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墓志源流

《吕氏春秋·孟冬纪·安死》:“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5]可知战国时便有人在坟前置铭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聘礼》郑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其材，宫阙以石，窆用木。'”“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后此凡刻石皆曰碑矣。”[6]“碑”最初用途较广，秦以后定名为“碑”。《通志·金石略序》:“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7]源于秦始皇宣威扬德的各地石刻是现存的早期长篇石刻文献。

西汉经乱初定，碑刻不多见。而早期立于墓穴以安放棺材的木板，此时演变成刻述墓主个人信息的纪念性墓碑，并形成一定风格。《文心雕龙·诔碑第十二》“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8]。

汉末天下大乱，民生艰难，三国两晋多禁碑。《宋书·礼制二》:“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9]碑刻减少，形制小的棺中墓碣渐增。《闻见记》卷六《石志》:“古葬无石志，近代贵贱通用之。”[10]另外，关于碑铭文体已有较多文艺批评观点，如《典论·论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宜实，诗赋欲丽。”[11]又《文赋》“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12]。该时期墓志如《晋故处士成君之碑》[13]即标准的普通人墓志，记述墓主姓名、籍贯、生卒年和生平德行等。从中可见两点新变化：一是墓志中常出现撰写者的简单信息；二是墓志中常重在表现亲朋邻里等人的哀思，引用、比拟、夸张等辞格繁多，婉辞已广泛使用。后至南北朝，墓志渐具固定格式，如文末皆以铭溢美，委婉用语持续增加。

隋唐墓志数量最为庞大。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出版说明》:“今天存世隋唐五代墓志原石和拓本，数量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无人进行精确的统计，据粗略估计，大体在五千种至七千种之间。”[14]相比之下，魏晋南北朝墓志数量显得较为封闭，且研究成果较多。21世纪以来，学界对隋唐墓志的关注始有升温。

至宋，书法大家辈出，碑刻文字书法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宋末少数民族发展壮大，元朝是近百年的蒙古族政权，出现了用蒙古语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镌刻的碑铭。明清皇陵碑刻规模蔚为大观，清代有满、汉两种文字并刻的碑文。

总之，中国的石刻研究，始于汉，盛于宋，清时达到顶点。两千多年来，金石研究自成体系。自清末甲骨出土渐增，金石分离，各成独立学科。五四运动之后，考古学逐步形成，其中科学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引入石刻研究。随后大量出土的墓志为石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补充。近十年来，碑刻已有的研究范围广，学科分层细，但关注墓志中普遍存在的委婉辞汇和修辞的论文仅寥寥几篇，至于婉辞种类、复音化趋势和多重研究价值，更缺乏系统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