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研究的背景
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而其中最为严重且最难应对的当属气候变化问题。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在2007年发布的第四份评估报告，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的主要诱因。而同年英国财政部发布的《斯特恩报告》的研究结果显示，对气候变化无动于衷将使各国遭受的损失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20%，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付出的成本大约仅为GDP的1%。[1]为此，国际社会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198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成立，由此开启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对气候变化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1990年12月，第4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5 /212号决议，决定成立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参加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由此国际气候谈判正式开始。时至今日，国际气候机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和批准（1990～1994年）、《京都议定书》谈判和批准（1995～2005年）、后京都谈判时期（2005～2011年）和2020年后国际气候机制谈判时期（2011年以来）。当前，世界各国正围绕着2020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进行着激烈的博弈。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问题进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2007年4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首次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此后的历次联合国大会上，气候变化都是要讨论的议题之一，俨然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安全问题。不仅如此，为了推动和确保国际气候谈判的成功，联合国秘书长还先后在2009年9月和2014年9月发起和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首脑特别峰会。此外，诸多重要的多边国际组织和论坛，如联合国、八国集团峰会、G20集团峰会、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MEF）都对气候变化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可以说，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议题和备受关注的“高级政治”问题之一，研究气候变化相关问题不仅重要而且显得尤为必要。
二 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欧盟是最早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的行为体之一，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当前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凸显和受到关注的背景下研究欧盟气候政策具有以下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欧盟气候政策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欧盟在构建国际气候机制中的立场、承诺和发挥的作用，为中国有效参与国际气候机制提供借鉴。自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国际政治议程后欧盟就积极参与其中，是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主导者之一和国际气候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与此同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欧盟一开始就是以集团方式参与谈判，《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也允许欧盟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履行其减排目标（EU as a Bubble）。作为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气候集团，欧盟的立场和气候行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其他缔约方有着重要的影响，欧盟在气候谈判中立场和行为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气候谈判的走向和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发生某种改变。欧盟在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上可能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和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既取决于欧盟成员国对气候变化的利益认知和彼此之间的立场协调，更取决于国际气候合作和国际气候机制的发展。研究欧盟气候政策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欧盟气候立场的影响因素和可能选择的气候行为，为提高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主动性、完善中国的气候政策质量和其建设性参与后京都气候机制建设提供借鉴。
其次，研究欧盟气候政策是理解当前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冷战结束以来，欧盟成员国急剧增加，为应对扩大带来的制度冲击，欧盟推进机构改革，虽然《里斯本条约》于2009年12月正式生效，但是欧洲一体化的现状改观不大，加上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当前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欧洲一体化需要新的发展点和动力。而气候变化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应对气候变化不仅能够实现欧盟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且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物品”属性为欧盟运用“欧洲模式”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机遇。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层面的气候行动要比成员国的行动更具成效，为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内容。鉴于气候变化涉及领域的多面性，欧盟气候政策的实施会对欧盟能源政策、欧盟“里斯本战略”（欧洲2020战略）以及欧盟对外行动能力和国际地位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欧盟机构也抓住这一机遇极力提高其存在的合法性，气候变化已成为欧洲一体化新的发展动力。因此，研究欧盟气候政策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领域和前景。
再次，欧盟气候政策对世界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如前所述，气候变化涉及政治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欧盟很早就对气候变化给予了重大关注，对气候变化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采取了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特别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转型，欧盟启动了“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评估气候变化对欧盟各产业的影响及其对策，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经济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效仿的榜样。同时，在全球层面上欧盟以集团方式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共同做出承诺和承担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然后再由欧盟相关机构进行协调，根据成员国的实际国情承担不同的气候变化责任和义务。在欧盟内，其成员国国情差别较大，既有经济高度发达的德国、法国、英国等富裕国家，也有诸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发展相对滞后的“团结国家”（Cohesion Countries），更有加入不久的中东欧成员国。可以说，欧盟进行内部气候政策协调时面临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困境的一个缩影。[2]从目前来看，欧盟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成员国规定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不仅保证了欧盟总体能够实现其国际气候承诺，而且保持了欧盟的团结和一体化的发展。欧盟气候政策也为国际社会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责任的划分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研究欧盟气候政策能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提供诸多启示。
三 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状况
（一）国外学界的研究状况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国际政治议程，欧共体就对气候变化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并酝酿采取共同的气候变化立场和措施。但是此时国外学术界并未对欧盟气候政策给予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尚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单一欧洲法令》和《欧洲联盟条约》首次使欧盟具有了独立的环境政策，其也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关注的重心和热点之一。[3]随着《公约》得到各国批准和生效，为落实《公约》的宗旨和精神以及为1995年召开的《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做准备，美欧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尤其是欧洲学者开始探讨欧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共同气候立场和气候目标。国外主要的学术刊物刊登欧盟气候政策研究方面的文章日渐增多，欧洲国家相关的期刊和研究中心更是成为该研究的基地和中心，英国还创办了专门研究气候政策的杂志——《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4]自此之后，国外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研究范围日益广泛，研究深度也日渐加强。[5]
总体而言，伴随着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演进，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①1997年京都会议以前，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多数著述主要围绕着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欧盟气候政策的要素以及欧盟如何形成共同气候立场以及确立什么样的气候目标展开。②从京都会议结束到《议定书》生效，国际社会围绕《议定书》的批准和生效进行了艰难的博弈。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议定书》，构建京都气候机制的努力陷入困境，欧盟经多方斡旋以及重大让步最终促使《议定书》在2005年生效。在此过程中，欧盟发挥了主导作用，不仅确定了具体的量化减排目标，而且对排放贸易的看法也由反对转为支持，并宣布将率先启动欧盟范围内的温室气体限额贸易体系——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基于此，国外学术界的研究转向欧盟政策的实施、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和欧盟在国际气候机制中的领导地位等方面。③自2005年，伴随着后京都气候谈判的进行，欧盟的后京都气候政策、欧盟在后京都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气候领导权）和作用则成为国外欧盟研究的热点之一。④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结束以来，国外学者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转向后哥本哈根时代欧盟气候战略的调整及其影响、2030年欧盟能源与气候变化目标和立法进程的研究。
可以说，国外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既有对前一阶段研究议题的继续，同时随着气候政策的发展，新的研究内容也不断增加。为研究的方便，本书将从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欧盟内部气候政策、欧盟气候外交、欧盟的气候领导权以及欧盟气候政策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评述。
1.关于欧盟气候政策发展的研究
如前所述，在《公约》获得批准和生效后，国外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开始起步，并出现了一系列的著作和文章。由于欧盟气候政策尚处于酝酿之中，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给予较大的关注。1992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组织了一次关于欧盟气候政策的专题讨论会，较为全面地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与会者的论文后被编辑出版，这是国外学术界第一本从国际政治角度对欧盟气候政策进行论述的著作。[6]此后，多位学者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作了剖析和研究，从分析视角看主要有以下两类。
（1）阶段分析的视角。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主要有：尼杰尔·海格（Nigel Haigh）将早期（1996年以前）欧共体的气候政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分析了在不同阶段欧共体所采取的气候变化措施及其成效。[7]伊恩·麦纳斯（Ian Manners）认为欧盟确立共同气候立场的谈判经历了提出稳定排放目标（1990年5月～1990年10月）、确立实现目标的战略（1990年11月～1991年12月）以及创设共同气候战略实施条件性（1991年12月～1992年6月）等三个阶段。[8]塞巴斯蒂安·欧贝特（Sebastian Oberthur）和马克·帕伦埃尔斯（Marc Pallemaerts）从欧盟气候政策与国际气候政策的互动出发，依据一般的政策形成理论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欧盟气候政策分为议题设定阶段（1988～1995年）、欧盟气候政策形成阶段（1995～2001年）、对《议定书》的执行阶段（2002～2009年）以及政策重新评估和后京都气候机制的准备阶段（2005～2009年）等。[9]此外，作为欧盟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战略项目（ADAM Project）的研究成果之一，安德鲁·乔丹（Andrew Jordan）等人也从欧盟气候政策发展史的角度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10]
（2）层次分析的视角。鉴于欧盟气候政策涉及主体的多层次性，国外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发展的研究不仅表现在关注欧盟共同气候立场和政策的形成上，而且对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气候的立场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尤根·维特斯泰德（Jøgen Wettestad）、迈克尔·格鲁布（Michael Grubb）分别从成员国层面、欧盟层面以及全球层面上对欧盟气候政策作了梳理，并对其前景和未来进行了评估。[11]蒂姆·奥里奥丹（Tim O’Riordan）和吉尔·雅格（Jill Jäger）主编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欧洲人的视角》是一本论文集，该书考察了欧盟及成员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采取的政策与措施。[12]尤特·考利尔（Ute Collier）和拉格纳·鲁夫斯泰德（Ragnar Löfstedt）的《欧盟气候政策的政治现状》从国内政治、欧盟政治和国际政治三个层面对欧盟主要成员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瑞典等的气候战略及其影响因素做了仔细的比较研究，该书也是一本论文集。[13]保罗·哈里斯（Paul G.Harris）的《欧洲与全球气候变化》则从政治、外交政策和地区合作的视角对欧洲国家的气候政策进行了全面研究。该书也是一本论文集，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了欧洲各个国家气候政策的特点，第二部分则探讨了欧盟共同气候政策的形成、执行和决定因素。[14]嘉德林（Lyn Jaggard）的《气候变化政治在欧洲：德国与环境的国际关系学》论述了德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地位、对国际气候政治的参与方式和影响，并以2002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和《公约》缔约方第八次会议为案例做了实证研究，是一本十分难得的专著。[15]
2.关于欧盟内部气候政策的研究
当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欧盟议程之时，正值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环境政策获得突破性发展之际，虽然受制于《单一欧洲法令》确立的“辅助性原则”（the Subsidiary Principle），欧盟委员会等机构仍极力主张在欧盟层面上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努力。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公共属性最终促使欧洲理事会决定在构建气候变化机制的国际谈判中，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其中，然后再进行内部责任分摊。基于此，国外学术界对欧盟内部气候政策的研究首先关注欧盟共同气候立场和政策的形成，此后随着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变化，国外学者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侧重点也不断变化。截至目前，国外学者对欧盟内部气候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对欧盟共同气候政策和立场的分析。马瑞·F.卡尔逊（Marinn F.Carlson）最早对欧盟气候政策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16]尤特·考利尔（Ute Collier）对1996年前欧盟为确立共同的气候战略而进行的各种尝试——欧盟统一的碳税、大力促进节能专项行动（SAVE）、可再生能源专项计划（ALTENER）以及温室气体监测机制等措施的实施过程和效果逐一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造成上述现状的原因。[17]马特·基哈德森（Marte Gerhardsen）、迈克尔·梅林（Michael Mehling）、努诺·拉卡斯塔（Nuno.S.Lacasta）等研究了欧盟共同气候目标和政策形成过程中行为体的地位、欧盟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政策工具以及未来的前景等。[18]布莱恩·魏恩（Brian Wynne）则分析了欧盟共同气候政策形成中的制度和文化因素。[19]娜塔莉亚·古德兹（Nataliya Gudz）对欧盟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坎昆气候大会的表现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政策领域、制度设计、成员国偏好、身份认知和外部意外冲击等五大因素决定了欧盟共同对外气候立场。[20]
（2）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研究。在构建京都机制的谈判过程中，起初欧盟极力反对过多地使用排放贸易（Emission Trading）来实现《议定书》给附件一国家规定的减排目标。然而到了2000年，欧盟对排放贸易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而且宣布将从2005年起启动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伴随着这一决定，国外学术界掀起了对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研究的热潮。
美欧学者首先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欧盟对排放贸易立场转变的原因上，研究成果主要分为来两类：一是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阿特里·克里斯滕森（Atle Christiansen）和尤根·维特斯泰德（Jøgen Wettestad）运用层次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欧盟对排放贸易立场急剧转变是国际、欧盟、成员国、次国家乃至个人层面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21]二是理论研究，许多国外学者也运用各种理论范式对欧盟的立场转变进行了阐释：劳伦·卡斯（Loren Cass）借助“规范钳制”（Norm Entrapment）和“偏好变化”两个概念对欧盟的立场转变进行了深度的剖析；[22]埃德温·伍尔德曼（Edwin Woerdman）、本杰明·斯蒂芬（Benjamin Stephan）则分别以路径依赖方法和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论范式对此做了考察。[23]
随着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从理论走向实践，该体系运作中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开始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主要包括：第一，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内在运作和发展。在欧盟环境总司中负责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的委员约斯·德贝克（Jos Delbeke）领导下，包括彼得·查普飞（Peter Zapfel）、马蒂·瓦里奥（Matti Vainio）在内的欧盟委员会专业工作人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政治、经济、法律以及管理等视角对欧盟排放贸易的起步到执行做了透彻的研究。[24]与此同时，政治学家也参与其中，诠释了欧盟排放贸易中的各种力量——政府、工业以及非政府的游说团体——之间的互动，代表性的著作当属挪威的乔恩·B.斯凯亚希斯（Jon Birger Skjærseth）和尤根·维特斯泰德的《欧盟排放贸易——起源、决策与执行》，[25]在该书中，两位作者关于欧盟委员会在欧盟排放贸易运作中作用的论述颇有见地。[26]第二，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中排放配额的分配。根据通过的欧盟排放贸易指令，在排放贸易实施的初期，排放配额是免费的且由成员国自己决定，此后再通过两个阶段的过渡最终实现欧盟排放许可的完全拍卖和市场化，这些免费的排放许可如何分配成为决定欧盟排放贸易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在欧盟排放贸易实施的第一阶段（2005～2008年），国外学者（特别是欧洲学者）全面分析了欧盟委员会分配方案的特点、政治和经济内涵。对第二阶段（2009～2012年）配额分配的研究则集中在免费配额的分配方法上，即“祖父条款”（Grandfathering）与拍卖（Auction）两种分配方法之争。第三，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影响和前景的研究。欧盟排放贸易体系进入实施之后，主要欧洲学者适时对其运作进行了评估。总体看来，这些学者对该体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对欧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和未来前景上。2006年英国《气候政策》杂志组织了一期欧盟排放贸易研究的专刊，其中深入探讨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与欧盟竞争力的关系，代表了此方面目前研究的最高水平。[27]诸多欧盟学者，例如卡德利·梅亚德（Kadri Miard）、弗兰克·康弗瑞（Frank Con-very）、索尼亚·彼德森（Sonja Peterson）等分析了企业游说、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制度设计和运作的影响。[28]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总结欧盟既往排放贸易体系执行经验的基础上，对2013年启动的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第三个执行期（2013～2020年）的前景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预测。[29]
截至目前，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然而作为欧盟实现气候变化目标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其仍是国外学术界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热点之一。
（3）对欧盟气候变化立法的研究。随着《议定书》的生效，如何实现既定的京都目标是欧盟需要认真应对的议题，加上欧盟在后京都气候谈判中单方面无条件承诺其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1990年降低20%。因此，欧盟自2005年起启动了关于“能源与气候变化”一揽子立法的内部谈判，以期通过气候立法实现上述目标，这引起了国外学者（主要是欧洲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研究。韦罗尼克·布鲁格曼（Veronique Bruggeman）和布拉姆·德尔沃（Bram Delvaux）是最早对《公约》和《议定书》生效以来欧盟气候立法进行系统探讨的欧洲学者之一。[30]克利斯多夫·盖拉茨（Kristof Geeraerts）等对2005年以来欧盟成员国及欧洲环境署成员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国家立法、倡议和制订的计划进行了比较分析。[31]此后，国外学者围绕着当时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的谈判做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内容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对“能源与气候变化”一揽子立法草案的解读与分析。围绕着欧盟气候立法谈判的进行，国外学者对2007年1月和2008年1月出台的两个版本的“能源与气候变化”一揽子立法草案的出台过程、主要内容和可能产生的效应做了分析和预测。[32]第二，“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立法草案于2008年底在欧洲理事会获得通过，并于2009年4月正式成为欧盟立法后，国外学者转而重新评估该立法的含义和实施的前景。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总体来说，国外学者持两种态度：一种观点认为“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立法的通过是欧盟气候政策的重大突破，是当前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也为后京都气候谈判的成功提供了动力，树立了榜样；[33]另一种观点主要来自供职于诸如“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三代环保主义（E3G）等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学者，他们认为，“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立法并不足以推动欧盟形成有活力的气候政策，同时欧盟在该计划中的减排承诺是不够的，更高的承诺才符合欧盟的战略利益。[34]当前，欧盟2030年能源与气候变化目标的确立与一揽子立法进程成为新的研究焦点。
（4）对欧盟内部气候变化责任分摊的研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做出了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减排承诺，然而在这样一个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联盟内，欧盟如何分摊成员国的责任就成为国外学者尤为关心的问题。拉塞·雷杰斯（Lasse Ringius）最早对京都会议前欧盟气候政策做了考察，提出欧盟应从公平性出发，依据具体的国情，在成员国间达成非对称性的责任分摊协议。[35]此后多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欧盟内部责任分摊协议作了详细分析，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欧盟责任分摊协议分配原则的探讨。宝勒·斯蒂芬森（Paule Stephenson）和乔纳森·波斯顿（Jonathan Boston）认为欧盟责任分摊协议建立在团结（Cohesion）和能力（Capability）两大原则之上，由此获得欧盟成员国广泛的政治支持。[36]皮尔·欧纳夫·马克伦德（Per Olov Marklund）、约翰·艾克曼斯（Johan Eyckmans）等人则分析了责任分摊协议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37]德国汉堡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托克·艾德（Toke Aidt）和桑德拉·格瑞纳（Sandra Greiner）借助于对京都会议前（1997年）和京都会议后（1998年）两份责任分摊协议的比较分析，得出“欧盟成员国承担的减排责任的份额取决于一国可接受的国家目标、其他成员国承诺的状况以及主持谈判的成员国在欧盟中的地位。[38]斯文·伯德（Sven Bode）则认为欧盟的责任分摊协议不是建立在某种公平的原则之上，而是政治妥协的产物。[39]此外，阿克西尔·迈克尔洛瓦（Axel Michaelowa）和雷杰娜·贝茨（Regina Betz）等也研究了21世纪欧盟扩大对责任分摊和气候目标的含义。[40]约翰·佛格勒（John Vogler）运用新制度主义中的合作博弈与规范钳制理论考察了构建京都机制和后京都机制过程中欧盟内部责任分摊的谈判。[41]
3.关于欧盟气候外交的研究
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欧盟作为国际行为体表现出了相对一致性和共同立场。为保持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欧盟开展了多层次的气候外交，不仅积极参与《公约》框架下构建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而且与许多国家进行了诸多的双边气候合作。在此背景下，国外学者对欧盟气候外交进行了剖析和研究。根据现有文献，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分析。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此的分析主要有五种视角：第一，经济利益分析。丹尼尔·科勒曼（R.Daniel Kelemen）认为奉行严格环境标准的欧盟产业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巨大冲击使欧盟期望在国际环境领域充当“领导者”，把欧盟环境标准扩展到全世界，减少对欧盟的经济冲击并从中获利。[42]英国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收益做了评估，认为行动越早花费越少，主张欧盟等发达国家发挥领导作用。[43]第二，建构主义分析视角。范登·布兰德（Vanden Brande）从“规范”“认同”等观念性概念出发，分析认为欧盟积极的气候谈判立场源于气候变化问题为欧盟进行内部合法性和外部认同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绝好的途径。[44]第三，双层博弈分析。路易斯·冯奇克（Louise Van Schaik）、卡雷尔·冯赫克（Karel Van Hecke）、塞巴斯蒂安·欧贝特（Sebastian Oberthur）、克莱尔·凯利（Claire Roche Kelly）等将欧盟的内部需求与外交战略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欧盟的积极的气候谈判立场基于进一步推动一体化的需要、缓解能源安全和实现国际问题解决的“欧盟模式”等。[45]第四，制度主义分析视角。乔恩·夏晖（Jon Havi）等人借助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研究了在美国退出《议定书》之后，欧盟依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采取积极立场的原因。[46]第五，结构主义分析。一些国外学者也从欧盟所处的外部环境中寻求对欧盟气候谈判立场的阐释。弗兰克·比尔曼（Frank Biermann）认为从国际气候格局看，欧盟处于美国与“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之间，充当南北之间纽带作用和提升欧盟的地位使其愿意采取较为积极的气候立场。[47]奥里奥尔·科斯塔（Oriol Costa）则以“颠倒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分析了气候政治对欧盟产生的影响，其中论及国际环境与结构对于欧盟气候立场的塑造作用。[48]此外，随着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以及国际气候谈判的胶着状态，国外部分学者开始对欧盟具体的谈判立场给予了关注和剖析，例如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紧扣近两年的谈判进展，出版了一系列的分析评论。[49]
（2）关于欧盟双边气候合作的研究。在《公约》框架之外，欧盟进行了大量的双边气候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但国外学者主要将研究集中在美欧、中欧等大国间的气候合作上，而较少对欧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给予重视。
美欧气候合作是国外学者有关双边气候合作中研究文献最多的一个方面，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跨大西洋公众气候观的比较研究；二是对美欧气候政策和立场的分歧及其原因的研究。贝恩德·汉斯尤根斯（Bernd Hansjürgens）主编的《气候政策中的排放贸易：美国与欧洲的观点》较为全面地比较了美国与欧盟在排放贸易理念、战略与实施手段上的差异。[50]米兰达·施罗斯（Mrianda A.Scherurs）等人主编的《跨大西洋环境与能源政治》虽未直接谈及气候变化，却从根本上对美欧环境政策理念的差异做了比较研究。[51]朱丽娜·斯密斯（Julianne Smith）等也研究了美欧气候合作的挑战，提出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52]约翰·佛格勒（John Vogler）和夏洛特·布雷瑟顿（Charlotte Bretherton）分析了美欧在构建国际气候机制上的不同立场，认为其源于双方的文化差异。[53]海耶斯（Jarrad Hayes）等则从国家安全的视角解释了欧美气候战略的差异。[54]
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气候合作也是国外学者，特别是欧洲学者比较关注的研究议题，目前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通过分析中欧之间的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以及其他气候合作项目，深刻剖析了气候变化问题在中欧关系中的战略性地位。[55]康斯坦丁·霍尔泽（Constantin Holzer）和张海滨对中欧间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领域合作的潜力和局限做了深度研究。[56]此外，在英国联邦事务部和瑞典外交部支持下，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查塔姆研究所）、三代环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进行的先导性创新研究课题——《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赖性研究》阐明了今后25年内中国和欧盟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挑战和机遇，并指出了今后中欧气候与能源安全目标合作的优先事宜。[57]目前上述机构的合作项目已进入正式实施阶段，开始研究如何推进中国的低碳发展，查塔姆研究所把该项目命名为“中国的低碳区域”（Low Carbon Zones in China）。
4.关于欧盟气候领导权的研究
在《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欧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议定书》的诸多条款要么是欧盟立场的体现，要么是在欧盟的建议下达成的，但是美国的立场也使欧盟的主张受到一定的冲蚀。如何保持欧盟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先地位？带着这一目的，欧洲学者开始了对欧盟气候领导权的研究。
在早期关于欧盟气候领导权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实际上是欧洲学者）主要关注如何保持欧盟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先地位并提出了各种具体的建议。1999年，两位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欧贝特（Sebastian Oberthür）和赫尔曼·奥特（Herman E.Ott）在对《议定书》谈判过程和具体条款进行系统分析之后，提出了保持欧盟气候领导地位的建议：一是确保《议定书》的批准和生效（即使美国从一开始就置身其外）；二是以欧盟和成员国层面气候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来发挥“示范性”领导作用；三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气候战略合作。[58]2000年，乔伊特·古普塔（Joyeeta Gupta）和迈克尔·格鲁布（Michael Grubb）主编的《气候变化与欧盟领导权》对欧盟的气候领导权做了深层次的全面分析。两位学者在塞巴斯蒂安·欧贝特和赫尔曼·奥特建议的基础上又增加两条保持欧盟气候领导地位的新提议：一是欧盟应采取新的外交手段确保其对外影响的统一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二是欧盟和成员国需进行全面的公众教育和拓展宣传运动，使公民理解欧盟为执行气候政策和措施需做出的牺牲。[59]
2001年美国退出《议定书》之后，欧盟在几经努力和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最终促使《议定书》获得各国的批准后而生效，欧盟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权进一步凸显。由此开始，研究欧盟气候领导权的学者和文献也越来越多。总体来看，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欧盟气候领导权含义的考察。乔伊特·古普塔和迈克尔·格鲁布在《气候变化与欧盟领导权》一书中率先对欧盟的领导权进行了界定，提出欧盟具有结构性、工具性和方向性三种形式的领导权。[60]伊迪丝·范登·布兰德（Edith Vanden Brande）运用“民事强权”（Civilian Power）概念解释了欧盟在环境领域（气候变化）的领导权，认为其内容既包含有权力目标，也包含有规范理念的目标。[61]克里斯蒂·尤西·罗瓦（Chirista Uusi-Rauva）采用话语分析方法，以欧盟能源与气候变化一揽子计划为案例探讨了欧盟报刊对环境领导权的塑造，发现欧盟环境领导权的内涵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不同。[62]狄梅根（Megan Dee）则提出了评价欧盟地位的新框架，将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地位与作用分为领导者、推动者和拖后腿者三种情况。[63]
（2）对欧盟气候领导权的基础和决定因素的研究。学者的总体观点比较接近，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米兰达·施罗斯（Mrianda A.Scherurs）和伊夫·泰伯费恩（Yves Tiberghien）研究认为，欧盟对国际气候领导权的追求源于其分散的治理结构下不同政治层级间的竞争与多层互助的相互作用，其领导地位的保持取决于：欧盟内“绿化”国家的行为和承诺、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主导作用、公众的支持以及欧盟的道德承诺。[64]塞巴斯蒂安·欧贝特（Sebastian Oberthür）指出，四大要素决定欧盟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欧盟的制度构架、欧盟气候政策的协调性、气候政策的示范效应以及保持国际气候机制框架正常运作的能力。[65]伊万娜·克里特鲁（Ioana Creitaru）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认为欧盟的气候领导权取决于其正式的政策承诺、气候政治的主要参与方、多层治理的结构以及外部环境等四大因素。[66]
（3）对欧盟气候领导权未来前景的研究。国外学者对此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波研究开始于2001年美国宣布退出《议定书》之后，这一时期学者重在评估欧盟是否具备充当气候领导者的能力。约翰·佛格勒（John Volger）认为欧盟具备了某些引导全球气候政治的能力，但是欧盟实现其承诺的能力和排放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影响其领导地位的确立。[67]乔伊特·古普塔（Joyeeta Gupta）、拉塞·雷杰斯（Lasse Ringius）和古纳尔·斯泰特（Gunnar Sjöstedt）等分析认为，欧盟行为体能力的不足和成员国国情的差异限制了欧盟气候领导潜能的发挥。[68]第二波研究开始于《议定书》即将生效之际，其核心是2012年后欧盟的气候领导地位。阿克西尔·迈克尔洛瓦（Axel Michaelowa）率先对后京都时代欧盟气候领导权的现状进行了考察。[69]查尔斯·希普斯（Charles Heaps）等在对欧盟的国内气候行为和国际义务分析后指出，欧盟难以发挥气候领导权的症结在于不具有足够的政治意愿。[70]塞巴斯蒂安·欧贝特（Sebastian Oberthur）和克莱尔·凯利（Claire Roche Kelly）则极为全面地研究了欧盟气候领导权的动因、成就和未来的挑战，是此方面研究中难得的精品。[71]
2009年底，在联合国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和“基础四国”达成《哥本哈根协议》也凸显出欧盟地位的边缘化。以克里斯蒂安·艾根霍夫（Christian Egenhofer）、约瑟夫·柯廷（Joseph Curtin）、安东·乔奇夫（Anton Georgiev）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欧盟地位边缘化的原因和后哥本哈根时代欧盟领导地位面临的挑战和对策进行了剖析。[72]目前，此方面新的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5.关于欧盟气候政策影响的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初决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酝酿欧盟共同气候政策开始，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欧盟推行气候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气候政策的经济影响。此方面的研究学者多为经济学家或者长期从事与经济相关研究的学者。当欧盟气候政策启动之时，这些学者从根本上还是把欧盟的气候政策看做一种经济政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克劳斯·康拉德（Klaus Konrad）等早在1997年就考察了欧盟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环境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和环境效应，认为欧盟能够借此实现经济和环境双重收益。[73]洛朗·维格尼尔（Laurent L.Vignier）、斯蒂夫·普鲁斯特（Stef Proost）等分别评估了《议定书》对欧盟成员国总体经济、工业活动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74]索尼亚·彼得森（Sonja Peterson）、杰诺特·克莱珀（Gernot Klepper）等探讨了欧盟气候政策与欧盟竞争力的关系。[75]
（2）欧盟气候政策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公共物品属性为欧盟层面的应对措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动力，国外的政治学者逐渐注意到欧盟气候政策的政治含义，尝试性地分析了其对欧洲一体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日本新潟大学教授臼井洋一郎（Yoichiro Usui）对欧盟气候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发现，欧盟气候治理中存在着治理模式软化（Softening）的趋势，并认为欧盟的“软治理”可能是实现欧洲一体化的另一途径，也将改变欧洲一体化的内涵。[76]马汀·格罗恩利尔（Martijn L.P.Groenleer）和路易斯·冯奇克（Louise Van Schaik）以《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为案例，分析了欧盟的国际行为体属性。[77]伊恩·贝利（Ian Bailey）和尤根·维特斯泰德（Jørgen Wettestad）考察了欧盟排放贸易治理结构的变化，前者认为各成员国对欧盟层面排放贸易法律框架的同意并不意味着环境管辖权向欧盟机构的倾斜，[78]后者指出排放贸易管理权向欧盟的集中化趋势将使欧盟委员会丧失在国家排放许可分配计划（National Allowance Plan）中发挥的重要权力，是对欧委会设定各国排放权上限权力的制约和平衡。[79]乌尔里卡·奥罗森（Ulrika Olausson）运用定性话语分析方法考察了瑞典报刊和公共电视台对气候变化的报道，认为欧洲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正在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认同”，其结果将赋予欧盟更大的合法性和地位。[80]阿诺·贝伦斯（Arno Behrens）等分析了气候变化资金需求对欧盟预算的意义，认为其将推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提高欧盟的预算规模等。[81]总体来说，国外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分散，但是其重要性正在日益受到重视。例如，布尔塞尔欧洲政策中心（European Policy Center）等一些欧洲研究机构已经设立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前期研究正在进行中，相信近期会有比较多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出现。
（二）国内学界的研究状况
中国虽然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中，但是起初并未认识到全球气候变化的真正内涵，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普通的环境问题来对待。因此，国内学者也迟迟没有对其给予应有的重视。1997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开始进行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并成立了全球气候变化课题组。1998年，为配合我国参与第四次缔约方会议谈判的准备工作，该所承担了气候变化专题研究项目“‘巴西案文’的谈判立场及反对‘后阿根廷进程’研究”，该项目的重点是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就中国参与谈判的立场和对策提出了我们的观点和建议。[82]2005年，国家气候中心还创办了综合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专业期刊——《气候变化研究进展》，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对气候变化进行研究的中文刊物。
中国对于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起步则更晚。最初只是在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框架下，将其作为欧洲一体化第一根支柱下环境政策的一个分支来看待的，中国学者也基本是以研究欧盟环境政策为主，未对欧盟气候政策做专门的研究。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中国学者对欧盟气候政策研究的重视也仅是近十年的事情。2005年，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课题组出版《各国气候变化应对体制研究报告》，其中董章杭对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程序、咨询机构和主要政策与法令做了梳理和分析，可以说是此方面研究的开始。[83]从目前看，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向。
（1）欧盟气候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欧盟是世界上最早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体，最初中国学者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落脚点在于如何从欧盟气候政策中汲取经验，从而为中国未来发展转型服务，由此，中国学者分析了欧盟气候政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一，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庄贵阳是国内第一位系统对欧盟排放贸易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其分析了欧盟排放贸易机制的内容，评析了欧盟的国家排放配额分配计划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84]此后，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欧盟排放贸易进行了解析，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王伟男博士不仅对欧盟排放贸易机制及其成效做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而且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欧盟气候政策的专著——《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经验》。[85]第二，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伴随着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法规的出台，国内学者分析了欧盟“能源与气候变化”一揽子立法的含义及其对中国气候立法的启示，代表性分析如柯坚和何香柏的《环境法原则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的适用——以欧盟的政策与法律实践为分析视角》等。[86]
（2）欧盟追求国际气候领导权的动因分析。与国外学术界相比，中国学者虽然也关注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领导地位的状况及其对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影响，如薄燕和陈志敏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盟领导能力的弱化》[87]，但更加关注欧盟推行较为积极的气候政策和追求国际气候领域的“示范性领导权”的原因。谢来辉在剖析特殊偏好论、政治战略论和减排成本-收益比较决定论等三种阐释欧盟气候政策的观点之后，从恐惧、荣誉和利益的角度构建了理解欧盟气候政策动因的综合框架，并从国际经济互动关系的相对利益角度来全面理解各国的气候政策。[88]高小升和严双伍则认为追求经济利益、降低能源依赖、推动一体化的发展和欧盟内各层面的支持与推动等内在动力与国际体系和国际气候机制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以及拓展解决国际问题的“欧洲模式”等外在动因的共同作用促使欧盟采取相对积极的气候政策。[89]董勤从能源安全利益驱动的视角分析了欧盟气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且对欧盟的气候单边主义进行了剖析。[90]李慧明运用新现实主义理论分析了影响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结构性动因，指出国际体系结构（包括气候政治格局）是欧盟在京都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最根本的决定因素。[91]此外，不少国内学者在分析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时也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动因有一定的论述。[92]
（3）欧盟对外双边气候合作。通过双边合作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是欧盟对外气候战略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国内学者对欧盟的对外双边气候合作给予了一定的研究，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中欧气候合作和美欧气候合作上。对于前者，中国学者的关注点在于分析中欧气候合作的现状、潜力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促进中欧气候合作的建议，代表性分析如薄燕和陈志敏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93]对于后者，中国学者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方法研究美欧应对气候变化方式的差异及其对欧美气候合作的影响。薄燕、刘慧等借助比较分析法分别研究了美欧在《议定书》中发挥不同作用的原因和美欧气候政策的差异，前者认为气候变化在外交议程的不同地位、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差异以及对气候变化的生态脆弱性和成本的认知是决定美欧发挥不同角色的原因，[94]后者则指出美欧气候政策差异的实质是“碳资本主义”与“生态资本主义”两种不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竞争，进而得出“美欧气候政策冲突不易调和”的结论。[95]严双伍和赵斌则分析了欧盟与美国在气候政治领域的分歧与合作。[96]
（4）对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的研究。鉴于欧盟政体的混合性，国内学者不仅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气候政策，也关注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气候政策。当前已有相关成果主要关注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气候政策。对于英国的气候政策，吴向阳最先介绍了英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制度的框架，并分析了其政策效果和存在的问题。[97]此后，王文军、陈迎剖析了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98]朱松丽和徐华清通过对英国2003年和2007年能源白皮书的比较研究认为，英国气候政策已发生微妙的变化，从强调自身减排蜕变到一再强调国际行动及建立相应国际框架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发生变化的原因。[99]对于德国的气候政策，廖建凯不仅分析了德国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进程，而且研究了德国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能源政策与法律措施。[100]李妍则分析了福岛核泄漏后德国的弃核战略对其减排目标的影响。[101]冯存万则对法国气候外交与实践进行了较为仔细的剖析，指出了其战略目标、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102]
（5）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的欧盟气候战略分析。2009年底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欧盟的国际气候谈判策略遭遇重大挫折，由此开始了欧盟气候政策的转型与调整。围绕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对未来欧盟气候政策的走向展开了分析。高小升分析了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政策变化的表现、主要原因及其对欧盟和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103]陈俊荣对欧盟2020战略影响下欧盟未来的低碳发展方向做了详细的剖析。[104]刘衡则全面分析了欧盟对2020年后全球气候机制构建的立场与利益诉求。[105]房乐宪和张越结合欧盟在2013年发布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及其配套文件《发展气候适应战略指导方针》的核心内涵，不仅对欧盟在适应气候变化上最新立场进行了解读，而且分析了欧盟在华沙气候大会上的政策立场，评估了欧盟气候政策的最新动向及其对中国气候政策的含义。[106]当前此方面新的研究正不断出现，也是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欧盟气候政策的热点。
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发现，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注重经济分析，尤其是欧盟的排放贸易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对欧盟气候政策的政治含义的分析与论述文献却相对分散，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作为欧盟一体化合作的领域之一，欧盟气候政策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系统的论述。基于此，本书以欧盟的气候政策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共同气候政策发展进程的基础上，研究欧盟气候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动因、成就和挑战，进而分析其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和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借鉴意义。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一体化的视角对欧盟气候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尤为重要，因为只有遵循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正确方法，也是本书总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具体来说，本书将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历史分析法。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梳理欧盟气候政策发展进程，并按照笔者的研究视角对其重新进行阶段划分，总结欧盟气候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未来趋势。
（2）文献分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欧盟发布了大量的官方文件来阐明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在欧盟内，欧盟及其成员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承诺。通过分析和解读欧盟及其成员国发布的各种政策和立场文件，分析和研究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主要立场、采取的主要政策及其特点。
（3）辩证分析法。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运行逻辑，欧盟气候政策也不例外。辩证分析法就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来认识事物的一种分析方法。就本书而言，笔者将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以及对立统一的观点对欧盟气候政策进行研究，揭示欧盟气候政策不断发展的决定因素，分析在全球不少国家消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欧盟为何采取颇为积极的气候政策和追求国际气候领导地位。
（4）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为了能够对欧盟气候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和研究，本书不仅运用定量分析（数据、图表等）对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而且在研究欧盟气候政策存在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使用定性分析对欧盟气候政策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判断。
四 本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书将运用上述提到的研究方法对欧盟气候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研究与分析。全书由绪论、五章和结语等七部分组成，具体的分析逻辑思路如下。
绪论部分介绍了本书选题的背景、分析了本书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分析，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从而确立本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主要梳理了欧盟气候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并根据政策内容和一体化程度将欧盟气候政策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即1986～1995年的酝酿探索阶段、1996～2005年的正式确立阶段和2005年以来的深入发展阶段。在欧盟气候政策的酝酿探索阶段，主要体现为欧盟气候变化观的转变，在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欧盟的战略意义后，欧盟确立了稳定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目标，初步制定了实现目标的气候战略并尝试将其落到实处，从而为确立欧盟在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随着国际气候机制进入《议定书》谈判和批准阶段，欧盟气候政策逐渐形成：一方面，欧盟以颇具雄心的欧盟共同气候目标和在气候议题上的妥协让步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的成功；另一方面，欧盟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兑现其承诺，革新温室气体监测机制，启动“欧洲气候变化计划”和建立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以及出台其他气候政策措施等，这不仅强化了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地位，也使欧盟气候政策确立起相对完整的政策框架。2005年以来，欧盟气候政策进入深入发展期。在国际上，欧盟积极参与到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和2020年后国际气候机制谈判中，发布多份官方文件，详细阐明欧盟的谈判立场；在联盟内也先后确立了欧盟中长期气候目标，并通过“能源与气候变化”一揽子立法来兑现其承诺，使欧盟气候政策又向前迈出一大步。
第二章论述了欧盟气候政策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原因。本书认为，欧盟气候政策的建立和发展是多种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内因来看，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缓解能源安全以及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是欧盟及成员国推行积极气候政策的主要动力，而欧盟社会各界对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支持也是重要原因。从外因来看，20世纪90年代欧盟外部形势是欧盟气候政策得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主要包括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结构和气候政治格局、全球化对欧盟的压力和挑战以及欧盟拓展解决国际问题的“欧洲模式”的需要等。
第三章则对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评估。总体来看，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政策框架体系，主要体现在：在欧盟层面，欧盟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温室气体限额贸易体系——欧盟排放贸易体系，而且在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适应能力建设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国际层面上，欧盟积极参与到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中，不仅包括《公约》及其《议定书》下的国际气候谈判，而且通过八国集团/20国集团、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欧盟-美国峰会以及欧盟-中国领导人会晤等多边和双边渠道推进国际气候合作，并借此建立起欧盟在国际气候领域的领导地位。
第四章分析了欧盟气候政策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欧盟气候政策管辖权限的不足、气候政策制定缺乏灵活性和协调性以及共同气候政策措施软弱是欧盟气候政策难以回避的内在问题。与此同时，欧盟气候政策示范效应的下降、欧盟塑造后京都气候机制能力的削弱以及来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等《公约》缔约方的挑战等也是欧盟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时不得不面临的外部挑战。如何应对内在问题和外在挑战对欧盟气候政策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第五章则研究了欧盟气候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不仅分析欧盟气候政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而且分析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确立和发展不仅加速了欧盟治理模式的转变，推进了欧盟的预算改革，而且降低了欧盟的“民主赤字”，提升了欧盟的合法性，提高了欧盟的行动能力和国际地位。与此同时，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也受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规制，欧盟扩大、欧盟机构改革以及欧洲2020战略的出台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欧盟气候政策的运作情景。
最后是本书的结语。这一部分主要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欧盟气候政策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判断。从长远来看，鉴于欧盟气候政策在推动欧盟经济发展转型、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拓展欧盟解决国际问题的“欧洲模式”以及提升欧盟的世界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欧盟气候政策仍将是未来数十年内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优先议程，但欧盟气候政策的未来发展状况将取决于欧盟实现减排目标的能力、欧盟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关系的处理以及《里斯本条约》的履约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写作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困难，如该领域整体研究比较单薄，资料收集困难，涉及内容庞杂等，从而使笔者在创新方面颇感力不从心。经艰苦的努力，形成了笔者关于欧盟气候政策的一些粗浅观点，仍有待学界批评指正。
[1] Nicholas Ster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he Stern Revie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vi.
[2] Michael Grubb，“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 a Global Context”，in Helge Ole Bergesen et al.，eds.，Green Glob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42.
[3] 20世纪90年代初的历届欧盟研究协会（European Union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EUSA）年会上，欧盟的环境政策是每届年会都重点讨论的研究议题之一，具体参见欧盟研究协会出版的刊物——《欧盟研究评论》（EUSA Review）。
[4] 《气候政策》杂志为双月刊，创刊于2001年，隶属于地球观察出版集团（Earthscan Publication Ltd），是世界知名的专门研究气候政策的权威期刊，期刊官方网站，http：//www.earthscan.co.uk/？tabid=480。
[5] 截至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大部分为论文集，专著寥寥无几。相关的研究性论文主要散见于：《共同市场研究》（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欧洲公共政策》（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欧洲环境》（European Environment，后改名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气候政策》（Climate Policy）、《国际环境协定》（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欧共体及国际环境法评论》（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环境政治》（Environmental Politics）、《全球环境政治》（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等期刊。
[6] Pier Vellinga and Michael Grubb，eds.，Climate Chang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Report of a Workshop Held at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October 1992（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3）.
[7] Nigel Haigh，“Climate Change 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in Tim O’Riordan and Jill Jäger，eds.，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A European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p.155-185.
[8] Ian Manners，Substance and Symbolism：An Anatomy of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urope（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0），pp.39-81.
[9] Sebastian Oberthur and Marc Pallemaerts，“The E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limate Policies：An Historical Overview”，in Sebastian Oberthur and Marc Pallemaerts，eds.，The New Climate Polic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Internal Legislation and Climate Diplomacy（Brussels：VUB Press，2010），pp.27-63.
[10] Andrew Jordan and Dave Huitema et al.，eds.，Climate Chang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Confronting the Dilemmas of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52-80，180-210.
[11] Jøgen Wettestad，“The Ambiguous Prospects for EU Climate Policy：A Summary of Options”，Energy & Environment 12，（2001）：139-165；Michael Grubb，“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 a Global Context”，in Helge Ole Bergesen et al.，eds.，Green Glob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1-50.
[12] Tim O’Riordan and Jill Jäger，eds.，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A European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13] Ute Collier and Ragnar Löfstedt（eds.），Cases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Political Rea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1997）.
[14] Paul G.Harris，ed.，Europe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Politics，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Cheltenham，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7）.
[15] Lyn Jaggard，Climate Change Politics in Europe：Germa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Environment（London and New York：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07）.
[16] Marinn F.Carlson，Policy Formulatio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Senior Honors Thesis，Dartmouth College，1993）.
[17] Ute Collier，“The EU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The Struggle over Policy Competences”，in Ute Collier and Ragnar Löfstedt，eds.，Cases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Political Rea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1997），pp.43-64；Ute Collier，“The European Union’s Climate Change Policy：Limiting Emissions or Limiting Power？”，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4（1996）：122-138.
[18] Marte Gerhardsen，Who Governs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EU？A Study of the Process Towards a Common Climate Target（Oslo：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1998）；Joseph E.Aldy，et al.，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ecurity：Lessons Learned（Washington，District of Columbia：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 Studie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09），pp.39-71；Nuno S.Lacasta et al.，“Consensus among Many Voices：Articulating the European Union’s Position on Climate Change”，Golden G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32（2002）：351-414.
[19] Brian Wynne，“Implementation of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3（1993）：101-128.
[20] Nataliya Gudz，“How Many Voices？Constructing a Theorit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EU’s Internal Unity in the UNFCCC Negotiations”，November 2011，http：//www.ibrarian.net/navon/paper/2_December_2011.pdf？paperid=19397376.最后登录时间：2014年5月26日。
[21] Atle Christiansen and Jøgen Wettestad，“The EU as a Forerunner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How Did It Happen and Will the EU Succeed？” Climate Policy 3（2003）：3-18；Atle Christiansen，“The Role of Flexibility Mechanism in EU Climate Strategy：Lessons Learned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Politics，Law and Economics 4（2004）：27-46.
[22] Loren Cass，“Norm Entrapment and Preference Change：The Evol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Position on 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5（2005）：38-60.
[23] Benjamin Stephan，Europe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Seeking Explanations for EU’s Changing Stance on Emission Trading（Brussell：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Vrije University Belgium，2008）；Edwin Woerdman，“Path-Dependent Climate Policy：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Emission Trading in Europe”，European Environment 14（2004）：261-275.
[24] Jos Delbeke（ed.），EU Environmental Law：The EU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Leuven：Claeys and Casteels，2006）.
[25] Jon Birger Skjærseth and Jørgen Wettestad，EU Emissions Trading：Initiation，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8）.
[26] Jørgen Wettestad，“The Making of The 2003 EU Emission Trading Directive：An Ultra-Quick Process Due to Entrepreneurial Proficiency？”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 5（2005）：1-23；Jon Birger Skjærseth and Jørgen Wettestad，“Making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s an Entrepreneurial Epistemic Leader”，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5（2010）：314-321.
[27] 本期专刊共有9篇文章，其中4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欧盟排放贸易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具体参见Climate Policy，Vol.6，No.4，2006。
[28] Kadri Miard，“Lobbying during the Rivision of the 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Does EU Membership Influence Company Lobby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36（2014）：73-89.
[29] 此方面代表性的分析主要有：O.Sarter，C.Palliere，S.Lecourt，“Benchmark-based Allocations in the EU ETS Phase 3：an Early Assessment”，Climate Policy 14（2014）：507-524；Jørgen Wettestad，“Rescuing EU ETS：Mission Impossibl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4（2014）：64-81；Denny Ellerman et al.，The EU ETS：Eight Years and Counting（Badia Diesolana：European Union Institute，2014）。
[30] Veronique Bruggeman and Bram Delvaux，“EU Energy and Legislation under Pressure since the UNFCCC and the Kyoto Protocol？” in Marjan Peeters and Purt Deketelaere（eds.），EU Climate Change Policy：the Challenge of New Regulatory Initiatives（Cheltenham，UK·Northampton，USA：Edward Elgar，2006），pp.223-239.
[31] Kristof Geeraerts et al.，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National Initiatives and Programmes（since 2005）on Topic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Luxembourg：European Parliament Policy，2007）.
[32] 主要的代表性分析有：Susane Droge，The EU Climate Strategy-Building Blocks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after 2012（Berlin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2007）；Davis Ellison，On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Is There an East-west Divide？（Budapeste：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ics，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2008）；Sally McNamara and Ben Liermen，The EU’s Climate Change Package：Not a Model to be Copied（Washington D.C.：The Heritage Foundation，2008）。
[33] David Howarth，“Greening the Internal Market in a Difficult Economic Climate”，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7（2009）：133-150.
[34] 代表性的论述有：Mike Hulme et al.，eds.，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Supporting European Climate Policy，Final Report，June 2009；Kati Kulovesi et al.，“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and Multi-faceted Interantional Dimensions of EU Law：Unpacking the EU’s 2009 Climate and Energy Package”，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48（2011）：829-891。
[35] Lasse Ringius，Differentiation，Leaders and Fairness：Negotiating Climate Commitment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Oslo：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1997）.
[36] Paule Stephenson and Jonathan Boston，“Climate Change，Equity and the Relevance of European ‘Effort-Sharing’ for Global Mitigation Efforts，” Climate Policy 10（2010）：3-16.
[37] 此方面代表性的主要论述有：Per Olov Marklund and Eva Samakovlis，“What Is Driving the EU Burden-sharing Agreement：Efficiency or Equit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85（2007）：317-329；Johan Eyckmans et al.，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the EU Burden Sharing Agreement （Leuven：Katholieke Universit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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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主要的分析评论有：Tuuli Mäkelä，Low-Carbon Development：Finance as a Stumbling Block to EU’s Position for Copenhagen（Helsinki：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9）；Anna Korppoo and Alex Luta，eds.，Towards a New Climate Regime？Views of China，India，Japan，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road to Copenhagen（Helsinki：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9）；Thomas Spencer et al.，The EU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Getting Back in the Game（Helsinki：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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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上述作者的经典论述参见：Joyeeta Gupta and Lasse Ringius，“The EU Climate Leadership：Reconciling Ambition and Reality”，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Politics，Law and Economics 1（2001）：281-299；Gunnar Sjöstedt，“The EU Negotiates Climate Change：External Performance and Internal Structural Change”，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3（1998）：22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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