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浙语音研究的浓墨重彩一笔

——序钱毅《宋代江浙诗韵研究》

刘晓南

（复旦大学古籍所 教授、博士生导师）

语音史的传统是关注一个一个历史时代的汉语语音系统，力图将它们串联起来，建立起汉语音系发展历史的完整链条，贯通五千年甚至更为久远的语音发展脉络。但当你进入到某一具体时代，试图描写、归纳并展示那扑面而来的愈来愈丰富的语音现象时，你就会发现这个传统所形成的框架却极力要将它们扭结成为一条瘦硬的符号链，使得框架与事实之间的互不适应日益严重，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早在一千多年前，先哲颜之推就告诉我们：“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正所谓古今一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果承认现代方言语音及各种表现的异常复杂，那也同样得承认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语音的多样化，诚如颜之推所言，这是自古而然的。

所以，语音史越是纵深发展，就越发要在历史长河上的不同共时层面上横向分流、辐射展开。这恐怕就是近几十年来的语音史研究中，历史语音的地域特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以历史方言语音研究为标志的区域语音研究蓬蓬勃勃，既是研究深入的趋势所致，也是全面展示历史语音的必然。

只要约略回顾一下现代学者众多的研究成果，随手便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能清晰地看到在“链条”不同节点上缀合的“别样场景”是如何地愈益宏大而丰富。如果暂不考虑这些成果产生的时间先后，仅从研究对象所处时代来看，有对上古《诗经》用韵中东方、西方音系的探讨（王健庵），燕齐鲁卫陈等方音在《诗经》等文献中表现（林语堂）、又有《老子》《楚辞》等特殊押韵的方音特色（高本汉、董同龢），先秦两汉齐语语音（汪启明）、出土文献中的楚语语音（赵彤、杨建忠）等等，又有汉魏晋南北朝用韵中的地域语音（罗常培、周祖谟、丁邦新等），周隋长安音（马伯乐、尉迟治平等）、唐五代西北方音（罗常培等），唐代关中音（黄淬伯）、宋代汴洛方音及各地语音（周祖谟、鲁国尧、李范文等），一直到明清方言韵书研究的如火如荼展开……这根链条上的许多节点都被有效地横向拓展开来，借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恰一似“红杏枝头春意闹”。

排在这个“扩容版”的新式链条后段的宋代，其历史方音的研究并不落后。自1941年周祖谟先生的《宋代汴洛语音》开启宋代语音研究领域以来，上世纪中后期鲁国尧先生以宋词用韵的系列研究，继续拓展空间，向纵深推进，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冲涌，东西南北中遍地开花，逐渐形成了中原音（或通语及汴洛音）研究、大北京音研究、西北音研究、山东音研究、江浙音研究、福建音研究、四川音研究、江西音研究、湘楚音研究等等独特的研究领域。这一大波研究区域的拓展，涉及面之广，发掘程度之深，暴发力之巨，其得风气之先，以“独领风骚”来形容亦不为过。

地处东南大地的江浙语音研究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领域。江浙地区的语音在现代主要是吴方言语音，又有江淮官话及若干小方言或方言岛的分布。作为现代汉语的一支非常独特的大型方言，遍布于江浙大地的吴方言它从何而来？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扬雄的《方言》中就记录了许多属于今江浙地区的吴、越方言词。上世纪初，林语堂《前汉方音区域考》据之确立“吴扬越”一系方言。由此看来，吴音之立，其来尚矣！其后，颜之推说的“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陆法言说的“吴楚则时伤轻浅”等等，应当都是指的吴语地区方言语音，既“轻”且“柔”，真真的吴侬软语，绵绵邈远啊！漫漫二千余年之中，究竟有多少因缘际会、历多少风云变幻，留下了多少今古传奇，又有几人能知、何人能晓？“莫问侬家作底愁，细思今古事悠悠”（李纲《戏为吴语》），江浙地区语音如何发展、吴语究竟在历史上有何表现？无疑是现代语音史与方音史饶有趣味而又颇具挑战性的一大课题。

方言学家普查现代吴语诸点进行历史比较，揭示音系中的历史层次，拟测原始吴方言、南部吴语等假说。

音韵学家则另辟蹊径，发掘历史语音文献展开考察，近者如一百年前的苏州话（丁邦新），往前则元代松江音（鲁国尧），再往前，直至宋代韵书中某些吴音特点（宁继福）、江浙地区某一部分或某一地区文人诗词的某些特殊用韵（裴宰奭、李爱平、张令吾、胡运飙等）等等的揭示，这一篇一篇讨论具体语音问题论文的成功刊发，有效地将江浙语音历史的研究推进到约八百年前的宋代，犹如点点早梅引新春、涓涓细流入大海，预示着宋代江浙地区语音全面揭示的全新局面即将到来。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了钱毅同志的新著《宋代江浙诗韵研究》（下简称“钱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作为江浙文人诗歌用韵的论著，钱著充分吸收前人的经验和成果，运用文献考证与历史比较的新二重证据法，以宋代江浙文人诗歌用韵作为研究对象，索隐钩沉，潜心考索，发掘新材料，揭示新现象，经过多层面古今语音特征的比较、论证，实现了对八百年前宋代江浙语音的全方位描写，无疑成为了全面揭示宋代江浙地区语音的韵部系统及其特征的首部专著，填补了宋代语音史以及方音史的一个空白。

钱著从《全宋诗》及其补编中穷尽搜集宋代江浙诗人1999家，诗作83965首，韵段87955个，首次将宋代江浙地区所有文人的传世诗歌一网打尽，数据之庞大堪称海量，浩乎宏哉！又广泛查阅宋代笔记小说、宋人文集、诗话词话等等上百种文献，爬罗剔抉，索隐钩沉，搜寻宋人有关江浙地区语音的零散记述，调查这些宋人亲闻亲见的方言散记，好一似时空穿越，堪与现代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相比美，形成宋代江浙语音的又一强力证据，有力地配合并支持诗歌用韵中方音特征的论证。比如，江浙诗人有较多“支—鱼通押”的韵段，它们是吴音特点吗？钱著核查宋人的笔记语料，列举陆游《老学庵笔记》的吴地谚语“鸡寒上树，鸭寒下水”及“鸡寒上距，鸭寒上嘴”，俞琰《书斋夜话》的“吴音余为奚，徐为齐”等材料，与诗歌中的混押互相印证，则“支—鱼”相混断为吴音特征即可定谳。

通过海量数据的分析、归纳、对比、求证，钱著得出如下几个重要观点。

一，宋代江浙地区诗人用韵与宋代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在礼部韵系的幌子之下，实际使用通语十八部韵系，再一次确证宋代通语音系是通行于各方言区的通用音系。确认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这个韵系可在各方言区通行无碍，即可断定它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之语音，其语音系统是时代的代表音系。

二，从江浙诗人用韵中归纳出跨通语韵部的混押：阴声韵12种、阳声韵18种、入声韵混押5种以及阴声韵与阳声韵混押2种、部分阳声韵与入声韵混押若干例等等，共计37种混押，运用历史比较法，跟现代吴音，江淮方音等江浙地区的方音作古今比较，又与同期历史文献中显露出来的各地方音进行对照，从古文献与现代方音对应两个方面，论证其中有吴音特点20条，同时还确认宋代对应于今江淮官话的地域如扬州等地流行的是带有浓重吴音色彩的江淮语音。

三，将宋代江浙地区的所有的方言特征进行区域分布的对照比较，根据方音特点在不同区域分布中的相对优劣态势，确立宋代江浙地区的方言可以作上下位性质的分区，似可概括为“两极六区”。所谓“两极”即同一区域中存在并列的两个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或南朝通语），前者范围较大，后者范围较小。“六区”指吴方言下又可以区分成六个相对特色的次方言区，对照现代吴方言的分片，之间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这可以说，现代吴方言的格局，在八百多年的宋代即已基本成型。

上述观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揭示江浙语音发展之途径，廓清宋代东南语音之疑云，毫无疑问，钱著因其对宋代江浙地区语音首次穷尽式的全面揭示而在近代语音史和吴方音史的历史长卷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钱著的价值还不止此。其有关海量诗歌韵脚的整理考核，无异于是宋代字音在实用中的一次检阅，对韵书编纂史研究及古籍整理同样有其价值。

比如《集韵》本着“务从该广”的宗旨，在《广韵》基础上增收韵字数万，很多字音的来源扑朔迷离，叫人疑惑。如“去”字《广韵》只有上、去二读，《集韵》增列平声鱼韵丘於切一音：“去，疾走也”，新增之音义从何而来？钱著整理徐侨的《云山歌》一诗，发现在这首句句押韵的古体诗中，有韵句云“有禽消摇其间兮不去，飞俛啄兮蔌薇”（《全宋诗》第52册第32809页），而全诗18个韵句，除“去”外全属支微部平声，因此“去”必读平声，方可与其它韵脚字形成“支—鱼通押”的混押。“去”的这个平声的韵读恰与《集韵》来源不明的新增音相符，提供了实际语音的支持。

在古籍整理方面，韵脚的校注也很有价值。如薛季宣《九奋·记梦》的一段话“观其臣之就位兮，厥令尹曰瞋鲑，总群鰕而将之兮，胄乃元惟鲍鱼”。“瞋鲑”一语另本点断为两个词，这不仅仅是断句或标点的不同，还涉及到韵脚字以及特殊用韵的确认。钱著经过细致考察之后认为“瞋鲑”当连读成词，不能点开。书中的一大段论证，可归纳为三点：一，“鲑”之义训为“河豚”。二，“瞋”乃“张目也”之义，即怒目奋张之态，若将“瞋鲑”断开，则“令尹曰瞋”不辞，若“瞋鲑”连用则形容河豚发怒鼓包时之形态，惟妙惟肖。三，薛季宣另有《河豚》诗云“岂其食鱼河之鲂，河豚自羡江吴乡。瞋蛙豕腹被文豹，刖如无趾黥而王……”，这首诗以“瞋蛙”来描写鲑鱼之鼓目之态，与“瞋鲑”是相通的。可知原作者使用“瞋”字形容河豚是其常用手法。这个考证，旁证、内证齐全，论证有力，颇令人信服。

当然钱著也有某些相对薄弱之处，如对现代吴音和江淮官话的了解，还可继续深入，方言间的比较还有加强的空间，某些特殊韵例或韵字的考证还有待深入等等，虽说瑕不掩瑜，然亦当引起注意！

最后，我想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出的“瘦硬”框架链条与语音史的丰富表现不相协调的问题上来，愿意借此机会抛砖引玉，提出我久萦于怀的对语音史的时空维度一个思考，请钱毅同志及读者诸君批评。

“框架”与事实不吻合，是框架错了吗？就象钱著告诉我们的一样，宋代各个区域诗词用韵研究，其语音主流无一例外为十八部（个别情况是十八部的变体十七部，如四川）。十八部音系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各区之中，整齐而规则；其特殊押韵游移于十八部系统之外，丰富多彩，方音特征尽在其中。无论如何，诗歌用韵中呈现的实际语音都应当区分为两个部分：一为通用的通语韵部系统十八部，一是游移于通语音系周边的方音特征，两者绝无或缺。可见，任一时代任一地区语音的完整呈现，实在是包含了有严整规则的通语音系和叫人眼花缭乱的方音表现两个部分。只有通语音与方音结合才构成完整的时代之音，通语音系是时代音的主体、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但绝非整个时代语音的全部。原来，之前当我们说“宋代语音系统”时，其实际的语意应当是“宋代通语语音系统”亦即曰“宋代的代表音系”，它并非整个宋代的语音。其他时代皆可类推。

因此，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中，音系的链条是存在的，为什么它曾经表现得“瘦硬”，原因就在于将时代的代表音系——通语音系当作了整个时代的语音。一个时代除了代表音系，更多的是各种方音，所以，语音史的框架除了“链条”还得有数量众多的区域空间的点与面，一种说法是“散点多线”（何九盈）。但笔者以为“线”也有主次之分。是否可以这样看：完整的语音史应当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或可称为上位层次）是通语音系，是时代语音的代表，它们可以依先后时代互相衔接构成为一条历史链条，而第二层次（或可称为下位层次）是散布于链条节点上的方音特点，它们在历史传承中并不一定互相连接，其中有一些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了下来，更多的可能是在历史长河的大浪中被淘汰掉，成为一种栖身于文献中的历史上失落的存在。

这样来看语音史，能否彻底解决问题，仍有待检验，或许也是一条可行途径吧？！

2019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