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吸烟有害论在英美的兴起

当美洲的土著人最初使用烟草时，并不认为这种植物有害，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草药。大剂量吸入烟草燃烧产生的烟雾会有致幻效果，所以美洲土著还将其用于各种巫术仪式。15世纪，哥伦布将烟草带回欧洲后，欧洲的医生试图用当时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医学理论，即盖伦的体液说，来评估烟草的医药属性，以便将其纳入欧洲的医学系统。1571年，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医生尼古拉斯·蒙纳德斯（Nicolas Monardes）在其研究美洲药用植物的名著中，将烟草的体液属性确定为“热的、干燥的”，并列出了20余种可以用烟草治疗的疾病。直到19世纪，西方主流医学中还在使用蒙纳德斯所倡导的烟草疗法，在各种偏方中，烟草疗法存在的时间更长。[6]

烟草于16世纪引入中国时，中医在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中理解烟草对人体的作用。明末医学名家张介宾在其医药学著作《景岳全书》中首次评价烟草的属性：“味辛、气温、性微热，升也，阳也”，这与欧洲将烟草的本质理解为“热的、干燥的”非常接近。[7]张介宾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他听说烟草有“避疫”的作用。他在《景岳全书》中写道：当时明朝军队在云南打仗，“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只有一营士兵有吸烟的习惯，才安然无恙。他自己尝试了吸烟以后，结合中医理论，得出以下结论：

其气上行则能温心肺，下行则能温肝脾肾，服后能使通身温暖，微汗，元阳陡壮。用以治表，善逐一切阴邪寒毒、山岚瘴气、风湿邪闭、腠理筋骨疼痛，诚顷刻取效之神剂也。用以治里，善壮胃气，进饮食，祛阴浊寒滞，消膨胀宿食，止呕霍乱，除积聚诸虫，解郁结，止疼痛，行气停血淤，举下陷后坠，通达三焦，立刻见效。[8]

这一判断也与烟草在中国的流行路径相吻合。吸烟习惯进入中国后，首先在气候寒冷的东北和潮湿的南部山区流行起来。在东北酷寒的冬日，人们通过吸烟来驱寒；在南方潮湿的深山里，人们通过吸烟来祛除瘴气，预防霍乱、疟疾等疾病。[9]

使吸烟习惯遍及全国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它能与神经细胞的受体相互作用，使中枢神经先兴奋再抑制，缓解疼痛、饥饿、寒冷等感觉，并产生幸福满足感，长期使用还会使人上瘾。于是，人们普遍将吸烟视为喝茶饮酒一类的日常消遣，而非为了防治疾病。[10]到18世纪，吸烟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中医认为每天适量吸烟不会有害身体，因为烟草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阳气。班凯乐解释说，由于中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体中阴阳五行的平衡是健康的基本要求，所以吸烟对人的健康有益还是有害取决于“吸烟者的体质及其吸烟时的身体状况”。[11]基于这一医学理解，依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适量吸食烟草，就像用食疗和药物调理来恢复机体平衡、增强生命机能，正符合传统中国的养生之道。[12]

早期西医和中医一样，都认为适量吸烟无碍健康，甚至还使用烟草来治疗各种小病。但在19世纪，新兴的实验科学彻底改变了近代西方医学，对烟草医学效用的理解也随之发生了巨变。1828年，德国化学家首次从烟草中分离出尼古丁，并证明其有毒，此后，正规医疗中就甚少使用烟草了。[13]1857年，英国的《柳叶刀》及其他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有关吸烟危害的论战。在44位医学从业者的来信中，23封来信称吸烟有害健康，而其余来信则认为适量吸烟无损健康。[14]仅从来信数量来看，这场论战的双方可谓势均力敌。而且，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吸烟，来信者的证据主要来自他们各自的临床经验，按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些证据只能算是不准确的主观印象，很难被看作有效的科学证据。

在这场以专业医学刊物为平台展开的“烟草大论战”中，反对吸烟的医生宣称，吸烟会对身体和精神造成各种伤害。其中一些现在已经被严谨的医学研究证实，如中毒反应、恶心、消化不良、阳痿等；另一些对吸烟的指控，则仅仅根据似是而非的观察，或简单的道德评判，如认为吸烟会造成瘫痪、精神失常、反应迟钝、歇斯底里、失明、失聪、失忆等。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提倡节制（temperance）的社会改良思潮影响。在英国当时的新教社会改良派的语境中，“不节制”专指酗酒，他们认为劳工阶层酗酒的恶习是造成其道德堕落、生活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道德和宗教层面上谴责酗酒，发起禁酒运动。而“烟草大论战”中提到的吸烟对人的各种负面影响，多受这一时代整体舆论的影响，把与酗酒相关的身体症状移植到吸烟上。因此，当时“吸烟有害健康”的说法虽然基于实验成果和科学知识，但其实还掺杂了各种道德和宗教因素。[15]这场论战产生的各种关于吸烟有害的准科学知识，被后来的不吸烟运动当作坚实可靠的证据，反过来又支持了不吸纸烟主张，使之成为道德和宗教改良运动的一部分。

19世纪后半叶，英国有两个主要的反吸烟团体，分别是由托马斯·雷纳兹（Thomas Reynolds）于1853年在伦敦建立的戒烟社（Anti-tobacco Society），以及一些医生和神父于1867年在曼彻斯特成立的英国北部的戒烟社。其中，雷纳兹是最早也是最激进的反吸烟倡导者，他将烟草斥为“恶魔的毒草”，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吸烟。他反对烟草的坚定态度赢得了医学界、宗教界和慈善界人士的支持，1857年医学刊物上的“烟草大论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回应他发起的不吸烟运动。这两个组织反对吸烟，主要出于宗教和道德的考虑。在他们看来，吸烟成瘾不仅有害身体，更是对意志力的破坏，败坏了个人品行，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堕落和民族的缺陷。[16]

不吸烟运动是当时英国流行的禁酒运动的延伸。在禁酒运动中，带有宗教性质的中产阶级社会团体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们一方面积极游说国家立法约束个人行为，一方面在民众中宣传道德训诫。英国的不吸烟运动，也遵循了这一“立法＋训诫”的模式。有趣的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特有的时代精神，也即对个人自由意志的强调，被同时用来论证支持和反对吸烟的两派观点。马修·希尔顿（Matthew Hilton）的研究指出，支持吸烟者强调吸烟是个人自由，不容他人和国家干涉，而反对吸烟者则认为吸烟让人上瘾，有损人的自制力，应完全戒绝。[17]然而，到了20世纪初，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社会舆论开始一致反对青少年吸烟，并支持靠国家立法来严格禁止青少年吸烟。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但他们的身体和意志均未长成，发育中的身体更易受到烟毒的侵害，而不完全的自制力又使他们不能像成人一样抵抗烟瘾的影响。因此，在反吸烟组织的多年努力下，禁止青少年吸烟终于成为法律的一部分。1908年通过的《儿童法案》（Children’s Act）第三部分，详细规定了不得向16岁以下儿童出售烟草，青少年若在公共场合吸烟，警察或公园管理人员有权没收其香烟。[18]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也以吸烟有害的准科学知识作为宣传的基础。当时基督教福音主义在美国复兴，在那个“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age），日益壮大的美国城市中产阶层越来越意识到社会改良的重要性。他们尤其注重禁酒在道德改良中的核心作用。于是，和英国的情况类似，吸烟又与酗酒联系到了一起，再加上赌博、嫖妓等行为，都被当作败坏道德的恶习，需要立即戒除。然而，美国的不吸烟运动有别于英国。英国的不吸烟运动反对各种烟草制品的消费，包括雪茄、烟斗和纸烟，但在美国，纸烟是唯一遭到反对的烟草产品。倡导不吸纸烟的活动家们声称，吸纸烟者往往会由于纸烟相对温和的口感而将有毒烟气深深吸入肺中，而且纸烟的包纸会阻止尼古丁在烟丝燃烧过程中的挥发，因此他们认为，吸纸烟远比其他烟草消费方式，如抽烟斗、吸雪茄和嚼烟叶有害得多。[19]

不过，就像卡桑德拉·苔特（Cassandra Tate）在《纸烟战争》（Cigarette Wars）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区分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中产阶级对吸纸烟群体的偏见。1880年代，新发明的邦萨克纸烟制造机彻底革新了烟草业，纸烟的机器化生产为消费者提供了大量廉价纸烟。与此同时，当时聚集在美国各大城市中的南欧和东欧非新教劳工阶层移民从欧洲带来吸纸烟的习惯，这两方面因素使当时美国的吸纸烟人群集中于劳工阶层和城市贫民中，这些人正是中产阶级社会改良的对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吸纸烟被认为是同酗酒一样令人羞耻、不道德、不健康的行为。[20]

同英国类似，美国的基督教禁酒组织在构建吸烟（尤其是吸纸烟）有害这一新的社会观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美国不吸纸烟运动的核心，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积极分子露西·加斯顿（Lucy Page Gaston）于1899年成立了美国反纸烟联盟（Anti-cigarette League of America）。除了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新教组织，参与这一运动的还有企业家，比如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和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以及一些社会改革家。企业家关注的是劳工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担心吸烟会使工人懒散且道德败坏；而社会改革家则更关注士兵的身体状况，认为吸烟会损害军队的战斗力。于是，在反对纸烟的宣传言论中，原本已掺杂道德和宗教元素的关于吸烟危害的准科学知识，在进步时代的语境中，被赋予了更多实用主义色彩。[21]

反对烟草的运动和有关吸烟危害的论战不仅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也出现在同时期的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并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22]在这些运动中所使用的反对烟草的宣传言论都极为相似：吸烟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会引诱人酗酒和吸毒，还会浪费大量金钱；吸烟会损害吸烟者的品性，削弱他的头脑，使其道德堕落，最终使他无法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忠实的公民、有效率的工人和强壮的士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宣传言论中，对吸烟者个人健康的担忧仅仅是反对吸烟的原因之一，尤其受到强调的是吸烟对未成年人身体的伤害，以及对民族未来的恶劣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全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各国都认同“优胜劣汰”的国际秩序，相信国民的身体和心智对国际竞争至关重要。不吸烟运动也从这一思潮中获得了动力——吸烟损害的不仅是个人的身体，更是作为国民的身体。吸烟不再仅仅是个人的爱好，而攸关民族的命运，因此而进入公共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场域。这一观念很快随着纸烟一起传入了中国，但在当时的中国，国族观念和公民意识尚未成型，这一产生自西方语境的运动又会激起国人怎样的理解和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