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国家权力下放的全球趋势、对环境保护的法律要求以及环境保护主流化的潮流，均是促进外部群体参与政府工作的核心与关键。然而，目前学术研究往往不认同以上主题的相关性。此外，目前关于环境保护主流化的大多数分析认为政府本质上是非政治的。该假设很奇怪的地方在于，环境保护主流化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项目”，即可挑战一系列行动者去反思他们获取政治权利的方法。为了解决这些空白，上述讨论采用了政治制度的视角。这种原始方法强调了新选举政治（举行地区选举）的影响，并强调了党派动态对市民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政策制定的影响。这是一个适当的焦点，因为当选的政党类型及其选举实力（特别是一党制是否存在）决定了市民社会组织的政治机会。反过来，这将影响环境保护主流化的成功与否。

在强调市民社会组织试图与政府接触时所面临的挑战时，本研究也为其他环境下的市民社会组织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数据表明，市民社会组织需要采用适应性的参与策略，以抵消执政党的一些负面影响。正如受访者的描述所证明的那样，不成比例的权力带来了一系列的病态现象，这些病态现象可能会挫败或阻止参与式环境保护主流化的尝试。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解释的，这些病态现象可以在选举周期中自我维持。反对派政党被认为缺乏影响力、不太可能在未来担任政府职务，也没有能力推进市民社会组织对环境的政策要求，因此，市民社会组织以牺牲反对派为代价与执政党接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派政党力量被不断削弱，执政党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在政策议程上妥协的必要性降低。作为回应，市民社会组织应采取行动，通过跨党派的补偿性参与，防止这种扭曲现象。此外，市民社会组织不应完全依赖与政府在环境保护主流化方面的尝试有关的结构和程序，而应保持警惕，采用广泛的行动方案，不仅涉及与政府的例行公事的、主要是官僚主义的接触，而且还包括各种抗议、竞选和抵制手段。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更广泛意义是三方面的。

1.它提供了实证数据，揭示了市民社会组织在试图影响公共决策对环境的影响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2.它强调了市民社会组织需要采用适应性参与战略来克服某些挑战。

3.它显示了国家试图促进参与式环境保护主流化的偶然性。

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运用政治系统的观点，认识到影响环境保护主流化的偶然因素在三个领域中的运作方式，并将历史和宪政因素考虑在内，在市民社会中组织寻求影响政府环境政策设计的运作模式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