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玄宗朝进士科试制的调整与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

永隆定“三场试制”后，武则天朝曾出现反复，至中宗年间方稳定下来。唐玄宗即位后，文化、政治事业多有建树，反映在科举制度上的建设上，有如下两个重大举措：一是将科举职掌由吏部转归礼部，从此礼部专掌人才选拔，吏部掌官员任命，分权有别，互相牵制；二是开元二十五年颁布科举诏，进一步规划明经、进士等科的试制，其中进士科在保持三场试的前提下，帖经一项进行了局部调整，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中书门下覆审杂文和策的新制度。可见，玄宗朝是进士科试制更革的一个关键时期：高宗末年确立的帖经、杂文、时务策的三场试制度，至此方真正稳定下来，成为此后进士科的常规试制。

从唐代科举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进士地位逐步提升，取代明经成为入仕第一正途。而就进士科内部试项地位变化之趋势看，杂文的地位总体要高于策，策的地位又高于帖经[118]。这两个趋势在玄宗时期已略见端倪。其中杂文试由起初的不限于诗赋发展到以诗赋为主，是促使杂文地位凸显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影响了进士科在社会及科举中的地位变化。

一、武则天至玄宗朝进士科三场试的反复与调整

（一）武则天朝进士科三场试的反复

永隆二年八月颁布《永隆科举诏》以后，朝廷便从制度上确立了进士科的“三场试制”。按唐代科举惯例，“三场试制”正式实施应在开耀二年（682）春。目前所能考知的唐代最早一次三场试，为武则天垂拱元年进士科。前文引及的颜真卿《颜元孙神道碑》记载：

少孤，……聪锐绝伦，工词赋章奏，有史才，明吏事。年十岁时，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任益府法曹，长史李孝逸闻君少俊，请与相见。座中试《安石榴赋》，君默缀少顷，郎中而从之，君授翰立就，不加点窜，孝逸大惊。……举进士，素未习《尚书》，六日而兼注必究。省试《九河铭》《高松赋》。故事，举人就试，朝官毕集。考功郎刘奇乃先标榜君曰：铭赋二首，既丽且新；时务五条，词高理赡。惜其帖经通六，所以不（原注：原本阙）屈从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动天下。[119]

碑文记颜元孙自幼聪慧，“工词赋章奏，有史才”，且属文敏速，有如宿构。所谓的“词赋章奏”，就是当时的杂文，因而本年试“铭赋”，很自然获得了主司“既丽且新”的赞誉。从其所试数目看，与《永隆科举诏》“进士试杂文两首”的规定相符。碑文又谓“时务五条，词高理赡。惜其帖经通六”，知此年另有试策和帖经两项，恰是三场试制。进士科起初固定试项就是“时务策五条”，不必赘述。至于永隆年间进士科形成的帖经办法如前所述，具体为：帖正经中的一部小经兼注（可能是《尚书》），共十帖，通六已上，帖经条数和及第标准皆依准明经科；兼经中可能要帖《老子》《孝经》，其中《老子》兼注共五帖，通三已上。颜元孙帖经通六，仅属及格成绩。进士及第例分甲、乙两科，当时甲科的要求是帖经十条须全通，杂文二首洞识文律、义理惬当，时务策五条亦全通[120]。颜元孙杂文、时务策皆达甲科要求，唯帖经成绩较弱，所以影响了最后的等第。可见，进士科三场试实施之初，帖经地位尚未如后期那般可有可无，杂文试的重要性也并未单独凸显。但是，从颜元孙“屈从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动天下”看，社会舆论对颜元孙工文善策而不能获高第显然是深有不平的，社会尚文之风似已开始介入进士考选，这无疑会对此后朝廷、主司的取舍标准施加一定影响，进而使杂文试地位发生变化，因而尚须辩证看待这一现象。

囿于材料，进士科三场试在武则天时期的具体实施情况，尚难明确[121]。不过，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唐末五代时人王定保在《唐摭言·试杂文》中的一段叙述：

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两汉之制，有射策、对策二义者何？射者，谓列策于几案，贡人以矢投之，随所中而对之也。对则明以策问授其人而观其臧否也。如公孙弘、董仲舒，皆由此而进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垂拱元年，吴师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122]

垂拱元年（685）吴师道进士及第事，与上文所述颜元孙应试为同一事。当时所试时务策五条，须通四已上，武则天欲示宽容，故降低标准，通三即可，这属于三场试的局部调整。王氏后又论及调露二年刘思立奏请改革事，从时间上看，明显应在吴师道及第前，王氏是由于疏忽还是另有安排呢？观本条目冠名为“试杂文”，所述试策事又居大半，可知重点乃在陈述唐代进士科如何由试策转变为加试杂文这一过程。之所以突出策和杂文，是因为王定保所处时代，帖经已无足轻重，故述进士科试项更革时有所侧重。明乎此，上文实际可分成三层。从开头至“靡不率由旧章”为第一层，申明试策乃西汉以来之“旧章”，唐代进士科从高祖至高宗仅试策乃是遵此传统。“后至调露二年”至末尾为第三层，所谓“后至”乃是针对“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而言，谓止试策的制度至此有所变化，朝廷有意增加杂文试等。中间所述“垂拱元年”吴师道事为第二层，乃是承第一层意而来，补论试策制度内部关于及第标准的一次调整。明乎此，王氏所论第三层意义便趋清晰：刘思立奏请改革后，朝廷确立了杂文试，这是对“旧章”的突破；“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承上意当指高宗末年确定的杂文试在武则天时期（684—705）可能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表明包括杂文试在内的三场试制度至中宗时期（705—710）方真正稳定下来。

王定保身处唐末五代时期，本身又“乐闻科第之美，尝谘访于前达间，……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123]，所撰《唐摭言》十五卷分门标目详载有唐一代科举掌故，其中于进士科尤详，书中很多记载都是他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关于《唐摭言》的价值，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曾指出：“唐人登科记等尽佚，仅存此书，故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12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赞誉道：“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125]因而王定保关于三场试从高宗末年确立，复经武则天时的反复，最后于中宗年间稳定下来的论述，是大致可信从的。

（二）《开元科举诏》与进士科三场试的稳定与调整

三场试自唐中宗年间稳定下来后，至唐玄宗开元后期有了部分调整。先是开元二十四年（736），时任礼部侍郎的姚奕奏请改革帖经办法，《唐会要》云：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礼部侍郎姚奕请进士帖《左氏传》《周礼》《仪礼》，通五与及第。[126]

唐初至开元二十四年期间，科举职权一直归吏部考功司掌管，具体而言：唐高祖武德时（618—626），是以吏部考功郎中监视贡举；自太祖贞观年间（627—649）开始，改由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考功郎中的品级是从五品上，考功员外郎是从六品上，品级已有降低，而贡举至开元时已成为社会舆论之中心，知贡举的权位与贡举地位颇不相称。至开元二十四年李权掌贡举时，遂发生了举人凌侮轻视主司之事，朝臣认为考功员外位卑，不能服众，于是朝廷于本年三月下诏，规定此后贡举改由礼部侍郎（品级为正四品下）专掌[127]。姚奕于本年十月上奏科举改革，当与贡举归礼部事相关。据《唐六典》记载，开元二十五年前明经、进士二科帖经旧例是：

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穀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原注：诸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后试策：……）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原注：皆经、注兼帖。）试杂文两首，策时务五条，文须洞识文律，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原注：若事义有滞、词句不伦者为下。其经、策全通为甲，策通四、帖通六已上为乙，已下为不第。）[128]

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原注：旧例帖一小经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开元二十五年，依明经帖一大经，通四已上，余如旧。）[129]

进士科帖经自永隆二年至开元二十四年的常规试制主要是帖一部小经兼注，及第标准是十条通六已上。姚奕奏请帖的《左传》为大经，《周礼》《仪礼》为中经，经书字数增多，习读和考试的难度因而加大了，为此要求及第标准降为帖十通五。姚奕之所以要改帖此三经，实际是依准明经科帖经例，《通典》载云：

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穀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各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策。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130]

明经正例为明二经，有两种选择：或选大、小经各一，或选两个中经。从李元璀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明经不愿修习中经中的《周礼》《仪礼》，那么必定选考大、小经各一部。大经中仅有《礼记》《左传》两部，《礼记》因为文字少，人人竞相习读，《左传》故而无人问津。小经中有四部，其中《公羊》《穀梁》二经又遭人忽视。由此可知，当时明经一般选考的就是大经《礼记》加小经《周易》《尚书》中的一个。李元璀此年上言，正是为了纠正习经中的偏废，希望天下复趋正轨，以造就彬彬之态。为了劝诱天下，李元璀建议选习《周礼》等四经者，及第标准由通六降为通五。朝廷听从了这项建议，但明经不习《左传》等五经的情况并未有所改观。八年之后，杨玚又为此上奏，《册府元龟》云：

（开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子祭酒杨玚奏……又曰：“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一二，恐《左氏》之学废。又《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亦请量加优奖。”遂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131]

《左传》等五经，仍旧习者甚少，开元八年降低及第标准的奖劝法并未发生作用。朝廷于是改为提高及第后的待遇（免授散），希望以此激励士子向学之心[132]。从李、杨二人的奏请中，开元年间明经科帖经情况大概可见。永隆后，进士科仅帖小经，从明经不习《公羊》《穀梁》二经推测，进士科所帖可能也集中在《周易》《尚书》上[133]。姚奕上奏请改帖《左传》《周礼》《仪礼》，当是有鉴于李、杨二人之议，且从及第标准的设定来看，“通五与及第”即同于李元璀“帖十通五”之议。这也再次验证了本文此前关于进士帖经往往依准明经例的推断。

姚奕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响应。开元二十五年正月，唐玄宗颁布科举改革的诏令，出台了新的考试制度。此次诏令，诸书多有记载，以宋人所编《册府元龟》载录较详（以下简称《开元科举诏》）：

（开元）二十五年正月，诏曰：“致理兴化，必在得贤；强识博闻，可以从政。且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取通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仍须对同举人考试。庶能否共知，取舍无愧。有功者达，可不勉与！（原注：此诏因侍郎姚奕奏也。）”[134]

中唐杜佑所撰《通典》载此诏的颁布时间为本年二月[135]，宋初王溥所撰《唐会要》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同[136]，南宋王应麟所编《玉海》则定于“二月二十二日”，系依据《会要》之记载[137]，据此定《开元科举诏》于开元二十五年二月颁布较为合理。

《开元科举诏》对进士科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进士科遵《永隆科举诏》，依旧实行三场试——先帖经、次杂文及策，仍每场定去留；“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当针对杂文而言，虽有不满，但诏文并未对杂文与策两项进行调整[138]；帖经一项由帖小经改为帖大经，及第标准从帖十通六改作通四。改帖大经，虽参考了上年姚奕的意见，但从“准明经例”看，更大可能是明经已有帖大经法，参准效行即可，不必再行定制，这符合唐代科举的惯例。关于及第标准，开元八年李元璀建议明经习《周礼》等四经者，可降为帖十通五，此诏则规定不论何经，明经一律通五即可，无疑是降低了帖经难度[139]；进士科依明经帖大经，经书难度增大，于是将及第标准降为帖十通四。以上是进士科的常规要求，可视作“进士常科”。

其次，诏文规定进士举子中若有精通一史者，可试策十条，通六为及第，由“所司”奏报朝廷单独处分。从待遇提高角度看，所谓试策十条当是在常科三项试的基础上加试，即实际要考四项，这可以视作“进士特科”。常科所试策文通常为时务策五道，新增试项虽亦为策，不过与时务策当有区分。《开元科举诏》对明经科的改制，有将先前的“试经策十条”改为“案问大义十条”的要求，联系封演所说“其后明经停墨策，试口义”[140]，知先前所试十条经策为笔试性质，开元二十五年后改用口试，条数不变。进士科新增的试史策十条，当是效仿明经试经策十条的惯例，具体考试方法似仍为笔试。从录取标准来看，明经试经策取通六已上，此处试史策十条取通六，同样是仿照明经科例。进士科试史策的做法，实际渊源有自。前文论及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考试办法就是试史策，由于是加试，可能并未严格执行。此外，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唐睿宗下制求“能综一史知本末者”[141]，次年即有王楚玉等八人中第[142]。可见，唐朝廷重视儒家经典的同时，也提倡读史，这与国初修史借鉴以往的政治理想是相符的。在唐代官学弘文馆、崇文馆中，学生日常所习便包括“前四史”，并有相应的课试选拔之法[143]。《开元科举诏》当是基于此前科举及官学中已有的试史传统，并参照明经科试例，从制度上确立其为进士科的一个特项，通过提高及第待遇来促进社会读史、重史之风。诏文开头曾对进士试杂文以声韵为学颇有微词，此番特设史策，当是希望达到文史兼习、才学并重的目的，统治者的苦心于此可见。

再次，规定进士科所试杂文及策，今后必须上呈中书门下予以复审。之所以仅复审杂文和策，是因为帖经考试本身依准经典及注文，有相对客观的标准，主司不易为个人喜好左右，而杂文和策，属于独立创作，风格因人而异，主司审定，难免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不过，这只是复审制度设定的浅层原因，朝廷实际有更深层的考虑。我们注意到《开元科举诏》仅对三场试中的帖经进行了调整，但并不代表朝廷对杂文和策实施状况的完全认可。早在高宗颁布的《永隆科举诏》中，已提及传统试策中存在着效仿诵读旧文而不寻史传的弊病，为此朝廷采刘思立之议，参准前代和现行之制，增设了帖经和杂文两项。至《开元科举诏》，又指出新设的试杂文存在“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的弊病。因而，朝廷虽未直接对杂文和策两个试项进行调整，但通过建立杂文和策的复审制度，介入知贡举的评定工作，试图保证考核的公正性。同时，由于复审具有最终的黜陟权力，因而朝廷对考试中不良风气的公告无疑对应试考生有某种警诫作用，这对促使杂文和策向华实并重转变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复审虽然出于纠弊，毕竟体现了朝廷对科举制度的高度重视。中唐以后科举发展的两个趋势于此也略见端倪：一是就科举内部而言，明经科被排除在复审制度外，表明朝廷对进士科更为重视，这与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地位逐步上升，最终在贞元、元和之际成为科举入仕第一正途的趋势相符。二是就进士科内部而言，复审制度仅针对杂文和策，帖经不受重视，此与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以诗赎帖”、帖经地位逐步下降的趋势也是相合的。

二、开元、天宝间礼部“以诗赎帖”现象分析

（一）“以诗赎帖”的性质和出现时间

此期进士科三场试的发展中，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赎帖。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及此的是唐人封演，其《封氏闻见记·贡举》云：

开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贡举属于礼部，侍郎姚奕颇振纲纪焉。其后明经停墨策，试口义，并时务策三道，进士改帖大经，加《论语》。自是举司帖经，多有聱牙孤绝倒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十一年，杨国忠初知选事，进士孙季卿曾谒国忠，言“礼部帖经之弊大，举人有实才者，帖经既落，不得试文；若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则无余才矣”。国忠然之。无何，有敕，进士先试帖经，仍前后开一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144]

唐代进士科在确立三场试后，实行“每场定去留”的考试办法，即首场通过者才有资格应试中场，中场再通过者方应试末场。从中宗朝至玄宗朝，进士科三场试以帖经为首场、杂文为中场、策为末场，帖经不合格者将失去杂文试资格，因而帖经的地位显得颇为重要。封演上文称赎帖为“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联系“三场试制”，所谓的“帖落”即针对帖经而言，指举子帖经考试被落下；“试诗放过”指举子失去杂文试的应试资格后，礼部另行考试诗歌，使其重新获得这一应试资格。可见，所谓的“赎帖”实际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赎救措施。它具体包含三个方面：

①赎救的对象——帖经；

②赎救的方式——试诗，故称为“以诗赎帖”；

③赎救的目的——获得杂文试的资格。

“以诗赎帖”出现的时间，据封演所述，在“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时。达、李二人知贡举时间，《唐语林》载为：

神龙元年已来，屡为主司者：……达奚珣四，天宝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岩三，天宝六年、七载、八载。[145]

据此，天宝二年（743）至八载的七年时间中，“赎帖”屡有发生。封演本人为天宝十五载进士，以当时人述当时情事，应有所据。不过，天宝前期可能只是赎帖现象发生较为集中、频繁的一段时间，它的出现应在此之前。宋初所编《太平广记》引晚唐人孟棨所撰《本事诗》，载有唐人崔曙应进士事，云：

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谶也。[146]

文中“赎帖”二字，多有异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广记》所引《本事诗》作“试帖”，《历代诗话续编》本《本事诗·征咎》同[14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事诗·征咎》作“牍帖”。“牍帖”当为“赎帖”之讹。至于试帖，唐人皆视为帖经的同义词，至清代始有以试帖诗称呼唐代科场所试诗者，如毛奇龄选编有《唐人试帖》。可见，无论是赎帖，抑或是试帖，其中之“帖”都指帖经，因而崔曙《明堂火珠》诗当系帖经时所试，性质可归入赎帖。《唐诗纪事·崔曙》称其“开元二十六年登进士第”[148]；《直斋书录解题》录《崔曙集》一卷，所撰提要谓其为“开元二十六年进士状头”[149]。徐松《登科记考》即据《书录解题》定崔曙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进士，并称：“又按崔曙试《明堂火珠诗》及第，则《明堂火珠》为是年试题。”[150]据此，开元二十六年进士科考试已存在赎帖现象。开元二十六年知贡举为姚奕，其于开元二十四年曾奏改进士帖经试制；朝廷次年颁布的《开元科举诏》遂规定进士改帖大经，开元二十六年始正式施行。崔曙举进士为进士帖经新制施行的第一年，出现“以诗赎帖”当非偶然，应为知贡举姚奕所定。从整个唐代科举发展来看，唐代知贡举对科举试制享有一定自主权，前文在讨论《永隆科举诏》时已有涉及；“赎帖”的出现也应归于知贡举的一种临时举措，终唐世，它始终未写进敕令，因而并未成为科举定制。

（二）“以诗赎帖”的背景：“进士以帖经为大厄”

据封演所述，其时“进士以帖经为大厄”，为防止举子因帖经被落直接丧失杂文试资格，部分知贡举人便自主采用了赎帖这种新颖而颇为大胆的赎救措施。

举子视帖经为畏途，最直接的因素是源于进士帖经难度的不断提高。高宗、武则天时期，进士科尚帖小经。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姚奕奏改帖大、中经，次年《开元科举诏》颁布后，遂改帖大经。封演上文提及的“其后明经停墨策”至“进士改帖大经，加《论语》”云云，即指《开元科举诏》所规定的新试制。由于此时帖经试为首场，士子为免首场被黜，习阅儒家经典自不可停废。朝廷意在借此造就才学兼重的社会风气和文质彬彬的文化人格，因而在三场试之初期，并未刻意突出首场帖经试的黜退功能，这从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难度较前增加，便相应降低及第标准的举措中可得证明。随着科举地位的提高，士子竞集科场，为缓解礼部压力，主司选拔时便有意黜退，故而逐步增加帖经试的难度。杜佑《通典》在介绍《开元科举诏》后，曾论及科场帖经的方法：“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自注云：

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联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151]

此与封演所述：“自是举司帖经，多有聱牙孤绝倒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正可相参。帖经之黜退功能至此完全凸显，传统习经方式显然不足以适应新的考试形式，为此士子专将经文孤绝幽隐处编成诗赋，以便于诵读，从而达到“难者悉详”的效果。结果是，经文的“平文大义”反而不甚注意，这和科举前期止试策时出现的抄袭旧策、汇聚义条，不读正经、史传的弊端是相似的，至此朝廷增设帖经，以求社会习经尚儒的意图并未实现，且是愈去愈远。需要注意的是，帖经故设难题，只是礼部在选拔过程中根据科场形势而约定俗成的一种考试办法，本身并非是朝廷定制，且违背了朝廷选才的最终目的。不久，朝廷颁布相关诏令，予以纠正。《唐会要》云：

天宝十一载七月，举人帖及口试，并宜对众考定，更唱通否。其载十二月敕：“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帖下帖。为弊已久，须有厘革。礼部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十二载六月八日，礼部奏：“以贡举人帖经，既前后出一行，加至帖通六与过。”[152]

《通典》云：

（天宝）十一载，礼部侍郎杨浚始开为三行，（原注：不得帖断绝、疑似之言也。）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第。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原注：旧制，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亦并帖注。）[153]

《开元科举诏》仅规定明经问义“须对同举人考试”，至天宝十一载（752），鉴于帖经之弊，遂于七月下制，规定此后除问义外，帖经试亦须“对众考定，更唱通否”。这无疑使考试更为公开，有利于公平竞争，进士科帖经当亦准此例。至十二月，进一步对帖经考试中命题的偏、怪之弊加以厘革，要求此后“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此即封演所谓的：“无何，有敕，进士先试帖经，仍前后开一行。”阳浚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为礼部侍郎，《通典》所谓“礼部侍郎杨浚始开为三行”，当即根据十二月的帖经条例而来[154]。可见，次年即天宝十二载的帖经办法为“前后各出一行”。至六月，礼部又要求提高帖经标准：“加至帖通六与过。”前已论及，进士科帖大经后，及第标准为通四即过，帖经现在“既前后出一行”，原文的增加导致难度降低，因而重新将及第标准恢复到最初的通六。朝廷之所以维持帖经难易之平衡，是因为帖经过偏过难，无法达到选才之目的；过浅过易，则士子废经，朝廷尊儒之令无法贯彻，长此以往，帖经地位将日益下降，变得可有可无，所谓的三场试不过徒具虚名。

除受帖经试制影响外，进士举子“以帖经为大厄”，根本原因实际在于“文士多于经不精”。魏晋以来，文学脱离经学获得独立地位的同时，部分士人重文章而轻儒经，文士和儒生渐趋对立。反映在察举中，秀才科之策试偏重文才，故“例取文士”；孝廉与明经二科偏重章句，故多取儒生。唐代科举初期，明经、进士二科并重。高宗永隆增设杂文后，进士科的文学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晏安，统治者对文学极为重视，社会尚文之风随之大盛，士子皆奋发欲以文学仕进，而明经因所试为儒经，重在帖诵，无法体现应试者的创造才能，故进士科成为“士林华选”，文士竞集于此。中唐人沈既济对此形象描述道：

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百余年闲，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无良者或有焉。[155]

文士既竞趋进士科，而进士科自永隆间新增帖经一项，“于经不精”之文士势必面临挑战。前文提及垂拱元年应进士举之颜元孙，“工词赋章奏”，然“素未习《尚书》”，致使帖经成绩仅为及格，虽其后所试杂文和策皆文采殊异，仍“屈从常第”。其时进士尚帖小经，难度较此后为低，但帖经仍成为部分文士之“厄”。由此观之，开元二十四年（736）后进士帖经施行新制、难度亦有意提高后，“进士以帖经为大厄”便自属必然了。礼部施行赎帖，便是在此背景下，为“文名高而帖落者”提供补救方案。又据封演所述，天宝十一载，进士孙季卿提出“先试杂文，然后帖经”的解决方案。此法调整了进士科三场试的传统顺序，将杂文置为首场，杂文通后方试帖经。孙氏认为先试文可尽举人之“实才”，“实才”显然指文才，故此法仍旧是为“文名高”却“于经不精”之进士作考虑。但就唐代进士试制而言，孙氏此法实际有先天不足：三场试的确立和稳定使帖经试继续施行，加之帖经难度的增加，导致其黜落举人情况依然存在，因而“先试杂文，然后帖经”与此前的“帖经通，然后试杂文”，对于那些虽善文却“于经不精”的举子而言，实际并无区别。

“进士以帖经为大厄”，看似进士科内部试项中帖经和杂文之冲突，究其实质反映的是唐代重文轻儒之社会风尚。则天朝颜元孙以帖经不佳，未获高第，当时舆论已多有不平，社会尚文之风可见一斑。礼部创设赎帖之法，针对进士文名高者，用其所擅长之诗歌试赎救已落之帖经试，正是顺应了开元、天宝年间的主流趋向。然而，由于赎帖法已表现出以诗歌试取代帖经试之趋势[156]，这无疑对传统的进士三场试制形成冲击，也有悖于朝廷设科文儒兼取、才学并举之初衷，故朝廷并未将赎帖纳入官方诏令，而是采取了维持帖经难易平衡的相关举措。

（三）“以诗赎帖”的制度依据

赎帖采用诗歌而非其他试项来赎救帖经，与开元、天宝年间的社会风习颇有关联：其时普遍尚才重诗，“进士文名高者”往往善诗。除此之外，“以诗赎帖”还有其制度依据。这可从赎帖诗的特殊性谈起。据上文所考，目前所知最早之赎帖诗为崔曙开元二十六年（738）应进士科时所试《明堂火珠》，全诗如下：

正位开重屋，凌空出火珠。夜来霜月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还知圣明代，国宝在名都。[157]

该诗为五言律诗，以题中“珠”字韵，《全唐诗》卷一五五题作《奉试明堂火珠》，知其为限韵、限题之作；从全篇写法上看，首破题，次承接，后收束，极重章法、次第。不妨将其与晚唐的一首赎帖诗《宫池产瑞莲》作对比，后者系王贞白于昭宗乾宁二年（895）“帖经日试”[158]：

雨露及万物，嘉祥有瑞莲。香飘鸡树近，荣占凤池先。圣日临双丽，恩波照并妍。愿同指佞草，生向帝尧前。

此诗为五言律诗，以题中“莲”字为韵；写法上亦大致按破承转接的结构。可见，赎帖诗在题、韵、写法上皆有诸种约束，与唐代文士日常之古、近体诗皆存在差异，但恰恰符合有唐一代科举考试所用诗歌的一贯特点。

如前所述，礼部创设赎帖本为赎救文士，免其“帖经之厄”，故用意自然不在黜落举子。然而，礼部赎帖所采用的诗歌类型却是大异于日常诗歌的具有种种束缚的应试诗，文士不善此诗亦在情理之中，黜落危机隐然显现，赎救目的和赎救方法无疑存在冲突。明乎其间缘由，可以推测：知贡举以应试诗赎救帖经，必然是基于此类特殊诗体前此已为科举考试所采用。一般来说，某一文体与科举相结合，并被改造成特定类型，需要经历一个定型过程，如明代的八股文的形成便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只有当诗歌逐渐进入进士科内部，成为较为固定的试项的时候，应试诗体才有可能出现并为广大文士所熟悉，礼部以之作为赎救手段时才能达到免“帖经之厄”的目的，这就是“以诗赎帖”的制度依据。关于唐代诗歌与科举之结合，此又涉及进士科杂文试内容变化的关键问题。

三、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

（一）杂文试和诗赋试关系辨析

唐代科举杂文试的范围大致限定在笺、表、议、论、铭、颂、箴、檄、诗、赋十种文体之内，因而它是三场试中最能体现进士科文学特性的试项。前文曾引及中唐人沈既济之论，“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其中的“文章”指向的便是杂文试。进士科所谓的“以诗赋取士”，同样是针对杂文试而言。关于杂文试和诗赋试之间的关系，以往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新设的杂文试就是诗赋试，从而将杂文和诗赋视为对等概念；二是视杂文为诗赋的对立概念，因而认为进士科三场试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其中的杂文试已逐渐被诗赋试取代。实际上，诗赋试包含于杂文试之中，两者既不对等，也不对立。清人徐松所撰《登科记考》于《永隆科举诏》“进士试杂文两首”下有一著名论断，常为研究者征引：

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159]

该论断的积极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认识到诗赋是隶属杂文概念中的；二是将进士科杂文试描述成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由起初的不限于诗赋，到常用诗赋，最后到专用诗赋。徐松的总体把握值得肯定，然在具体叙述中，仍有疏漏，如称杂文至“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实则垂拱元年杂文已试《高松赋》。因此，诗赋纳入进士科杂文试的过程尚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二）诗赋纳入杂文试之过程

永隆定进士科三场试，在高宗末年，其时施行情况已难详知。至武则天朝，三场试并未严格执行，所能考知者唯垂拱元年进士科帖经后，曾试《九河铭》《高松赋》二首，则其时赋体已被纳入进士科杂文试。此后，唐末五代人王定保在《唐摭言·试杂文》中的一段叙述颇为重要：

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160]

王定保认为三场试于中宗神龙元年（705）重新施行时，已“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换言之，中宗朝之进士科，诗赋已常被纳入杂文试。王定保身处唐末五代，所撰《唐摭言》多有所据，极具史料价值，此段叙述当非妄言。活动于盛、中唐的封演曾云：

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亦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余初擢第，太学诸人共书余姓名于旧纪末。[161]

据封演所说，中宗神龙（705—707）时，已有人开始登载每年及第进士名录，称之为《进士登科记》。封演本人登天宝十五载（756）进士第，当时太学同学便将其名续记在“旧纪”后面，所谓的“旧纪”亦指当时流行的登科记。此类进士登科记之所以始兴于神龙年间，必与三场试复行于此时有关。（联系王定保所说“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知此段叙述很可能依据其时流行的登科记而来。）封演称登科记为逐年记载进士及第姓名者，但实际上登科记亦记载每年之考题。如南宋人彭叔夏撰《文苑英华辨证》引及《唐登科记》，载：玄宗开元五年（717）试《止水赋》[162]；开元七年试《北斗城赋》，以“池塘生春草”为韵[163]。又如南宋人吴曾撰《能改斋漫录》称其曾得唐人赵傪之《唐登科记》，其中载有德宗贞元七年（791）、八年的知贡举、及第人以及所试诗赋题目：

予家有唐赵傪撰《唐登科记》。尝试考之，德宗贞元七年，是岁辛未，刑部杜黄裳知贡举，所取三十人，尹枢为首，林藻第十一人。……赋题《珠还合浦》，诗题《青云干吕》。次举贞元八年，是岁壬申，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所取二十三人，贾稜为首，欧阳詹第三人。……赋题《明水》，诗题《御沟新柳》。[164]

贞元八年的考试情况，宋人洪兴祖所撰《韩子年谱》引《科名记》亦有类似记载：

贞元八年陆贽主司，试《明水赋》《御沟新柳诗》。其人贾稜、陈羽、欧阳詹……是年一榜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号“龙虎榜”。[165]

洪、吴二人所见非必一书，大要亦唐、宋人所撰“唐人登科记”一类。赵傪所编《唐登科记》，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篇》亦曾提及：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繇是赵傪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166]

此外，该书“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序”条提及的登科记似仅为登载一年及第情况的单行册子[167]；“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条又云“李甘，字和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168]，此登科记则可能为逐年编录者。可见，王定保其时所见“唐人登科记”不在少数。《唐摭言》所述“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在唐代科举史上颇为关键，“登科记”编撰之风始于此，不为无因。当时试题，“登科记”必有载录，王定保称神龙时“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自当据此立论。

由于文献缺失，中宗朝进士科诗赋试题，已难知悉。玄宗朝的诗赋试情况，载籍多有涉及，今就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所考及后人有关补正，参以己见，绘制《玄宗朝进士科诗赋试题统计表》如下[169]：

虽然因为材料缺失，具体系年存在疏漏，但就此表所反映的总体趋势看，玄宗朝进士科的杂文试在文体选择上的确以诗赋为主。其中较为确定以“一诗一赋”为杂文试者，有先天二年、开元廿二、廿七年以及天宝十载；存疑者，有开元五、十三、十八、十九以及天宝六载。封演称：“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170]此“旧例”的奠定期当在玄宗朝。故知徐松称“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所述有失。此期杂文试的实际情形应为：开元、天宝间，常以赋居其一，或常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从总体趋向看，杂文试“一诗一赋”的格局于开元、天宝之际已大致奠定。

（三）附论：天宝十一载科举敕令关于帖经后“试文、试赋各一篇”的质疑

玄宗天宝十一载十二月，朝廷发布科举敕令，《册府元龟》所载较详，今节录有关进士科试制者如下：

十二月，敕：“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礼部起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原注：旧制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亦并帖注也。）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171]

本年敕令主要针对进士科改革帖经试中所出现的主司故设疑难的弊病[172]，此外则是重申永隆以来逐步稳定的进士科三场试制——帖经通而后试杂文两篇，杂文通而后试策。值得注意的是，该敕令具体规定了所试杂文的文体是“试文、试赋各一篇”。唐人杜佑《通典》述及此事，亦云“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173]，可见宋人所编亦有所本。从语法上看，“试文、试赋各一篇”颇显累赘，未若作“试文、赋各一篇”。此外，从唐人观念及唐代科举事实出发，杂文“试文、赋各一篇”的说法亦存在诸多疑点。

初唐至中唐，“杂文”概念大致等同“文笔”，故科举与铨选所试之诗、赋、箴、表、论之类皆可以杂文概称之。且观唐人论述，杂文多省称为“文”。杜佑《通典》述永隆二年诏云：“永隆二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174]述吏部所设博学宏词科云：“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175]博学宏词科之通例为试诗、赋、论各一篇，此三种文体亦属杂文，故杜佑所谓“试文三篇”乃“试杂文三篇”的省称，这代表了唐人的观念。观敕令“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的论述，后一“文”显系杂文省称，因为进士科试制就是杂文通而后试策。如此，前一“文”便存有疑问：若解作杂文，试赋便为多余；不作此解，则两“文”异义，不合逻辑，况且唐代亦无文、赋对立之文体观念。以此观之，唐宋人所述颇有疑问。

上文论诗赋纳入杂文试之过程时，曾谓开元、天宝之际，杂文试已大致奠定“一诗一赋”之格局。敕令前一年，也就是天宝十载，进士科杂文试《湘灵鼓瑟诗》与《豹舄赋》。天宝十一载敕令为重申旧制，若规定杂文所试文体，亦当为“试诗、赋各一篇”。合上述所论，颇疑敕令本作：“帖既通而后试文，诗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176]原敕令之“试赋”很可能为“诗赋”之讹。“诗”“试”之形近音近，史籍亦有相混，不妨举一例为参验。天宝十三载，制举曾加试诗赋，《唐会要》载云：“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原注：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177]《册府元龟》则记为：“十三载十月，……其词藻宏丽科，问策外更试律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178]所谓“问策外更试律赋各一首”，“试”后当脱一“诗”字，盖“试”“诗”形近音近，或编纂之间偶删“诗”字，或辗转之中致使脱漏。清人秦蕙田撰《五礼通考》，于“学礼”下曾援引《新唐书·选举志》部分文字，后加按语，云：“高宗永隆二年，诏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所谓杂文，即诗赋之类也。天宝十一载，诏进士帖经既通而后试文，诗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179]盖秦氏已有此论，惜未详论，故略述一二，以备方家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