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北大，追求进步

高中毕业了，我面临大学的选择。当时学校单独招生，没有统一考试，我报考了四个学校：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至于专业，我报的是法律。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学法律好找工作。国民党统治很腐败，我没什么背景，毕业以后不好找工作，学法律可以做律师，是自由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不错。

考完之后，浙江大学先发榜，我被录取了，就到浙大去读书了。不到一个月，其他三个学校都发榜了，我都被录取了。我还是想去北大读书。家里不赞成，我中学的老师也不赞成，他们觉得浙江大学也是好大学，而且毕竟在本省，离家近，那时候北方正打内战，交通也不方便，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北京。

但是我觉得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进步学生运动领头的。何况北大的校长又是我敬仰的胡适先生，所以我坚决要到北大读书。家里人也就随我了。

到北大上学可不那么容易，需要从我们县里先到杭州，从杭州再到上海，从上海再坐轮船到天津，从天津再坐汽车到北大。我没有办理浙江大学退学手续，直接卷了铺盖就走了。北上的船票是北大的同学会帮我买的。

到了上海，我登上了北上的轮船，这艘船叫“元培”号，我特别高兴，北大老校长是蔡元培先生，我去北大上学坐的是“元培”号，多么有缘啊！三天后的傍晚我到了天津，下船后先到南开大学，把行李搬到南开大学借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有汽车把我们从天津送到北大。我到沙滩红楼报到，被分到了四院。四院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会旧址，也就是现在新华社所在地。我们住的就是以前议员住的房子。

原先到浙江大学，看到浙江大学图书馆有那么多书，我高兴极了。现在到北大了，四院也有个图书馆，书也很多，我同样很高兴，可以好好读些书了。

那时候北大学生活动很丰富，学校里有很多社团在搞活动，学生们朝气蓬勃，求索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我参加了两个社团，一个叫风雨社，一个叫新文学社。在社里，同学们一起读书学习、讨论时事、唱歌跳舞，相处得很好。

在新文学社里，我和十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学哲学。开始，大家一起学习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先各自阅读书籍，每周聚起来讨论一次。讨论来讨论去，有的问题还是弄不清楚。主观唯心主义最著名的话就是“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我们学习、讨论了以后，觉得想不通，道理说不通。之后，我们就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比贝克莱的容易懂，道理也通。

后来，我又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勉勉强强把第一本看完，有些地方看不懂；我也读了一些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章。当时我对毛主席非常敬佩。他写的《实践论》，我读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另外，我还阅读了《论持久战》，里面对抗战的阶段分析，都得到了实践验证，我觉得非常了不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也学习了，也很赞成。

接着，我又阅读了更多的共产主义书籍。我朴素地觉得：工厂里没有资本家，只有工程师和工人不是挺好的吗？没有资本家，就没有剥削，大家都平等了，不是很好吗？

除了理论学习，现实也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国民党统治非常腐败，通货膨胀，物价飙升；街头美国军人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肆无忌惮，令人愤慨。

就这样在参加学生运动的现实斗争中，在社团的活动和学习中，我的思想在慢慢转变，逐渐追求进步，向党靠拢。

我先加入了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其成员叫作盟员，加入后会有人来找你，并告诉你一个接头暗号，对上暗号后，你就接上关系了，就归他领导。地下组织成员相互不知道，最多是三个人一个组，就是说上头一个联系人，下头两个人，或者单线联系。联系的人也会经常变更，上个月他联系我，这个月你联系我，我也不能跟你讲在你以前是谁联系我的。

尽管盟里的工作很忙，但是我学习成绩还不错。当时家里经常寄不来钱，有时候伙食费也欠着不能按时交。第一学年结束后，我去申请奖学金，因为成绩不错，获得了批准。那时候的奖学金不是用钱来计算的，而是用面粉来计算。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很厉害，今天一袋面12块钱，明天12块钱可能半斤都买不了了，所以奖学金就是发面。我的奖学金是一个月1又1/3袋面，其中2/3袋面当伙食费，剩下的2/3袋面可以买学习和生活用品。这样，从第二学年起，我就不需要家里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