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出版评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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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节 出版评论的概念界定与甄别

伯纳德·巴伯在其著作《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概念框架,科学研究要么是盲目的,要么是毫无成效的”,在任何特定时期的理想概念框架中,“抽象的、一般的命题据以阐明的概念范畴或变量的数量是很少的”。[1]这段话说明科学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并运用概念来发现世界和阐述世界。作为研究基础的概念应该避免多元化和多样性,奠定一门学科最基本的“元概念”在数量上是极少的。所以,如何界定出版评论的概念是最基本性的工作,无论对于评论文本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对评论话语实践的解读、阐释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概念界定:出版评论及其特征

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影响的扩大,传统书评已经不能承担介绍、阐释图书之外的出版物、出版现象、出版行为等职责,一种新的评论形式——出版评论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对出版评论进行了概念界定。

罗维扬在《出版评论与出版诊断》中认为“出版评论,是指对书籍、报纸、期刊等出版物的评论。这种评论可以包括对书、报、刊所刊载文稿的评论,更多的是把书、报、刊作为一个整体,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进行评论。也就是说,不仅把著作家的著作作为评论对象,更把编者、出版者的‘作品’作为评论对象;不仅评论所承载的内容,更要评论载体本身”。[2]

孙利军把出版评论定义为“现代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出版信息,对出版业各方面各环节种种现象(包括出版物、出版业务、出版现象、出版事件、出版人物、出版政策等)进行分析、综合并加以评判的一种行为,目的在于揭示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规律,指导现代出版业的实践”,[3]并将其定性为一种产业评论。

范军在《试论出版评论》一文中将出版评论界定为“是以一定的出版观念、出版理论为指导,以评论家所面对的当代各种具体的出版现象(包括出版政策制定与执行、出版物的生产与消费、出版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等)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活动。它的目的和任务是对出版现象做出判断、评价,指出其得失和其所以得失的原因,探寻促进出版业健康发展的路径,以此来对出版管理、出版生产、出版消费等出版业的整体发展施加影响”。[4]

张涵、苗遂奇干脆认为出版评论是“现代”的产物,直接定义为“现代出版评论”。认为现代出版评论主要是指依据一定的哲学观和审美观对新近产生的出版现象、新近出版的出版物、新近涌现的出版人物的品评和鉴论。它们大多以评述文章的形式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代表一定的个人观点或组织观点。[5]

陈洁则是从出版评论的组成要素入手,认为出版评论即是对出版业做出的评论,评论对象包括出版物、出版人物、出版单位、出版形式、出版政策、出版业务等方面,涉及出版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出版评论的主体既可以是专家学者、业内人士,也可以是一般读者和普通大众,只要是针对行业内的某一现象和问题所写的评论性质的文章或书籍都在其范畴之内。[6]

此外,有学者还提出了出版批评的概念。刘建明在《媒介批评通论》中认为“出版批评主要是指对出版思想、出版活动和书籍的评价,通过分析出版业存在的问题,提高出版物的精神价值和经济效益。”[7]他将出版视作一个传播媒介活动,出版批评就是分析和评价这种活动的内容、渠道、效果等的行为。分析这个定义,其实和上述出版评论并无本质的区别。

综合这几位学者的定义,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出版评论是出版现代化的产物;其次,出版评论的对象涉及现代出版活动的方方面面;最后,出版评论是一种理性的判断思维活动。

哲学家杜夫海纳在谈及现象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时指出:“(批评)使命可以有三种:说明、解释与判断。”[8]并且认为三者之间是逐渐提升的递进关系,这给我们界定出版评论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学术语境和学科建构中,评论和批评其实并无大的差别。两者都是在说明事实、理论解释的基础上进行了价值判断上的延伸。基于此,我们将出版评论定义为:评论主体按照个人的体验和理解,根据一定标准,对出版传播活动进行事实说明、分析解释、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它以关注出版事实、解释出版现象为基础,重点放在出版价值、出版意义的判断与发掘上面,以期发挥监督出版运行、揭示出版规律、引导出版实践、提升出版品位和构建出版文化等评论的积极影响和效果。在文体意义上它是一种类的概念,既包括时评、短评、小言论等追求时效性、新闻性的短论类型,也包括出版思想、出版政策、出版文化等注重理论深度、逻辑论证的长篇类型。具体而言,首先,出版评论是一种主客观结合的研究活动。出版事实是出版评论的研究对象,这种事实应该是客观存在、准确无误的,具有真实性的。只有基于客观真实的出版活动、出版现象才能做出正确的说明、解释和判断。另外,出版评论的主体是个人,很难避免个人的价值取向、学术涵养、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进行评论实践时往往具有主观性,甚至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对同一事实体现出不同的观点看法,甚至是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论争。“研究”则说明了出版评论分析解释材料,探求问题答案是基于学理性展开论述的特征。其次,出版评论的批评对象是出版传播活动。出版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复制和传播行为,可以借用传播学的理论来审视和解读出版活动。具体到出版批评上,出版传播活动包括了出版主体(出版社、作者、出版经纪人等)、出版渠道(环节、平台等)、出版内容(图书、音像、数字出版物等)、出版受众(读者、听众等)、出版效果(发行量、码洋、奖项等),这些都是出版评论的对象。最后,出版评论既有现实的功利性色彩,又有理论的思辨性追求。出版评论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关注出版现实、紧扣行业动态,能敏锐发现出版中的问题,迅捷地做出反应,有的放矢、解决现实问题,具有“时评”的典型特征,避免成为内容空泛、大而无当的高头讲章。同时要有意识地超越这种“应时”“应景”的“策论”文体,显示评论文体的洞察力、预见力和深度性特征,避免忽视对出版现象内在蕴含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后者,这是出版评论概念的最重要特征。出版评论应该超越于直观感性的事实认知,借助概念进行较高理论层次上的演绎和推论。或者,自己创造概念对当前急剧发展、不断变化的出版实践做出新的说明、解释和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导引。

(二)概念甄别:出版评论与出版理论、图书评论及其他

1.出版评论与出版理论

理论是人们概括出来的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集束和系统总结,它从大量的具体实践活动中抽象而来。出版理论是对出版学的根本性问题如概念、功能、性质、特征、类型等做阐释的基础知识,是基于学科角度对出版发展规律的认知,它是长期积累,不断传承的结果,具有全面、厚实、深刻、科学、规范的特征。出版评论是评论者受出版现象触发,提出观点,论证观点的活动,相较于出版理论,更加机动灵活,时效性、针对性强。在效果层面,出版理论属于专业研究成果,阐释出版学中复杂、系统的规律性、原理性知识,重在建构学科体系,确立学科范式。出版评论多属于一事一议,就某一出版问题批评、分析、解释,为读者解难解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群众性,反应及时,观点集中,形象活泼、可读性强。既诉诸感性,又不乏理性,形成舆论后能迅速地发挥监督、引导的作用。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出版理论是出版评论的后盾,指引着出版评论的发展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出版评论质量的优劣和水平的高低。

现阶段,我国出版理论的研究时间并不长,远未达到成熟完善的地步,所以出版理论建设滞后导致不少出版理论文章停留在出版评论的质量水平,并未达到理论文章科学系统、全面抽象、层次逻辑的思维层次,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本该是出版理论类的文章却和出版评论相似,两者混为一体。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每一篇特定的文章从内容、形式等多方面进行区分和鉴别。一般而言,侧重当前出版现象,对当下具体出版现象做出具体评估、判定的文章属于出版评论。

2.出版评论与图书评论

一提到出版领域的“评”,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概念常常就是书评。书评,国内较早的研究者徐召勋在其著作《书评学概论》中界定为“书评就是对图书的评论”。[9]这个简明扼要的概念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肯定,徐柏容在《现代书评学》中也认为“书评是对书籍的评论”,[10]著名书评家伍杰的定义是“用马列主义观点,对图书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有见地的剖析的评论”。[11]

和书评类似的图书评论,不少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吴道弘认为“图书评论是以图书为对象所进行的介绍、评论和研究的一项科学认识活动”。[12]宋应离认为图书评论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对图书的内容与形式做出的总体评价,即对某些图书的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及其审美价值进行各方面的分析、判断。[13]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对于书评和图书评论的概念,学界基本上没有大的分歧,均指向以图书为对象进行的评论活动。

综合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看出出版评论与书评、图书评论之间的区别。从逻辑学上的“种属”角度出发,出版评论应该包括书评和图书评论,因为出版物评论是出版评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又是出版物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书评和图书评论是出版评论的一部分,属于出版评论的下属概念。从评论对象来看,出版评论在评论对象上比书评、图书评论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充,与出版发展和社会现实贴得更近,联系也更紧密;图书评论的对象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书籍,出版评论则除书籍等传统出版物之外,还有出版事件、出版人物、出版政策、出版具体工作等,对时效性的要求更高。从内涵范畴来分析,图书评论是针对具体某部或某类书籍产品实物的评估与品鉴,专注于蕴含其中的文化信息和审美价值,而对其出版信息或传播载体特征很少涉及,多属于静态玩赏品味;出版评论则恰恰相反,特别关注的是出版物编辑、出版、发行的环节,旨在揭示、阐释出版物周边或背后潜藏的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文化嬗变等,即使涉及作家、作品也是着眼于出版现象、出版文化之间的关系。现代出版活动日新月异,出版市场瞬息万变,这使得出版评论富于动态性,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方法去对出版业进行动态的考察。

3.出版评论与其他相关概念

出版评论包括出版物评论、出版现象评论、出版文化评论等方面,必然与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影视评论等其他类型的评论有交叉、重合之处,所以有必要将出版评论与其他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首先,出版评论是媒介批评的一部分。媒介批评,顾名思义,是对媒介内容及其传播行为的批评。具体而言,是指人们以一定的价值立场和理论为依据,对渗透在传播媒介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从业者行为、媒介产品以及媒介消费者等所进行的判断、阐释与评价的活动。[14]出版是一种利用媒介的传播活动,出版物是其产品,所以毫无疑问,出版评论是媒介批评的组成要素,是媒介批评的子属部分。

其次,出版评论与产业评论也有差异。现代出版业从属于文化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版评论属于文化产业评论是无可争议的。但细究起来,两者存在着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文化产业评论作为产业评论的一种,它的评论主要是围绕“产业”展开,关注的是某种同类属性的系统或集合的经济活动,具有鲜明的“商业化”特征。出版业虽然也关注“产业”活动,但作为一种深具文化属性的机构,产业活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性始终排在商业性的前面,是第一要素。所以,出版评论的第一属性应该是文化评论,而并非产业评论。而且,产业评论是狭义的“评论”,多集中于政策解读、商业促进、实践参考等方面,功利色彩浓厚。出版评论则是一种“批评”,重在“否定”“批判”“启蒙”等层面,兼具学理性和功用性。

最后,出版评论与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影视评论的差异就很明显了。如果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影视评论是从各自学科特质出发,重在探讨文学规律、艺术鉴赏、美学价值等内涵,那就与出版评论无关。如果它们侧重于从文学、艺术、影视等文化作品的出版与传播及其社会影响角度来展开论述,那它就属于出版评论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