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战略（strategy）一词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将“战略”解释为“在战争中，动用全部的军事、经济、政治和其他资源以达到战争目的的科学或艺术”，并对“战略”与“战术”作出区分：“战略涉及战争的全局，并运用战役去赢得战争，而战术则主要涉及运用军队和装备去赢得战役；战术只研究在战场上运用军队，而战略则研究把这些军队放在最有利的位置上，作为战役的前奏。”但是，随着国际斗争从以军事手段为主转向以非军事手段为主，战略概念就超出了军事领域。现代社会中，军事、政治、经济日益复杂且密不可分，“行为主体为达致目标而采用的手段，再也不可能局限于军事工具了”。^[1]这种对战略内涵的扩展，使得战略不再仅仅是一个军事用语。《韦伯词典》（Webster's Ninth Collegiate Dictionary）对战略的定义是：“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运用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力量为其所采取的政策提供最大支持的科学与艺术。”在现代，“战略”一词被引申至政治和经济领域，其含义演变为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战略是在对抗或者竞争中形成的一种谋划；第二，战略服从于宏观政策目标而不以一时、一地得失为目标；第三，战略以统筹使用全部资源和能力为手段。^[2]在公共政策体系中，战略性政策对一个国家的社会运用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始终具有较强的总括性和稳定性。^[3]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标志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回顾我国创新历程，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从而把科技发展摆在国家发展的关键位置。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的建议，要求放眼世界，选准发展方向和重点，为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和重点行业的革新提供技术支持。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华民族要在世界科技领域中占有应有的位置。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鼓励创新、竞争和合作。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科技领域关注的重点是科技水平的提升，以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进入新世纪，知识经济蓬勃兴起，文化创新、品牌创新与科技创新一道，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撑。世界处于发展新阶段，对我国创新事业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任务。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创新型国家作为我国的奋斗目标。200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标志着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的确立。可以发现，我国创新事业发展的重点经历了由技术提升到科技创新，由科技创新到科技、文化、品牌协同创新的重大转变。前者本质上是一种跟踪模仿战略，重点在于技术领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后者则是在科技、文化、品牌领域齐头并进、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是一种创新战略，这一战略转变是思想认识上的巨大飞跃。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确立有其宏大而深刻的国际背景，体现了对国际竞争规律的科学认识与深刻把握，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国家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一、创新驱动是知识产权优势理论的政策体现

优势理论探究的是一国或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据何种优势才得以在竞争中获胜的理论，旨在找到竞争制胜的关键。典型的优势理论目前主要有两种：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在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程恩富教授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生产的某些特定的产品，该国在生产该特定产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其他国家；利用该有利条件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交换，这样对每个参与交换的国家都有利^[4]，这就是“绝对优势成本理论”。继此之后，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创立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由于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或成本存在差异，那么各国应该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尽管一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的成本可能会高于另一国家不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的成本，但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节约社会劳动，增进各自福利。20世纪初，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俄林（Ohlin）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比较优势的产生缘于各自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简言之，如果一国经济的资本劳动比大于另一国经济的资本劳动比，那么该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另一国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5]

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苛刻的理论前提：国际市场上只存在某种要素禀赋特征差异明显的国家；各国的比较利益是静态不变的，不存在规模经济；生产要素不能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不存在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等。^[6]然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早已实现了国际的自由流动，技术革命浪潮又使得先天的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可以被新材料、新技术所替代，要素禀赋的差异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得以平复。苛刻的理论前提使得它在当前国际贸易实践中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大打折扣，竞争优势理论由是而起。

（二）竞争优势理论

为了克服比较优势理论只能解释两个要素禀赋结构差别很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名的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开创性地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旨在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不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以及行业内的贸易现象。波特认识到在现今的国际贸易中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由价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共同决定的^[7]，非价格因素，包括产品质量、性能、款式、包装、运输费用、品牌偏好、文化内涵、售后服务、差异化等，均对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重大影响。据此，波特认为，竞争优势是一个企业或国家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企业或国家更能带来利润或效益的优势，它源于技术、管理、品牌、劳动力成本等^[8]；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源于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又源于企业具有创新机制而提高了生产效率。^[9]归根结底，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能力。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资料为分析基础，在这些国家，资本充足，信息的获取十分便捷，企业可以轻易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些要素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很难满足的；并且，波特仅仅分析了创新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问题，对于依赖天然资源或者倚重农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等弱质产业的小国家如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在波特的理论里找不到答案，故该理论缺乏普遍的解释力。^[10]

（三）知识产权优势理论

在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程恩富教授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品牌等经济优势，在创造、占有、转化和营运知识产权资源及其他生产要素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并获取长远的、直接的利益。^[11]知识产权优势不是同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完全对立的，知识产权优势不能脱离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是在既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上的更核心层次的国家优势”^[12]。它克服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突破了竞争优势理论的局限性，突出了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的竞争优势。

以知识产权优势为主导的竞争优势，不仅可以涵盖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可以涉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不仅要求一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要求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的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端关键技术。针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关键在于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制、开发和控制，依托关键技术的优势来促进产品的市场升级和扩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知识产权优势，重点在于树立和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把重点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

一国要维持长久的竞争优势，需要实现从比较优势到以知识产权为主导的竞争优势的战略转变。促进中国发展的全球战略驱动力应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向知识产权优势，而知识产权优势的积累和作用的发挥则主要依赖于改革驱动和自主创新驱动。^[13]中国经济要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借鉴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思想，吸纳其精髓，而且更要走一条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为指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路。

二、创新驱动是国际大势所趋

每一个时代，影响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不一样的。农业社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土地，土地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工业社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是资金、技术和设备，资金、技术、设备是最大的社会财富；知识经济社会，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是知识、科技和创新能力，知识、科技和创新能力是最大的社会财富。^[14]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是知识经济时代之大势所趋。

（一）国际科技创新趋势

从世界文明史来看，能否抓住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是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历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大大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历史上，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曾独领世界长达近一百年，号称“日不落帝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霸主地位才彻底由美国取代，美国成为新晋世界政治经济大国；而美国的成功超越，正由于美国引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它在诸如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等领域的领先奠定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反观中国，在历次科技革命中裹步不前，逐渐被世界所遗弃，最后昔日的天朝上国被后起的日本等国所压迫、侵略，可不叹乎！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主动把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总算在科技革命的后半程搭上了末班车，才有了今日翻天覆地之巨变。

当前，世界科技领域正经历着新的深刻变革，科技发展异常迅猛，重大科技创新层出不穷，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总的来看，世界科技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和趋势：一是科技发展加速，前沿科技领域群体突破，正在催生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二是科学交叉与技术融合趋势加强，不断催生新的学科和技术领域；三是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科技创新成为主要国家寻求国家竞争力优势的战略选择；四是科技人才日益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资源。^[15]基于这些趋势，学界普遍预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将孕育兴起。中科院发布的《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报告预测，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在2020—2050年前后发生，它有可能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主要发生在生命科技、信息科技、纳米科技三大科技的交叉结合部，并将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大革命的交叉融合。^[16]放眼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知名研究机构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都作出了惊人相似的预测。例如，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米里·里夫金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就预测新一轮科技革命将要展开；再如，2011年，思科公司首席未来畅想家戴维·埃文斯表示，3D打印机、传感器网络、虚拟人等将在未来十年改变我们的世界。这些预测虽有“科学猜想”的性质，但是无可否认，它们不仅仅只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可资佐证的是，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现端倪，特别是在页岩气、干细胞、3D打印技术等领域的重大创新正在催生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颠覆性变革。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人类基因组图谱已经全部绘制完成，人类“生命天书”得以破解；在信息技术领域，超级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已达到每秒1万万亿次；在纳米技术领域，纳米发电机已经研制成功，将应用在生物医学、军事、无线通信和无线传感方面，产生巨大变革；在能源科技领域，“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正在稳步实施，预计2070年前后受控核聚变发电将广泛造福于人类。^[17]再比如，科学家已经能够对单粒子和量子态进行调控，这将使我们对量子世界的探索从“观测时代”走向“调控时代”，从而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网络、量子仿真等领域实现变革性突破，解决人类对能源、环境、信息等方面的需求。合成生物学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使我们可以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和量子的微观层次认识生命活动规律，打开了从非生命物质向生命物质转化的大门，可能导致生命科学的革命性突破。^[18]

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先导。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的同时，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即将喷薄而出。学术界和产业界普遍预测，未来产业变革将重点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第一，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宽带和智能终端为特色的下一代网络产业。下一代网络产业与其他行业深度融合，会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生产率，改变生产组织和社会管理模式。第二，以基因技术和干细胞技术为基础的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世界经合组织预计，到2015年，生物技术将无处不在，全球大部分新药都将使用生物技术进行生产。第三，以可再生能源和可控核聚变为重点的新能源产业。在未来，如果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突破，可再生能源的转化效率进一步提升，并且成本进一步降低，全球能源的生产方式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第四，以3D打印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制造业。目前，3D打印制造技术已开始进入产业规模化发展阶段。3D打印制造使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并可能极大地改变制造业的成本结构，将推动全球制造业组织方式和布局的变革。^[19]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纷纷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制定系列战略规划，加大科技投入，出台诸如财政、税收、金融优惠措施扶持新兴科技和战略产业的发展，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力图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保持领先地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交汇，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0]机遇稍纵即逝，中国绝不能与科技革命再次失之交臂。

（二）国际文化创新趋势

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朝阳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有“四高三低”的特点，即“高技术、高智力、高附加值、高效益、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21]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创意经济现在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22]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把文化创意产业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路径。例如英国，1997年，甫一上台的布莱尔首相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旨在将昔日的世界工厂转变为当今世界的创意中心，全方位提高英国的国际竞争力。1998年出台了《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这是世界上首份完整的政府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文件。

在美国，文化创意产业称为“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类，即：核心版权产业，交叉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边缘支撑产业。1977—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的产值增长率达到6.3%，远超过了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2.7%）。^[23]从1996年开始，版权产品首次超过汽车、农业与航天业等其他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特别是美国的影视业和软件业发展迅速，美国目前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得美洲、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成为美国节目的接收站，其广播电视节目中的美国节目占到60%—70%^[24]；美国电影市场年销售总额高达170亿美元，占全球85%的份额，仅米老鼠和史努比两个动画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收益每年就超过500亿美元。^[25]到如今，其文化产业产值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4，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韩国和日本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并在亚洲遭受金融危机之时制定“文化立国”战略，将文化产业确立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加以扶持。韩国的传统制造业当年受到重创，政府认识到单一产业结构必然带来经济的脆弱性，并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年，韩国文化产业总值已占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2%左右。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以动漫产业为核心，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出国。目前，在全球的动漫产品中大约有67%的作品出自日本，2004年日本文化产业在其经济总量中占到了约7%的比例，从业人员约215万人，约占日本就业人口的5%。日本的动漫产业以每年230万亿日元的营业额成为本国的第二大支柱产业。^[26]

然而，与国外文化创意产业大国相比，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尚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截至2013年11月，中国内地电影票房历史排行榜前十名中，美国大片五部，占据55.18%的票房份额^[27]，其中《阿凡达》以13.787亿元高居榜首。另一个数据是关于全球动漫品牌认知度的问题。据新浪网的调查，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20个动漫形象中，19个来自海外，本土动漫形象只有一个“孙悟空”。^[28]另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文化软实力蓝皮书：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2010）》显示，世界文化市场，美国独占鳌头，占43%的份额；欧盟紧随其后，占34%；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亚太地区仅占19%。这19%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亚占5%，剩下的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家。^[29]创新型国家的版权产业对GDP增长至关重要，其版权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已经构成GDP的重要部分，美国是25%左右，日本占到20%，欧洲约15%。^[30]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6.7%，但潜力远未完全发挥。

（三）国际品牌创新趋势

发力品牌创新、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成为跨国巨头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但凡国际市场上知名度、美誉度较高的品牌，其产品无一不是畅行全球市场，例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万宝路、奔驰、爱马仕、微软、皮尔·卡丹等。

国际品牌创新竞争激烈化。可口可乐一直扮演着品牌创新“领导者”的角色。据美国《商业周刊》发布2010年“全球创新企业50强”排行榜，可口可乐公司排第19名，居快消品牌创新榜首。^[31]1999年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总额为90亿美元，其利润率为30%，利润为27美元，除去5%由资产投资带来的利润，其余22.5亿美元均为品牌为企业带来的高额利润。作为可口可乐最大的竞争对手，2008年，百事公司宣布，将投入12亿美元在全球推广全新品牌以及包括新品牌标识，其全新标志为“百事笑脸”。这是继百事2002年改版之后最新的一次更新，也是百事公司自成立以来第11次换标识。^[32]

品牌营销创新层出不穷。我们通过可口可乐的品牌营销创新实践予以展示。传统的品牌营销渠道之外，可口可乐早已成功地将品牌植入到游戏、歌曲和电视节目中，除此之外，还利用网络互动营销全力塑造品牌。继“雪碧”音乐榜之后，可口可乐将其“雪碧”饮料机、饮料罐等品牌形象与上海东方卫视的“雪碧我型我秀”节目巧妙融合。2005年，可口可乐在全球推出了ICOKE平台，集音乐、娱乐资讯、游戏的快速消费品于一体，力图加强可口可乐品牌与年轻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在此后举行的“要爽由自己，冰火暴风城”嘉年华中，近三亿年轻的中国消费者通过购买可口可乐产品，在线赢取近4000万个奖品，其中包括限量版魔兽世界经典英雄人物玩偶及配饰、免费在线游戏时间等众多网络时代酷奖品。^[33]

品牌授权与特许经营如火如荼。品牌早已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授权与特许经营已经成为发掘品牌价值、品牌资产增值的重要手段。以迪斯尼公司为例，2012年，迪斯尼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品牌授权方。全球3000多家授权商正在销售着超过10万种与迪士尼卡通形象有关的产品。例如爱国者MP3上的米老鼠造型、三枪儿童内衣胸前的小熊维尼、儿童家具用品上的灰姑娘形象，都需要取得迪士尼的品牌授权并缴纳授权费。^[34]

目前，国际知名商品约8.5万种，但90%的知名商品品牌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和创新型国家拥有。据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2012年度提供的最新数据：国际知名品牌500强，美国拥有231个位于首位，法国44个屈居第二，日本以43个位列第三，英国40个，德国23个，瑞士21个，我国23个。^[35]中国入选的23个品牌，排名最靠前是中央电视台，其次是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国家电网等国字头垄断企业。另据2013年“BrandZTM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榜，苹果公司以1850亿美元的品牌价值蝉联榜首，中国移动则以553亿美元的价值排名第十；整个百强榜单中，中国有13家企业品牌上榜。^[36]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0个著名商标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只有 6.2%。^[37]而且，我国企业缺乏品牌的国际保护意识，一些国内的金字招牌屡屡在国际市场上遭遇尴尬局面：“红塔山”在菲律宾被抢注，100多个品牌被日本抢注，180多个品牌在澳大利亚被抢注。

中国的国家品牌形象如何呢？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商品流通全球，外国消费者接触“made in China”的产品和品牌的机会也不断增加，外国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的产品和品牌也形成了某种整体印象，遗憾的是，外国人对中国企业的品牌总体印象基本负面。2005年，Interbrand在网上访问243位外国的企业管理者，要求他们用3个词语描述对当今中国品牌的印象，在答案中排名前十位的词语中，只有“创新”和“有闯劲”是正面的词语。^[38]

三、创新驱动是国内形势所迫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使得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但同时，我们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获得的；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整体上仍然处于“资源依赖型”而非“创新驱动型”阶段。表3表明，我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仍然处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中国整体创新驱动能力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创新驱动能力差距巨大，在国家知识创新能力、国家创新环境支持能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支撑能力上均有待提高（参见表4）。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简单劳动的增加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是必然之举。

（一）物质资源难以为继，环境约束增强

我国物质资源先天不足。土地、水、森林、矿产是一国的主要物质资源，我国在此四项物资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上均较为缺乏。先看土地资源。尽管我国土地总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7%，但人均土地面积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强，其中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亩，不及世界水平的一半。水资源方面，尽管中国拥有的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是联合国认定的“水资源紧缺”国家之一。森林资源方面，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人均面积的1/4，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居世界第122位。矿产资源方面，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储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主要的金属矿产和能源矿产人均储量更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煤炭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水平的50%，铜和铝为1/4和1/10，石油、天然气仅为1/15。

先天不足的物质资源条件下，我国的物质资源消耗量却长期雄踞世界第一。据统计，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14.6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0年的32.5亿吨标准煤，这10年的能源消费增量竟是之前20年（1980—2000年）能源消费增量的2倍。2011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46.2%，2014年煤炭消费量虽然下降，但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0%，能源结构仍然以煤为主，特别是在治理大气污染的环保压力下，迫切需要减少煤炭消费总量。

中国能源消耗量仍在剧增。2014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所占比重为79.6%。从其在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以2005年为例，中国的铝用量增长占了全球铝用量增长的50%，铁矿石占84%，钢材占108%，水泥占115%，锌占120%，铜占307%，而镍更远超307%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耗用国。高增长的资源消耗远非我国自然资源存量所能承受，只能向国外进口，关键性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铀矿石等能源资源、铁矿、铜矿等矿产资源对外依赖十分严重，进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近年来中国钢协与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三大铁矿石巨头在铁矿石议价上的连年失败即是一明显例证。

“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还导致我国产业布局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合理；部分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畸形发展，产业结构严重单一，随着资源的日益匮绝而面临城市转型的艰难重任。高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发展模式还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三废”排放量连年剧增，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十分严重。与此同时，过度地向自然索取物资资源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沙漠化、荒漠化、石漠化正吞噬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中国的环境压力空前巨大。

在我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中，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以往的能源供给和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个革命”和“一个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发展国策。“十二五”时期，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6%，年均计划降低3.4%。2014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降幅比2013年的3.7%扩大1.1个百分点。这是“十二五”以来我国节能降耗的最好成绩。

单位GDP能耗下降，得益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电子商务、物流快递飞速成长，高科技新兴产业飞速发展，各种新业态新增长点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不断催生着新发展动力，成为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势在必行，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

（二）劳动力要素供给后续乏力

中国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促使大量的农业劳动者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转而投入到第二、第三产业当中。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总规模达到25278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规模的一半。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造就了规模空前庞大的产业大军，使得三十多年来形成了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40]然而，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并稳定处于低水平，青少年占比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并即将终结。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0年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在1953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为0.45亿，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200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相较于前一年的1491万大幅下降至894万，据预测，至2017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41]，然而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发布的数据，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同比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劳动年仍人口绝对数量首次下降。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人口红利即将终结。

在人口红利终结的情况下，用工成本剧增，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东部地区从760元增加到1455元，年均增速为11.4%；中部地区从370元增加到1389元，年均增速为16%；西部地区从560元增加到1382元，年均增速为16.2%。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近十年来，中国工资的上涨速度一直高于亚洲其他地区。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均涨幅为12.6%，而同期印尼为1.5%，泰国为0。^[42]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凸显出创新驱动的紧迫性。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投资驱动日显艰难，外贸出口持续疲软，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课题。习总书记说，物质资料总是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总是越用越多的。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迫使我们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轨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创新潜力释放出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文化创意和品牌战略的作用。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顺应了时代潮流，体现了党对当代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新时期我国经济改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 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 张志成：《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3] 参见吴鸣：《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4]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页。

[5] 程恩富、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载《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6] 参见邵彦敏、李锐：《优势理论分析框架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选择》，载《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7] 程恩富、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载《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8] 〔美〕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陈小悦译，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9] 程恩富、廉淑：《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新探——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

[10] 参见邵彦敏、李锐：《优势理论分析框架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选择》，载《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11] 参见邵彦敏、李锐：《优势理论分析框架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选择》，载《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12] 程恩富、廉淑：《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新探——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

[13] 郭民生：《积累知识产权优势实现市场竞争优势化》，载《创新科技》2011年第7期。

[14] 韩庆祥：《创新驱动，构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点》，载《兵团建设》2012年11月（下半月刊）。

[15] 参见杜红亮、冯楚建：《近年来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分析》，载《科技与法律》2010年第1期；万钢：《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与中国创新》，载《时事报告》2008年第12期。

[16] 参见《新一轮科技革命：不再是猜想》，http://www.lwgcw.com/NewsShow.aspx?newsId=29581，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17] 万钢：《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与中国创新》，载《时事报告》2008年第12期。

[18] 参见新华网：《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会错过机遇吗》，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2-10/30/c_12388911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19] 参见科技日报：《全球产业变革：趋势和可能的影响》，http://www.biotech.org.cn/information/104097，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20] 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学习的讲话》。

[21] 刘丽娟：《文化资本的交易模式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载《经济纵横》2006年第10期。

[22] 左银宝：《文化创意产业：“十二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基于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与启示》，载《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32期。

[23] 蔡荣生、王勇：《国内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研究》，载《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8期。

[24] 李怀亮、刘悦迪：《美国的文化霸权》，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6期。

[25] 参见朝阳文化创意产业网：《美国的创意产业——版权产业》，http://www.chycci.gov.cn/news.aspx?id=357，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26] 参见新浪网：《媒体称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约四分之一》，http://news.sina.com.cn/w/2011-11-25/01362352115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27] 参见时光网：《中国内地电影票房历史排行》，http://group.mtime.com/12781/discussion/253526/，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28] 参见新华网：《中国离动漫产业强国还有多远》，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9-05/13/content_11329524.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29] 参见新华网：《文化软实力：我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不足4%》，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2/20/c_12110144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30] 吴汉东：《设计未来：中国发展与知识产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31] 参见网易财经：《可口可乐入选创新企业50强居快消品牌创新榜首》，http://money.163.com/10/0521/08/676Q7TUV002526O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18日。

[32] 参见网易财经：《百事可乐“微笑”：历次更换广告语与标志成败路》，http://money.163.com/08/1210/09/4SPU6VOR002524U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25日。

[33] 王亦丁：《可口可乐：创新主义者的实践》，财富中文网2006年6月1日，网址：http://www.fortunechina.com/magazine/c/2006-06/01/content_169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26日。

[34] 参见新浪财经：《迪斯尼：品牌授权的成功》，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jjj/20081121/2118553910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29日。

[35] 参见搜狐证券：《2012世界品牌500强新榜单出炉》，http://stock.sohu.com/20121220/n36107655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2月3日。

[36] 参见美通社：《苹果蝉联BRANDZ（TM）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榜首》，http://www.prnasia.com/story/79847-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26日。

[37] 吴汉东：《设计未来：中国发展与知识产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38]Stefan Paul Jaworski, Don Fosher. National Brand Identity & Its Effect on Corporate Brands: The National Brand Effect （NBE）［J］.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Fall 2003, 11, 2:99.

[39] 资料来源：《二〇一四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0] 张蕾：《中国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探析》，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1] 参见常修泽：《创新立国战略导论》，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2] 常修泽：《创新立国战略导论》，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