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理论

国内外学者对于“全球工序分工”这一概念范畴，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有多种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Dixit和Grossman（1982）研究表明，把产品生产工序在空间上分离，可以在国内有效保护一部分产品附加值，这种技术现象被称为“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 Production），其主要特征是，本阶段的生产为下一阶段生产提供半成品。Krugman（1994）认为，基于价值链分割的国际分工是战后世界生产体系的主要特征，并将此现象描述为“价值链分割”（Slicing-up the Value Chain）。与此同时，Bhagwati和Dehejia（1994）指出，各国以相对比较优势，作为国际分工的基准，利用“万花筒式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来从事不同工序生产。Arndt（1997）从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视角出发，定义了外包（Outsourcing）和转包（Sub-contracting），即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工序发包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行为。之后，Jones和Kierzkowiski（2001）认为“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影响了国际分工体系的具体形态，构成了世界贸易的主要内容，即将生产过程切割开来，安排在不同的空间区位中进行。而Feenstra（1998）认为，可以用“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贸易一体化”（Integration of Trade）来描述当代国际贸易体系呈现出来的特点：全球工序分工与中间产品贸易。同期，Hummels、Rapoport和Yi（1998）定义了“垂直专门化分工贸易”（Vertical-specialization- based Trade），用来描述全球范围内的工序分割以及中间产品贸易现象。“垂直专门化分工贸易”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可以分割成一个或者多个工序；第二，产品的特定生产工序经过分割以后必须可以分布在多个区位中生产，形成商品价值链的跨境延伸；第三，在工序生产中，必须至少有一个国家利用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并且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或者中间产品，将有一部分出口到国外。

国内学者于21世纪初开始涉及工序分工理论的研究，对于相关概念的界定基本参考了国外学者的表述。卢锋（2004）定义了“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的概念，认为产品内分工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产品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实施的空间分割现象。但是，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6a, b）指出，以往的概念片面强调了“外包”的新分工形式或者“工序”的新技术形式。用“工序贸易”（Tasks Trading）更能准确刻画新的生产分工形式和贸易内容，反映当代工序分割和中间产品贸易的主要特征，更适合研究世界贸易分工体系和各国贸易发展情况。

2012年G20峰会首次将“全球价值链”引入议题，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对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涉及全球价值的概念、核心要素构成以及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方面，研究通过对贸易增加值进行计算，衡量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贸易所得（刘维林 等，2014; Koopman, 2014；刘琳，2017）；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涉及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界定（Gereffi, 1994）、动力机制（张辉，2006）、治理结构（Gereffi, 2005）、贸易政策（唐东波，2012）、价值链升级的动因、类型、路径、方式和政策建议等（尹伟华，2016）。

二、服务外包理论

近年来随着服务外包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将外包理论引入服务外包的研究中，探究其适用性问题，下文将从外包理论的三种研究视角出发，对服务外包的理论基础进行概述。

（一）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均可以用来解释服务外包产生的原因。

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外包决策，同样适用于服务外包决策。如，Ang和Straub（1998）研究表明，美国银行业的信息系统外包中，外包程度与搜寻成本呈反向关系。Alpar和Saharia（1995）同样通过研究信息系统外包，分析得出含有隐性知识在内的服务外包比较少。Poppo和Zenger（1998）指出，外包发生的可能性因预期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增加而减少。

Jones、Kierzkowski和Chen（2004）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依然适用于服务外包领域，他们建立了一个离岸外包的决策模型。根据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需要不同的技术投入和中间品投入，此时如果将某种工序外包给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的国家，利用其拥有较充裕要素的比较优势，企业就能降低生产成本。但是，企业必须统筹安排和监督生产各个阶段，由此也会产生相应的服务成本、运输和保险成本等。

（二）服务外包的管理学解释

管理学中的多个理论，比如核心能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价值链理论，等等，均可以解释服务外包产生的原因。核心能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从企业的内部资源角度出发，而资源依赖理论重点强调企业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和控制，上述三种理论都强调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影响企业战略决策，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服务外包的产生原因。

Espino-Rodríguez和Padrón-Robaina（2005）研究指出，企业会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核心业务，而把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核心能力理论指出，理性厂商会保留核心业务，并通过各种资源提升其竞争力，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

以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Espino-Rodríguez（2006）探讨了信息系统外包的决定因素，发现外包与业务价值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管理者倾向于将资源的资产专用性高的生产环节内部化，选择将资源的资产专用性低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外部承接商。企业选择外包方式的可能性与活动被替代或转移的难度呈负相关关系。

Goo等（2007）认为，企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其他外部资源对该资源是否具有可替代性、资源对企业赢利和战略管理的影响程度、替代成本的高低这三个因素。企业获取生产必需的关键生产要素，且该资源不能够完全依靠内部供给，企业可以将某些生产环节外包出去，那么必然产生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

（三）服务外包的社会学解释

社会交换理论是服务外包产生原因的社会学视角的解释。结合社会交换理论，Sun等（2002）研究了信息系统外包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一系列假设，进而用案例实证的方法验证这些假设是否正确。研究结果表明，在提出的十二条假设中，十一条通过了统计验证。这些假设的正确性验证了社会交换理论适用于服务外包。Grover等（2015）研究发现，合作伙伴之间的承诺、信任、协作关系与外包是否成功具有显著相关关系。Lee和Kim（2015）实证研究证明，外包双方合作的质量好坏与外包是否成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他们认为培养信任和承诺的良好合作关系是企业在外包过程中实现回报收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三、服务外包的贸易利得效应

（一）服务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国外学者就服务外包如何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行了较为翔实的研究。

Raa和Wolff（1996）使用美国1980—1990年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10年间制造业生产率恢复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制造业的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而生产方式的变革才是其主要原因。得益于服务外包，制造业生产中的低效率服务工序可以脱离出来由外部提供，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外包是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Fixler和Siegel（1999）认为，短期内业务外包的冲击会降低服务业生产率，但在长期，需求将趋于稳定，由于竞争的关系会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

Amiti和Wei（2005）利用1992—2000年美国制造行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服务外包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外包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呈明显正相关关系。

Olsen（2006）综述了外包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并比较了不同论文的研究方法、指标与结论。他认为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需要结合企业或行业特性来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制造业企业将其服务环节的业务外包出去，服务业企业将实物环节的业务外包出去，这两种情况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不明显。

国内学者结合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实际情况，对此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刘庆林、陈景华（2006）将制造业外包的模型用于分析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服务外包能够提高服务外包承接国和发包国的经济增长率，进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李伟庆、汪斌（2009）将我国1997—2002年投入产出数据和工业经济数据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外包的生产率效应，计量结果表明服务外包能够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

（二）服务外包对承接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大部分的研究表明，服务外包的发展有利于承接国技术进步以及向高端价值链环节的攀升。Dossani（2005）指出，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的软件外包过程中，采取了OEM—ODM—OBM的升级路线和步骤，逐渐从低端的简单代工升级到高附加值的产品研发设计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接包企业通过学习、模仿、吸收、创新，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发包企业。

Long（2005）研究认为，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跨国公司有时会把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业务研发、设计业务等外包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外包企业往往会对低工资国家的劳动力进行培训，以便使接包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符合发包企业的要求，而东道国将获得技术外溢的收益。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理论研究方面，喻美辞（2008）通过构建三个部门的开放经济增长模型，考察国际服务外包技术外溢对承接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理论表明服务外包可以提高承接国的技术水平。

影响技术外溢大小的因素主要有：承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国内外技术差距等。承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与技术外溢效应呈正相关关系；承接国与发包国的技术差距水平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可以获得最大的服务外包技术外溢效应。

王俊（2008）认为，跨国公司控制的外包体系会对我国的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他构造了一个技术“锁定”模型，说明本土制造商由于缺乏品牌和技术，极有可能会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从而阻碍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我国政府在制定外包政策的时候，应该根据行业进行调整，以避免这些不利影响。

实证研究方面，刘绍坚（2008）首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了我国承接软件外包企业高管的调查数据，然后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可以提高本土软件行业的研发能力，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可以证明通过示范效应是我国承接软件外包产生技术外溢的有效途径；暂时无法证明产业集聚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市场环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这四个途径是否能带来技术外溢效应。

王晓红（2008）通过对我国80家设计公司承接服务外包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国际服务外包可以产生技术外溢。其外溢效应的主要表现在设计公司规模的扩大，国际市场的开拓，学习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促进产业价值链向高端的延伸等方面。

崔萍（2010）利用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承接服务外包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承接服务外包对于企业技术投入强度和技术创新产出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两者之间呈现明显的正向关系。另外有研究指出，影响服务外包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还有企业规模和政府补助。

阙澄宇、郑继忠（2010）在对大连市软件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承接服务外包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连市软件行业承接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即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本、技术研发投入、管理经验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大连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三）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劳动就业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服务外包在短期内也许会导致发包国某些行业失业率的升高，但是就长期而言，对发包国总体就业率影响不大。Garner研究机构（2004）指出美国服务外包提供给国外的服务岗位，只占总就业岗位较小的比重，而且从长期来看，服务外包不会降低美国的就业和生产率，相反，部分工作人员可以从外包岗位中转移出来从事更高收入的工作，可以提高其生活水平。

Amiti和Wei（2005）通过分析美国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认为本部门创造的新的就业岗位很有可能可以弥补服务外包导致的就业损失，这将大大削弱服务外包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Bhagwati和Srinivasan（2004）的研究表明，服务外包会降低发包国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然而增加了发包国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此，短期内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有一定的影响，但就长期而言，低技能劳动者可以接受再培训，提升技能进入报酬更高的行业。

Görg和Hanley（2005）认为，服务外包有利于就业率的提高。他们以爱尔兰电子工业为例，研究了国际服务外包对生产率与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服务外包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以及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Agrawal和Farrell（2003）研究指出，商务流程、金融等领域的外包服务会比较多，而零售、餐饮与旅游等行业需要面对面的服务极少外包，因此服务外包对就业率影响不大。

另一种观点认为，服务外包将导致发包国的失业率上升，因此发包国应该谨慎对待服务外包，国家适时可以出台措施限制本国企业将工作机会转移出去。Kripalani、Engardio、SHamm（2003）指出美国大型跨国公司近年来产生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IT工作岗位以离岸外包的形式，被发展中国家获取了。

Bosworth（2004）研究认为，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将大量IT工作通过离岸外包的方式转移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抵消了美国经济近年来快速增长创造出的就业机会。

国外学者大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立场来讨论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的研究较少。Dossani（2005）站在承接国的角度，研究了印度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影响，说明了服务外包提高了承接国的就业率。

最近几年国内也有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就业和工资效应，但是专门研究这些方面的人并不多，研究成果也较少。卢锋（2007）、王晓红（2007）等学者指出我国具有承接服务外包的某些人力资本优势，但是并未论证服务外包的人力资本需求。陈银娥、魏君英（2010）运用时间序列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1997—2007年国际服务外包对于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服务外包对于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均为正效应。

四、文献简评

综上，国内外现有文献取得如下研究成果：

第一，对国际分工思想的演进，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进行的研究；二是引入交易费用和合约经济的研究；三是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组织选择离岸外包决策。由此，对“工序分工与贸易”进行了准确的界定。

第二，在现有外包理论的研究框架下，试图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将服务外包的研究也纳入进来，用来解释服务外包产生的动因，提出了服务外包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第三，对服务外包效应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工资效应和贸易利得效应。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生产率效应主导着劳动力供给效应，外包的性质类似于提高生产率和薪资水平的科技进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就业扩大引起收入提高以及生产率提高引起工资增长，总体来说，服务外包起到正向影响工资的效应。就贸易利得而言，学者们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仍有争议。

经笔者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国外学者对于服务外包的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于制造外包的研究，研究框架大致有两大类：一是在标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二是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和跨国公司理论融入贸易理论的全球生产组织理论。仅有的服务外包的研究主要针对某一具体方面，比如白领工作及收入，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对于服务外包的理论基础有待进一步补充和说明。

第二，国内学者对于服务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动因、服务外包策略以及一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等方面，割裂了服务外包和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视角去分析我国参与服务外包所得到的贸易利益，不能很好地反映当前宏观经济转型和发展服务业的走向。服务外包作为参与全球工序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对于双方参与国来讲，获取了怎样的贸易利益，如何衡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实现服务外包价值链的升级以获取更大贸易利得，在这些方面缺乏系统的研究。

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构建了一个存在离岸外包的工序贸易模型，将交易成本变量和技术因素加入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框架，建立“拓展Ricardo模型”和“拓展H-O模型”，从而将传统分工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利益分析上。本书在此基础上，将相关理论拓展到服务外包领域的分析，关注服务外包的贸易利得问题，并应用于我国实践，这也是本书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