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矛盾和问题

（一）金融服务总体缺位

我国民族地区主要位于西部内陆地区，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农业比重大、贫困和低收入人口集中、“三农”问题突出的区域。即便如此，民族地区广大农村居民在减贫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基本金融需求，客观上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制度和服务方式，以降低生计脆弱性，并把握机会，增加收入，实现家庭整体经济福利的提升。更何况，目前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转型阶段，随着农村工业化、农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服务需求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迹象和发展态势。

然而，相对于日趋增长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明显不足。根据中国银监会2008年8月5日公布的《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截至2007年年末，全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各项存款余额为10.16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23%，但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各项贷款余额仅为5.72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2%，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农业贷款余额2.36万亿元，各类农户贷款余额1.31万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农户数为8809.4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4.6%。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人均贷款额在7700元左右，而城市的人均贷款额为3.5万元。此后10年，在国家农村金融新政及其他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虽然有了明显改观，涉农贷款余额从2007年年末的6.1万亿元增加至2016年年末的28.2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从22%提高至26.5%，(6)但农村金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发展无论是在覆盖面还是在覆盖深度上，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破解我国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难题仍然面临多重困难和严峻挑战。在西部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农区、牧区，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特殊性和少数民族自身的一些特点，金融服务缺位更加严重，广大农牧民的信贷、储蓄、支付结算等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率更低。具体表现在：

1．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仍然存在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09年10月，(7)全国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总计2945个，其中，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有2367个，占80%。此后，银监会正式启动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工作。“十二五”期间，随着此项工作的持续推进，民族地区金融服务空白乡镇逐年减少，但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仍没有被全面消除。在一些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的偏远乡镇，金融网点距离远，往返费用高、耗时长，当地农牧民群众连基本的存取汇等金融服务都难以获得。在边远山区的一些乡镇，农民需要花费一整天时间，走几十里山路到银行网点领取国家的“低保”和惠农补助金，如果搭乘山区交通工具，扣除交通费后，到手的钱所剩无几，严重影响了这些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开展和国家惠农助农政策的落实。

2．非正规金融活动活跃，民间借贷普遍存在

根据北京大学黄曙光调研组2010年7月的调研，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当地的回族、东乡族、藏族群众中普遍存在亲友借贷和地下借贷问题，有些规模还相当可观。甘肃广河县三甲集乡宗家村毛兴林家每年向亲友借贷5万元用于商贸活动，而当地农信社每年只能发放给他2000～5000元贷款，可谓杯水车薪。当地很多村民从来没有向农村信用社贷过款，仅仅依靠亲友借贷和地下信贷形式，而少数几个贷款户所贷金额都在1000元以下，如庄禾集镇对康村马永昌家，每年只能从信用社借到900元用于购买化肥种子。在宁夏的很多地区，有组织的民间借贷也很普遍。据调查，盐池县民间借贷资金大部分（约占90%）用于生产经营，民间借贷总量在8000万元左右。(8)本课题组2014年7月在甘南藏族自治州Z县进行的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此次调查涉及Z县4个乡镇8个村庄的100个农户家庭，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调查区63.3%的受访农户认为当地民间借贷很普遍，81.1%的受访农牧户在近3年里都至少有过1次以上的非正规金融借贷行为，并且大多数受访农户表示，他们在有融资需求时，首选是向亲友、邻居借贷，而不是通过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渠道。

3．农村金融改革滞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长缓慢

21世纪以来，在国家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系列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推进，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全国快速发展。但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无论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都明显滞后于全国水平。在存量改革方面，民族地区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与治理结构改革比较滞后，改制成为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很少，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产权结构与经营体制没有明显改善。在增量改革方面，民族地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与其他地区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以村镇银行为例，截至2012年6月30日，全国已成立1101家村镇银行（含支行），其中民族八省区总共只有188家，占全国总数的17%。进一步看，这188家村镇银行中的118家都分布在近几年地区经济增长迅猛的内蒙古和广西两个自治区，约占民族八省区总数的63%，其余6个民族省区只有70家。其中，经济相对落后的青海和西藏，村镇银行数量更是少得可怜，分别只有1家和0家（见图1-1）。尽管西藏在2014年实现了村镇银行数量零的突破，成立了林芝民生村镇银行，青海村镇银行也由1家增长到2018年的4家，但截至2018年年底，民族八省区村镇银行共有318家，在全国（1600家）的占比仍不到20%。(9)

4．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能力不足

以金融从业人员素质为例，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从业人员学历层次普遍很低。根据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在呼伦贝尔农商行的调研，该行382名员工中，具有硕士学位的只有3人，具有本科学历的有128人，超过六成的员工学历在大专及以下。本课题组在宁夏、广西等地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调研显示，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缺乏具有金融专业学历背景或金融从业经验的专门人才的情况极为普遍而严重。机制僵化、人才欠缺，使得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机构陷入“服务能力不足—信贷质量差—机构不良贷款增多—坏账包袱重—大量撤并低效率农村网点—农村金融服务能力不足”的恶性循环。(10)其结果就是农村资金从农业和农村持续、大量地流出。如2001—2004年，宁夏农村存款占金融机构同期存款的比重分别为1.62%、2.77%、3.33%和2.95%，而每年获得的农业贷款仅分别占全部贷款的1.14%、1.17%、0.76%和0.63%，农村资金长期持续处于净流出状态。

（二）局地金融有效需求不足

整体来看，“西部大开发”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需求呈现总体增长趋势。但由于民族地区内部不同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农村经济结构转型步伐快慢不等，在一些边远落后的山区、牧区，金融承载力弱，有效需求不足，使得金融服务向这些地区延伸困难重重。

笔者2006年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和壮族人口较多的田阳县、靖西县（今靖西市）进行调研，这3个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农村经济的金融承载力很低，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需求小，导致乡镇农信社普遍出现存差。如2006年上半年，靖西县全县21家乡镇农信社有20家本期存贷余额出现存差，其中，超额完成贷款增长任务的只有3家，贷款增长任务完成不到一半的有9家，完成比率最低的大甲乡农信社只完成了贷款增长任务的8%。这一点得到了入户调研的印证。在调研组走访的236户农户中，3年内向正规金融机构贷过款的农户寥寥无几。这种状况即便在农村金融改革1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欠发达县城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2013年课题组在广西田东县调研时了解到，在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田东县在2008年9月启动了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是全国承担农村金融改革实验任务的6个“农村改革实验区”之一，县内设有1家村镇银行和2家农村资金互助社，金融组织结构和服务水平较改革前有明显改善，农户信贷需求满足率达92%，居于广西乃至全国前列。尽管如此，根据县金融办的介绍，田东县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只占全县农户总数的25%，换言之，还有75%的共6万多名农户并没有正规信贷需求的记录。在地处田东县两翼山区的乡镇，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信贷申请的农户少之又少。而这种现象在民族地区并非是偶发个案。事实上，不仅在田东县两翼山区，在民族地区其他边远贫困的县、乡（镇）、村，正规金融需求不足与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极为常见。从成因上分析，民族地区局地农村金融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大致可分为如下3种类型：

1．经济发展低水平引致型

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一个地区较高的地区生产总值是金融机构在该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比重较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民族地区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发展起点等有别，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悬殊。在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地区，(11)农村居民年平均纯收入还不到全国人均水平的1/3。在这些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匮乏，农户收入有限，依靠传统农牧业经营收入和异地打工收入维持生存意义上的生产生活是当地农户普遍的生存状态。受此影响，农户的消费观念普遍较为务实，以入量出，除非产生建房、医疗、婚丧嫁娶、子女求学等大额支出，轻易不向外借贷。即便迫不得已需要向外借贷，人们也会因为支付不起商业性金融提供的生息服务，而选择融资成本较低的亲友借贷。与此同时，生存意义上的小农经济也为亲友借贷提供了适宜的经济土壤：小农经济中一家一户所需的融资规模一般都很小，只有几百元或几千元，亲友间的互帮互助便可解决，因而很容易形成对正规金融的替代。所以，一般而言，在亲友借贷等民间保险保障体系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地区，有组织的商业性金融中介都很难发育成长，即便依靠外力（如政府力量），强制性植入先进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形式，也很难持久有效地运行。

2．金融供给低效引致型

衡量金融体系是否恰当、有效，归根结底不是要看金融形式是否先进、现代，而是要看这种金融形式是否适合当地农村特点、能否满足农民需要。传统小农户经济分散、多样、小额、高频的信贷需求特点，客观上要求发展众多立足农村、贴近农户的内生性农村金融组织，面向广大小农户，提供低成本、多样化的适应性金融服务。但在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全国统一的金融制度安排，使农村形成了与城市高度同质的信贷供给模式。这从多方面影响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效率。

首先，银行普通的金融产品都是按城市居民的需求设计的，并不适合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需求，而在市场化的金融制度框架下，也鲜有金融机构有动力专门为农户设计适合的金融产品。

其次，农村正规金融信贷供给的稀缺性和相对较低的利率，导致其在实际供给中往往会捆绑上各种显性或隐性的附加条款，由此产生了过度、频繁而又不透明的收费项目和繁杂手续，增加了农户的借贷交易费用，严重削弱了农户对正规金融服务的需求。同时，金融服务供给不到位，还会助长农村非正式金融乃至非法金融活动，抑制农户对正规金融的有效需求。以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赌博之风为例。近年来，随着农村工业化、农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民通过发展特色优势种植养殖业、外出打工、土地流转、拆迁补偿、土地征用补偿等途径，家庭经济剩余明显增加。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普遍投资机会少，又没有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除银行储蓄以外的理财投资服务，再加上农村文化娱乐设施和项目少之又少，农民家庭经济剩余没有更有效的投资和消费渠道，于是赌博便成为不少地区农村居民挣快钱、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在一些农村，赌博已经开始从在村子里“小打小闹”的“怡情小赌”，以及亲属和朋友之间的消遣，朝专业化、有组织、大赌资和流动性“抗剿赌”的方向发展。根据2013年有关媒体的报道，在苗族、侗族聚居的贵州凯里和其他地区，因为参赌，一些农民不仅将一年外出打工辛苦赚来的工钱赔了出去，还欠下了巨额赌债。(12)

最后，银行机构对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相对冷漠和轻视的服务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与其打交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民注重经验知识，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们对金融的认知和行为很容易受自己和周围人过往的体验、经验的影响。良好的金融体验有助于推动农村居民再次选择金融服务，逐渐了解金融知识，学会使用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打交道。同时，良好的金融体验和利用金融工具脱贫致富的经验，也会通过示范作用带动邻里亲朋关注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参与金融实践。笔者在对民族地区的实地调研中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在宁夏，笔者曾随宁夏银川掌政资金物流小额贷款中心的信贷员一同下乡，目睹了刚一下车，村民就与信贷员亲切打招呼、拉家常的情景。显然，成立于2008年的宁夏银川掌政资金物流小额贷款中心，之所以能在短短5年内使服务覆盖面从最初的掌政一镇扩展到周边的5个乡镇，与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端正服务态度、改善服务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户在接触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时没有压抑感，反而感到亲切、平等、受到尊重，在购买和使用金融工具时感到快捷、便利、有用，自然会激发起使用和继续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和行为。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多见。调查显示，面对文化程度低、金融知识缺乏、信贷需求规模小的广大小农，商业性金融机构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大都缺乏足够的耐心花费时间、精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很多受访农户反映，到银行办事“多问一句都不耐烦”“爱搭不理”。这种体验一次两次尚可，反复多次，农民难免会形成“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态，进而采取远离金融机构及其服务的行为策略。

3．金融素质偏低引致型

人们的金融决策和金融行为，与其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和理解、金融意识和金融能力有很大的关系。通常，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会逐步形成关于金融的知识、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对金融和金融创新的需求，从而推动所在地区金融的发展和深化。而一个地区的居民如果缺乏金融知识和金融意识，不具备正确、有效地使用金融工具的能力，便很容易对金融产生排斥。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文化程度偏低，普遍拥有宗教信仰，逐利欲望弱，尤其是在金融服务空白的边远乡镇，由于经济贫困、环境封闭，群众宿命意识强，“等、靠、要”心态普遍。除了储蓄服务，广大农牧民群众对金融知识和金融工具所知不多、所用甚少，更谈不上主动关注金融机构新开发的金融产品、了解当地政府出台的金融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农村居民普遍缺乏现代的理财投资意识和知识，大部分家庭经济剩余只是以储蓄方式持有，很少有人投资或打算投资股票、债券和银行理财产品。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的一些农村牧区，持有牛、羊等活畜，仍是相当一部分牧民家庭财产持有的主要方式，每每遇到严重的雪灾、瘟疫或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都会导致大批牧民家庭财产缩水，甚至给一些家庭带来生计危机。

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偏低，必然会对他们使用金融产品、利用金融服务形成限制。例如，2013年课题组在广西田东县调查时了解到，对于田东县2008年即已成立的1家村镇银行和2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多数受访农户表示“没听说过”，有的人即使听说过，对其信任度也很低，还有的人甚至将其视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互助基金会而心有余悸。面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多数的普通农户由于缺乏金融常识、金融知识而形成畏难情绪，产生排斥心理。比如银行卡的使用。2010年以来，在央行的统一部署和推动下，民族地区明显加快了在边远乡镇增设金融服务代办点、布设电子机具、发放银行卡的步伐。农村地域广大、农民居住分散，普及银行卡应当成为当前快速解决我国边远乡镇金融服务空白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农村居民由于用卡知识有限，不了解ATM或POS机的具体操作方法，缺乏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电话欺诈、密码设置和保护等方面的常识，对银行卡的使用普遍存在排斥心理，导致各地农村支付渠道建设陷入发卡量多而农户用卡率极低的尴尬境地。再如农业保险推广。为促进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增强“三农”发展的保险保障功能，各地依托政府财政补贴资金，因地制宜开发了不少财政性农业保险产品。如广西田东县2008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以来，先后开发了“芒果种植保险”“香蕉种植保险”“甘蔗种植火灾保险”和“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等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农业、农村保险险种，保险从业人员也定期到各乡镇走村串户，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推广这些新开发的保险产品。但由于农民缺乏保险意识、保险知识，对保险存在误解甚至敌意等，截至2013年7月笔者到当地进行实地调查时，愿意购买和持续购买保险的农户仍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农业保险利用空白状态。

综上，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排斥不只有金融供给不足这一被动排斥类型，还有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主动性自我排斥，并且，在主动性自我排斥中，既有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的替代性排斥，也有预期借贷请求可能会被正规金融拒绝，以及缺乏金融知识和金融意识而导致的自我排斥。(13)显然，这一结论包含着重要的政策含义：民族地区现实的农村金融排斥具有多重引致因素，缓释农村金融排斥，使广大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和低收入群体，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所需的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进而走出社会排斥，不仅要求金融体系增加金融供给，还需要金融体系内外部众多力量的协同努力。

（三）更为突出的地理可及性障碍

20世纪90年代中期，Leyshon（1996）和Thrift（1997）等地理学家在进行金融排斥的地理学分析时认为，不同区域或社会群体对主流金融服务（或称正规金融服务）的获得是有差异的。随着金融机构从一些偏远、贫穷的地方撤离，而将金融资源更多地布局在人口密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那些低收入弱势群体、边远地区家庭就会面临地理可及性障碍，即不能就近取得金融服务而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遥远的金融网点，导致这些区域和人群被排斥在主流金融服务之外。

农村正是这样一个区域。农村地广人稀，农民居住分散，经济活动量和金融市场容量低，不具备设立固定、长期金融网点所需的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其他支持条件，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缓慢，民族地区城市密度一直处于全国最低水平。2013年，民族八省区城市化率平均不到43%，每省区县级及以上城市数量平均为11.5个，每万平方千米拥有的城市数量平均为0.16个。而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江苏省，2013年的城市化率为63%，拥有县级及以上城市36个，每万平方千米城市数达3.5个。这意味着，民族地区有80%左右的土地属于农村地域，以此推算，民族农村地区人口密度远远低于东部沿海省份。并且，由于经济辐射随地理距离的递增而衰减，民族地区过低的城市密度使城镇发展净剩余很难向农村地区扩散，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使得民族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低人口密度与低经济密度并存的局面。在这样的地区设立金融网点，很难保证盈利甚至收支平衡。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自然缺乏到这些地区设立经营网点的积极性，已经设立的也会选择退出。

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趋势下，大幅撤并其设在县及县以下的分支结构，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和边远地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更是大面积撤离金融网点、大幅缩减人员。即便是留下的机构如农信社，也在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下，在农信社产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从县、乡两级法人机构向以县为单位的统一法人机构甚至向地市级、省级统一法人机构演变，从信用合作社向合作银行、商业银行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其服务社员的性质，针对小农户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小农户的金融服务明显减少。尽管2006年以后，在国家放宽农村银行业市场准入限制等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网点在覆盖面和多元化上有了突破性的改善，但即便是定位为面向“三农”、服务“三农”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网点布局目前也都侧重于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相对高的县城和城郊接合部，并未真正进入“村镇”，更没有深入边远农村地区。

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的选择具有内生性和必然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必然导致金融机构网点向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更高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区集中，这无可厚非。但由此带来的外部性，也使得欠发达地区出现了大量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导致这些地区的居民在分享主流金融服务时不得不面临更高的地理可及性障碍。

总之，对于地处边远、地域辽阔、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来说，引发农村金融排斥的因素有很多，农村人均收入水平、非农化程度、农业弱质性、金融机构信贷准入条件、农民金融知识和金融意识等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但地理可及性障碍无疑是其中最突出、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并且，在城市化提速的现实背景下，边远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人口会以创业、就业、居住等方式加速向县城和相对富裕的乡镇聚集，进一步降低边远区域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使留在当地的居民在获取正规金融服务时面临更加严重的地理可及性障碍。

（四）广泛而更为原始态的民间借贷

农村民间借贷是指由农村中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依据民间信用，在正规金融市场之外自主、自愿开展的间接或直接融资活动，具体形式有亲友借贷、合会、私人钱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在我国传统农村社会，民间借贷由来已久，是一种与小农户经济具有天然契合性和共生性的金融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从欠发达乡镇的大规模撤离，民间借贷在满足农村微型经济主体融资需求、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填补农村金融真空的积极作用。如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农村民间借贷在民族地区也非常普遍，不同的是，受环境封闭、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和少数民族自身特点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农村民间借贷活动呈现出更为原始态的几大特征。

第一，民间借贷普遍，但以小额度的亲友借贷最为常见。借贷双方多为亲戚或熟人，彼此熟悉，相互信任。小额借贷一般不用付利息，也不用找担保、立字据，带有明显的互助性质。这一点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在浙江温州，由于商业文化发达，农业产业化、民营企业、个体工商业发展快速，民营经济活跃，其农村民间金融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超越了互助性质进入较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在商业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等方面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14)

第二，随着农户生产经营性融资比重上升，民间借贷开始从互助性亲友借贷朝商业性生息借贷方向发展，但生息借贷目前主要表现为私人之间的直接融资，借款资金主要来源于出借人的自有资金，专门的民间放贷人或机构还不多见。

目前，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转型阶段，随着农户从“脱贫”向“发展”转变，从生存型“道义小农”向经营型“理性小农”转变，从小农户向规模化种植养殖户转变，从分散的个体农户向组织化农户转变，从农业经营向非农产业经营转变，从农民向市民转变，农户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农户家庭财产一定程度的积累，以及借贷资金投向的收益性，也使他们有能力、有信心承担一定程度的生息借贷。于是，在农信社、农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低成本信贷资金难以获得的情况下，一些资金需求量大的种植养殖大户、非农产业经营户等，就会借助民间生息借贷来弥补资金缺口。这类民间借贷的利率通常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利率，但远低于高利贷。例如，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农村民间生息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上下，个别亲戚间的生息借贷执行的是农信社放贷利率，即1分左右。借贷双方多是知根知底、彼此信任的亲戚、朋友或乡邻。单笔借款规模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多用于规模化养殖、畜产品贩运、药材种植等回报率相对较高的产业活动，少数用于盖房等生活性大额支出。(15)但从已有研究及课题组在甘南藏区、桂黔山区、宁夏南部山区等地的实际调查来看，民族地区农村民间生息借贷目前主要表现为私人个体之间的直接融资，借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出借人的自有资金，专门的或有组织的民间放贷人或机构并不多见，对其提供的生息借贷服务，多数受访农户也表示不愿意接受。

总体上，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少数民族地区，其农村民间借贷正在从熟人间互助性的亲友借贷朝商业性的生息借贷方向转变和发展，但仍属于熟人借贷的范畴。农村民间借贷无论在发展层次、借贷规模和范围，还是在覆盖面和影响力上，都与东部发达地区不可同日而语。在东部发达地区，民间借贷早已从直接融资的生息借贷向间接融资的生息借贷转化，专业性、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民间借贷机构已经有所成长和发展，提供的融资服务也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第三，农村民间借贷的制度安排带有民族文化印迹。这一点在宗教活动场所多、宗教教职人员多、信教群众多的地区，如藏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甘南州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宗教活动场所众多。截至2009年，全州共计有藏传佛教寺院121座，住寺僧尼9781人，转世活佛156名。课题组2014年在甘南藏区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当地藏传佛教寺院除了寺院自养（利用宗教场所开展经济活动，实现教职人员和宗教活动支出的自给自足，以寺养寺）之外，寺院僧人也在从事一些经济活动，譬如僧人借贷，即以僧人自己而非所在寺院为主体的个人借贷。在调研过程中，调研地农信社、乡镇寺管会和某寺周边的村民告诉我们：僧人借贷在藏区的确存在，但僧人放贷一般都不是公开的，而是私下通过熟人介绍；僧人对同一个借款人放贷的金额不会太高，一般也就是几千元，因为担心借款人还不了，而且需要有担保人；借贷利率一般为2分或2分半。寺院及其僧人参与金融经济活动的情况在其他藏区同样存在。根据刘建康（2010）的研究，甘孜州有规模不等的藏传佛教寺院517座，每年有众多信众向这些寺院捐赠现金，加上寺院自养所得等，许多寺院都存有一定数量的闲散资金，截至2008年年末，寺院在金融机构存款约5000万元，还不包括寺院僧人以个人名义在金融机构的存款。(16)

寺院借贷、僧人借贷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僧人借贷资金一般以自有资金为主。据了解，甘南藏区寺院僧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有3个：一是外出到藏民家提供念经等宗教服务，二是在寺院接受供饭分得的布施，三是政府给予僧人的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生活补助等。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藏区的藏人家庭都有请僧人在家念平安经或吉祥经的习俗。据当地村民介绍，牧区的藏人家庭在春节过后，每家每户都要念经，一直持续到5、6月。家家户户请，天天请，好的僧人一天可以去2家或3家。藏人家庭对僧人的布施遵循自愿原则，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家庭，布施水平越高，近年来，随着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布施水平呈上升趋势。目前，外出念经所得已成为僧人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除法会期间外，其余时间僧人一般都会外出为部落群众念经祈祷。据当地寺管会管理人员估算，一个18岁以上的僧人(17)平均每月收入可以达到五六千元，长期下来，一些僧人手里便会有一笔可观的资金剩余。这部分资金剩余在适宜的条件下难免会以私人借贷的方式在亲友、熟人间进行有偿配置。这个适宜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农村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户难以获得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低成本信贷资金。

但与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市场经济主体更看重民间融资的便利性不同，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对融资便利性的要求并不是第一位的。由于经济落后、项目投资回报低、金融服务支付能力弱等，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往往对金融服务的价格更加敏感。笔者曾在民族地区多个样本区域就相关问题进行入户访谈，受访农户普遍表示，民间借贷利率太高，只要能得到农信社的低息贷款，就不会选择民间借贷。

除价格因素外，民族心理因素也是影响民族地区农户信贷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藏区表现得最为突出。据甘南州某县D乡P村村支书（男，藏族，50岁，其二儿子在当地一座著名寺院做和尚）介绍，在藏区这个全民信教的地方，虽然有僧人在放贷，但大家还是更愿意用信用社的钱。除利率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僧人是出家人，我们是俗人，用他们的钱心里会有罪恶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轻易用的，即使用了，也会赶紧还……只要信用社能贷，就尽量用信用社的，但一般贷不上，有钱有关系的人才能贷上”。(18)

此外，由于不同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地区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民间借贷在发展和运用的程度上也会有很大差异。譬如，同样是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生息借贷的活跃程度就远不如毗邻的临潭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卓尼县是藏族聚居区，藏族人口占到全县总人口的62%，而临潭县是回族聚居区，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6.29%，藏族仅占8.39%。回族素有经商的传统，相较于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卓尼县，临潭县自然也就更容易诱发商业性的民间借贷活动。

第四，欠发达地区农村高利率贷款多与赌博有关。据中央电视台《新闻1＋1》2014年1月20日的报道，2014年1月13日，贵州凯里某村发生一起重大爆炸案，爆炸地是一赌博窝点。2014年1月15日，贵州凯里关停涉赌场所149家，查处涉赌人员68人，收缴各类赌博机具485台。“1·13”爆炸案后，贵州公安机关公布了2014年1月1日的一个抓赌行动，此次行动捣毁的赌场设在贵州关岭县顶云乡的一座山上，是一个流动赌场，涉赌人员既有当地附近的农民、村民、回乡探亲的农民工，又有外地人，最小的19岁，最大的72岁。实际上，不只在凯里，在贵州其他地区、广西地区乃至西部其他省区的农村地区，基本上都存在赌博现象，而且，越是贫穷的地区越是严重。

欠发达地区农村赌博之风日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通过房屋拆迁、征地补偿、生态建设补偿、外出打工等途径，手里有了些钱。(19)但这些地区又不像东部沿海地区那样，民营经济发达，中小微企业众多，有很多投资赚钱的机会，人们日常忙于生意，少有闲暇时间。也因此，在东部沿海地区，虽然高利贷同样存在甚至更普遍、单笔贷款额度更高，但高利贷资金的使用大多与产业经济活动有关，是中小微企业出于资金周转需要而进行的短期融资。而欠发达地区则不同。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县域经济活跃度低，既缺乏商业性投资机会、创业氛围和城镇居民普遍能够享用的银行理财服务，又没有多少可以消磨时间的文化娱乐设施和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参与或大或小的赌博，对于部分农村居民来说，既是“生财之道”，也是消遣娱乐。于是，在一些地区，农村赌博逐渐从村里的怡情小赌、亲朋之间的小范围赌博朝专业化、组织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正如贵州凯里案例所呈现的那样。然而，赌博很容易令参赌者上瘾、沉迷其中，并且一旦输钱，赌徒心理会促使其立即借钱，这给高利贷提供了生存土壤。在贵州2014年1月捣毁的顶云乡山上赌场，现场就有放高利贷的，利息高得令人咋舌，借1万元，一天的利息就是300元，高的甚至达500元。(20)这样一来，不但给参赌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财产安全风险，而且，大量资金以赌资的形式游离于金融体系和产业经济体系之外，也会从降低资源配置、增加地区性金融风险、影响社会和谐等方面，造成宏观效率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