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动机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颇具特色和影响的社会教育机构。它源于民国初年的通俗教育馆，产生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是当时政府推行并在城乡广泛设立的社会教育“综合机关”和“中心机关”[1]。它发端于城市，推广至乡村；始于江苏，遍及全国。其开展的活动，从识字教育到生计指导再到公民观念的塑造，涉及当时城乡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它开展的活动与普通的学校教育不同，除了主要针对失学成人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35年，著名民众教育家俞庆棠曾说：“民众教育馆在近年发展之情形”，“无论在馆之数量上，经费上，职员上，其进展之速，均足惊人。在近年中国蓬勃的民众教育运动中，吾人不能不说以民众教育馆（有仅称教育馆，亦有称农民教育馆）的推广为最有力”，“民众教育馆已成了推行民众教育之中心机关”[2]。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了“唤起民众”，改造基层社会，积极推行民众教育。1928年，江苏率先成立民众教育馆。次年1月，江苏公布修订的《中央大学区各县通俗教育馆暂行规程》要求，各县至少应设通俗教育馆1所，隶属于县教育局。7月，通俗教育馆更名为民众教育馆。年底，江苏多数县份已设民众教育馆。在此两年内，江苏的民众教育馆由城市发展至乡村。江苏创立民众教育馆以后，各省市闻风而动，也陆续组建民众教育馆。1929年后，随着民众教育馆的数量增多，其成分日益复杂，从管理层次看，有省立、县立之分；从经费来源看，有公立、私立之别[3]；从施教对象看，有农民与工人、蓬户与渔民等差异[4]。民众教育馆的组织建制与活动种类，虽各馆依据地方情形，所定系统、事项多寡互有所侧重，但都不是单一的识字教育，而是涉及识字教育、生计指导、公民训练等诸多领域的庞大的社会改造工程。时人感叹：“民众教育馆事业之设施，简直千头万绪，不胜枚举。”[5]1932年2月，教育部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1935年2月又颁行《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由此使民众教育馆形成一种国家法定的制度。
抗战爆发后，江苏等地沦陷，民众教育馆或停闭，或迁移。抗战结束后，由于内战烽烟又起，加之其他因素，民众教育馆的影响力已趋于衰微。因此，1928～1937年是民众教育馆开展改造活动最为辉煌和对基层社会产生一定积极影响的鼎盛时期。
本书选择抗战前江苏民众教育馆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它的缘起与演进过程，审视它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探讨它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活动，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以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区域的江苏民众教育馆为考察对象，更能够“由特殊见一般”，有助于探寻政府对基层社会现代改造的基本面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一项中心工作是塑造“新国民”，进行现代化建设。1928年，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以党统政”“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从进入“训政时期”开始，国民党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赓续军政时期已成之绪业”，另一方面是“萃全国之治入于一党”，“而其进行之方针……于地方必须培养政权所赖以行使之国民”[6]。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不仅要在基层建立有效的政权组织，还要对基层民众进行现代化改造。鉴于民众教育馆是当时推进民众教育的中心机构，江苏又处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因此，以江苏民众教育馆为研究对象，能凸显政府主导下以民众教育馆为依托的基层社会改造的实际情形，进而认识民教馆在基层现代化改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由于江苏民众教育馆具有数量多、普及率高以及鲜明的典范性等特点，从而更有个案研究意义。江苏是民众教育馆首创之省，江苏民众教育馆比任何一省都发达[7]。据调查，1934年底，江苏民众教育馆达262所，数量名列全国第一，占全国总数的1/3以上[8]。1935年，著名民众教育家董渭川指出：“有些省份尚不见得每县都能设馆一所”，而江苏“有一县设十馆八馆者”，为设馆最多的省[9]。江苏的民众教育馆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在举办活动方面，也成为外省民众教育馆的“样板”。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在1944年还谈到：“现在主持民教事业的人，大都承袭在江苏时的作风。”[10]可见，抗战前的江苏民众教育馆在此后许多年对全国的深刻影响。与其他省相比，江苏民众教育馆更有“典范性”的研究价值。也就是说，本书论述对象虽然是江苏民众教育馆，但是透过对这个典型案例的考察，可以认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教育馆从事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活动的基本面相。
第三，研究民众教育馆的基层社会改造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民众教育馆的发起者和推广者是南京国民政府，而具体主事者则是知识分子，彼此的立场不尽相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执政理念趋向于集权，教育是其构建新国家认同的重要环节，而肩负对民众进行“宣传及实际之训练”的国民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有限，民众教育馆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政权向下延伸的基层“宣教人”角色。然而知识分子接受的大多是西方理念，其改造思路与行事方式或与政府的意图有些微出入。本书着重以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为研究的切入点，似乎更有助于揭示它在改造过程中对上层决策作微妙调整的一面，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
第四，有关民众教育馆的学术研究，目前仍然比较薄弱。民众教育馆开展的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活动，先后经历识字教育、生计指导、公民训练三个阶段，对当时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状况的改善、公民观念的培养等，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史学界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平民教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很丰厚，但对于民众教育馆，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具体到江苏民众教育馆，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因此，翔实地考察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探讨江苏民众教育馆改造模式的意义，不仅有着较大的学术空间，而且可为当下中国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推动基层文化建设、构筑和谐社会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二 概念界定
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形成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外的社会教育机构。用当时江苏民教界人士的话说，就是“办理一般老百姓们的教育的地方”，“并且还注意推进社会进步”[11]。研究民众教育馆，涉及“社会教育”“民众教育”“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扩充教育”等名词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相关概念
第一，社会教育。“社会教育”（social education）一词，是1835年由德国教育家狄斯特威格（Diesterweg）提出来的。不过，当时德国的“社会教育”与后来我国的“社会教育”所代表的意义并不一致，德国的“社会教育”仅指以教育为出发点的校外青年工作[12]。在我国，“社会教育”一词是清末伴随着国外各种教育学说的传入而出现的。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有感于各国社会教育之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者众多，因此，竭力提倡社会教育[13]。同年8月，政府公布的教育部官制规定，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列成为教育部的三个职能部门[14]。在之后几十年中，教育部的内设机构屡有更易，然而社会教育司基本上都保留下来。“社会教育”由此成为官方正式使用的概念，也确立了它在教育行政系统中的地位。
民国时期学者吴学信指出：“社会教育为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以外，所施行的教育活动的泛称。”[15]陈立夫强调，社会教育“以全民为对象，其范围不仅限于失学之成人与儿童”，“其功能亦不仅以扫除文盲为遂尽其能事”，而是以“养成健全之公民”为旨归[16]。就是说，社会教育是家庭和学校之外面向一般民众、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教育。
从民国初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管理层面上，社会教育的对象大体没有改变，即它是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之外面向普通基层民众的教育，此其一。其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教育的内容，由简至繁，不断丰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社会教育除了传统的识字补习教育、民众娱乐教育、图书博物与体育等事项外，还增加了生计指导、公民训练等。就是说，社会教育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学校教育的范畴，而触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层面的现代化改造，既有学校式的补习教育，更有社会式的推广活动。
第二，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一词，正式使用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不过，史料显示，早在此之前，即有人提出“民众教育”的概念。1926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17]委员兼广东教育厅长许崇清拟订教育方针草案，提出14条纲领，内有“民众教育事业的扩张”一项；次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韦悫起草《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亦述及民众教育，主张“民众教育与民众运动一并进行”[18]。1927年8月，在第四中山大学区通俗教育馆开幕典礼上，第四中山大学普通教育部部长程柏庐提出，通俗教育与平民教育，都是对于民众的教育，即所谓“民众教育”[19]。教育家汤茂如说，1928年1月，俞庆棠约他到南京，协助创办民众教育院，当时程柏庐主张使用“民众教育”这个词，认为“民众”两个字很合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遗教，民众教育就是唤起民众的教育。俞庆棠、汤茂如两人都赞同程柏庐的意见，于是就开始采用这个名词。其后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时，正式决议政府所办的平民教育，一律改称民众教育[20]。从时间上看，许崇清、韦悫在拟订教育方针草案时，已经提出“民众教育”一词，1928年，经俞庆棠等人的大力提倡，政府开始积极推行这种面向民众的教育。
何谓民众教育？民国时期学者的诠释言人人殊。著名学者孟宪承认为，民众教育“是对于全体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习惯上则只用以指对于失学或无力继续入学者的教育”，“它不同于补习教育，因为它有大部分仅是社会活动，而并不必具学校补习的形式”[21]。民众教育家俞庆棠认为：“民众教育是失学儿童、青年、成人的基础教育，也是已受基础教育的儿童、青年、成人的继续教育和进修。”“它的方式不限于‘教育机关’或‘学校’，凡改变群众行为，授与知识技能理想而改进其个人团体生活的工作（如合作社、乡村改进会、保甲会议、农业推广等），都是它有效的方式。”她指出，中国的民众教育，既是改进现行教育的一种教育运动，也是屡经国难刺激而激发的民族复兴运动[22]。在俞氏看来，从小处着眼，民众教育是学校教育之外的补习教育与继续教育；从大处着眼，民众教育的范围包括合作教育、乡村改进教育、农业推广教育等一切有利于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教育运动是一场民族复兴运动。尽管学者的表述众说纷纭，然而也有若干相同或相近之处。如上述孟、俞的定义即颇为接近。或许我们可以用民众教育家高阳（号践四）的描述来对民众教育的内涵予以揭示。他指出：“民众教育之目的在造成健全公民，改进整个的社会，并充实个人的生活”；“民众教育的对象偏重成年人”；“民众教育的项目可分健康、公民、生计、文字、家事、艺术（包含民众娱乐）等六项。这六项教育须相辅而行，并且实施的人应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就民众生活的需要出发。因势利导，渐谋达改进整个的社会及充实各个人生活的目的”[23]。就是说，民众教育以塑造健全的公民为旨归，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改造。
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是什么关系？民国时期占主流的一种观点认为，民众教育就是社会教育，二者名异而实同。马宗荣、陈礼江、赵冕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24]。杨佩文曾说：“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具有同样之模糊情形”，“其实施之事业，实难加以严密之分判”[25]。不过，从社会教育的起源以及社会教育司的职掌来看，民众教育还不能涵盖社会教育的全部内容，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设施，民众教育就难以包括在内。至于有观点认为，社会教育“通常只包括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而民众教育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二种”，因此，“民众教育的范围，解释起来，可以大于社会教育”[26]，这个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因为民众教育机构虽然大多附设有民众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主要是面向失学成人而开设的，内容大多是文化补习、职业培训等，与正规学校教育具有明显的区别。相比而言，笔者认为，俞庆棠提出的“民众教育属于社会教育的范围之内”的论点[27]，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形的论断。
第三，通俗教育。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是民众教育的前身。清末在自强救国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界及政府希望大多数民众能够发奋起来，共同救国，所以，想尽种种易于使民众接受的方法对民众进行教育，如演讲、白话报、戏曲、歌谣、影灯、图画等，通俗教育的名称由此而来[28]。它最早出现在中国近代官方的教育法令上，应在20世纪初年。1904年，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颁行的《学务纲要》规定，各省“宜于省城各设学务处一所，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29]。各省学务处分课章程规定，学务处分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图书、游学七课，而普通课又分事务部及初等、中等、师范、通俗教育共五部[30]。这里已经出现“通俗教育”管理机构。1906年，《学部奏陈本部官制折》规定，学部设五司，其中普通司设师范教育科、中学教育科、小学教育科，通俗教育隶属于师范教育科[31]。同年，《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权限等事宜折》规定，各省设学务公所，下分六课，其中普通课在掌理本省中小学堂、师范学堂等事务外，通俗教育也归其办理[32]。在上述两份中央和地方学务官制的法令中，都再次提到了“通俗教育”。但是较之1904年《学务纲要》的规定，1906年学部成立以后，通俗教育在中央及地方教育行政系统中的地位有所下降，附属于师范教育。
不过，清末社会毕竟开启了通俗教育事业，如白话报、宣讲所、简易识字学塾等，特别是随着预备立宪、改革政治制度的筹备，有利于提高民众文化程度、适应变革时代需要的简易识字学塾尤为中央政府所重视。不过，正如吴稚晖所说，“简易识字学塾，固为通俗教育之一种，然万不能以此概括通俗教育”[33]。在此期间，设立宣讲所、陈列馆等通俗教育机构，地方也颇为得力。旅美学者王笛曾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的关系，认为茶馆除了具有人们一边品茶，一边观看戏曲表演，享受休闲之乐的功能之外，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竭力将“新的”“积极的”“进步的”情节加入传统戏曲中，以教育民众，借以宣传正统思想和价值观[34]。可见，这些场所与通俗教育也有关联。
应该说，我国形成较有声势的通俗教育运动，是在民国之后。由于蔡元培的提倡，在教育行政方面，民国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使通俗教育由清末的附属地位，一跃而升至独立地位；通俗教育及其设施均订有规程，被确定为中央和地方视学应考察的事项之一。在教育设施方面，中央及地方均设立研究会组织。1915年7月，教育部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研究事项分为三部分：小说、戏曲和讲演。在教育内容上，民初中央政府对于通俗教育的关注重心转移到讲演以及小说、戏曲的审查、改良、编辑等方面，对简易识字学塾的督促不如从前，不过，由于地方政府及社会人士的重视，简易识字学塾仍然颇具规模。据民初对26个省市的调查统计，通俗教育会有233处，图书馆107所以上，通俗图书馆286所，阅报所1825处，巡回文库259处，博物馆13处，演讲所1881处，巡回演讲团943处，公共补习学校82所，简易识字学校4587所[35]。
通俗教育与民众教育之间是什么关系？民国时期的学者见仁见智，有认为二者是一回事的，有认为通俗教育是民众教育的一部分的。对于它们的共同点，如教育内容浅显、通俗以及含有“感化”或“教化”因素等，认识都比较一致，分歧主要在它们的不同点上。傅葆琛指出，民众教育除含有通俗教育的成分，还有非通俗教育的成分，如科学讲习所、民众大学等[36]。笔者以为，这里应该明确两点。首先，从历史发展过程看，通俗教育作为近代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始于清末，迄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与2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众教育大体前后相继，二者是近代社会教育史上的两个不同时期，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不能混为一谈。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到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政府推行不力，加之实施办法不善、目标欠清晰等原因，教育成效甚微。时人感慨通俗教育“渐呈落伍之象，自民众教育问世后，各地通俗教育机关，均已一律淘汰矣”[37]。就是说，原先颇具声势的通俗教育渐为后来的民众教育所取代。其次，从教育内容上考察，民众教育的内容也包含某些通俗教育的成分，只是内涵更为丰富。例如，讲演、改良小说、编演通俗戏剧等通俗教育事项，在民众教育时期仍然属于重要的改造内容。
第四，平民教育。1920年，在法国从事华工教育的晏阳初返国。他有感于不识字的同胞甚多，基于在法国的经验，计划“除文盲，作新民”，积极倡导平民教育运动。这时，正当新文化运动，民主主义思潮弥漫于全国，客观上促进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38]。1923年8月，晏阳初等在北京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简称“平教会”）。平教会成立后，各省城、各城市均纷纷组织促进会，在以后的几年间，平民教育的气氛非常浓郁，形成一种影响全国的运动，以前的简易识字学塾，大多改办平民学校。1925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划定实验区，开始注重学术研究和实验。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的社会教育，以倡导并推行平民教育为最大特征。
平民教育采取平民学校、问字处等形式，围绕“千字课”进行识字教育。它以城市平民为主要对象[39]，对没有能力入学识字读书、缺乏知识的一般平民，进行补习教育。平民教育实际是一个扫盲运动，由知识分子推动，进而引起政府注意扫盲问题，奠定了民众教育的基础。1927年以后，晏阳初、陶行知等由城市走进乡村，进行乡村教育，平民教育与乡村教育合流。
平民教育的含义是什么？晏阳初认为，“所谓‘平民教育’的‘平民’是指一般已过学龄时期而不识字的男女，或一般已识字而缺乏常识的男女”，平民教育就是民众教育[40]。著名教育家傅葆琛则认为两者之间“其实很有分别”，平民教育“只是一部分民众的教育，并非全体民众的教育”。平民教育家“所做的工作，只限制在失学的人和文化程度太低的人。至于为一般已有教育的人，在正式学校教育之外谋继续或补充的机会，如欧美之各种讲习所、民众大学，以及各式之推广教育，等等，他们还没有见到，实际上也无暇兼顾”[41]。
对于上述分歧，笔者以为，晏阳初观点的提出，是在1927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开始推行民众教育运动，因此，晏阳初所说的平民教育就是民众教育，应该是基于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的立场而阐发的；而傅葆琛观点的提出，是在1930年，其时中国民众教育运动已然勃兴，所以，他清楚地认识到民众教育的范围和对象远比平民教育广泛，既有针对失学民众的补习性质的教育，也有面对一般民众的推广教育。换句话说，既有对基层民众的识字扫盲教育，更有对民众进行生计指导、公民训练等的现代化塑造。
平民教育与民众教育是什么关系？归纳起来说，平民教育与民众教育，大体都以失学的成年民众为主要的施教对象。但二者也略有不同，一是在宗旨上，平民教育基于知识分子的立场，提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养成有知识、有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人”，在于“作新民”[42]；而民众教育则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宗旨，通过训练使民众“明了组织之意义及方式”，培养“对党义有深确之认识与信仰”[43]的“健全的公民”；平民教育的宗旨相对比较中立，而民众教育包含一定的党化教育的意涵。二是在内容上，平民教育虽然提出识字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三项任务，而实际上主要就是识字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两项虽有实验和研究，但不曾推广；民众教育的内容则除了文字、公民、生计教育外，还有健康、家事、休闲等项教育，并且在训政时期特别注重公民训练。三是在方法上，平民教育的实施机关，只有平民学校，而民众教育的机构，不但有民众学校，还有民众教育馆、民众茶园、民众阅报处、民众体育场等，实施的方法，除了采用班级教学外，更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实施教育。四是在推行机关上，平民教育因处于北洋政府时代，政府无意推行，而由私人团体——平教会，联络社会人士共同提倡；而民众教育则始终处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之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有相关计划、方案。就是说，前者是民间主持的，后者是政府领导的[44]。
第五，扩充教育。扩充教育（university extension），亦名推广教育，发端于欧美的大学。据俞庆棠研究，英国的扩充教育，始于1873年，发轫于牛津、剑桥大学[45]。欧美大学中往往设有推广教育部，或扩充教育部，专门办理通讯教学、演讲教学、巡回图书馆等活动，其目的在使该大学附近一般有志深造而无力享受大学教育的青年及成人，也能获得适合需要的专门知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等人推动“教育学术化”。6月，中央政治会议批准试行大学院制，组织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在地方省区，则废教育厅，实行大学区制，在江苏、浙江等省试行。以中央大学区为例，其组织分秘书处、评议会、研究院、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扩充教育处等。原先的社会教育处改名为扩充教育处，管理社会教育。一时间，“扩充教育”这个名词甚为流行。
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停止试行大学区制的议案[46]，恢复教育厅制。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办事细则》，第三科职掌民众教育等事务，不再提扩充教育[47]。1929年之后，“扩充教育”一词在我国基本消失了。应该说，我国的扩充教育与欧美大学的扩充教育不同，国外的扩充教育，是指由某教育机构扩充或推广出来的教育；而我国的扩充教育就是社会教育[48]，是对社会教育一个发展阶段的称呼，是具有独立性质的教育活动。
（二）时空范围
江苏的民众教育馆始于1928年，因此，本书研究的时间即从该年开始。抗战以后江苏的民众教育馆或关闭，或迁移，其后江苏虽仍有民众教育馆的活动，但大多为日伪政权所建，已不在本书探讨范围之内。抗战结束后，民众教育馆虽有回迁、复原或新建，然而其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已经衰微，故而研究的时间下限断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也就是说，本书在历时态的时间跨度上以1928年至1937年为研究期限。
本书研究江苏民众教育馆，着重探讨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这里的“江苏”，指的是在共时态的空间跨度上以江苏省为研究范围。因当时南京虽直属于中央，然而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位于该市；上海亦直辖于中央，但位于上海的江苏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上海县立民众教育馆等均纳入江苏省民众教育体系，故本题的“江苏”除包括行政区划上的江苏（镇江为省会，辖61县），也涉及地理区域上的南京、上海等地。
此外，江苏民众教育馆虽有少部分冠以“实验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工人教育馆”等不同名称，然而其职能和设施基本一致，因此，一并纳入考察范围。再者，不论省立民众教育馆抑或县立民众教育馆，均为本书研究之对象。
三 文献资料与研究现状
（一）文献资料
江苏民众教育馆的研究资料，总体上看比较庞杂。这是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苏不但创立了数所省立民教馆，而且建立了146所县立民教馆[49]，这些民教馆特别是省立民教馆留下一批馆刊资料；加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无锡）创办了著名的《教育与民众》杂志，为今人保留了许多省内外民教馆的活动资料。不过，这些资料看似丰富，但基本上都是关于民教馆的概况、计划、方案、活动概述等，对民教馆与各方交往等细致入微的记载则比较缺乏，特别是抗战前的相关档案保存至今的甚为稀少，因此，馆刊、报刊等资料是本书的基本史料来源。
第一，馆刊资料。主要有省立南京民教馆的《民众教育月刊》《民众教育季刊》《教育辅导》，省立镇江民教馆的《民众教育通讯》，省立徐州民教馆的《教育新路》，省立东海民教馆的《东海民教》，省立俞塘民教馆的《社教通讯》，以及《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等。还有一些纪念刊、实验报告、调查报告等，如《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周年纪念特刊》《崇安寺前：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概况报告》《无锡县立民众教育馆二十一年度概况》《五个月的实验民众教育馆》（无锡）以及《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概况》《四年来之镇江民众教育馆》《八个月来之江苏省立东海民众教育馆》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教育与民众》杂志，除了刊登该院南门实验民教馆资料外，也刊登了许多其他民教馆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把握江苏民教馆的活动，极具史料价值。
第二，报刊资料。这主要包括政府的公报、普通教育杂志、综合性期刊以及近代报纸等。一是行政公报，如《江苏省政府公报》《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江苏省教育厅公报》《江苏教育行政月报》《江苏教育公报》等，其中有不少政策性资料；二是政府及党部期刊，如《江苏旬刊》《苏声月刊》等也有关涉江苏民众教育的内容；三是教育期刊，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通讯》《教与学》《江苏教育》《江苏教育季刊》等；四是综合期刊，如《东方杂志》；五是报纸，如《申报》、上海《民国日报》、镇江《新江苏报》、无锡《民报》、《吴江日报》、《武进商报》泰州《泰报》、姜堰《江泰日报》、《江东》等。这些报刊，虽然不是民众教育专业报刊，但是其中蕴涵一些可资利用的原始资料，对了解相关的政府决策过程以及江苏民教馆的各种活动，亦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第一类资料的有力补充。
第三，文集、资料汇编及其他文献。文集方面，如《俞庆棠教育论著选》《高践四民众教育论著选》《孟宪承文集》卷四《民众教育》《傅葆琛教育论著选》《陶行知文集》等；资料汇编，如《江苏省现行教育法令汇编》（1933）、《社会教育法令汇编》（1936）、《教育法令汇编》（1933）、《教育法令续编》（1934）、《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1936）、《教育法令汇编·第二辑》（1937）、《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抗战前教育政策与改革》《抗战前教育概况与检讨》《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等；其他文献，如《江苏省最近教育概况》《江苏教育概览》《江苏省政述要》等。
第四，文史资料、年鉴和方志资料。文史资料，如《人民教育家俞庆棠》《人民教育家俞庆棠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钮永建与俞塘民众教育馆》《教育生涯漫谈》（刘季洪）、《江苏文史资料》《镇江文史资料》《无锡文史资料》等；年鉴方面，如《江苏省鉴》《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地方志资料，如《江苏省会辑要》《江苏省志·教育志》《南京教育志》《镇江市教育志》《无锡市教育志》《常州市教育志》《徐州市教育志》等教育志、各市县志以及地方典故和风情录等。
第五，档案资料及民教课本。关于档案资料，史学家齐思和曾经说过，“在文字记载之史料之中，此类最为重要。盖此类文件，皆当事人当时之心迹，自较事后追述或得自传闻之记载为亲切可信”[50]。但是，前已述及，抗战前江苏民教馆的档案资料，由于战争因素，现今很多已经亡佚，幸运留下的很零散。因此，本书能够参考的档案，主要是《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以及江苏省档案馆、镇江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泰州市档案馆、姜堰市档案馆等省市档案馆的少数档案。至于民众教育课本，由于我国图书馆向来不很注意收藏中小学及民众教育教材，现在搜寻八九十年前的这类课本也十分困难，本书参考的主要有“民众千字课本”“人人读”“千字课自修用本”等数种。
第六，时人著述。当时许多教育理论家、实践家撰写了一批民众教育方面的著作，这些著述不但反映了作者的观点，也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主要有：宗秉新《江苏的民众教育馆》、林宗礼《民众教育馆实施法》、彭大铨《民众教育馆》、沈吕默《民众教育馆》、俞庆棠《民众教育》、高阳《民众教育》、陈礼江《民众教育》、赵冕《民众教育》、庄泽宣和徐锡龄《民众教育通论》、许公鉴《民众教育实施法》、《民众教育论存》、杨佩文《民众教育实施法》、顾岳中《民众教育》、李蒸《民众教育讲演辑要》等。西方学者认为，原始的和二手的资料之间的区分并非界限分明[51]。上述这些著述，对于今人研究那个时代来说，几乎可以视为重要的原始史料。
（二）研究现状
曾经辉煌一时的江苏民众教育馆，距今已有80多年，但是学术界对其研究却仍然很薄弱。20世纪30年代初期直到1949年，有不少从事民众教育的学者、当事人，陆续出版、发表了一些有关民众教育的著作、论文。其中专门研究民众教育馆的著作，主要有宗秉新的《江苏的民众教育馆》[52]、林宗礼编著的《民众教育馆实施法》[53]、彭大铨编著的《民众教育馆》[54]、沈吕默编的《民众教育馆》[55]。这几本著作中，仅宗秉新的著作是专门论述江苏民众教育馆的，其他几本都属于全国性的宏观研究。
宗秉新的《江苏的民众教育馆》篇幅并不大，内容包括：绪论、名称、成立、背景、人员、经费、设备、事业、困难、总结等十个部分。该书虽不乏作者的观点，但更多的是对江苏61县民教馆、农教馆问卷调查的整理和归纳，而且未涉及省立民教馆。该书的研究方式主要是对民教馆的活动进行罗列，而未能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这或许与出版时间较早、“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一定的关系。
彭大铨的《民众教育馆》和沈吕默的《民众教育馆》二书，都属于基于全国视野的论述，内容基本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两书在着眼点和理论色彩方面略有差异。彭大铨在抗战期间编写、出版《民众教育馆》一书时，正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供职，且该书是作为教育部主编的《社会教育辅导丛书》之一种，“为一般从事社会教育者必备之参考用书”[56]，“印行后，社教工作人员均得人手一编”[57]。因此，该书不可能专门具体研究江苏或者某一特定区域的民众教育馆，而必然着眼于全国范围概论性地阐述民众教育馆工作的方针与目标、组织与人员、行政与经费、建筑与设备、工作要点等主要问题。大概正是由于考虑让一般社教人员容易阅读的缘故，所以，该书更像是一本比较通俗的“实用手册”[58]。
沈吕默的《民众教育馆》出版于抗战结束之后。此时民众教育馆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时代需要对近20年来民众教育馆的演进、基础、组织、经费、教育活动、实际问题等进行冷静的、总结性的检讨，因而，沈著除了史事叙述外，有了一些理论的追求。当然，或许是由于编著时间仍然处在民众教育的尾声阶段，其内容多少还要顾及民众教育馆的“实践运用”；同时，该书属于《中华文库·民众教育》系列丛书的一种，其篇幅、结构、行文等方面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出版机构的某种约束；这些因素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沈著的学术含量。因此，无论是彭著还是沈著，似乎都流于一般性的概述，而缺乏批判性和理论建构，更像是教材式的通论性读物。
林宗礼的《民众教育馆实施法》是值得注意的一本著作。全书共有17章，包括引论、主旨和目标、区制、馆舍、设备、组织、人员、经费、活动、作息时间、效率测量、将来及附录等部分。虽然该书是作为《师范丛书》的一种，但是正文348页的篇幅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教馆专题著作中分量最大的。更为重要的是，该书的论述深度较彭大铨的《民众教育馆》和沈吕默的《民众教育馆》略胜一筹。
应该看到，林著出版于1936年，早于彭、沈两书，当时除了宗秉新的《江苏的民众教育馆》之外，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同类著作，因此，林著在许多方面带有开创性质。就论述的主题来看，林著没有拘泥于宗书的叙述框架，而是在它的基础上，又拓展了一些新鲜的论述话题，如关于民众教育馆的主旨目标、区制、效率测量等部分就是宗书未涉及的，此其一。其二，作者力图增加论述的理论性和学术含量，如在引论、馆舍、设备、组织等章节中，注意引入学界的“不同主张”“相关争论”，提出自己的观点。民众教育家李蒸和庄泽宣在分别为林著写的“序”中认为，该书“内容切于实际，诚为主持民众教育馆诸同志之优良参考资料”[59]，“可资参考之处甚多”[60]，这些话绝非溢美之词。
不过，在写作取向上，林著也是全国性的综合研究。作者注意介绍政府的相关民教政策，而政策背后折射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考量，则未能进一步解读，换言之，较多关注“是什么”，而较少解释“为什么”。更进一步说，林著是在民众教育事业巅峰时期出版的，作者身为“局中人”，又是教育学者，这使他写的书在整体上难以摆脱应用性的研究范式，就是说，林著是一本较好的教育学著作，但不像史学研究专著。
除了上述几本专题研究民众教育馆的著作外，1949年之前，从事民众教育的学者还出版了一些宏观叙述民众教育的著作。较有影响的有：俞庆棠的《民众教育》[61]、陈礼江的《民众教育》[62]、孟宪承的《民众教育》[63]、庄泽宣和徐锡龄的《民众教育通论》[64]、许公鉴的《民众教育实施法》[65]、杨佩文的《民众教育实施法》[66]、顾岳中的《民众教育》[67]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品许多属于教科书性质，如俞庆棠的《民众教育》，封面即标明是“师范学校”的教材。陈礼江的《民众教育》列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丛书》，陈氏在序中说：他是将“授民众教育课时所发的讲义（多系由学生记录我的讲词再加以修改而成的）取来从（重）新改过一次编成本书”的[68]。这清楚地表明该书“入门读物”的编写旨趣。
同样属于教材性质的，还有民众教育家庄泽宣和徐锡龄的《民众教育通论》、许公鉴的《民众教育实施法》等。庄泽宣时任中山大学教职。他说，当时中山大学“有‘民众教育’一门课，历年由我（即庄泽宣——引者注）和徐先生（即徐锡龄——引者注）担任，苦不得一‘通论’的书，为整个民教运动作一鸟瞰，因约徐先生合编此书”[69]，这就是《民众教育通论》一书的来历。许公鉴的《民众教育实施法》，亦因缘于他在上海大夏大学讲授民众教育实施课程。许氏说，该课程“苦无现成教本可以采用，连校勘参考的书也不可得，出版界关于这方面著作的饥荒真是可怜！因决心搜罗各地实施报告，审选抉择，并参以个人经验，编成本书”[70]。
由此看来，这些无论是作为大学还是师范（中学）教材的著作，由于受制于读者对象，其论述的民众教育馆，必然点到为止。至于孟宪承的《民众教育》、杨佩文的《民众教育实施法》等书，由于论述主旨并非民众教育馆，因而也只是在相关章节中略有涉及而已。
综观这些著作，在论及民众教育馆时，大体上都是从简史、性质、组织、经费、人员、实施等方面展开的，重视统计数据的呈现，但论述比较简略。再者，这一时期从事民教的学者或关心民教的人士，在刊物上发表过为数不少的讨论民众教育馆的论文，这些文章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为一般性的教育阐述，或讲稿提纲，或演讲记录，或事实整理，少有学理性的探讨，大多也非历史学层面的考察。不过，这些著述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以及观点的启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民国史研究是学术研究的“禁区”，因而，学术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民众教育馆也必然无人问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思想解放蔚为潮流，从而带来史学研究的繁荣。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伴随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拓展，有关民众教育的问题，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著作方面，较有分量的作品，目前仅见周慧梅的《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71]。作者论述了民众教育馆的兴盛背景、历史演进、内部管理、社会功能、文化性格、历史地位等，考察的着眼点是全国范围，尤其是乡村的民众教育馆，认为民众教育馆对于促进近代乡村教育发展和农业生产的近代化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其制度的缺陷。该书运用了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资料比较丰富，观点也有新意。不过，由于是“全景式”的研究，许多问题也仅点到为止。
王雷的《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72]因系近代社会教育的宏观研究，有关民众教育馆的文字比较简略。刘正伟的《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73]主要论述了1927年以前江苏教育近代化的轨迹，其中有一小节讨论民国前期江苏的社会教育，然而因是宏观研究这一时期江苏社会教育的内容、成就与特点，有关民众教育馆也是概述而已。申晓云主编的《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74]、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75]、陈乃林和周新国主编的《江苏教育史》[76]等著作，由于论述主题的关系，对民众教育馆的阐述都很少。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77]、熊明安、周洪宇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78]等著作，虽然都有专章研究“无锡实验”，但也只是零星提及民众教育馆。张蓉的《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79]主要着眼于论述民众教育思潮各流派的思想、主张，有关民众教育馆，仅在“民众教育实施”一节中寥寥数笔带过。
谷小水的博士论文《1927～1937年中国民众教育研究——以江苏为中心》论述了民众教育勃兴的背景、机构创设、语文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等问题，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民众教育是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扩张的重要网络结构；第二，民众教育经历了一个由体制内知识分子自主地开展民众教育向政府加强控制民众教育的转变过程。他认为，1935年前为知识分子借助政府力量自主开展民众教育的阶段，之后知识分子遇到的困难激活了该群体对“政教合一”的要求，从此，民众教育由生计教育为主体转趋于公民训练[80]。不过，该文不是研究民众教育馆的专题论文，对民众教育馆不可能进行系统的学术探讨。
期刊论文仅有数篇：李冬梅的《抗战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事业活动述评》[81]，是迄今见到的唯一正式发表的研究江苏民众教育馆的论文，该文勾勒了抗战前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教育活动的发展轨迹，但由于是概论性的，许多具体活动仍有待深入探讨。周慧梅的《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变迁的制度分析》[82]，宏观论述了民众教育馆变迁的过程、绩效及存在的制度缺陷；周慧梅的《关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教育馆研究的思考》[83]，从学术史角度对当时民教学者有关民教馆研究的分歧、派别等作了探讨，不乏给人以启迪。毛文君和赵可的《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实施效果有限的原因探析：以民众教育馆为例》[84]，对民众教育馆施教过程中民众、政府以及民教馆人员之间的认识偏差、地方势力插手民教事务、民教馆人员待遇低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毛文君的《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及活动述论》，勾勒了民众教育馆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主要活动形式。在《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城市文化的变迁：以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毛文君通过分析成都市民教馆的演变及其活动，来揭示其对成都市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85]。这些论文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民众教育馆的研究。不过，从整体上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香港和台湾学界几乎尚未开展对民众教育馆及民众教育的研究。目前台湾地区似无一本（篇）当代台湾学者专题研究民众教育馆的著作（论文）。李建兴在《社会教育新论》一书中以及其后出版的《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中，虽然提及民众教育馆，但是均极其简略[86]。香港地区迄今尚无专题研究民众教育馆的著述，可以说相关研究还是空白。
在国外，日本学界的研究仅见戸部 健《民衆教育館による「社会教育」の変容過程--1920年代後半から1940年代天津の事例を中心に》[87]、新保 敦子《中国における民衆教育に関する一考察—兪慶棠と江蘇省立教育学院をめぐって》[88]两篇论文，但是它们均非研究江苏民众教育馆的专题学术论文。在欧美国家的英文论著方面，尚未发现有高度相关的作品。
综上所述，对曾经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活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仍然很薄弱。现有研究，不但成果甚少，而且研究有深度的也不多见。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要回答一系列问题：江苏民众教育馆是如何对基层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推动民众现代化的改造模式[89]？
为此，有必要探寻以下几个主要论题。
第一，江苏民众教育馆是怎样创设的？其内部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怎样？现有成果中，周慧梅的《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着眼于全国范围的乡村民教馆，而民教馆创始于城市，起初它即为“实施城市民众教育之中心机关”，“兼以辅导各县实施民教之场所”[90]，其数量多[91]、规模大、影响广，省立民教馆大多设在城市，在民教馆运动中，城市民教馆不但没有消失，省立民教馆还承担着辅导县立民教馆开展活动的重任，因而，城市民教馆也值得关注，而这恰是周慧梅的研究缺乏的；再者，其研究亦不以江苏民教馆为特定考察对象。王雷的《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从整个近代社会教育的视角，宏观地阐述了民教馆的沿革、设施、工作概况，并对省立南京民教馆的组织、活动进行了初步梳理，但是并未能反映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另外，朱考金的《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研究》[92]，有专章论述江苏民教机关之乡村实验区，其中对省立南京民教馆和徐州民教馆作了一些阐述，然而其研究主题是乡村建设运动，立足点在乡村实验区，有关民教馆的论述比较简略、零散。关于江苏民教馆的成立背景、演变过程、组织架构以及工作机制等重要问题，史学界尚缺乏深入的、全面的探讨。
第二，江苏民众教育馆是如何开展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的？开展现代化建设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一项重要工作。而“训政时期”政府注重采用民众教育的手段，借以推动对基层民众的现代化改造，于是民众教育馆这种从事民众教育的官方机构在江苏应运而生。那么，江苏民教馆是怎样从事现代化改造活动的呢？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需要通过研究予以展现。现有一些研究成果，一则大多并未专题探讨江苏民教馆及其改造活动，二则属于民教馆活动述评性质的论述居多，以现代化改造为论述主题者并不多见。故此，这一部分为本书的研究重点所在。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也注重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统治[93]，然而肩负对民众进行宣教重任的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力量严重不足[94]，客观上制约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权党组织的触角只能囿限于上层和城市[95]。再者，此时传统的士绅权力已经走向衰退[96]。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虽然认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依赖地方精英来扩大其控制力，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国家政权内卷化”；但是他同时也指出，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大及对传统文化基础的侵蚀（如不断地破坏庙宇、破除迷信等），在国家范围内赋予乡村精英领导作用的能力在丧失[97]。由此，民教馆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政府向基层社会渗透的工具，扮演了基层社会的“宣教人”角色。不过，民教馆虽是“官府型”的教育机构，但是许多主事的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认知，那么，江苏民教馆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具体是如何实施的[98]？
第三，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的目标如何？绩效怎样？如何评估江苏民众教育馆的社会改造模式？周慧梅在其博士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研究》[99]中，从民众教育馆“以民众实际生活为出发点开展各种事业”，“方式多样”，“从业人员勇于自我批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众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四个方面，阐述了对民众教育馆的总体评价；随后，她在《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中，从“乡村社会组织的互动”“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现代化知识体系的引介”“新农村建设组织构建”四个层面，进一步论述了民教馆的历史地位。不过，这些分析，一则是立足于全国范围的宏观之论，二则也没有站在近代社会改造模式的层面进行探讨，三则似乎也未展开横向比较。基于此，本书试图从江苏民教馆社会改造模式的层面，将江苏民教馆模式纳入“制度变迁”“国家与社会”的视野下观察，并且将它与极具代表性的民间型改造模式——中华职教社模式开展比较，以体察其特殊性所在。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将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也注重采用现代化理论，对江苏民众教育馆的社会改造活动及其潜在的效应作出评价，也就是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方法论[100]。本书注重史实重建，采用社会史与教育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充分挖掘档案、报刊、专著、地方志、文史资料等文献资料，对江苏民众教育馆的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同时综合运用历史学、现代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理论，考察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活动，并检讨其改造目标与实际成效，最后从多角度对江苏民众教育馆的社会改造模式进行剖析。
（三）框架结构
本书除绪论、余论外，共分五章。
第一章：江苏民众教育馆概况。主要考察江苏民众教育馆的历史轨迹、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该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分析江苏民众教育馆产生的原因，其次对其产生的过程以及演变的特点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从民众教育馆的内部机构设置、职员素质等方面，揭示民众教育馆的组织形态、发展过程及其原因；第三部分从民众教育馆的内部权限、工作制度、标准工作、分区制度等方面切入，论述民众教育馆的运行机制、特点以及影响等。
第二章：着力改良民众文化。主要论述江苏民众教育馆在识字运动、私塾改良运动以及改良风俗运动中的表现。该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民众教育馆举办识字教育的内容、形式，识字教育的演变，以及与各方的关系等；第二部分探析民众教育馆在私塾改良运动中的作用；第三部分对新年易俗、设置作息钟、反对迎神赛会、提倡放足运动、参与禁烟运动、推动民间婚丧嫁娶风俗改良等具体事项进行研究，借以反映民众教育馆在改良民众传统习俗、建构基层社会现代文化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第四部分总结改良民众文化的特点。
第三章：致力改善民众生计。主要研究江苏民众教育馆举办生计指导方面的活动。该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众教育馆从事民众生计指导的前提工作，即在城乡开展的生计调查活动；第二部分具体论述民众教育馆开展生计指导的几项重要活动，如生计宣传、小本借贷、职业训练、农事指导、合作指导等，分析这些活动的特点、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以江苏无锡南门民众教育馆的人力车合作社为个案，通过详细阐述该社的成立经过、社务管理、业务经营等内容，分析民众教育馆合作指导的作用、难点以及与各方的关系等；第四部分总结改善民众生计的特点。
第四章：努力塑造公民观念。主要研究江苏民众教育馆在施行公民训练方面的活动。该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草根组织”建构、集团训练、思想灌输等方面，阐述民众教育馆举办公民训练的背景、主要形式以及特点等；第二部分研究民众教育馆举办的各种“国难”展览，包括各种固定及流动展览的情形，透视展览背后传达的观念；第三部分从民众读物的改良、民众茶园中的教化、“戏剧化”的熏陶、公民“教育电影”等休闲娱乐活动中的公民观念渗透，论述民众教育馆“寓教于乐”、施行公民观念教育的特点、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等；第四部分总结塑造公民观念的特点。
第五章：江苏民众教育馆社会改造的实效分析。主要研究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现代化改造的实际成效、存在问题、影响因素等。该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众教育馆的社会改造目标；第二部分从文化改良、生计指导、公民训练等三个方面分析民众教育馆社会改造的绩效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从政治环境、国民素质、自身缺陷等方面探讨制约民众教育馆社会改造绩效的重要因素，并据此得出分析结论。
最后，本书的余论部分，在前面几章的论述基础上，从近代社会改造模式的层面，审视江苏民众教育馆社会改造模式，并进而分析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意义作用以及历史局限性。
当然，以上所述，本是研究中应当致力的方向，但是实际上由于笔者自身学养的欠缺，论述难免有所局限，加之学界先行成果不足，现存抗战前江苏民教馆的档案资料稀少，以及民教馆与各方来往函件、日记等极富学术研究价值的资料难得一见，这些都成为研究的重要制约因素。
[1] 林宗礼：《民众教育馆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6，第1页。1933年2月，教育部召集民教专家会议议决，在普遍设民众教育馆的省份，以馆为社会教育施行中心；在尚未设馆的省份，以民众学校为施行中心。顾良杰：《民教专家会议之经过及其结果》，《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4卷第6期，第1101页（卷页）。
[2] 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5，第139～140、70页。
[3] 不过，私立民众教育馆为数甚少。以江苏而言，据1931～1932年度官方的统计，仅有1所私立民众教育馆（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二十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南京大陆印书馆，1934，第52页；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二十一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南京大陆印书馆，1935，第66页），此馆即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该馆由钮永建于1929年11月在上海县俞塘乡创办，次年5月正式开馆，中央党部及江苏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贴补，然经常费主要由创办人捐助（《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概况》，见《社教通讯》1935年第1卷第4期，第1～2页）。1933年夏，俞塘民众教育馆改为省立（《昨省府议决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改归省办》，《新江苏报》1933年6月28日第5版）。此后，未见江苏有私立民众教育馆。
[4] 彭大铨：《民众教育馆》，正中书局，1947，第1～3、9页。
[5] 杨佩文：《民众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7，第29页。
[6] 《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1929年3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636页。
[7] 陈礼江：《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6，第279页。
[8] 全国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调查表，中华图书馆协会编，1935，封三。另据官方统计，十七年度（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江苏民众教育馆有84所，位居各省第一，占全国总数的1/2以上（教育部编《全国社会教育概况》，中华书局，1931，第8、37页）；至1936年，江苏民众教育馆353所，占全国总数的1/4以上，数量仍遥遥领先（彭大铨：《民众教育馆》，正中书局，1947，第4页）。
[9] 董渭川：《县民教馆任务之考虑》（1935年），董乃强编《董渭川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第93页。
[10] 渊：《听陈果夫先生谈民众教育》，《民教通讯》1944年第11期，第2页。
[11] 杨汝熊：《本馆的大概情形》，《新民之路》1933年第5、6期合刊，第2页。
[12] 詹栋樑：《社会教育理论》，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88，第1～3页。
[13] 蒋维乔：《清末民初教育史料（续）》，《光华》1936年第5卷第2期，第9页。
[14] 《教育部行政纪要》（1912年4月至1915年12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0辑（97），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第2～3页。
[15] 吴学信：《社会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9，第2页。
[16] 吴学信：《社会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9，“陈序”，第1、3页。
[17] 1926年3月，广东国民政府设教育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指导教育的行政机关。1927年6月，随国民政府迁至南京。是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学术教育行政机构，教育行政委员会被裁并。1928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改大学院为教育部。
[18] 《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二）》，《申报》1927年7月5日第10版。
[19]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区通俗教育馆开幕典礼》，《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7年第6期，第23页。
[20] 陈升侨：《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民教研究通讯》1935年第11期，第2～3页；汤茂如：《民众教育概论纲目》，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9，第3页。
[21] 瞿葆奎主编《孟宪承文集》卷四《民众教育·民众教育辞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40页。
[22] 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5，第3页。
[23] 高阳：《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第171～172页。
[24] 马宗荣：《从社会教育说到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5卷第1期，第72～74页；陈礼江：《社会教育的意义及其事业》，《教与学》1937年第3卷第1期，第14～16页；赵冕：《我所认识的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1932年第3卷第5期，第830页（卷页）。
[25] 杨佩文：《民众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7，第10页。
[26] 甘豫源：《民众教育》，中华书局，1932，第10～11页。
[27] 俞庆棠：《民众教育的研究》（1934年），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第124页。
[28] 高阳：《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5，第31～32页。
[29] 《学务纲要》（1904年），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98页。
[30] 高阳：《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第163页。
[31] 《学部奏陈本部官制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7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1906年8月14日），第160页。
[32] 《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权限等事宜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7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1906年8月14日），第166页。按，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8月），清廷将各省学务公所六课改称六科。
[33] 徐芳田：《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的研究》，《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3卷第6期，第9页。
[34] 王笛：《茶馆、戏园与通俗教育》，《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93～94页。
[35] 徐锡龄：《中国民众教育发展之经过》，《教育与民众》1932年第3卷第6期，第1092～1093页（卷页）。按，关于巡回演讲团，原文缺合计数字，笔者据文中附表逐省统计得出943团；关于简易识字学校，原文合计为3067校，现据表格逐省统计后改为4587校。又，俞庆棠将巡回演讲团的合计数字记为942团，简易识字学校为3067校，似误录，见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5，第63页。
[36] 傅葆琛：《民众教育的真义与其他教育的关系（续）》，《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1卷第9号，第3页（文页）。
[37] 杨佩文：《民众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7，第10页。
[38] 平民教育运动之前，我国许多知识分子即提出“平民主义的教育”，如陈独秀提出“惟民主义”的教育方针，李大钊强调劳工的教育权利，蒋梦麟提过“平民主义之教育”等。不过，“平民主义”是一种教育思潮，而“平民教育”则是有规划、有组织的运动（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东方出版社，2008，第602页）。在平民教育运动中，除晏阳初等组建的“平教会”外，著名的还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1919～1925）和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1919～1924）。前者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主要特点是借助露天讲演等进行平民教育的宣传；后者宗旨是“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主要是利用刊物进行理论宣传（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35～38页）。总之，这些平民教育，与晏阳初及“平教会”推行的平民教育有很大不同。本文所指的是晏阳初及“平教会”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
[39] 不过，“平教会”亦设有乡村部，晏阳初、傅葆琛等都逐渐认识到乡村平民教育的重要性。1924年，晏阳初和傅葆琛前往保定，提倡乡村平民教育，提倡了约半年，创设的平民学校已散布于12县境，招生6000余人。在保定工作不久，晏、傅又到宛平县，以该县“清河集”为实验区。傅还应获鹿县知县及官绅之邀，前往获鹿主持讲习。两人曾步行走过保定、宛平许多乡村。1925年，“平教会”创刊《农民旬刊》，供各地乡村平民学校读完“千字课”的人阅读（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第61～62页）。傅葆琛晚年回忆说，1925～1926年，他在“平教会”编“农民识字课本”及《农民报》，1926～1927年曾两度赴保定各县考察，随行带去几百本“农民识字课本”，受到欢迎（傅葆琛：《我与平教会》，《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第420页）。当然，这一时期“平教会”的工作重心仍在城市。
[40]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真义》（1927年），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第113、112页。
[41] 傅葆琛：《民众教育的真义与其他教育的关系（续）》，《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1卷第9号，第1页（文页）。
[42] 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1928年），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第124、132页。
[43] 《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1930年），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796页。
[44] 甘豫源：《民众教育》，中华书局，1932，第68～70页。
[45] 俞庆棠：《〈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概况〉序》（1929年），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第15页。
[46] 《关于大学区之存废及建设委员会之归并问题案》（1929年），《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第1分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第326页。
[47]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最近教育概况》，1930，“教育行政概况”，第4页。
[48] 《扩充教育讨论会演辞纪要·俞部长庆棠演辞》，《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8年第25期，第26页。
[49] 赵如珩：《江苏省鉴》第3册，新中国建设学会，1935，“教育”，第64页。
[50] 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第108～109页。
[51] 〔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53页。
[52] 宗秉新：《江苏的民众教育馆》，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1933。
[53] 林宗礼：《民众教育馆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6。
[54] 彭大铨：《民众教育馆》，正中书局，1941、1947。
[55] 沈吕默：《民众教育馆》，中华书局，1948。
[56] 彭大铨：《民众教育馆》，正中书局，1947，“编辑凡例”，第1页。
[57] 彭大铨：《民众教育馆》，正中书局，1947，“陈礼江序”，第1页。
[58] 在彭大铨《民众教育馆》出版之后，教育部编纂、行政院出版、青年书店发行《社会教育人员手册（一）民众教育馆》（1941年10月），这本名为“手册”的著作，其篇幅略小于彭书，虽未标注具体执笔者名姓，然观其纲目内容，与彭书极其相像，似为彭书改写而成的出版物。
[59] 林宗礼：《民众教育馆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6，“李序”，第1页。
[60] 林宗礼：《民众教育馆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6，“庄序”，第1页。
[61] 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5。
[62] 陈礼江：《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6。
[63] 孟宪承：《民众教育》，世界书局，1933。
[64] 庄泽宣、徐锡龄：《民众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36。
[65] 许公鉴：《民众教育实施法》，大东书局，1934。
[66] 杨佩文：《民众教育实施法》，商务印书馆，1937。
[67] 顾岳中：《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
[68] 陈礼江：《民众教育》，商务印书馆，1936，“序”，第1页。
[69] 庄泽宣、徐锡龄：《民众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36，“序”，第3页。
[70] 许公鉴：《民众教育实施法》，上海大东书局，1934，“自序”，第1页。
[71] 该书原为作者于2008年完成的博士后学位论文，2012年2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72] 王雷：《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73] 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4] 申晓云主编《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75]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76] 陈乃林、周新国主编《江苏教育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77]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8] 熊明安、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79] 张蓉：《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80] 谷小水：《1927～1937年中国民众教育研究——以江苏为中心》，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第4～5、153～154页。
[81] 李冬梅：《抗战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事业活动述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82] 周慧梅：《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变迁的制度分析》，《教育学报》2008年第2期。
[83] 周慧梅：《关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教育馆研究的思考》，《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84] 毛文君、赵可：《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实施效果有限的原因探析：以民众教育馆为例》，《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85] 毛文君：《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及活动述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毛文君：《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城市文化的变迁：以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为中心的考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86] 李建兴：《社会教育新论》，台北三民书局，1984；李建兴：《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台北三民书局，1986。
[87] 戸部 健：《民衆教育館による「社会教育」の変容過程——1920年代後半から1940年代天津の事例を中心に》，《近きに在りて》2006年第50卷。
[88] 新保 敦子：《中国における民衆教育に関する一考察——兪慶棠と江蘇省立教育学院をめぐって》，《早稲田教育評論》2001年第15卷。
[89] 大约在1934年，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周佛海曾兴奋地说，比之1930年、1931年度，江苏各县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均有显著的增加”，“这两年来，很有进展”。周佛海：《江苏教育之过去与未来》，《苏声月刊》1935年第2卷第1期，第64～65页。
[90] 江苏省教育厅编《江苏省最近教育概况》，江苏省教育厅，1930，“社会教育”，第8页。
[91] 周慧梅认为，民教馆多趋向城市，轻视农村，位于乡镇的数目寥寥（周慧梅：《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88～93页）。这个结论似欠妥。或许，有一些省份的城市民教馆数量多于乡镇民教馆，但并不尽然。据“江苏省各县市民众教育馆一览表”（可能统计于1932年至1933年10月），全省有县立民教馆（含农民教育馆、工人教育馆）共220所，其中标明位于“某某镇”的27所，可以判断设在乡镇的21所，名称为“农教馆”的87所（有4所设在城里），不详9所。如果将不详的9所除外，那么，设于乡镇或以农民为主要施教对象的有135所，而城市民教馆为76所；如若再算上1934年前成立的省立民教馆，则城市民教馆为80所（包括省立南京民教馆、省立镇江民教馆、省立徐州民教馆、省立清江民教馆4所），乡镇民教馆为137所（包括省立俞塘民教馆、省立汤山农教馆），乡镇民教馆的数量占总数的63%，比城市民教馆略多（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社会教育概况”，第713～717页）。另外，周慧梅又强调民教馆是政府对乡村生活进行干预的主要载体，前后表述似相矛盾（见周慧梅《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第3页）。
[92] 朱考金：《民国时期江苏乡村建设运动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93] 〔美〕孔斐力：《地方政府的发展》，〔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344页。
[94] 王奇生：《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78～180页。
[95]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357～358、361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致力于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正规化，力图使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1934年，政府将民初的自治机构乡镇定为一级行政单位，规定它直接受县政府的指挥监督；将“区”定位为县市政权的分支机构，一切进行事业均须受县市长的指挥监督（内政部：《改进地方自治原则》和《各省县市地方自治改进办法大纲》，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中华书局，2004，第196、198页）。然而，这是就行政系统而言的，肩负意识形态宣教重任、对民众进行思想训练的党务系统则日趋弱化。
[96] 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村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2～1945）》，人民出版社，2009，第469、474～475、479～481页。此外，旅美学者李怀印以获鹿为研究对象，探讨华北村治问题时指出，1928年后，国民党确实放弃了传统的乡村控制模式，努力去削弱士绅精英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2008，第312页。
[97]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50～51、180页。
[98] 对江苏民教馆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如俞庆棠、高阳等人，大多有留学美国的教育背景。
[99] 周慧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100] 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