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校外培训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建立起较为健全的职业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体制不断变革以适应培育人才的需求，教育法律法规日益健全，显著提升了我国人力资源素质，并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把教育作为社会建设的首要内容，同时，教育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健康等一齐被作为民生的重大内容并列为首要的民生问题。而由各级政府主导的教育均衡发展行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宗旨。应该说，这种教育增长和发展的态势是一种世界潮流，它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人与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关系。当今世界，教育已成为所有人的事情，投入教育的资金、时间、能量等等，无论国家、企业、家庭，都是巨大无比的。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教育从内涵到形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潜在的教育需求，人民群众对于教育的期盼和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和急迫，整个社会的教育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复杂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判断，即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教育领域，这种矛盾体现为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的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不充足、分布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尽管我国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但占GDP的比例仍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换算成可比价格就更加不乐观。从人均教育经费来看，若考虑物价因素，1985年后基本没有增长。此外，地方政府承担了学前、义务、高中、高等教育中的绝大部分责任，缺少对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投入的保障。国家所推行的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直接导致了教育发展不平衡，个人发展机会不公平。

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使阶层之间的差别拉大，40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阶层分化，一些参与改革利益分配的群体成为上层，他们通过资源的世袭制垄断文化资本和教育资源；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则沦为社会底层，他们无任何资源，向上流通无望；中间阶层不稳定，随时有跌落的可能，他们始终处于焦虑不安之中，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教育成了阶层（尤其是中间阶层）向上流通的唯一通道，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分配不公平的现实使青年父母意识到教育竞争的残酷，只有靠自己的加倍努力来弥补竞争中的劣势，采取体制外的手段进行补偿。校外培训就是其中一个补偿性教育机会。

校外培训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教育现象。在过去十多年里，校外培训市场飞速发展，疯狂扩张。2018年8月，德勤教育行业、德勤研究以及德勤风险咨询、财务咨询和管理咨询团队联合编纂并发布了《教育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据全球企业增长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有超过10万家K12课外辅导服务供应商。根据在校学生整体人数及人均消费额度，预计K12整体市场规模将在2018年达到4331亿元，而到2020年预计超过5000亿元，未来三年符合增长率能达到9.2%。2017年，我国城市学生每周花费10.6小时进行课外辅导。2017年，大约有12.7%的幼儿园儿童、21.9%的小学生、36.8%的初中生以及57.8%的高中生参加了K12课后培训课程。另据《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数据，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培训），根据各层级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校外培训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是一种市场化的教育服务形式，对于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具有积极作用。然而2016年年末，从11月7日起，人民日报推出系列报道，《学习差的要提成绩、成绩好的要更上层楼，心里总有个“别人家的孩子”》（《人民日报》11月7日）、《记者调查：疯狂的学而思，疯狂的校外培训》（《新华日报》11月9日）、《疯狂学而思：家长定闹钟“秒杀”名额，孩子在考场从头哭到尾……》（《广州日报》11月9日）、《中国家长集体焦虑，学而思烈火烹热油，逼哭孩子逼疯教育！》（南方教育自媒体11月14日）直指校外培训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破坏良好的教育生态，加剧教育不公，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2018年2月以来，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推动开展为期1年半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截至12月12日，全国共摸排40万所校外培训机构，发现问题机构27.3万所，现已整改24.8万所，整改完成率达到90%。

培训机构虽然规范了，但现实中，校外培训热还在持续“升温”，家长们送孩子上培训班的“热情”也并未消减。周末和寒暑假孩子们依然辗转于各类校外培训，家长们的经济负担依旧沉重，心情依然焦虑。如何引导校外培训理性发展，降低对学生、家庭和教育体系的负面影响，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为了解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现状，包括参与度、培训费用、培训类型、培训原因，我们组织开展了相关调查，调查对象为年轻父母。本文中的“校外培训”指由家庭出资购买的为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孩子提供的各类有偿培训服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828份，回收1828份，有效1627份。样本情况见表2-2。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校外培训参与度

首先，我们调查了校外培训的参与率，由表2-3可知，在被调查的1627个家庭中有1040个家庭表示过去一年里孩子参加了各类早教班或校外培训班，占63.9%。从学段差异看，初中阶段参与率为82.5%，高中阶段为60.5%，但样本量太少，不足以说明问题。小学阶段的参与率高达84.7%，幼儿园阶段参与率为77.6%，未上幼儿园阶段的参与率为27.4%，可以说调查数据和我们平时直观感受到的基本一致，校外培训在长三角主要城市学龄儿童家庭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从城市差异来看，南京和上海的校外培训班参与率最高，分别为79.4%和78.4%，其次是杭州（62.0%）、苏州（61.1%）、宁波（59.6%）和芜湖（57.9%），参与率最低的合肥也超过半数，为53.1%。

我们发现，在未上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家庭中，七个城市中有一部分家庭给孩子报早教班，校外培训低龄化的趋势显著，说明“80后”“90后”家长，社会中的家长结构整体呈年轻化，他们对学前儿童的投入、关注以及需求超过从前，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受“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观的影响，起跑线越来越提前；二是国民教育体系从3岁开始，0～3岁这一学段几乎空白，商业资本填补了这一空白，占据了巨大的市场，校外培训机构线上线下齐发展，给年轻父母提供了众多亲子优质内容的选择。值得关注的是只有上海的家庭参加早教班的超过未参加的，占近60%（见图2-4）。

从表2-5可知，幼儿园阶段，参与率最低的城市芜湖中也有近70%家庭（67.9%）让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班；上海家庭参与率最高达91.9%；南京紧随其后，达90.1%。幼儿园阶段的校外培训参与率如此之高，可能与“幼升小”的竞争有关。

我们对1040个参加培训班的家庭首次参加校外培训班的时间做了调查。从表2-6的结果看，44.9%的家庭报的第一个培训班时间在孩子3～6岁期间，35.3%的家庭在孩子1～3岁期间报的第一个培训班，另有6.7%的家庭在孩子12个月内就报了培训班。

其次，我们去除在首个培训班调查中表示从没参加培训班的，对1032个参与校外培训的家庭调查了“本学期，您的孩子平均参加了几个校外培训班？（如若同一机构内同一个科目分2次上，则按2个计算）”，由表2-7的结果可知，23.2%的家庭孩子参加了1个培训班，39.2%的家庭孩子参加了2个培训班，20.4%的家庭孩子参加了3个培训班，8.3%的家庭孩子参加了4个，参加了5个以上培训班的家庭总计占8.9%，有5个家庭表示孩子在一个学期内共参加了10个校外培训班。从报班数量来看，大多数家长还是比较理性的。当被问及“您觉得这个培训班数量对您孩子来说是否合适”，65.9%认为合适，28.3%认为“太多了”和“有点多”，另有5.8%的家长认为“有点少”和“太少了”（表2-8）。

从孩子参加几个培训班的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分析和讨论孩子们的学习负担。目前，培训班一般以周为排课周期，一个班一次课一般为1～2小时，多集中在周末和寒暑假。由此我们推算培训时间，参加3个以上培训班可能给孩子带来过重的学习负担。需要指出的是，本次调查的家庭的孩子学段主要集中于初中以前，这个阶段是孩子长身体、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的关键期，过早的智力开发和过重的学习负担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是得不偿失的。

（二）校外培训费用

我们对校外培训费用进行了调查。从表2-9可知，49.3%的家庭为孩子校外培训的年支出在1万～5万元，43.4%的家庭校外培训的年支出在1万元以下，另有3.2%的家庭费用支出在5万～10万，及10万以上。

我们还对校外培训费用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进行了调查（二孩或多孩家庭请以孩子们总开销进行计算），由表2-10的结果可知，在近半数（49.8%）的家庭中，这笔费用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30%；在25.3%的家庭中，这笔费用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以下；在18.9%的家庭中，这笔费用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0%～60%；在6%的家庭中，这笔费用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上。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被调查家庭在校外培训上的支出还比较理性，但对20%的家庭来说，这笔费用或多或少成了比较重的经济负担。

（三）校外培训班的类型

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如此之高，参与度如此之深，投入如此之大，哪些类型的校外培训更受青年父母青睐呢？“过去一年，您的孩子参加过哪一类校外培训班”的调查结果显示（表2-11），在未上幼儿园阶段，有78.8%的家庭选择早教类，20.5%的家庭选择艺术类，基础同步类和培优提高类是指学科补习类的两种情况，分别为18.9%和13.6%，体育类的占7.6%，科技类的占3.0%。“从娃娃抓起”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教观念深入人心。

在幼儿园阶段，66.2%的家庭选择艺术类，有41%的家庭选择早教类，基础同步类和培优提高类分别为30.5%和18.8%，体育类的占16.5%，科技类的占11.5%。

在小学阶段，选择最多的是艺术类（76.5%），其次是学科类，包括基础同步类（46%）和培优提高类（32.3%），体育类（31.8%）的比例较前两个学段增加，11.5%的家庭选择科技类。

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选择最多的依旧是艺术类，分别为69.2%和65.2%。学科类的比例明显上升，初中基础同步类为51.9%，培优提高类为55.8%，高中基础同步类为56.5%，培优提高类为54.3%。在两个阶段中，体育类的参与率差不多，分别为19.2%和19.6%。科技类的参与率也差不多，分别为11.5%和13%。

无论哪个学段，选择艺术类的校外培训班的家庭都是最多的，说明“素质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初中学段以前的家长们的培养目标发生了改变，不再只注重学科成绩，而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他们希望孩子将来既学业有成，又有一技之长，又有审美能力、艺术情操、意志品质等等。而学校在培养孩子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和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还很欠缺，因此家长只能在校外培训班开发和发展孩子各方面的兴趣和能力。

体育类的校外培训选择率不是很高，这个数据值得关注。无论东方教育还是西方教育，都把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放在很重要的地位。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清华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在学校范围内大力推动体育，可见对体育的重视。但是由于过重的学业压力，缺少睡眠和锻炼，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仍不容乐观，“小胖墩”“豆芽菜”“四只眼”比比皆是。学校的体育锻炼时间和项目类型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而校外培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培训，可以满足体育兴趣不同的孩子的不同需求。只是，无论校内体育锻炼还是校外体育锻炼都需要时间，此次调查中体育类校外培训的选择率没有意料中高，可能的原因是在有限的闲暇时间和费用投入上，体育在家长心中的排序中依然靠后。

（四）校外培训需求动因

校外培训如此普遍，费用支出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当可观的比例，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动因有哪些呢？我们对家长选择校外培训消费的原因或动机进行了调查。表2-12的结果显示，“培养孩子兴趣”的选项被选择的比例最高，有79%的家长选择；其次是“别人都在学，不学怕落后”，有31.0%的家长选择；“既帮看管孩子，又可以学点东西”“校内学习无法满足需求，拓宽加深学习”的选择比例分别为22.1%和21.3%；选择比例最少的是“补习以提高学习成绩”和“学校老师的建议”，分别有18.1%和7.7%的家长选择这两条原因。

调查结果中“培养孩子兴趣”的动机比例相当高，与“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三大类型的培训班选择率高一致，说明家长除了提高学习成绩助力升学择校的明显功利性动机外，对孩子的个性发展也非常重视，他们希望尽自己的所能提供给孩子各种发展个性的机会，或许其中也有期望孩子掌握一技之长的功利性，但总的来说，家长不再唯学科唯成绩，重视孩子的兴趣爱好，这是值得肯定和欣喜的。

“别人都在学，不学怕落后”的动机是从众心理的体现，也是社会群体压力的反应。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攀比和从众的心理，社会群体的压力来自家长的朋友圈，也来自孩子的同伴。这就是“剧场效应”：当前排的观众不守规矩站起来，后排的观众就不得不站起来。到最后众人在互相指责和推诿中被裹挟着越站越高，越来越疯狂。在校外培训蔚然成风的环境中，能淡定超脱地“独善其身”真的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有些人想要抽身出来，却发现身不由己，因为众人已经陷入囚徒困境。

“校内学习无法满足需求，拓宽加深学习”的动机是一种补偿性动机。不得不承认，学校间的教学质量是存在差距的。尤其是公办学校，在国家一道道“减负令”的要求下，在在校学习时间、作业量、考试方式、考试次数、教学难度等方面都不敢逾规。但是如前文所述，升学择校考试的内容难度要远超国家的规定，而一些民办学校所受的限制就少很多，因此要在升学择校中脱颖而出，校内学习无法满足需求，只能在校外培训中弥补。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民办学校的孩子也在校外培训班补习，他们的课业负担和心理健康尤其值得关注。

“既帮看管孩子，又可以学点东西”的动机则反映出了青年父母的无奈。目前我们国家对儿童、妇女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育儿压力几乎全部由家庭承担。城市生活成本和育儿成本使得父母双双进入职场，0～3岁儿童养育托管不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内，2018年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折射出这一阶段儿童青年父母养育困境。“减负令”带来“课后三点半”难题，学前儿童和学龄儿童的课后托管也是青年父母的“痛点”。因此带有“托管”性质的校外培训机构满足了青年父母的这一需要。

选择“补习以提高学习成绩”这一动机的父母仅占18.1%，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与我们生活中的直观感受和经验不相符合。毕竟提高成绩助力升学择校是参加校外培训班最直接、最主要、最功利的一种动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样本多为未上幼儿园阶段和幼儿园阶段的孩子。

选择“学校老师的建议”这一动机的父母占比非常小，说明在目前的形势下，无须学校老师的建议，家长们都会主动选择校外培训。另外，学校教师建议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班的动机也有多种，有的教师觉得学生确实需要课外补习，是基于学生发展考虑的善意建议，但有学者在上海的调研指出，教师通过向校外培训机构推荐学生而获得回报。

三、对策建议

校外培训机构整治成绩斐然，但现实中，校外培训热还在持续“升温”，家长们送孩子上培训班的“热情”也并未消减，培训费用也并没有减少。专项治理工作只是一个治标之策，并非治本之策。校外培训机构的治本之策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中小学生减负等诸多问题捆绑在一起，增加了治理的难度。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还需标本兼治、内外联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一）校外培训市场领域

1.使校外培训机构回归本位、坚守本位是治理目标

学校教育并不能“包打天下”，事实上，在世界其他国家被称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校外培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为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多样化教育提供有效的服务，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甚至一些具有良好口碑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教学方法、作业设计、教学效果方面还值得学校教育研究和学习。不允许所有商业性的校外培训形式或机构存在是不可行的。柬埔寨、韩国、缅甸等国都曾发布过官方禁令，实践证明都是失败的。堵不如疏，使其回归本位，坚守本位，不越界是治理的应有之义。什么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赵旦红等学者通俗地指出是围绕培养人的目标，在全日制学校里学不够的，学不好的，学不到的，可以在校外得到补充学习。按照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从补充的定位而言，我们可以确定校外培训学校的课程体系：一是学不够的，即特长培养，如音乐、体育、美术、舞蹈、社会实践、人工智能、劳动技术、电脑编程、作文、英语口语等，这是扬长。二是学不好的，即学科辅导，以数学、英语、科学、语文为主要代表，这是补短。三是学不到的，如托育、托管、幼小衔接、智力开发、爱商、情商、财商、家庭教育、二胎等，这是填空。

2.切断校外培训机构的利益关联链条，消除利益输送和利益绑架

不公是当下社会最能挑起人民群众敏感神经的点。教育不公是当下青年民生最为敏感的痛点，是有违社会稳定和谐导致不安定的因素。校外培训的疯狂背后的教育不公体现在相关主体“合谋”而产生的特定利益分配。“只有当受教育群体被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取消了其教育知情权甚至是基本的受教育权，进而被剥夺参与教育活动再生产的获得感时，他们对教育公平的制度性预期被现实打破，所设想的教育公平感产生了巨大的滑坡。而当以个体的力量无法抗衡现实引发的教育焦虑，也无法维持住内心的教育公平感时，在群体中间就会开始产生恐慌情绪和对体制的反弹。”因此，必须切断利益接口和纽带，扫除笼罩在教育生态上空的利益雾霾。切断利益接口，主要从以下方面着眼：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的“脱钩”，即《意见》所指的：“坚决禁止应试超标、超前培训及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师资管理中，学校教师不得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校外培训机构必须有独立教师队伍并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可以有效防止学校教师将课堂教学的部分内容让渡或委托给校外培训机构；学校教师不得在课堂上推荐或者暗示学生参与校外培训机构项目！”

3.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发展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发展长效机制必须有法可依。除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外，2017年，上海市发布了较为系统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政策，即《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上海市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和《上海市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明确了校外培训机构人员、安全等基本要求以及综合监管、奖惩机制、分类治理等方面内容，明确了“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等问题。

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发展长效机制必须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建议政府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网站，要求培训机构和学员在网站注册，在网站发布课程、公开收费、接收消费者投诉建议、公布培训机构“黑白名单”等，政府通过配套政策和奖励，让网站既成为一个供求双方实现交易的平台，同时又有利于政府收集行业信息，实现监督功能。

（二）教育领域

应该强调学校的育人责任，不能在减负的名义之下，盲目推卸学校的育人责任，把学生推向校外培训班。校外培训治理的根本在于提高学校教育质量，降低家长和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性。

1.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必须严格按国家的课程方案、标准和学校的教学计划，开足、开齐、开好每门课程，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在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学习”提升考试能力等方面甚至可以向一些口碑好的培训机构学习，确保学生在校内“吃饱吃好”；依法从严治教，对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要严肃查处追责；不断丰富学校课程的选择性、提供个别化教学服务等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措施都会对治理校外培训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另外，治理幼儿园“小学化”和治理学前学科校外培训还需要小学授课循序渐进，放慢脚步。幼小衔接的核心问题必须是先适应、再发展。小学一年级的教学目标，首先应该是让孩子适应校园生活，然后才是学习知识，只有一年级的学习脚步慢下来，给予孩子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家长们才不会对幼升小衔接班趋之若鹜。

2.进一步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

在这方面有很多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促进了课后辅导和政府投资，尤其是为低分或学习能力欠佳的学生提供帮助，提出学校要向在提高学业成绩方面连续三年没有取得适当进步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教育补习服务；日本2007年推动“放学后儿童计划”利用空闲教室和公共场所为儿童提供教育培训和监管；韩国政府在2006年开始实施“放学后学校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和收取少量学费，提供多样化课外辅导，实现学生托管“学术性补习”艺术辅导和活动辅导一体化的校内课外培训体系；英国政府大力推进落后学生补习教育，2012～2013学年提供了5450万英镑经费，并建议通过在午餐时或放学后，利用教室资源，开展小组集中学习，假期开办短期的集中补习班，为学生增添额外服务和设施，例如家教补习、在线补习等，有效利用经费，提升落后生学习能力。

3.鼓励优质学校发展在线免费教育

政府可以大力支持优质学校发展在线免费教育，“互联网＋教育”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中国青年报12月12日以《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为题，报道了200多所贫困地区中学直播名校成都七中课程，88人考上清华北大，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

4.从国家层面深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要深入推进中、高考改革，充分发挥考试招生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从考试内容改革看，中、高考改革都要减少对单纯记忆、重复训练内容的考查，更加注重和强化能力考查；从招生录取机制改革看，要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逐步引入招生录取环节，破除招生录取“唯分数论”。

（三）家庭领域

这是一个剧烈的大变革的时代和社会，经济飞速增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宏观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焦虑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重要特征。再加上少子化、攀比心理、繁杂的教育观念、教育目标迷失等原因，使得家长的教育焦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将教育焦虑转化为校外培训的付费冲动。因此，转变家长观念、降低焦虑、引导他们理性消费是治理校外培训的重要方面。

1.引导家长构建科学的学习观、发展观、成才观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制造了家长的焦虑，导致校外培训热越来越低龄；“剧场效应”更是制造了全民教育焦虑。家长的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通过学校社区等各种途径对青年父母做家庭教育指导，包括开设讲座、小组工作，互动式活动指导，从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政策解读各方面对家长育儿进行指导，帮助家长全面客观地了解孩子，正视教育动机，确立合理的教育期望，明确发展定位和目标，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不是盲目跟风补习培训。

2.提升家长安排孩子闲暇时间的能力

积极的闲暇活动对孩子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闲暇生活质量意味着人的生活品质、生命质量，是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家庭不应当是学校的“第二课堂”，闲暇功能属于家庭。孩子的闲暇时间如何安排，体现了家长的价值观、人生观。很多家长并不具备安排孩子闲暇时间的能力，把孩子交给校外培训机构，便“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闲暇时间。因此培养和提升家长安排孩子闲暇生活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转变家长闲暇价值观、在家庭中创造条件与孩子共享闲暇促进亲子和谐、帮孩子开拓休闲领域、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使其有机会体会与同伴游戏的乐趣等等。

延伸阅读1

“多校划片”利于抑制择校冲动

据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市西城区的部分“学区房”又火了一把，主要源自这样一条消息：“2020年7月31日后，西城区购房并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家庭适龄子女申请入小学时，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

对于家长而言，划片方式调整本身就是一个敏感话题，加之一些房产中介的渲染炒作，使得“学区房”热度快速上升，也使得“多校划片”再度成为一个热词。为何实行“多校划片”？它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对此，人们还存在不少困惑。

我国义务教育实行“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即划定义务教育学校服务片区范围，主要根据县域内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但一直以来，各地幼升小大多实行“单校划片”，住宅小区与就读学校一一对应，某个小区对应某一所学校。而“多校划片”打破了这种一一对应关系，一个住宅小区可以对应多所学校。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群众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统筹考虑过去片区划分和生源分布等情况，稳妥实施“多校划片”，这是一种新的政策趋向，有利于抑制家长的择校冲动，也有利于合理布局义务教育资源，符合促进公平的价值追求。

实行“多校划片”利于抑制择校冲动。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的持续推进，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择校方式变得不再可行，购买“学区房”成为家长择校的主要途径，导致一些地方的“学区房”价格飞涨。抑制家长的择校冲动，调整划片方式不失为一种重要手段。实行“多校划片”，不论学生的居住地在哪里，对口就读的学校不是一所而是多所，而且热门学校、中等水平学校和相对薄弱学校都包含其中，并采取随机派位方式确定每个学生的就读学校。有了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家长在购买“学区房”时会更加理性，毕竟花了巨资购买的“学区房”可能与其他“非学区房”一样，只不过是获得了一次就读热门学校的派位机会而已。加之“六年一学位”等政策的跟进，值不值得购买自然要好好考量一番。应该说，虽然“多校划片”并不是单纯针对“学区房”而推出，但客观上会对“学区房”的炒作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实行“多校划片”利于合理布局义务教育资源。由于所住片区的原因，注定了有些学生能够上热门学校，有些学生只能上相对薄弱学校，这是“单校划片”的天然局限也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一种无奈现实。实行“多校划片”虽不能直接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但会在客观上对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一定的倒逼作用，对合理布局教育资源提出更高要求。实行“多校划片”势必要求各地在新增优质教育资源时，对学校布局有更加全面通盘的考虑，加大对薄弱学校集中片区的优质资源供给。

就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而言，并非一种划片方式便可包打天下，“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可以并行不悖，至于究竟采取哪种方式，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地方，可实行“单校划片”；而在学校办学水平差距较大、不同办学水平学校并存的地方，实行“多校划片”显然对老百姓更公平，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更突出。但相对于“单校划片”，实行“多校划片”确实多了一些不确定性，人们对如何公平操作表达了更多关切，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工作需要同步跟上，要强化“多校划片”工作程序和内容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提升“多校划片”结果的公信力。

在实行“多校划片”的过程中，做好家长的政策宣传与引导至关重要。一方面，要让家长知晓政策、理解政策，消除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避免情急之下做出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要让家长更多地了解近年来周边学校的改革与变化，通过切身感受转变对周边学校的一些固有认知，淡化盲目的“名校情结”。

从根本上化解择校问题，单纯依靠划片方式的调整显然远远不够，还要通过集团化办学、委托管理、强校带弱校等多种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进一步缩小校际差距，切实推动义务教育走向优质均衡。

（资料来源：汪明，《中国教育报》2020年5月12日第2版）

延伸阅读2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减”不断理还乱家长的教育焦虑症怎么治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成为教育界的重要议题，相关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

日前，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向省级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共30条，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等各方责任，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学业负担。其中，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特别是从事学科知识类培训机构的管理，重申严禁给学生“增负”的要求。不过，需要关注的是，虽然政令一再重申，但多数家长还是对孩子的教育备感焦虑。

难以缓解的焦虑

《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如果以100点为满值，2018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达到了76点。其中，68%的受访者对孩子的教育感到“比较焦虑”和“非常焦虑”。

去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严令禁止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以及“强化应试”，严令禁止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严令禁止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等行为。

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不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域中小学同期进度，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经过一年来不间断的校外培训机构整治行动，根据教育部官网上的最新通报，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其中存在问题机构272842所、完成整改211225所，完成率达到77.42%。

“减负”政令频发，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行动不断，但家长的教育焦虑缓解了吗？

不久前，一篇名为《疯狂的黄庄》的网文刷爆朋友圈。网文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黄庄周边聚集了各路名校以及数不清的校外培训机构，在这里，“很难找到一位不焦虑的妈妈”和“没有不上课外班的孩子”。《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如果以100点为满值，2018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达到了76点。其中，68%的受访者对孩子的教育感到“比较焦虑”“非常焦虑”，仅有6%认为不焦虑，而最令家长焦虑的孩子年龄段集中在幼儿和小学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超纲教学”，但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如果想让孩子应试、升学、择校或考证，就不得不求助于超纲教育。上述调查数据显示，家长对超纲教育的认同程度很高，超过44%的家长认为十分有必要。

当前，我国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少数城市，受限于户口、房产及经济能力，只有少数家庭能接触到稀缺教育资源，这一现状又与家庭，特别是中等收入家庭，不断升级的信息化、国际化和个性化的教育需求相悖。

“父母之所以在子女教育方面舍得花费巨大精力和财力，主要在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是通过求学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来自北京西城区的家长赵宏（化名）对中国商报记者说。

症结都在校外吗

在择校压力面前，不少家长提前为孩子规划培训课程，有些甚至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就开始做准备了。

一边是政令禁止“超前学”“超纲学”，一边是家长对“赢在起跑线”的追求，在赵宏看来，校外培训机构的火爆与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息息相关。

谈起家长的教育焦虑症，赵宏深有体会。他是一名六年级小学生的父亲，正面临孩子的小升初问题。按照北京目前实施的小升初派位入学制度，赵宏的孩子所在小学对应的派位学校范围是三所市重点、两所区重点和三所普校。

赵宏向记者介绍，北京面对小升初进行大范围海选招生的只有两所重点中学的实验班，每年都有将近两万名学生参加，最后录取100至200人，而学生多是各个奥数机构集训队的水平。一旦没能进入上述两所名校的实验班，而又不想让孩子被派位，就只剩下三条路可走：去海淀区择校、民办校或国际学校。

“对孩子的教育感到焦虑实际上在家长群体中极为常见。”赵宏表示，在北京的小升初家长圈里流传着“西城拼爹，海淀拼娃”的说法，他说：“拼爹拼娃实际上拼的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在拼的过程中，焦虑感也会随之而来。”

赵宏表示，摇号派位制度的出发点与家长的意志是相同的，即让人人都公平地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但目前摇号的具体办法以及重点校在学区的招生人数尚不公开透明，更加重了家长的焦虑感。

那怎样才能在择校大战中脱颖而出呢？无疑需要在课后加把劲。在择校压力面前，不少家长提前为孩子规划培训课程，有些甚至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就开始做准备了。

赵宏给孩子报的文化课补习班是英语和奥数。他解释，学英语是因为学校里教得浅，而孩子在小学阶段对外语接受得较快。学奥数则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为了升学。在很多家长看来，学奥数参加竞赛是进名校的捷径。二是根据孩子的自身特点，通过学习奥数能锻炼逻辑思维能力。不过，学费也贵，一年得5万多元钱。

“理想中应该以学科考试与综合素质评比作为入学选拔标准。无论何时，优质的教育资源都要通过努力才能争取到。”赵宏说。

一家之言

“从娃娃抓起”不可变为“从娃娃折磨起”。

都说现在孩子累，其实家长们也累——因为孩子有忙不完的小队活动、写不完的征文、编不完的小报、下不完的手机App、关注不完的公众号……自己完成不了，只能爸妈顶上。许多人认为“家长作业”是老师布置的任务。近日，杭州有老师站出来吐槽：“老师不生产作业，只是作业的搬运工！”很多任务并非出自老师、学校甚至教育部门的本意，而是各级各部门都想从娃娃抓起，凡事都想进校园，都想小手拉大手。

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杭州某区教育局接到的各种与教育无关的临时任务多达188件，例如《关于保护耕地节约用地征文比赛的通知》和《关于开展“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的通知》。看到“不完全统计”的字样，估计很多人会哭笑不得，这些任务都顶着“从娃娃抓起”的名头出现，可事实上却是“从娃娃折磨起”。

用“从娃娃抓起”作为关键词，可以搜到各种各样的版本。现在有些地方，只要推出一项活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当然不错，很多工作也确实有必要。可是，孩子本来学习任务就重，正在推动教育减负，现在又来各种各样的“从娃娃抓起”，这不是“教育增负”吗？再说，这种所谓的“从娃娃抓起”真能起到作用吗？老师把任务布置下去，孩子把任务带回家，最后会成为家长和孩子的共同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折磨娃娃可能还是一件小事，更重要的是，此种“过任务”式的学习只会固化孩子们的认知。教育是讲艺术的，很多工作应该“从娃娃抓起”，但不应该通过突击的方式简单地“过任务”。如果在当前的教育中有机融入这些内容，在课程设计上把有关内容嵌入进去，更能够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给孩子减负、给教师减负、给家长减负，“从娃娃抓起”也要为教育减负。

（资料来源：王立芳，《中国商报》2019年1月11日，第P3版要闻·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