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歧走向融合
——詹姆逊总体性思想探析
一 总体性范畴的出场
新康德主义者荣格认为：在现代社会思想史中没有单一性倾向，总体性比反对它的呼声更为强大，它的影响也更为持久。不可否认，“总体性”思想在整个西方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古希腊哲学时期代表万物本源的“水”“火”“气”等；经院哲学时期的上帝理念；启蒙运动时期代表总体的理性。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同一哲学”本质上属于整体哲学。康德先验的认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支配表达了他的整体观。康德关于历史的思想很少，但是他对于传统历史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认为，历史必须作为一个无穷无尽的整体的概念化。在这个整体中，理性（实践理性先于道德理性）决定整体的行为。费希特从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用“自我”吞噬“非我”世界，把整体当作人的主观创造的运动整体。但是，总体性思想真正受到重视并成为中心概念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现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研究的主题是如此清晰和自觉地坚持着总体性。马克思主义者是总体论者而不是个体论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所在。把握总体性是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就如怀特海所说的它是“主词”。但是，20世纪中期，总体性却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这场危机是伴随“马克思主义”危机展开的。它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批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总体性观念的分歧。
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即后现代主义哲学。它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批判和超越，以及对现代西方社会所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者要求结束柏拉图之后的理性主义传统，放弃对终极实在的寻求和绝对真理体系的建立；它否定理性的权威性，否定近代以来形成的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而强调个体性、差异性和非同一性，同时宣告了真理体系和理性价值的终结。一言以蔽之，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要批判以总体性为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与此同时，在苏东剧变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的挫折，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严峻挑战。西方一些学者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强调宏大叙事、总体性，而忽视个体和差异的重要意义。这是不符合时代的发展和要求的。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不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总体性，而进入了“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列举的资本主义灭亡前的种种征兆已不复存在，因此，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永久地发展下去，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总之，后现代主义者通过批判“总体性”来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否认它的价值和意义。针对总体性范畴，在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气氛。
另一方面，从卢卡奇把“总体性”作为检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柯尔施、葛兰西，还是萨特、列斐伏尔、阿尔都塞，他们的研究主题无不紧密地围绕这一范畴。然而关于总体性的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人本主义的总体性和科学主义的总体性。人本主义的总体性强调对人的关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的，关注人的发展；而科学主义的总体性则强调科学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于是，针对总体性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一种紧张气氛，形成这两种观点主要是由他们借助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关注焦点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而造成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却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裂，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必须找寻一种理论和方法来弥合这种分歧和差异。
面对后现代主义者对总体性的指责，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总体性的分歧，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詹姆逊（也译作詹明信）在对总体性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历史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学术兴趣和关注点提出了融合的总体性，以此来消除总体性在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之间的鸿沟。詹姆逊认为，总体性的意义在于事物是彼此联系的，并处于特定的系统之中，而且，事物的关联性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来把握。融合的总体性主要特定是指异质性和同质性的统一，人文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总而言之，融合的总体性思想是詹姆逊面对理论自身发展的诉求，面对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现实需求提出的，它打破了理论本身的二元对立。虽然他的理论在前后期发生了改变，但他始终坚持总体性思想，并通过总体性来阐述他的政治无意识、乌托邦、认知测绘等理论，总体性是贯穿他理论的一条红线，尤其是在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和解读中，詹姆逊通过总体性这一范畴实现和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二 异质性与同质性的统一
在总体性问题上，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宏大叙事、总体性，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差异、多元性。正如史蒂文·贝斯特所说：“辩证的、整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开始的假设是，尽管现实有着动态和矛盾的性质，但通过科学或理论的话语，他最终是可理解的综合整体，［反之］后结构主义则开始于这样的信条，一切‘文本’都是不可通约的碎片和特点所构成，如无化约的暴力，它们就不能被同化进某个更大的整体。”[1]
在晚期资本主义背景下，整个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条件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而后现代主义者正是针对这种不足大肆批判。一方面，他们认为，当今是一个分裂的或断片的时代，存在诸多不同的、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异质性和多元性是时代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总体性已无用武之地。利奥塔号召用语言游戏取代普遍性的束缚，“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抵达的地平线”，“让我们向统一的总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激活差异，并为正差异之名的荣誉而努力吧”。[2]在他们眼里，当今世界充满了破碎感，已无法相信那些最初的总体性。因此，要为差异性正名，向总体性开战。正如马丁·杰伊所言：“如果有人不得不在后结构主义范畴正常所包含的主要图示中找出一个共同特征，那么这只能是对总体性不懈的敌意”。[3]
另一方面，他们把总体性简单而片面的等同于暴力和极权主义，并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后现代主义者大多认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思想以普遍真理自居，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来排斥差异，强调总体性，并以人类全体之解放与福祉为允诺，但实际上无法兑现这一允诺，坚持总体性理论则意味着对多元性、差异性进行镇压，并为一种总体性的暴力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比如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的“总体恐怖”。同时，他们极权主义还造成了国家强权，不利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苏东剧变就是对总体性反对的最好现实说明。总而言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总体性的全面否定，后现代主义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已克服了马克思所预见的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面对总体性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的难以逾越的鸿沟。詹姆逊认为，总体性并不是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封闭的范畴，事实上恰恰相反，总体性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范畴，它是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统一，它不仅对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也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詹姆逊批判了后现代主义者通过强调差异性攻击总体性的做法。他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对差异的过分强调，泄露了后现代的真正秘密。“对于差异的坚定捍卫，在大多数情况下理由自然很简单，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立场的无可辩驳是众所周知的。但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性问题：对于差异的宽容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是否属于社会同质化、标准化以及真正差异被取消的后果呢？”[4]这一点可以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与消费、全球市场关系、大众媒介、广告宣传等众多现象中看出。后现代主义一面为资本主义的“差异”摇旗呐喊，另一面又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种标准化推广到全世界。尤其是借助资本的力量，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们最大可能地推动世界走向同质化、走向普遍性，泯灭了地方特征、改变了全球文化、地理以及心理空间的体验。因此，过分强调差异性和异质性，向世人强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只会充分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这比任何总体性观念都更为天真和更具有强权色彩。因此，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者从差异和异质的视角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叙事，就显得很没有说服力。
其次，詹姆逊赞同霍恩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的“反总体战”具有政治动机，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总体性与臭名昭著的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及斯大林的大清洗有直接关系。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在当今世界，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方面，马克思主义仍具理论优势。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依然是一个消费至上的社会，马克思对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消费行为所做的分析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因此，面对全球化和晚期资本主义新特征时，人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读和理解，而不是对总体性进行简单的公式化批判，片面地把它等同于极权主义。总之，詹姆逊的批判使后现代主义者对总体性的认识走向了虚无。
最后，詹姆逊试图寻找一个有意义的总体性并借此来超越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鸿沟。他的理论出发点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融入其中，并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反思，从而确立总体性在后现代主义中的合法地位，这也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合法性地位。为了解决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的矛盾，他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考察。他首先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总体化考察，认为商品逻辑的背后隐藏着文化逻辑和生产方式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而且它是一种更高级和更纯粹阶段的商品化的主导性文化。如《政治无意识》这部经典著作的基本主题之一就是论证马克思主义包容其他解释方法和系统。他借鉴了德里达等人的强调过程、结构和功能，利用这些理论来弥补马克思主义评论的不足。在书中，面对多元的、差异的文本，詹姆逊提出总体化的文学批评实践，不仅关注明确的叙事，而且注意未说出的东西。因此，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总体性并不是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只强调同一性，而忽视差异性，恰恰相反，总体性包含差异和多元，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统一。他曾经写道：“现行后结构主义对断裂性和异质性的赞扬只不过是阿尔图塞式阐释的初始，它断而要求把作品中的碎片、不相称的层面、异质的冲动重新关联起来，却是以结构差异和明显矛盾的方式……我发现，总全性或总体化概念中蕴含对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显然同一的文化文本内部的断裂、缝隙、远距离行动进行‘症候分析’的相当不同的关注，对二者予以重视而又不出现重大分歧是完全可能的。”[5]
总而言之，詹姆逊的总体性把同一性和同质性建立在非同一性和异质性之上。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对普遍真理的放弃，恰恰使人们陷入另一种困境。因此，强调融合的总体性对于有效调节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漏洞，超越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鸿沟具有重要作用，这从纵向上解决了总体性的危机。
三 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从理论角度讲，詹姆逊的总体性思想是为了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分歧。他对总体性的理解直接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毋庸置疑，总体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以卢卡奇、萨特为代表的人本主义观点，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人的关注与重视，把“人”作为存在的本原和出发点，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同时，他们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批判”，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取得的。总体性就是对人的关怀，承认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暴露马克思的黑格尔来源”。另一种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观点，他们批判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保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证的科学理论，它唯一的原则是忠实于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这是划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科学的方法论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理论架构即科学的辩证法，其方法论结构就是总体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的这种分歧是由于研究者对马克思不同思想的选择造成的，这不仅不利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实践马克思主义有害，同时也给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留下了理论漏洞。因此，如何消解这两种总体性的对立，实现对二者的超越就迫在眉睫。詹姆逊在吸收卢卡奇、萨特等人的黑格尔式的总体性和阿尔都塞等人的多元结构的总体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总体性思想，他主要是把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传统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糅合起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把德国传统和法国传统两种长期对垒的话语体系结合起来。
不可否认，卢卡奇对总体性思想的确立功不可没，他把黑格尔式的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马克思在实质上坚持的是黑格尔式的总体性思想。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历史为主体的研究方向，反对把辩证法扩大到自然领域，这避免了伯恩斯坦把历史从唯物主义中驱除，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而是辩证法的社会历史理论。他还从总体的方法论角度研究问题，认为整体对部分具有优越性，要求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而全面的理解，反对孤立的、分裂的研究问题，退一步讲，即使孤立的个别事物也只有在总体中才能理解，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解决了近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主客相分的二律背反问题。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对卢卡奇思想的背叛。他极不认同卢卡奇等人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在于科学性。他否定卢卡奇的总体性，认为卢卡奇把社会当作一个总体，强调的是同一性原则，其前提是“总体不是一个结构”。但是，马克思把社会看作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强调社会总体内部各个因素的差异性、异质性或非同一性、不平衡性和主导结构的决定作用。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不是马克思的，而是黑格尔的；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唯心主义的。他提出了“结构总体性”，认为社会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总体，强调多元而反对同一性，认为总体性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各个要素之间、要素和结构之间、结构与结构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与黑格尔的总体性有着根本的差异，他否定卢卡奇把总体性定义为简单决定论的因果观并提出了三种因果观，即线状因果观、表现因果观和结构因果观。黑格尔的总体性是一种表现因果观的总体，其历史观是一种一元决定论，而马克思的总体性则是结构因果观的，其历史观是多元决定论。
詹姆逊认为，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分别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总体性思想虽然表面看似对立，但是表达了相同的理论内涵，即对当代西方社会所呈现的碎片性和破碎性的特质的回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他在吸收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总体性的基础上，对这一范畴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以“认知测绘”为核心的文化政治理论。这一理论是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总体性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延伸，它的目的是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现状，并以一种总体的观念观照整个社会，包括身处其中的人，从而寻求历史感的恢复或重建。他既强调总体性对人的关注，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实践的反应和作用。具体讲，詹姆逊把总体性等同于生产方式。“我对总体性的看法同我对于阿尔都塞的结构观念的看法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一点：我们可以声称这样一个概念是存在的，而且只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存在。这个概念也常被称为‘生产方式’。阿尔都塞的‘结构’是生产方式，我的‘总体性’也是，至少我这样使用这个概念。”[6]他把总体性诠释为生产方式意味着总体性思想不仅是一种指导思想，同时它还是一种实践原则。
总而言之，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包含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征的融合的总体性，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气质，也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分歧，打破了卢卡奇与阿尔都塞的对立，实现了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丰富了总体性的理论内涵，从横向上解决了总体性的危机。
四 结语
詹姆逊总体性思想的提出是为了回击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利奥塔等人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主张，是为了弥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种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激情说：“我的核心观点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7]詹姆逊试图通过融合的总体性寻找一种精致的、非还原主义、非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以适应当代社会的新形式，回应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分歧。
詹姆逊的总体性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方法。詹姆逊借助总体性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路线和科学主义路线的融合，同时也吸收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的合理思想，建构了以生产方式为主导、以“历史化”为策略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体系。他把这个体系作为元批判理论来解读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是当代不可逾越的理论视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没有过时，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詹姆逊通过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现象发展了一种可行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以适应当代美国社会的特有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非凡能力。
总而言之，詹姆逊运用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反思精神，对总体性进行修正和重新理解，以应对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诘难、指责和攻击，实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从而建构了一个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使其在全球化的视域中重获生命力。缘于此，在苏东剧变后，西方理论界纷纷远离马克思主义，詹姆逊却进一步走近马克思主义，认真而细致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深刻而缜密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所遭受的挫折和教训，从而驳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非难，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纷纭杂沓的理论空间中，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重要的地位。正如霍默所言：“他驶上了一条穿越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困难小径，却又力图保有其政治解放的核心宗旨。”[8]佩里·安德森也曾经指出的：“杰姆逊著作，犹如黑夜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9]
但是，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詹姆逊的总体性思想，在本质和内涵上是有很大不足的。它过分强调各种可能性的融合，却忽视了这些相对独立的理论本身是否相互兼容，或者说对立的存在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问题。可以说，詹姆逊的这种融合在某些时候造成了理论上本身的紧张；此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中，忽视了时代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发展等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的。
[1] Steven Best.，Jameson，Totality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Critique，Douglas Kellner（ed.）（Maisonneuve Press）：p.336.
[2] 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ism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nesota Press，1984），p.82.
[3] Martin Jay，Marxism and Total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514-515.
[4]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2003，第341页。
[5]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46页。
[6] Douglas Kellner，Postmodernism，Jameson，Critique，（Maisonneuve Press，1991），p.376.
[7] 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第71页。
[8] 〔英〕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孙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41页。
[9]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