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学良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
摘 要：张学良将军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民族斗争空前激烈的历史时代所出现的一位杰出伟大的民族英雄。然而，九一八事变却让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时隔5年，张学良毅然和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而使他成为中华民族千古不朽的抗日英雄。笔者试图从张学良自身思想上的变化，浅析张学良将军从九一八事变起的抗日思想转变，从不抵抗将军到抗日英雄的思想转变过程。
关键词：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思想转变
一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将军早期亲历的一次重大并影响他一生的政治事件，张学良在当时处于手握兵权、举足轻重的权力地位上，对这次事件所做的处理，使他成了不抵抗将军，一度被全国指责的千古罪人。下面就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从思想上分析如下。
（一）对日本侵略野心的错误估计，使张学良产生隐忍轻敌思想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局势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对于日本的挑衅，国民政府一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策。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诿，以留后路”，但张却不以为然。2月底，他把谈判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谈判无果而终。
同月，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日本在抚顺煤矿、辽阳烟台煤矿越界采煤，日产3万吨，却照3000吨报税。而主管华北、东北军政事务的张学良对此却一无所知。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6月末，发生万宝山事件。围绕这次事件，中日展开交涉。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1]主张“隐忍自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处置意见，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8月初又爆发了中村事件。日方利用这两个事件一面在国内东北日侨中大造舆论，一面加紧备战。8月下旬，日军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开始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9月8日，日本军队在沈阳大北门进行军事演习。在日本站附近居住的日本居民和侨民都换上军服，并发给枪支弹药，练习打靶，战争征兆明显。对于关东军的异动，东北的军政人员王以哲、李济川等纷纷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形势的严重性已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对日本侵略者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我没判断日本会整个来。我判断他要挑衅，找件事对中国挑衅，然后军人好有借口说话。当时中国有好多事件，譬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知道这件事不能了，那就不同了。”[2]“日本人从来就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不敢”。张学良把日本的军事异动看作一种挑衅，而这种挑衅的目的和南京事件、济南事件的性质差不多，试图通过小规模战争向中国索要一些政治经济利益，日本当时并没有占领东北的野心和实力。因此张学良认为对于日本的挑衅只要忍让，回避不给敌人口实，就可以避免战争发生。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方连续不断的挑衅，张学良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他对奉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紧接着张学良又在北平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3]。于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判断这只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因此作出不抵抗的决策，令国土不战而沦入敌手。
从当时的历史看，张学良选择不抵抗似乎是错误的，可是从长远看，他的决定与中国一贯主张“和为贵”的文化历史传统一脉相承。而历史是一个衔接紧密的整体。阶段性的某一事件，无法评述其是非与功过，只有把局部与整体结合起来审视和研究，才能为我们提供张学良之所以作出不抵抗决定的历史依据，使我们由此探析其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
（二）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意识到苏、日军力强大，由此产生退避强敌的思想
1905年5月中东路竣工通车就一直由中苏共管，主权未按照规定交还给中国，且有些事情已超越中东路的范围，牵涉到中国的主权。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断向张学良进言：“苏联内部空虚，边防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4]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帆，前驻伊朗公使邹尚友等所谓的俄国通也纷纷向张学良提过一些类似的情况，促使张学良对苏联判断失误。
北伐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下，掀起了大规模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更激发了张学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1929年张学良准备强行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激怒了苏联，斯大林立刻调动大军反击。张学良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遭到苏联红军部队如此强大、迅速的反应，故没有动员足够的兵力。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时间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无力支持，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这次经验，让血气方刚的张学良痛定思痛，觉得自己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受到打击，也让张学良了解到，南京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有任何能力支持东北对外抗击强权。而东北军的实力，还只是地方部队，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军事强国单独作战。加之东北易帜后，张认为一切对外交涉应由国民政府出面，而且，国民政府也是这样要求的。通过这次事件，张学良清楚地认识到，假如东北军与日苏爆发任何的冲突，一切只能由东北军自求多福，国民政府是靠不住的，东北军既没有同苏军单挑的能力更没有和日军对抗的可能。这种思想也是九一八事变当日他下令不抵抗的原因之一。
（三）中原调停，东北军留守不足，张学良产生自保求生思想
1930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是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新军阀之间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内战。东北军作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方面军，其军事实力不次于任何一方，举足轻重，各方皆极力拉拢张学良。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的“巧电”，称谓：“战局倘再延长，势必民食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良素以爱护民众维护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5]这是一个明显助蒋的信号。并且以东北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巧妙地武力调停且措施恰当有力。紧接着张学良将军又率东北军大举入关，使反蒋联军的扩大会议迅速土崩瓦解，提早结束了这场劳民伤财的内战。也由此表现出张学良在实践中思想的日趋成熟。
这时候东北军的主力，大部分已经离开东北入关，从而暴露出东北边防更为空虚的问题。但是，1931年中国又再度发生战争而分裂，讨伐石友三之变，张学良牢记中央的统一，又一次把留在关外看家的大部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前后10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致使东北地方防务见空，日本关东军利用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在关内，而蒋介石又连续发动内战，整个国防空虚，乘机发动九一八事变。
如果张学良下决心与关东军决一死战，他必须将关内的东北军主力全部调回关外，且东北军刚刚平定了石友三的叛乱，张学良不能不顾虑到东北军单独与日本人作战，其后果很可能是东北夺不回来，华北也会丢了，东北军将彻底垮台。这也是张学良思想上决定不抵抗的原因之一。
（四）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导致张学良不抵抗思想的主因
国民政府对日军的挑衅会采取尽量容忍与暂时不抵抗政策的立场出于蒋介石的亲自观察。蒋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学校，对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战力，更是有着清楚的了解。当时日本已经跻身世界级的工业与军事强国，不但拥有全球最为精锐的陆、海军，国家与社会都已现代化，而且随时可以完成总体战前的动员。而当时的中国处在几十年不息的内战之中，国家整体意识极为薄弱，没有工业基础，政府财政运作困难，社会仍然处于封建时代的农业结构。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当，没有国家整合力量的认识和能力。因此蒋介石认为，假如当时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中国，要想和日本正式的进行作战，其结果要比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悲惨，恐怕不但要割地赔款，甚至还会亡国灭种。所以，蒋介石认为首先中国必须设法统一，然后才能集合国力，推动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与日本抗衡的国力和军力。所以，对日本关东军的挑衅，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外交上则诉之国联来主持公道。1931年七月与八月之间，爆发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显示出日本关东军极有可能会乘机闹事，张学良也曾多次向南京中央请示对策，可是当时的蒋介石与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张学良唯一与不变的答复，都是不抵抗，这正与张学良服从全局的思想相契合。这也是张学良决定不抵抗的主要原因。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在巨大的压力和严酷的现实面前，张学良辞职下野出国考察，回国后于1935年9月奉蒋之命率东北军入陕围剿红军逆时而行。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学良的思想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爱国主义思想由此得到升华，于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将军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翻开了中国现代史崭新的一页，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具体分析，促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进而发动兵谏有如下几个方面因素。
（一）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激发张学良强烈的爱国思想
1935年，日寇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计划。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步步退让，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更使东北军再次受到重大损伤。张学良目睹山河破碎，“国权凌夷，疆土日蹙”[6]，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奋起御辱。
（二）剿共受挫，使张学良产生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思想
1935年张学良奉命来陕围剿红军。10月至11月东北军进驻陕甘，经过崂山战役、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不到两个半月连遭重创，实力锐减，这使张学良及东北军广大官兵受到极大的震动。对于东北军的惨败，蒋介石不但没有关切之意，而且乘机取消被歼部队的番号，减发军饷，促使背井离乡的东北军对内战已无斗志。东北军在剿共内战中即将瓦解的危机，不仅威胁到张学良的政治地位，也使他感到失去军队的实力也就失去了对日作战收复失地的资本。这使张学良及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刻认识到：“不停止内战，就保住不了东北这一点实力，不联共，就无法抗日；不抗日就收复不了东北，红军剿不了，共产党打不倒”[7]。
特别是在进攻红军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红军对他们不打骂、不虐待、不歧视，生活上给予优待、照顾，思想上予以开导教育，这些被俘官兵回到军中处处传播共产党的主张和种种见闻，他们强烈要求张学良率领他们“打回老家去”，这使张学良认识到，共产党是实现他抗日愿望的盟友。尤其是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在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通过在红军的参观和学习，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并自告奋勇要求回东北军劝说张学良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抗日。高的努力，加快了张学良和中共的上层联系。1936年初李克农赴洛川和张学良进行洛川会谈，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促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产生劝蒋抗日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深，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中共领导和红军将领联名签署《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共在信中诚恳地表明了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愿望。正如张学良所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了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8]1936年3月，张学良与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在陕北洛川进行了会谈，张学良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极表赞同，但他对中共主张抗日反蒋表示了不同意见。同年4月9日，张学良又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在延安基督教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对帮助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会谈中，在对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再次认为蒋介石是中国当时的中枢首脑，他本心可能抗日，且蒋拥有全国最大的军事力量，掌握全国政权，抗日需要与蒋的合作。张认为自己与蒋尚有交情，主张自己在内部劝蒋，共产党在外面逼蒋，促使蒋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抗日的道路。对此，周恩来表示，中共将会认真考虑张的联蒋或逼蒋抗日的意见。[9]
延安会谈以后，张学良迅速将联共抗日的决定付诸行动，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抗日准备工作。为提高东北军官兵的政治觉悟，张学良于1936年6月创办《西京民报》，向东北军官兵及其广大西北民众宣传抗日爱国的思想；为提高军政素质，他和杨虎城共同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轮训营团以上军官；为提高中下级军官的政治素质，他在西安东城门成立了学兵队；为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同志，积极进行联共抗日工作，他秘密组织了抗日同志会。这些工作，为日后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使张学良实现从剿共到联共抗日的思想转变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日救亡在客观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迫切的主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特别是在西北，由于红军各路主力的进入，迅速形成了革命大本营。然而蒋介石却继续坚持内战，遭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陕甘人民的愤怒声讨。这使得西北又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6年9月，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共同召开的“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大会”要求张学良认清形势，担起领导抗日的重任。加之一些爱国民主人士，早在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就积极支持张学良反对日本对东北的干涉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成了推动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一股强大力量。杜重远、高崇民、李杜等爱国人士和将领及救国会的领袖们，都对张学良思想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有力的促进。1936年初，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杜重远，杜对张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着重介绍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他认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杜真诚期望东北军要“用武于抗日疆场，立功于驱逐外侮的征战中”。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曾说：“杜重远最初是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10]
李杜则推荐刘鼎到张学良部作为联络代表，后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一直住在张学良公馆的东楼，刘不但和张学良时常见面，并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尔后张同中共的联络，多由刘鼎奔走，至此，张学良完全实现了由剿到联共抗日的角色转换[11]。
西安和全国各界群众普遍与热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及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引导，坚定了张学良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决心。
（五）杨虎城的支持与配合，使张学良思想转变得到升华
杨虎城将军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忠实捍卫者，一个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爱国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杨始终抱有坚定的抗日决心和一雪国耻的雄心壮志。他对蒋命其率17路军围剿陕北红军之令，处于保存实力的本能，始终比较懈怠。东北军入陕后，国民党特务曾采取散布流言蜚语等手段，企图破坏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团结。对此，杨虎城除了冷静观察、严肃对待外，主动接近东北军官兵，尽地主之谊，热情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杨虎城还尽力与张学良主动接触。1935年国民党五大召开期间，张学良在南京得知109师覆灭，心情十分沮丧，杨劝张不要过于伤感，要向前看，张很受感动。东北军剿共受挫，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同样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均持置之不理的态度。同样的命运使两人共同认识到红军是消灭不了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要抗日，就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一次谈话中，张对杨诚挚地表示，东北军毫无夺取西北之心，要杨放心。此后，张、杨关系日益融洽。11月28日西安召开纪念杨虎城坚守西安孤城十周年大会，张学良率东北军参加，充分显示了他们团结一心的抗日决心，他们已达到了相互“推心置腹，什么都可以合作”[12]的地步了。为了抗日他们在劝蒋无效的情况下，1936年12月12日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三
综上所述，1931年九一八事后，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到西安事变的逼蒋抗日；从九一八事变的隐忍到西安事变的果断；从不抵抗将军到抗日英雄；从千古罪人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张学良以其个人意志和人格魅力，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及果敢无私的品德，千古不朽，永垂青史。
（作者单位：西安事变纪念馆）
[1] 1931年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
[2] 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3]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真相》，《南方周末》2002年8月8日。
[4] 于军、周晓红：《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5]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6] 张梅玲：《张学良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思想转变》，《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页。
[7] 姜克夫、黄德昭、王秦选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8] 姜克春、黄德昭、王秦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页。
[9] 田益民：《西安事变评述》，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0] 姜克夫、黄德昭、王秦选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11] 郭俊胜：《张学良史事笺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12] 王维远：《张学良的抗日思想》，《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