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外國傳教士大舉來華，他們以興學為傳教手段，促成中國近代教育的興起。

傳教士在廣州辦教育起初乃應傳教的需要，為教會培養各類傳教人員，後來隨着教會的發展，傳教士發現純傳道的進展緩慢，進而提倡辦學以助傳教，傳教士那夏理女士（Ms H. N. Noyes）於1872年創辦真光書院，為廣州最早的教會女學，其後改稱私立真光女子中學；稍後其兄長那夏禮牧師（Rev H. V. Noyes）於1882年創辦安和堂，後改名培英書院，只收男生；1888年，美南浸信會容懿美女士（Ms Emma Young）於五仙門創辦培道學校，後遷東山；1889年廣州浸信會教友有感教會子弟入學要拜偶像，違反誡命，遂產生自設學校之意念，開辦培正書院，其後隸屬兩廣浸信聯會；1911年碧盧夫人（Mrs J. Bigelow）創辦慈愛保姆傳習所，其後改名協和女子師範學校，後又改為協和女子中學。總之，十九世紀末，傳教士在華辦學如雨後春筍。

傳教士在廣州透過興辦教育傳教，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在於知識之傳播及思想之啟發，它開啟了中國近代的新式教育，使國人開始接受西方的科學與文化，對廣州的教育近代化起了促進的作用。

廣州是最早對外開放的南方大門，教會學校發展較早，其影響更輻射至包括香港在內的鄰近地區。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或因僑校概念，或因逃避戰禍，或有其他原因，教會學校紛紛來港拓展校務，不少至今已成為擁有深厚歷史承傳的學府。

幾句廣州順口溜「真光豬，嶺南牛，培正馬騮頭，培英咕喱頭，培道女子温柔柔」涵蓋了早年廣州著名中學學生的特色。這順口溜萌起探究這些學校源於穗城，何以其後會南來香港，有些甚至嘗遷澳門的念頭？香港教育學院「教育與承傳口述歷史計劃」自2009年底以來訪問了約70位自穗南來的真光、培英、協和、培正、培道等的校友及教師，由他們細說母校的承傳與轉變。

我們認為，口述歷史乃以人為本的歷史研究方法，透過個人親述的生活經驗，可以追溯歷史事件中未被發掘的側面，探視被傳統文獻遺忘的片段，這會有助彌補歷史的斷層，尤其對官方文獻和正史作出補充及對照；口述歷史將話語權交回公眾，使之成為歷史的主角，有助重新建構對歷史的詮釋。進行訪問期間，我們重視年紀較長的受訪者，儘量搶救早期的歷史記憶，目的是留住這些珍貴的口傳記憶而不使失傳。口述歷史另外的重要使命是「與時間競賽」，能讓人窺見不同政策執行的具體情況，為歷史加添一份「人情味」，也可以從個人經歷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

本計劃邀請了五間源於廣州的本港教會學校進行研究，當中包括真光、培正、培道、培英、協和等，我們邀請了約70位受訪者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他們多為有關學校的校長、教師、校友等，希望透過他們的口述，把這些與穗港兩地教育發展有關的重要歷史片斷重新呈現，整理後結集成書，付梓印行。自2009年底開始，本計劃已進行近30次口述歷史訪問。訪問的資料包括口述資料謄本，以及與當事人的訪問錄影及╱或錄音片段，受訪者所述內容概為其個人意見。不幸的是，其中兩位受訪者毛少芳及薛力勤在近期離世，令人深表惋惜與遺憾，可見口述歷史需要與時間競賽，方能搶救早期的歷史片段。

是書凡例，按時排序，由真光至協和，各校自成一章，當中又以訪問為單位，從受訪者口中縱向析述各校在廣州的緣起與流變，以至其南來香港，而其後又穗港兩地（有連澳門共三地）各自發展的經過，內文以原述者的意思為本，僅稍加潤飾修訂，使之較為簡潔，並儘量翻查冊籍與所述的資料予以互證，除文字外，並附與內容有關的歷史照片及短文，使讀者更清楚所描述的有關史事，而內文每段文字之前均標註該段文字是哪一位受訪者所述，為免姓氏上出現混淆，均以其名其中一字為代號，以資識別；又所有訪問記錄，均經受訪者確認，以資確證。而期間各校均經歷的片段如十九世紀末教會在廣州興學，以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日軍侵華學校到處流寓，新中國成立，廣州解放及抗美援朝學生積極參與參軍參幹行動等，則以卷首〈源與流，承與變：廣州教會學校的發展〉一文宏觀而橫向地涵蓋。

這五所學校，其發展最早由北美到廣州，然後由廣州到香港，是源與流，傳與承的概念；是以本書以《教育與承傳（二）——南來諸校的口述故事》命名。而付梓之前，更蒙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楊永安博士及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智鵬博士慨允評審，謹致謝忱。

《教育與承傳（二）——南來諸校的口述故事》

編撰小組　謹誌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