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文学史(2)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之所以能在那时出现，和当时那种比较宽松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当时各国的统治者，和其他任何时期统治者的表现都不同，他们为了壮大自己，彼此都在互相竞争着延揽人才，竞争着礼贤下士。仅以当时“好客”闻名的统治者来说，就有燕国的燕昭王，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等。当时齐国的稷下曾是一个群贤荟萃，各家各派都在那里设帐讲学的地方。统治者虚心下问，“士”人们畅所欲言。听得投机就可以采纳、任用、实行；听着不合适，也无须怪罪，“士”人们可以卷铺盖上路，明天再到别的地方去讲。谁也不必怕谁，谁也不必勉强谁，“士为知己者用”这个带有双向选择性质的行为准则就是在那种政治条件下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有一部分“士”人的“傲气”十足，他们决不甘心做统治者的臣子、部下，而是扬言要做“帝王友”，甚至要做“帝王师”。他们居然可以当着某国帝王的面，说一个活帝王的人头抵不上死“士”人坟头上的一把草，这都是当时那种特定政治条件下的特定的产物。

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文学上散文的勃兴和繁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言论，讲学的记录和论著，同时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由于这些作家们的政治主张、思想性格不同，因此他们散文作品的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也各异，这样，在文学艺术上也形成了互相争艳的局面。如《孟子》散文，连譬善辩，气势磅礴；《庄子》散文，汪洋浩荡，想象丰富，极富浪漫色彩。其他《荀子》、《韩非子》在文章结构和说理方面，也各具特色。历史散文，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迫切需要下，也长足发展起来。《春秋》还是极简单的历史事件编年纲目，《尚书》语言生涩，只是记言的文告，皆乏文采，而历史专著《左传》的出现，则表现出显著的进步。

在诗歌创作方面，战国后期出现了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战国后期，在南方广袤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以宋玉、唐勒、景差等为追随者，创造并兴起了一种与《诗经》不同的新诗体——“楚辞”。

《楚辞》的产生也和战国时代的散文一样，都有革新的意义。它是《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它汲取民间文学特别是楚声歌曲的新形式，把《诗经》三百篇特别是“雅”、“颂”中的古板的四言方块诗改为参差不齐、长短不拘的骚体诗，建立一种诗歌的新体裁，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新发展。

爱国诗人屈原和他所创造的新兴诗体楚辞的出现，使《诗经》以后沉寂了大约三百年的诗坛，又奇文郁起，大放异彩，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屈原以前，我国诗歌主要是民歌，是口头流传的集体创作，还没有出现把毕生精力和才能完全倾注于诗歌创作上的诗人。而屈原的出现，则改变了文坛上的这一现象，使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著名诗人的名字。

先秦文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像巍巍山岳，令后世无数作家仰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根”。

综上所述，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产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它以四五千年前远古文化为开端，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以前。在这样一个离现在久远的年代，我国人民所创造的当时世界上所稀有的古代文明和灿烂文化，完全可以与古代欧洲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相映媲美。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瑰宝。

先秦文学处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奠基阶段。其中的古代神话、诗歌和散文，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先秦文学既是文化蓄积丰富的“源头”，又是壁立千仞的“高峰”。

秦汉文学

秦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秦文学是一片空白。遗留下来的秦文献，只是秦始皇巡狩封禅时，散在泰山、琅玡台等几处的刻石，内容均为一些歌功颂德之作。这些碑文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

完成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

秦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

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秦亡之后，楚汉相争，纵横之风复起。这样的局面，虽不可能再现战国的百家争鸣，对汉初的文学，却很有影响。公元前206年，刘邦重新统一中国。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司马谈的《论文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这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汉初楚文化的蔓延，对于一代文学也有较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楚国文化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楚人对自己的文化，怀有深挚的感情。从南冠君子钟仪的“乐操土风”，到屈原的“哀州土之平乐”、“悲江介之遗风”，再到楚南公所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见随着楚国的逐步沦亡，楚人的地域文化心理愈加强烈。有此历史文化背景，刘邦及其功臣起于楚地，在据有天下之后，对楚文化仍有着本能的依恋。《汉书·礼乐志》云：“凡乐乐其所生。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如此偏好，既有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对北方文化的傲视，也是尊崇汉家政权的政治需要。其时，不独楚服、楚舞、楚声为汉人所重，汉人抒情写意，也大抵借助楚歌，汉世文人抒写贤人失志，也往往借助屈原的形象。“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骚体赋上承楚辞余绪而兴起，并成为当时赋体文学的主流。

其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作家。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从此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则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显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确实代表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的所以统治，而且也教导了汉王朝怎样巩固统治。

在这一时期，因散体赋的崛起，赋体文学进入了鼎盛时期。散体赋是随南北文化合流，熔铸诗、骚、散文而成的一种新文体。作家受到压抑的文学激情在散体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散体赋因而成为当时最有文学意义的文学样式。

虽然汉赋被后世尊为一代文学之盛，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并不是汉赋，而是散文中的《史记》和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以其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出了一部辉煌的著作《史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间的历史。司马迁自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热烈地歌颂了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描述了许多卓有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爱国者，赞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对历史上的一些黑暗势力，诸如暴君、酷吏、变节者，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尤其是他敢于揭露当代的开国之君和当世的帝王，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品质和非凡的胆识。总之，不以涉高位者之嫌而隐善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地位高低湮业绩，这正是《史记》一书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生动地描写了人物形象，使人们读这些人物传记时，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历史人物画廊。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不下于它的史学价值。《史记》生动、简炼、气势流畅的语言，不仅是后世散文作品的典范，而且它在描写人物、组织情节等诸方面的技巧，也是后世小说家、戏曲家学习的榜样。

以武帝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随着伟大帝国的日益隆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来解释现实统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庆太平，告成功。这一需要与儒家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制礼作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乐府”有更大的发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所谓武帝立乐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觉地把乐府机关扩大，充实内容，规定具体任务，即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纪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文字讹误过多，《铙歌》一般很难读，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状的篇章，明白可诵，表现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宫廷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却很少文学价值。乐府作曲者则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声变曲”。他原是民间乐人，他的“新声变曲”的来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可见武帝时代的乐府，不仅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民间歌诗、民间声乐的气味。这是乐府的重大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绝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惟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净洁流畅，通过对话论辩，也刻划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刘向著书，引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数政论文或学术文有一定价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