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PREFACE

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略显滞后，目前仍然处于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自2001年到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值为39.45%，中位数为41.36%，银行借款依然是公司负债的最主要形式。然而，不同公司之间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例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公司常年无银行借款，而有些公司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值常年在80%左右，而同一公司在不同年份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值也有较大变化。按照资本结构权衡理论假说，公司应该具有目标债务比例，那么，公司是否也存在目标银行借款比例？如果公司存在目标银行借款比例，公司实际的银行借款比例与理想值之间的偏离就会形成借款过多或借款不足。综观现有文献，学术界尚缺少关于超额银行借款成因及其经济后果的系统性研究。本书拟围绕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这一研究主题，从宏观环境、盈余质量等视角考察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从资本配置效率和诉讼风险等维度检验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经济后果。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考察公司超额银行借款影响因素，拓展了公司财务权衡理论的研究视野。以往国内外学者研究资本结构权衡理论时主要关注最优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即使在研究债务融资时也仅是涉及债务期限结构、有息债务与商业信用依存关系等相关领域，而对债务融资中的超额银行借款较少涉及。本书以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为主题，从制度环境、货币政策、会计信息质量等多视角考察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成因，进一步拓展了公司财务权衡理论的研究视野。②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多维度检验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经济后果，丰富了债务治理效应领域的研究范畴。银行借款作为公司最为重要的债务融资方式，其经济后果和治理效应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争议。本书立足中国特殊制度环境，系统考察公司超额银行借款在资本配置效率和诉讼风险等方面的经济后果，并按照产权性质加以区别研究。本书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多角度丰富债务治理效应领域的研究范畴。

本书主要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通过文献回顾对国内外有关银行借款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指标。其次，进入本书实证研究的主体部分，从宏观环境、盈余质量视角考察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成因，从资本配置效率、诉讼风险角度考察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经济后果。最后，基于前面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国有上市公司的超额银行借款显著多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的超额银行借款差异减少；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期和金融危机期间，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超额银行借款的差异增大。

2．公司在拥有能满足正常经营所需的银行借款后，依然会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获得更多的超额银行借款。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难度加大，应计盈余管理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尤其在金融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二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公司会选择进行更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真实盈余管理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正相关关系逐渐增强。

3．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会增加过度投资行为，管理者自利会加剧超额银行借款的过度投资水平，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则会抑制超额银行借款的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考虑公司机构投资者稳定性后，发现机构投资者稳定性越强，对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4．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会增加公司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公司的经营能力和业绩指标，同时降低公司管理层如实披露信息的意愿，增加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增加公司的诉讼风险；而公司有效的内部控制和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可以对以上行为形成良好的约束作用，从而弱化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与诉讼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在对公司超额银行借款和诉讼风险二者关系的调节过程中，内部控制和外部法律环境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

本书的实践意义在于：为公司合理选择银行借款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实践依据；为投资者选择正确的投资对象提供现实依据；为监管机构完善信贷管理制度提高监管效率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