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校南來：廣州教會學校的遷港及其發展

中華基督教會雖然對廣州教會學校具名義上主導權，但學校財政獨立，在外國差會數目大幅減少、甚至停止資助後，中華基督教會根本無力支撑學校龐大開支(63)。教會學校除靠日隆校譽，收生漸趨貴族化，以增加學費作開源之法外，這類學校亦吸引不少港澳僑胞子弟赴穗升學，當中部分學校便在港澳地區開設分校，藉此吸引更多華僑子弟入讀。這裏牽涉的是「推」（push）及「拉」（pull）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辦學條件的轉變令在穗的教會學校對在各地僑鄉及港澳地區辦學變得躍躍欲試；另一方面，清代中葉以來大量華人被迫到海外工作，尋找機會，他們在外飽受歧視，在累積一定財富後，自然希望以不同方法令國家走上富強之路。第一代的海外華人普遍缺乏教育機會，在外謀生的經驗則令他們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加上華僑子弟偶有因僑居地的排華政策而失學，部分會選擇回國升學，二十世紀初，廣東華僑在鄉捐資興學已蔚然成風(64)，而由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得力於華僑不少，民國政府對僑務尤其重視(65)。

在香港，受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影響，殖民地政府為緩和反英情緒，提出強化漢文教育的各種措施，一時間大量漢文中學湧現，亦為僑校開拓了生存和發展空間。1931年，廣東教育廳更特別向香港的私立學校發出通告，指出該等學校除向香港政府註冊，亦應同時依照私立學校規程，於廣東教育廳立案。

當時香港唯一的大學，即香港大學以英語授課，漢文學校學生因而面對嚴重的升學樽頸，而僑校與國內同樣採取「六三三」的「壬戌學制」(66)，僑校在向中國當局正式立案後，學生便可到國內升學，更可參加廣東省中學會考，加上僑校可得到國民政府財政上和規程上的支援，這些均形成了僑校的競爭優勢(67)。事實上，戰前僑鄉及港澳學生赴穗升中的情況頗為普遍，部分享負盛名的教會學校重視西學，切合僑胞子女謀生所需。

就在這背景下，廣州教會學校因應時勢的轉變和國民政府的鼓勵措施，紛紛在港澳地區開設分校，培正、真光及培英均於1930年代來港開設分校，是較早收納僑胞子弟的教會學校。

若說三十年代中是僑校在政府政策催谷下發展的黃金期，那麼1937年前後穗校的紛紛他遷，則是穗校在戰爭陰霾下無奈的選擇。1937年7月後，日本全面侵華，戰火很快便蔓延至江南一帶。雖未禍及廣州，政府已於8月開始疏散民眾至鄉郊地區，市面一片惶恐，子女難以繼續正常上學，前來學校報到的學生少之又少，不少學校遷移至港澳地區，白鶴洞真光不久便與香港分校合併，原來位於香港鐵崗的校舍遷至肇輝台，稱為「新白鶴洞真光」。三十年代起，不少教會學校均以香港作為發展基地，直至抗戰爆發，該等學校因在港已建基礎，遷港的選擇變得順理成章。培英、協和等先後或迂迴地遷往港澳，例如培英西關分校先遷台山，再往澳門；培正先往鶴山，再到澳門；培道則先至肇慶，再到澳門等。事實上，廣州學校在抗戰期間遷往港澳的情況非常普遍，而期間在此成立的這些學校，部分戰後保留下來並發展至今，澳門培正及培道即為例子。

在南來諸校中，培正於1933年在港何文田購地五萬餘方呎建分校，稱「私立廣州培正中學香港分校」，聘麥會華先生為主任，最初只設有小學六班，至1935年9月才開設初中一，1940年更增設高中部。1941年，香港淪陷，培正被迫停辦，校舍被佔，教職員生惟有轉往澳門或國內。至抗戰勝利，培正暫借九龍塘學校復課，次年遷回何文田上課，1950年正式易名為「香港培正中學」。

1934年，何蔭棠擔任真光校長，他在開課後進行調查，發現20%學生來自香港，為方便香港學生升讀真光，遂向董事局建議最好在香港設小學分校，學生畢業後可以升讀真光中學，這既方便香港的小學生入學，又可以擴大真光中學的生源。

翌年，何蔭棠在堅道設立香港真光小學，何玉英出任校長。迨1938年，日軍常空襲廣州，社會混亂，白鶴洞真光女中、真中中學（含小學）及香港真光小學合併為一校，遷往香港肇輝台續辦。1946年，香港真光復課，稍後並增辦中學，並易名為香港真光中學。新中國成立前，真光馬儀英在九龍塘窩打老道設校，向香港政府登記註冊，定名為「九龍真光中學」，奠下真光在港發展的基石。

培英在1937年遷來香港，於般咸道設小學，聘傅世仕為主任，並定名為廣州培英中學香港分校，同年9月，正校遷港，校舍先後設於干德道、羅便臣道、鐵崗等地，旋香港淪陷，小學部停辦，中學則遷往澳門唐家花園。迨日寇投降，正校返穗，港校亦進行復校工作，由於原校舍不敷應用，乃轉而租賃巴丙頓道3號為校舍，恢復小中學辦學。至1948年，培英正式成立香港分校董事會，購入巴丙頓道3號為永久校址，稍後更名為「香港私立培英中學」，温金銘擔任校長。

培道在1937年被迫要離開五仙門，師生隨學校遷往肇慶暫避戰火，旋由肇慶遷往九龍旺角廣華街，小學部則在1940年遷入九龍城士他令道。香港淪陷後，培道遷往澳門繼續辦學。戰事結束，校方一方面遷回廣州，接收東山校舍及復課，另一方面在香港設立分校，租用士他令道浸信會副堂作校舍，名為「香港培道女子中學」，翌年遷往嘉林邊道，其後培道向香港政府申請撥地，在延文禮士道興建校舍。1954年新校舍完工，正式啟用，由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夫人主持啟鑰儀式。1959年擴建「七十周年紀念堂」。1984年加建培道長廊，連接延校舍與紀念堂兩座校舍。1997年，全校進行大型維修工程。

協和廖奉靈與美傳教士施禮嫦於1947年來港在根德道22號設校，聘陳元素為校長，教師均為協和校友；協和在港發展蓽路藍縷，校舍數年一遷，1952年遷往亞皆老街，1957年遷往西洋菜街，至1959年得中華基督教會向政府申請太子道地段，翌年建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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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0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到達廣州，因為清政府禁止外國傳教士來華傳教，他不能在廣州長駐，於是輾轉於南洋一帶（今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群島一帶），進行傳教活動，把這一帶作為以後向中國傳教的一個據點，為中國人開辦的最早的教會學校也在這裏產生。見王霞，2003，〈淺談廣東近代的女子教育——兼論基督教傳教士在華的辦學活動〉，《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4月第2卷第4期），頁12—17；伍玉西，2005，〈基督教新教在廣州傳播述論〉，《韓山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2月第26號第一期），頁29–34, 92。

(2) 馬禮遜及其他傳教士來華傳教的片段詳見王霞，2003，〈淺談廣東近代的女子教育——兼論基督教傳教士在華的辦學活動〉，頁12—17。

(3) 美部會，全名為美國公理會差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簡稱ABCFM）。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部是第一個美國基督教海外傳教機構，1812年正式創立，是第一個進入中國的美國差會。1890年，美部會已經在中國廣東等五省建立傳教士駐紮總堂。

(4) 蘇精，2006，《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頁145–163。

(5) 例如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頁227提及一所由傳教士在1850年開辦的學堂，開學時只得三名學生，其中二人不堪輿論壓力退學，另一所女子寄宿學堂所招得的女生，最後全部不敢前來上課。參考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一八零七至一九五三年）》頁50研究，該所女校應為美北長老會所創辦，可被視為真光的前身。

(6) 夏泉，2007，《明清基督教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頁255。

(7) ［美］費正清，1985，《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595。

(8) 夏泉，2007，《明清基督教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頁247。

(9) 《中美望廈條約》第17款規定「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或久住，或暫住，均准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第18款規定「准合眾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言……並准其採買中國各項書籍」。這條約顯然乃有關「教權」的最早規定，它允准美國人在通商口岸設立教堂。

(10) 薛曉建，2001，〈論非基督教運動對中國教育發展的影響〉，《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頁77—81。

(11) 美北長老會早於1844年已有傳教士米切爾（J. A. Mitchell）及奧爾（R. W. Orr）進入澳門，兩年後則進入廣州，於1845年在澳門創辦培英書院前身，1851年創辦真光書院前身。至於美南浸信會亦由傳教士葉路易（J. L. Shuk）進入澳門，其後於1844年轉至廣州（李寬淑，1998，頁214）。

(12) 哈巴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來華的傳教士，1844年開始在廣州傳教，並籌建高等學校。1888年，哈巴在廣州沙基金利埠開設格致書院，並主理校務，1891年因病回美，1894年在美國逝世。

(13) 楊慶為基督教中國浸信會首位華人牧師，自幼在澳門聽叔未士講道，1844年施浸入教。後與叔牧師一同赴美，其後回廣州在粵東浸會工作，歷時多年。

(14) 梁啟超，1989，〈倡設女學堂啟〉，《飲冰室合集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15) 博濟醫院的第一位女醫生賴瑪西自1882年受美國長老會派遣在廣州工作，先後擔任嘉約翰醫生（Dr G. Kerr, 1854–1901）的女助手和受聘為博濟醫院女醫生。她開辦中國最早的盲童學校，編創了中國第一套點狀盲文識別系統，為盲童提供西式教育。

(16) 富瑪利於1899年來廣州，任嘉約翰所創設博濟醫院醫生及教導習醫女生，其後富氏創設醫校。

(17) 根據夏泉《明清基督教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頁256–260表列「1861至1911年廣州地區新教學校一覽表」所載，當時除內文所述的五間學校外，其他由差會開設的尚有懿群、信義、淑正、建德、同寅會、華英、中德、惠愛、賴信、三育、興華、提多、聖三一、青年會等學校。

(18) 培正書院於1889年由美南浸信會之廣州華人教徒創辦，後來因經費困難才由該差會接辦；培道學校則是由美南浸信會差派的傳教士於1888年在廣州創立。由於兩校同屬美南浸信會，關係密切。

(19) 夏泉，2002，〈19世紀粵港澳教育的演變與交流〉，《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2年11月第24卷第6期），頁113—119。

(20) 見中國的反基督教運動：《三十年來基督教思潮》（廣東省檔案館，檔號：92／1／238）。

(21) 共青團北京市委青運史研究室編，1988，《北京青運史論集》（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頁45。

(22) 張力、劉鑒唐，1987，《中國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頁684。

(23) 薛曉建，2001，〈論非基督教運動對中國教育發展的影響〉，《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頁77—81。

(24) 〈一個主張信教自由之宣言〉，《晨報》（1922年3月31日）。

(25) 張亦鏡，〈評陳秋霖論反基督教運動〉，張為《真光雜誌》記者。

(26) 〈粵學界進行非宗教同盟〉，《民國日報》（上海），1922年4月10日。

(27) 〈廣州聖三一學生宣言〉，《嚮導週報》（1924年），頁62。

(28)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辦公廳，1988，《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資料），頁119。

(29) 朱有、高時良，1993，《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4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頁784。

(30) 薛曉建，2001，〈論非基督教運動對中國教育發展的影響〉，《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頁77—81。

(31) 當時原協和董事長那夏理已79歲，退休回美，改由羅劉心慈出任。

(32) 廖奉靈，父廖德山乃孫中山學醫時的同窗好友，孫中山曾到廖家作客，並教導廖奉靈「要做革命的好後代，要報效祖國」。廖未任協和校長前獲美國密執安大學頒教育碩士學位，並在嶺南大學任教。

(33) 《培正校史》編輯委員會，1994，《培正校史1889–1994》（廣州：廣州培正中學），頁82。

(34) 李興韻，2004，〈二十年代廣東國民政府對教會學校的「收回」——以廣州私立培正中學為例的研究〉，《開放時代》（2004年第5期），頁5—14。

(35) 黃新憲，1996，《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變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頁256。

(36) 基督之家第一家2006年秋季成人主日學——中國教會歷史：第八章：從抗戰到內戰——戰爭中的中國教會，載於網頁：http://www.hoc1.org/SundaySchool/ChineseChurchHistory/Chinese—08.pdf；王忠欣，1999，《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頁139。

(37) 譚沃心，〈協會三十年〉，《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三十周年紀念會暨二十三屆年會專刊》；原載翁傳鏗編，2008，《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九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頁26—28。

(38) 培英校友回憶當時雙喜山的環境，有以下的描述：「雙喜山上有宏偉之禮拜堂，惠愛西醫院，光惠小學及基聯中學。培英既到，真光中學亦從三江遷來，和培英合教分管，兄妹學校攜手合作。不久協和神學院亦從仙人廟遷來，又有基督教服務站、兒童教育養院、公共食堂等，山上一時熱鬧起來。9月中各校開課，培英真光竹織批盪校舍亦完成，竹林樹蔭間，時聞弦歌之聲……山上秋高氣爽，協和同學早用鮮花佈置禮堂……山上團體既多，不時有音樂會、球賽、戲劇等。」見李貞明，〈香港耕耘：歷盡滄桑，貞明日記話當年〉，蘇棉煥編，1999，《培英史話1879–1999》（香港：香港培英中學），頁424。

(39) 《培英史話》對當時分管合教的模式有以下描述：1945年夏，一群小學升初中的少年，懷着仰慕知名學校之情，男生報考培英，女生報考真光。時局艱辛，培英與真光聯合招生，一起上課。見張景燊、劉子輔、黃庭俊，〈廣州創校：斑斑陳跡——眷戀當年話彪社〉，蘇棉煥編，1999，《培英史話1879–1999》（香港：香港培英中學），頁70。

(40) 廖奉靈提出「為國儲才，堅持抗戰」的方針。

(41) 基聯的成員學校包括嶺南附中、培英、嶺英、真中、協和、協恩、廣中、美華、華英、真光等，校址選在連縣雙喜山長老會舊址。清遠連縣在抗戰時期是廣東省政府的所在地，也是美國長老會的基地。

(42) 余漢謀（1896–1981），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曾任陸軍總司令，主政廣東。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余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及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同年餘部在廣東、海南被解放軍殲滅。

(43) 薛岳（1896–1998），陸軍一級上將，有抗日「戰神」之稱，曾參加淞滬會戰，指揮武漢會戰、徐州會戰、長沙會戰等著名會戰，消滅了大量日軍，獲美國總統杜魯門頒自由勳章，曾參與圍剿紅軍工作。

(44) 葉劍英（1897–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等職。

(45) 《廣東檔案》2009年1期內載〈1949歡慶解放廣州〉一文記述當時廣州市民杜襟南欣悅的心情：「1949年無疑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年份，這一年的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而這時的華南地區，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部隊正兵分三路挺進廣州。10月14日，中國南方最大的城市廣州迎來了解放。今年年初在廣州市老幹部活動中心見到杜襟南老前輩，時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機要科長，老人對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記憶猶新。他至今仍保存着當年的日記，那一天的日記寫道：『（10月14日星期五23：35）今天，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值得紀念的日子，廣州解放了！不斷從早到晚，消息傳來，佔了從化、佔了花縣，距市區20里，已抵白雲山麓，那應該是今天進城了！敵人呢，早已作逃跑計畫，廣播也說，「已成真空」，沒甚麼打頭了！這就是我們日夕等待實現的一天！這就是幾十年所努力要求達到的一天！過去我們還不敢想像的東西，於今天百分百的實現了！這個歡欣是甚麼可以比擬的呢？』10月28日廣州人民政府成立，11月11日舉行的解放軍入城式。」

(46) 據當時培英高中學生李存忠回憶，廣州解放後，學校的同學們都開始忙碌着準備隆重的入城式的活動，解放軍的宣傳人員也來到學校宣講解放軍的三項紀律等等，而李則與20多名同學報名參加解放軍。如今李是廣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退休幹部。資料來源：〈廣州解放實錄：幾乎是跑着進了城〉，17／9／2009。

(47) 陳榮炎，2009，〈憶往昔崢嶸歲月——記活躍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培正大眾學社」〉，《廣州培正通訊》（2009年11月第49期），頁86—89。

(48) 1949年10月14日，國民黨炸毀海珠橋，死傷市民400多人，沉毀民船100多艘，震損房屋數百間，受災居民3000多人。1950年新中國廣州市政府向英國企業買舊橋的鋼鐵重建海珠橋，新橋於同年12月通車。

(49) 樂器乃馮棠校長從美國帶回廣州來的，見陳榮炎，2009，〈憶往昔崢嶸歲月——記活躍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培正大眾學社」〉，《廣州培正通訊》（2009年11月第49期），頁86—89。

(50) 「參軍」「參幹」意為參加軍隊，「幹」是軍事幹部學校的簡稱。1950年代初韓戰爆發，中國學生紛紛「參幹」，以抗美援朝。

(51) 〈紅樓七中群芳薈萃〉，《信息日報》（2009年9月30日）。

(52) 資料來源：http://www.xici.net/d134509099.htm。培正其中一位參軍參幹的學生雷鳴春有以下的感受：「建國之初，美國侵略朝鮮，威脅我國，全國人民掀起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熱潮，黨號召青年學生參軍參幹，保衞新生的人民政權。我當時15歲，在培正中學讀高一，在我面前有兩種選擇：一是安心讀書，大學畢業後再就業工作；一是參軍參幹，投身革命。當時家人都主張我繼續讀書，但我受革命潮流的激勵，決心響應黨的號召，參軍參幹。我先是報考軍幹校，因年紀小，沒有錄取，轉而考入市幹校。原定學制半年，因形勢需要，只學了兩週，就被選調到廣州市公安局工作。當時參加工作不是現在就業的概念，而是不講報酬，投身革命。過的是供給制生活，只發一點維持個人簡單生活的實物和生活費，工作是不分晝夜，沒有多少休息時間。大家熱情很高，不怕艱苦，互相關心，互相幫助，領導我們工作的老同志很愛護我們，平等相待，同甘共苦。當時也有一些同學過不了這種艱苦生活，不久就離開了。但我和多數同學都堅持下來了。這是一段令我十分懷念的日子。」資料來源：雷鳴春，〈幸福的回顧〉，http://www.gzswdx.gov.cn／jnjd90zn／zddqzx／201105／t20110531_32144.htm。

(53) 資料來源：51彪社、張景燊、劉子輔、黃庭俊等，〈眷戀當年話彪社〉，蘇棉煥編，1999，《培英史話1879–1999》（香港：香港培英中學），頁71。

(54) 協和之光編寫組，2006，《協和之光——廣州市協和高級中學校史》，頁17。該詩云：「無論甚麼時候我都記起，我的胸口戴過大紅花，這紅花是黨的信託，人民的鼓勵，這裏有光榮，也有希望。我想起它的時候，就平添了無窮的力量，這種力量使我戰勝一切，使我永遠抬頭朝着太陽。無論在甚麼時候我都記起，我的胸口戴過大紅花，我一輩子忘不了這光榮，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秒時光。」

(55) 廣州市軍管會，原名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於1949年10月21日，根據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電令於中華北路原國民政府行政院舊址（現解放北路廣東迎賓館）成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州市在軍事管制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主任為葉劍英。軍管會主要任務為接管國民黨廣州市政府，建立新政權。10月28日廣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後逐漸取代其職能。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

(56) 曹思彬，1996，〈廣州解放前後私立學校發展概況〉，《教育導刊》（1996年第6期），頁30—32。

(57) 真中原為仁濟街真光學校，該校於1938年擬增辦初級中學，惟因當時廣州已有真光中學，而教育部規定，在同一市區不准有同名同級的學校，故改稱市私立真中中學（簡稱「真中」）。

(58) 梁家麟，1993，《廣東基督教教育（一八零七至一九五三年）》（香港：宣道出版社），頁230。

(59) 1949年夏，馬儀英走訪港澳覓合適校址建校，最終選定九龍塘為新校校址，九龍真光於1949年9月開學，馬儀英掌校。

(60) 蘇棉煥，〈香港耕耘：因時制宜，港校成立校董會〉，《培英史話1879–1999》（香港：香港培英中學），頁428。

(61) 曹思彬，〈廣州解放前後私立學校發展概況〉，當時復名的原教會學校其實還有真光。

(62) 2001年2月27日，廣州市教育委員會副主席姚繼業來校宣佈市政府關於學校改制的決定，批文如下：「把廣州師範學校改辦成普通高中，校名定名為廣州市協和高級中學，從2001年秋季開始招生。」掛牌儀式於5月11日舉行。《協和之光》編寫組，2006，《協和之光——廣州市協和高級中學校史》，頁39。

(63) 有關立案後美北長老會對真光財政支援，1937年出版的校刊有以下一段記述：「本校常年經費，在未立案之前，由美國長老差會津貼，立案後學校既由華人辦理，而經常各費，自應由校董會負責。但美國差會，仍本創立本校美意，及愛護中國女學熱誠，每年由差會聘請西教員四名，送來本校擔任教職，所有來往川資，與及薪金住所，（約需二萬元）均由差會供給，其關懷本校，可謂深切矣。」載於真光中學，1937，《真光中學遷校廿週年紀念特刊》（廣州：真光中學），頁14。

(64) 何國華，1996，《民國時期的教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頁360。

(65) 1913年，教育部頒佈《捐資興學褒獎條例》，規定凡僑民子弟回國升學、興辦華僑教育及學校註冊等，僑務局均會予以保護和優待；而在1928年，國民政府為鼓勵僑校向中國政府積極立案註冊，並頒佈立案規程，符合註冊條件的僑校皆可獲得向國民政府申請補助，其後更於1931年頒佈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明確規定「華僑教育，國家應予以獎勵和補助」。見吳倫霓霞、鄭赤琰，1989，〈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169—183；方駿、熊賢君，2008，《香港教育通史》（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頁212。

(66) 1922年，當時的北洋政府頒佈新學制，規定各級學校的修業年期。根據新的規定，初等教育六年，其中初小四年，高小兩年；中等教育六年，其中初中及高中各三年；至於高等教育則為期三至六年不等。

(67) 王齊樂，1996，《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311—312；方駿、熊賢君，2008，《香港教育通史》（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頁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