蒂·豪利（Betty Howlett）也就失去了未婚夫。威斯敏斯特公学的校长起初把学生转移到奇西克区的房子里，但瘟疫随之而来，于是他让学生各自回家，其中包括十二岁的威廉·塔斯威尔。塔斯威尔回到在格林尼治的家中，当时他的父亲不得不将两个女仆送到隔离病院。[80]
据估计，7月的头两周，有三万人离开了城市，随后又有数千人离开。佩皮斯在6月底将母亲送到伍尔维奇，随后他的妻子在7月5日也去了那里。议会休会，财政部搬出伦敦，搬到萨里郡的楠萨奇宫。8月初，皇家学会的罗伯特·胡克、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和威廉·佩蒂撤离到埃普索姆的杜尔丹斯庄园。只有学会主席布龙克尔勋爵（Lord Brouncker）和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留了下来。
最臭名昭著的是伦敦医生的撤离。内科医师学会的大多数人都跑了，包括学会主席爱德华·奥尔斯顿爵士（Sir Ed-ward Alston）。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多，恐慌无疑是其中之一。但很明显，经济利益吸引他们接近那些惊慌失措的富有家庭。乔纳森·戈达德医生（Jonathan Goddard）是德特福德一名造船师的儿子，他为“自己和一些医生同事在瘟疫时期离开伦敦城”辩解称，因为“他们特定的病人大多离开了市区，所以他们也应离开”。[81]事实上，留下来的医生太少了，窃贼趁机将学会洗劫一空，带走了整整一箱金币和其他财宝，其中包括女王的医生弗朗西斯·普鲁金爵士（Sir Francis Prujean）的一个银质水果盘。少数留下来的人，像纳撒尼尔·霍奇斯医生和佩皮斯的私人医生亚历山大·伯内特（Alexander Bur-nett），面对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665年瘟疫期间，首都的大规模撤离景象极其惊人。出伦敦城的大道上挤满了乘客、马车和货物，赤贫的穷人们留在城里没有食物、药品，听由命运的摆布。正如托马斯·文森特所说，“坟墓现在张开嘴巴接受死者的身体，地狱也张开嘴巴接受死者的灵魂”。[82]
这座城市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约翰·劳伦斯爵士是留守的官员中地位最高的，还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市议员。但市长大人的管辖范围并不包括许多受瘟疫影响最严重的郊外教区。贵族当中，阿尔伯马尔公爵乔治·蒙克留守在白厅，主持工作。蒙克是17世纪中期的杰出人物，内战期间，他为保皇党而战。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担任护国公的共和时期，他获得了对苏格兰的军事控制权，之后策划了查理二世的复辟。同时代的人称他为“将军”，他的正式头衔是查理二世的陆军总司令，麾下有一支军官连队，人称“将军大人的步兵禁卫军”。他得到了朋友，第一代克雷文伯爵威廉（William,Ist Earl of Craven）的支持，威廉一直住在德鲁里巷的家中。和蒙克一样，克雷文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人（与蒙克不同的是，他曾与莱茵的鲁珀特亲王的母亲，即波希米亚女王伊丽莎白有过一段恋情）。留下来的医生屈指可数，其中，纳撒尼尔·霍奇斯医生和威瑟利医生（Witherley）负责伦敦城和自由区的鼠疫预防工作（自由区位于伦敦城墙外，属于伦敦市的管辖范围）。另外两名医生起协助作用，他们的薪酬由慈善捐赠的资金支付。他们的状况堪忧，各方面都不堪重负，捉襟见肘。佩皮斯选择留在城里的海军委员会办公室，但会定期去看望住在伍尔维奇的妻子。
世纪之交的流行病时期，全市瘟疫法令一经发布，即迅速生效。该法令几乎完全脱胎于1646年的瘟疫法。法令规定，不得从感染者的家中拿走衣服或被褥，家人或朋友不得参加瘟疫死者的葬仪，受感染房屋中的人员不得离开——除非他们是被带去隔离病院，城市周围至少建了五个这样的医院；死者要在黑暗中埋葬，每个教区都要指定“检查员”，记录本教区的所有病例；每幢受感染的房屋由两名“看守人”监管：一名值白班，从上午六时至晚上十时；另一名值守夜间剩下的几个小时。他们要确保没有人进出房子。最令人厌恶的任务由“搜索者”执行，通常是那些大家认为“诚实可靠”的妇女。她们要检查死者，并“尽其所知”报告死者是否死于鼠疫。
伦敦进入7月，白天骄阳烈烈，“异常炎热”。劳伦斯起草了一份市长公告，命令所有的市议员留在首都。禁止在街上唱歌和卖东西，指示居民移走街上的死狗和死猫，并关闭所有学校。本月第一周的死亡人数为470人，33个教区受到感染。剑桥学者塞缪尔·泰恩（Samuel Terne）在这段时间来到伦敦，他注意到，大多数人仍然很随意地出门转悠，忙着自己的事情，只是避开原野圣吉尔等感染严重的地区。他描述道，“那些地区有推着手推车、手持铃铛的更夫；死了这么多人，要是敲铃的话几乎会一直敲个不停，所以他们就不敲了”。7月11日至18日的一周内，鼠疫死亡人数上升至1000多人，7月的最后一周有1843人死亡。月初开始实施的瘟疫法令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传染病持续蔓延，“完全没有缓解的希望”。[83]
年代久远的城墙外面，一名妇女独自走向贝特莱姆医院旁的新教堂墓地。她边走边哭，胳膊下夹着一口小棺材。托马斯·文森特在附近看着这一切。他判断，她是棺材里孩子的母亲。她独自一人，因为家人都去世了。他思忖着，她迫不得已必须自己将孩子装进棺材，亲手埋葬她仅存的骨血。这个女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注意到文森特。对这次短暂的相遇将赋予她后世怎样的影响，她也一无所知。一个月来，文森特几乎每天都听到他曾经认识的人去世的消息。但看到这个可怜的女人，他被深深地打动。他把这件事写进了他言辞激烈的瘟疫记载中，将她转瞬即逝的悲伤片段提升为历史记录。
虽然这名妇女的最终命运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她走向的新教堂墓地一定极其恐怖。到1665年，墓地已经不“新”了。墓地最初建于1569年，作为邻近教区在需要时使用的神圣土地。瘟疫时期，这里深陷危机，承载超负荷容量，充斥着“大量尸体发出的恶臭”。整个首都，教堂墓地“堆满了尸体，许多地方比以前高了两三英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死去，必须挖开新的地面以掩埋死者。万人坑逐渐取代了单独的墓葬，一个坑可以掩埋数十具死于鼠疫的尸体。男人、女人和孩子裹着他们死去时穿的亚麻布，“三四十人一起”被埋于地下。
伦敦各地不断有尸体运往摩菲尔德附近的新教堂墓地，都被草率地埋入土中。教区记录中记载的一连串事件令人难过，许多家庭经历生离死别，几天后又在死亡中团聚。通常，在复辟时期的伦敦，男性的死亡率往往高于女性（比例约为10∶9）；然而，在传染病期间，这一比例不仅相等，女性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男性（比例为10∶9.9）。[84]在佩皮斯自己的教区，有一个叫威廉·拉姆齐（William Ramsey）的人，在布商同业公会领受救济，他于7月23日埋葬了女儿伊丽莎白；7月24日，又埋葬了另一个女儿玛丽；7月25日，则是他家的一个小男孩。[85]沃尔特·扬（Walter Young）来自圣彼得康希尔教区。他的女儿坦珀兰斯于7月12日下葬，另一个女儿玛莎在7月17日下葬，第三个女儿伊丽莎白在7月21日，第四个女儿玛丽在8月1日。8月5日，罗伯特·弗里斯通（Robert Freestone）与妻子玛莎合葬。托马斯·豪尔（Thomas Howle）于7月29日去世，几天后，他的妻子玛丽与他合葬在一起。
在死亡中，主人和仆人、父母和孩子都是平等的。一个名叫威廉·福兰德（William Frond）的木匠在他的仆人安下葬的第二天下葬。8月25日，在珀特里的圣米尔德雷教区，托马斯·鲁奥（Thomas Roo）与他的儿子彼得·鲁奥（Peter Roo）合葬。仅仅两周的时间里，来自银街圣奥拉维教区的威廉·格林诺（William Greenop）普埋葬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和他的妻子。[86]许多一家之中最后被埋葬的人在登记册上只记录了他们的姓氏，一些人被称为“无名”。考古证据表明，人们尽量将死者按东西向埋葬，并且在下葬前包上裹尸布，可能用他们的床单，而不是赤身裸体地埋葬。一个名叫玛丽·戈弗雷（Mary Godfrey）的年轻女孩在科里普门外的圣吉尔教区去世，她的亲人委托制作了一块墓碑，以标明她在新教堂墓地的埋葬地点。[87]失去亲人的人生活得十分艰难。伊丽莎白·林加尔（Elizabeth Lingar）是一名寡妇，在瘟疫中失去了两个女儿。一年后的炉膛税记录中显示她以原地址登记，需要穷困救济。[88]
伦敦人更害怕气味，而不是死亡的景象。如果能闻到被感染的“坏”空气，就可能染上瘟疫。考虑到新教堂墓地腐烂的尸体发出恶臭，当地人急于用泥土迅速将其覆盖。但是他们应该用多少土呢？应该挖多深呢？丹尼尔·笛福描述道，在他居住的阿尔德门教区，深坑“大约有四十英尺长，十五或十六英尺宽”，“据说他们后来在其中一处挖了将近二十英尺深，直到不能再往深处挖，不然会有水渗出”。[89]新教堂墓地是伦敦最繁忙的瘟疫掩埋坑之一，尸体躺在地上，一览无遗，等着下葬。8月底，佩皮斯前往毗邻的摩菲尔德，被这一毛骨悚然的景象所震慑，他想看看（上帝啊！禁止我的放肆吧！）“自己能否看到尸体埋入坟墓；但是，正如上帝所希望的那样，我没能如愿”。然而，他的恐怖之旅并非一无所获，他在摩菲尔德周围注意到，“街上每个人都面如死灰，谈论的都是死亡，别的什么也没有。路上走动的人寥寥无几。这座城市凄惨荒凉，像是已被遗弃”。墓地已过于满负荷，以至于上面命令墓地看守人停止挖坑。
托马斯·文森特三十一岁，住在霍克斯顿的一所小房子里，离新教堂墓地不远。同住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三个年轻人、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女仆。在一座满是房客和租户的城市里，这算是一个家庭了。文森特在牛津大学受教育，直到1662年，他一直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但《统一法》出台后，2000名清教牧师遭驱逐，其中包括文森特（该法案要求英格兰教会的所有牧师遵守《公祷书》）。1665年出台了所谓的《五英里法案》，禁止任何神职人员在被驱逐出教区后，仍在教区周围方圆5英里以内居住，除非他们宣誓服从国王，并接受《公祷书》。文森特显然违反了法律，被罚款40英镑。但他认为，在特殊需求时期，上帝之法应凌驾于人类法律之上。他继续向穷人非法传教，目睹了局势不断升级。他在写作中召唤着世界末日的景象：
现在，乌云黑压压的，暴风雨向我们猛烈袭来。现在，死神骑着白马，得意扬扬地穿过街道，闯进每一户人家，几乎可以找到每一个住户。
每周的《死亡布告》证实了人们的怀疑。疫情变得更严重了。7月曾达到高峰，一周内共有2010人死于疫病，但到8月最糟糕的一周，死亡人数上升到6102人，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城墙外。情况甚至可能比《死亡布告》所披露的还要糟糕——贵格会信徒、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派宗教团体并没有列入官方埋葬记录。而且，一些最大的教区似乎已经放弃了在教区登记册中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埋葬情况，而倾向于把“累积总计”数据提供给每周的《死亡布告》。[90]此外，似乎有人故意淡化疫情的影响。接近月底的时候，佩皮斯和圣奥莱夫哈特街的教区办事员谈了一次话。办事员透露，在他的教区，瘟疫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但却有意地漏报了。佩皮斯记录了他的话：“这周死了九个人，但我只汇报了六个。”借鉴以往的鼠疫疫情，佩皮斯的近邻约翰·格朗特认为，在瘟疫期间“死于这种传染病的人数比记录下来的多四分之一”。[91]还有人批评说，搜索者“上了年纪，又头脑简单”，都是些“年迈的”老妪，检验尸体时她们根本不知道应该看什么。[92]
与首都以外地区的官方联系主要靠邮政总局来维持。主任詹姆斯·希克斯（James Hickes）和同事们保留了城墙内针线街上的办公室，他们“从早到晚忙碌着”，几乎见不到面。他在给约瑟夫·威廉姆森的信中写道：“如果疫病通过信件传染的话，他们早就死了。”他又希望他们能“因重要的公共服务工作而免遭毁灭天使的打击”。[93]人们担心，仅仅通过触摸来自受感染地区的人的信件就可能感染。因此，希克斯设计了一套系统，将邮件在醋的上方熏晾，然后再继续发送。
“没有嘎嘎作响的马车，没有腾跃的马匹，没有吵吵嚷嚷的顾客，没有人兜售商品”，伦敦寂静而肃穆。荒无人烟的街道上开始长出了青草，罗杰·勒斯特兰奇和其他人都注意到，穷人苦于“面包和食物匮乏”。因为大批酿酒商和面包商关闭了店铺，许多人挨饿，有的被迫偷窃或乞讨，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些留下来的人待在家里，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冒险出门。在丹尼尔·笛福关于瘟疫的叙述中，主人公到霍尔本去，看到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推搡着要靠墙边走，而是走在马路中央，害怕路两边受感染的房屋有传染性——恐惧是如此强烈。
唯有垂死之人的呻吟声和伴随“装运死者推车”前进的叫唤声打破了这座大都市反常的寂静。在巴黎，威尼斯使臣阿尔维斯·萨格雷多从他的英国线人那里得到消息，说“他们推着手推车穿街过巷，叫唤着‘把死者抬出来，把死者抬出来’”。手推车装满后，他们就把尸体运去埋葬。[94]仅在夜晚、在黑暗的掩护下埋葬死者的话，时间远远不够用。于是这一令人反胃的工作一直持续到黎明，甚至大白天。佩皮斯说，教区居民“很乐意在白天把死者抬去埋葬，晚上根本不够用”。[95]
染病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在一些地区，受感染的房屋也不再关闭。健康的人和病人相隔不远。萨瑟克区疫情特别严重，一个名叫约翰·艾林的药剂师写道：“每一周，疫病似乎越来越近，我深感不安，而且新设的一个埋葬地点离我们很近。”8月初，佩皮斯在伦敦城里出行，听到一个他熟悉的人的不幸遭遇，这个人是卖艾尔啤酒的，叫威尔。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死了，“我想，就在一天之内”。恐怖事件如此迫近，佩皮斯决定减少在首都的出行。药剂师威廉·博赫斯特（William Boghurst）在德鲁里巷的白鹿酒吧里开店，他注意到，疫情不是从一个地方“越传越远”，而是“像下雨一样落在城市和郊区的几个地方”。[96]根本没有办法猜测下一个会轮到谁，或哪个地方。
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中，不少人提出了一系列预防药物和治疗办法。托马斯·科克医生（Thomas Cocke）建议穷人在怀疑自己感染鼠疫时强迫自己呕吐，并喝一杯“热牛乳酒”。然后，他建议他们“用温水和醋漱口、洗手”。佩皮斯嚼烟草，许多买得起烟草的人也这样做；其他人则求助于护身符和辟邪物。某个伊莎姆夫人写信给仍留在城里的侄子，建议他“将水银注入鹅毛笔，用硬蜡封住，裹在丝绸里缝上，再用细绳挂到脖子上”。[97]有一次，有传言说，法国研制出一种以矿物为主的药物，可以治愈疫病。样本送到时，许多医生满怀希望，但发现这种“疗法”只会让患者更快地进入“最后的沉睡”。[98]一些人认为，“去年穷人食用不卫生的肉（和绵羊的坏疽病大暴发有关）”，可能造成了传染病蔓延。[99]据称，一些护士从鼠疫中幸存下来，这些妇女被认为具有免疫力，她们建议食用人类粪便作为解毒剂，并鼓励饮用尿液。一个男子在肘部下方发现一块痈，为了治疗，就用膏药敷上。伤口形成坏疽，需要切除瘢痕，但外科医生切开了一条大静脉，该男子在三小时内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治疗病人的医护人员之间也不融洽。每个家庭应该有一名护士看护，护士会照顾他们的需求，但护士们并不总值得信赖。纳撒尼尔·霍奇斯医生曾哀叹：“这些卑鄙小人，贪婪地掠夺死者，他们掐死病人，然后说病人喉咙有毛病。”他们被指控“偷偷地将感染者疮疡的致命污秽物带到那些健康人的身上”。[100]据报道，有一次，据说一名护士从满是瘟疫死尸的房子里偷东西，结果被偷窃的重物压死了。江湖医生抓住一切机会从时疫中赚钱——一名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委托他人制作了一份广告，说他最近获得一种神奇药粉，并列出所有用药粉“治愈”的鼠疫患者，包括考文特花园的四个挤奶女工和住在布里奇街的“理查德·皮尔斯（Rich.Pearce）、他的妻子和护士”——但即使是合格的医生也被指责收了钱却不能提供有效治疗。[101]
瘟疫暴发时，纳撒尼尔·霍奇斯医生大概三十多岁。他是肯辛顿教区牧师的儿子，出生在伦敦，就读于威斯敏斯特公学。1646年，他前往剑桥读书，然后转到牛津的基督教堂学院。他于1659年获得内科医师资格，同年成为内科医师学会会员，在沃尔布鲁克教区定居。他显然很有天赋，尽管他没有挑战公认的医学传统，但确实非常重视观察和实际经验。霍奇斯仔细地记录了他所目睹的鼠疫症状，评注病人呕吐物有“腐臭的咸味”，以及“喷出的粪便呈泡沫状、有发酵的感觉”。[102]有一次，他注意到鼠疫伤口的印记，“不易与跳蚤咬伤区分”。[103]他没有采纳同僚们接受的一些治疗方法，如将独角兽的角研成粉末，甚至放血。他认为“应该视放血为致命的疗法”，同时确认夏季的“和风”应足以“防止空气不流通及空气污染”。[104]
拜访感染的病人时，他命令他们直接平躺在床上，盖上羊毛毯，有利于出汗。用杜松木、冷杉木、橡木、榆木和栗树木头生火，但不用煤——他认为煤不纯净。感染者不允许更换衣服，以防干净衣服的潮气让他们不舒服。他推荐的饮食包括“红酒浸面包、水波蛋、香橼汁、石榴汁或接骨木莓果醋汁，还有鸡汤、果冻和葡萄酒”。[105]当然，很穷的病人吃不起如此丰富的食物，许多人“日渐衰弱，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濒临死亡的人常常遭受疯狂的折磨。一些人“一阵躁狂”，从床上起来，“在房间里蹦来跳去”，想以此缓解病情；“另一些人则大声哭喊，冲着窗外咆哮”。[106]一些患者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一瘸一拐走上街头，几乎赤身裸体，展露他们的伤口。一个可怜的人在病痛和孤独的折磨下，自焚而死。8月，托马斯·文森特看见一名男子踉踉跄跄地走向炮兵大厦墙拐角处的栏杆，靠近炮兵连（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前身）受训的地方。那人狠狠地把脸撞向栏杆，鲜血喷涌而出，文森特立即冲了过去。他看见那人脸朝栏杆躺在地上，流着血。文森特离开了，也许是去寻求帮助，过了一会儿，他折返回来，发现那人在几码远的地方，仰面躺在摩菲尔德空地的一棵树下。文森特试着跟他说话，但唯一听到的是男子喉咙里发出的“咔咔”声。半个小时后，该男子已经死亡。
8月底，佩皮斯得到消息，他的医生亚历山大·伯内特死于瘟疫。佩皮斯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考虑到医生的仆人很久之前就死于疫病，并且“他的诊所这个月又开门了”，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写日记的佩皮斯并不知道，最近和其他几名内科医生一起，还有“一些外科医生、药剂师和化学家约翰逊”，伯内特“打开了一具满是鼠疫印记的尸体”。[107]许多人死于这次鲁莽且未经授权的解剖。这表明存在肺炎性鼠疫——它可以通过呼吸和身体接触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另一个死于鼠疫的医师是科尼尔斯（Conyers）医生，“他的善良和人道主义精神值得所有活着的人铭记”。[108]
有些人较为幸运。霍奇斯医生在疫情期间一直留在市里，这段时间他两次生病，但没染上瘟疫，尽管他经常与病人接触。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每天起床后立即服用一种肉豆蔻口服药剂——有意思的是，肉豆蔻现在被认为是一种天然的驱虫剂；处理完私人事务后，他进入住所的大房间，大批市民等在那里，各种各样的毛病需要检查——从未经处理的溃疡到癫痫的最初病症；将众人打发走后，他吃早餐，然后到病人家中探视。
在进入感染者家中时，霍奇斯遵循一套严格的程序——先“用煤烧烤一些要用的东西”，然后在检查病人时，在嘴里放一片含片。他没有使用生姜之类的辛辣食材，因为他认为这会刺激扁桃体，危及肺部。如果自己有出汗或呼吸急促的征兆，他会小心不进病人的房间。回家吃晚饭时，他会喝一杯浸泡了核桃（另一种已知的驱虫药）的葡萄酒，“振作一下精神”，并且吃肉和泡菜。晚饭后，更多的人来问诊。这些人走后，他又会去病人家出诊，直到晚上八点或九点。霍奇斯会在睡觉前继续喝葡萄酒以助眠，并“整夜通过毛孔”轻松呼吸。如果感到有病症的初始征兆，他就喝酒。
在医疗行业之外，也制定了一些规则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除礼拜仪式外，禁止所有公共活动。然而，在城墙的外面，威斯敏斯特区一个名叫凯撒先生的鲁特琴大师这样记录，“胆大的人半开玩笑地要（去）……参加彼此的葬礼”，有传染的危险也要去。凯撒先生还说，他看到病人向窗外呼吸，对着路过的健康人的脸。[109]在交易所附近，一家咖啡馆“在整个疫情期间”一直营业。[110]有执照的牧师和像文森特这样无执照的牧师都在向教众传道，众人害怕自己因犯了某种罪行或亵渎神灵的越轨行为而受到上帝的惩罚。在某些情况下，太多人挤进教堂，文森特不得不爬过长椅，才能来到讲道坛上。对教众发言时，他看到“热切的目光，如此贪婪地注视着他，似乎每个从牧师嘴里吐出的词都会被吃掉”。他思忖道，“如果你见过溺水的人死命地抓住绳子，就会猜到许多人是多么急切地想抓住这些词句……”
大多数人希望夏末死亡人数将会减少，但情况变得更糟。9月初，伦敦市中心的天恩寺街发生了一起悲惨事件。一名可敬的马具商和妻子被封闭隔离在家里，他们在瘟疫中失去了几乎所有孩子，只有一个幸存。为了他们仅存的骨血能有机会存活下去，据称，他们将孩子“一丝不挂地交到朋友的怀里”，朋友给孩子穿上干净衣服，将他带到格林尼治。这个朋友被逮捕，但最终被允许留下这名年幼的孤儿，加以照顾。[111] 9月的第三周，仅一周内《死亡布告》公布的死亡人数就飙升至7165人。这是疫情的高峰期，伦敦130个教区中，仅有4个没有感染。到目前为止，受灾最严重的是城墙外的教区，像阿尔德门的圣博托尔夫教区、纽盖特外的圣墓教区、斯特普尼教区、萨瑟克的圣救世主教区和萨瑟克的圣奥莱夫教区，这些地方的死亡率最高。城墙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是皇家衣物贮藏间旁边的圣安德鲁教区、圣安·布莱克弗里亚斯教区、基督教堂纽盖特街和圣斯蒂芬·科尔曼街。
即使在瘟疫肆虐的时候，也有少数勇敢的人到伦敦来。9月期间，学童威廉·塔斯威尔被委以任务，从他在格林尼治的临时住所将信件带到首都。他带着父亲认为能保护他免受瘟疫感染的香草，还有母亲给他的一袋食物和西班牙葡萄酒，这个男孩不情愿地往城里去了。他看到伦敦是如此恐怖：人们饱受瘟疫之苦，另一些人因腹股沟肿胀的淋巴结而跛行；有几个人向他呼救，另一边，人们将尸体堆到推车上推去掩埋。他说：“唯有死亡瞪视着我。”他把第一封信交给了一个叫哈里森夫人的人，他发现她是有七个孩子的家里唯一的幸存者；下一个收件人是长期在他家服务的仆人，也是他小时候的保姆，一个叫乔安娜的女人。在他们全家逃离的期间，她负责管理他们在贝尔巷的房子。她一看到塔斯威尔，就用双臂抱住他，说道：“我亲爱的孩子，你好吗？”塔斯威尔很高兴见到她，但急切地想回到在格林尼治的父母身边。他走后不久，乔安娜就染上了瘟疫，但幸运的是，她渐渐康复了。[112]
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e）的证词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被关”在家里的人的生活，读来令人不安。他总共被隔离了三个月——失去了两个孩子，眼看着另外三个孩子生病。与其他人家不同的是，克拉克的房子没有上锁封住，门外也没有警卫。相反，人们任由他“自己自觉隔离”。他不敢出门，唯恐冒犯邻居们。他那罕见的证词倾吐着悲痛和孤独，用克拉克自己的话说便是“一个受染病人的哭泣与呻吟”。他说，自己基本上被邻居和朋友抛弃了，没有人问：“你好吗？”或和他聊聊。即使在房子里，孤独无处不在。那些被感染的人，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被隔离起来。克拉克回忆说，有一次，邻居给了他一些钥匙，让他“试试每一扇门”，大概是为了把病人和健康的人分隔在房子的不同区域。他坦承，瘟疫时期，爱是存在的，但“恐惧更加强烈”，于是：
女儿不敢接近母亲，
兄弟间不敢打架。
父亲不让自己的孩子靠近。
孩子也因为害怕不让父母接近。
母亲远远地为她的孩子哭泣，
孩子常常需要母亲有力的支持。[113]
克拉克是一个喜欢与人做伴的人，他发现这种不近人情但必要的隔离足以“让人精神萎靡，心在流血”。禁止为瘟疫死者举行葬礼更加让他难过——尸体被扔上“推车”，“就像罪犯被推上刑场”。[114]
在沃尔布鲁克，霍奇斯医生认识到严格隔离可能造成的伤害。有一次，他看护一个从封闭房子里逃出来的年轻女孩。他在记录中这样描述她，“充满悲伤、惊恐万状”，她的家人都死了。她向医生展示了腿上她以为的鼠疫印记，这其实只是一个疣，她并没有染上瘟疫，年轻的女孩松了一口气。霍奇斯知道，把病人和健康的人锁在一起，整个房子都会被感染。他认为，正是这些阻止瘟疫传播的措施将健康的人置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他注意到那些以这种方式和社会隔离的人无比颓丧，“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认为在门上做记号很危险。他“确信，要不是这些门上的不幸标记，许多死去的人现在可能还活着。这些标记让他们得不到恰当的救治”。这样批评的人还有不少：药剂师威廉·博赫斯特认为，隔离已经“做得够多了，成效堪忧”。[115]霍奇斯医生建议，如果鼠疫再次袭来，应该在城外建造合适的住所，提供给那些“受感染家庭中尚未染病的人”。他认为，应该将病人送到不同的公寓。[116]
9月，疫病终于降临到托马斯·文森特的住处。起先是一个邻居家庭感染；然后，在一个星期一，文森特去城里看一个朋友，家里的女仆开始颤抖发病。到周四，她已经死了，身上满是“印记”。第二天，那几个年轻人中，一个“前途无量的可爱”男孩注意到自己腹股沟的一处肿胀，并迅速变大。他说想活到“烧死异教徒的时刻”，但星期天他就去世了。同一天，另一个男孩病倒，并于周三死亡。这个男孩的主人在周四发病，尽管身上“满是斑点”，但他康复了。文森特家中无不为逝者满怀悲伤，第一个孩子的母亲尤为悲痛。文森特对此不很认可——毕竟这是上帝的旨意。[117]
佩皮斯在9月14日的日记里恰当地展示了死亡的规模及对生者情绪的影响：
听说可怜的佩恩，我的侍者，埋葬了一个孩子，自己也快死了。仅几天前，我派了个劳工去达根汉姆，想了解那里的情况，听说他已死于瘟疫；我自己的一个船工，我每天都坐他的船，上周四我一整夜都在船上，周五早晨，他载我靠岸到陆地，立刻病倒了，（我确信他是在布雷恩福德染的病），现已死于瘟疫……西德尼·蒙塔古先生在卡特里特夫人家得了严重的热病，就在斯考特大厅。听说路易斯先生的另一个女儿病了。最后，我的两个仆人W.休尔和汤姆·爱德华兹，他们的父亲在圣墓教堂的教区，这个星期都死于瘟疫。这些消息让我陷入无比的哀伤和忧虑中，也算情有可原吧。[118]
随后，瘟疫的势头终于开始平息。据估计，伦敦有十万人死于瘟疫。相当多的人受疫病折磨，后来又康复了。在伦敦，几乎每个人都有认识的人死去。随着疫情继续缓解，10月底和11月，人们陆续返回首都。
但这只是暂时的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