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哪儿都不如家”

我们观察工人阶级生活越多，就越想触及工人阶级态度的核心，它表现出来的内核也就越确定，即这种内核是个人的、具体的、当地的感受：它具体体现在家庭第一、邻里第二的思想观念中。尽管遭遇多方反对，但这种观念还是保留了下来，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有如此多的反对。

在给工人阶级的姑娘们和家庭妇女看的杂志中，经常用到“罪”（Sin）这个词。今天，在更加成熟的文学作品中几乎不用这个词，除非作者特别想让读者想起“人的抽象状态”。但工人阶级的杂志在抽象意义上不使用“罪”，它们并未思考人的堕落本性和对上帝的义务。“罪”就是婚前和一位姑娘有了孩子，后来没有和她结婚，罪就是任凭你自己陷入这种状态中，“给你自己惹麻烦”（很少提议堕胎，在现实中堕胎也从未被宽恕），“罪”就是到处勾搭其他男人或女人让你自己的婚姻有破裂的风险，“罪”就是破坏他人的婚姻。尽管几乎其他所有都受到外在支配，都充满风险，都可能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把你击倒，但家是你的，是真实的：最温暖的欢迎语仍然是“就当在自家一样”。

工人阶级人民总是厌恶“老死在济贫院中”的想法，好的理由有几个，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意识到家庭生活那不可分割的品质。一名寡妇宁愿当清洁工“工作到老”，也不愿接受为她提供的住所，即便能让她的孩子住上舒服的孤儿院。如果她死了，即便家庭的一些人之前从未给她做些什么，有多么不想照顾孩子，但还会在家庭成员之间把孩子分了。父亲撒手人寰留给我母亲三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三岁，一个五岁；当母亲在与病魔抗争五年后去世时，我记得以前从不认识的远房姑母说：“如今孤儿院大不一样了。”她的话没用，之后我们被一个个分开，由家庭的不同成员抚养，他们每个人都比她穷。

坚持要有家庭隐私源于这种感觉，也由如下观念得以强化，即尽管邻居是“你那样的人”，在遇到困难时也会过来帮一把，但他们总是动不动就说三道四，那些流言蜚语还可能会刻薄故意。“邻居会怎么想？”通常他们会认为二加二等于六；他们的议论可能“并无恶意”，但会极其残忍。他们可能会隔墙“听到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但你可以把大门一关，“过你自己的生活”，“坚持自我”——也就是说，向家庭直系亲属——包括婚后在附近街区同其家人一起居住的儿女们——关闭正门，甚至向“顺便到访”的几个朋友关闭正门。你想有些好邻居，但好邻居并不总是“进进出出”：如果她这样做了，她会不得不“被疏远”。半拉花边窗帘挡住了几缕阳光，但却为你营造了隐私空间：窗台门阶擦洗得干干净净，用水洗石装饰得金光灿灿，这进一步表明你是个“体面的”家庭，你认为每周要对房子进行“大扫除”。

在室内，一叶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衣衫褴褛的乡村男孩正吃樱桃的图画，以及小姑娘身穿裙子面带羞涩的画面，或者画中的大姑娘戴着帽子抱着两只苏俄猎狼犬或一只德国牧羊犬。现代主义风格的连锁店，全用质量差的木板装修而成，喷上清漆以着色，正在取代旧式的红木装修；各种颜色的塑料和铬料制成的饼干桶和鸟笼流行了起来。这不只是为了与人攀比；这些事物对家庭价值、充足和富裕很有帮助。因此，很多预制建筑的主人如今定制了铅条嵌边和彩色窗玻璃：在老式的房子里，深窗台可以增添外部色彩，窗台上可以摆放一盆茂盛的、五颜六色的旱金莲，甚至摆上绚丽的天竺葵。

回顾在一所房子里生活的岁月，我要说，一个好的“客厅”必须提供三件主要东西：群居性、暖和以及很多好吃的食品。客厅是家庭的温暖之心，因此对中产阶级客人而言经常感到有点闷。它不是社会中心，而是家庭中心；那里或前屋几乎不用来款待客人，如果在那里招待人，你不要奢求各个方面都能做得像中产阶级意义上的款待。在晾衣绳上、在街头店铺内、在适度距离内偶尔走走亲戚中，或者不时陪着丈夫一起到酒馆或俱乐部里，都能找到妻子在其当前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丈夫有自己的酒馆和俱乐部，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足球比赛。所有这些地方的朋友不全都知道他们的房子里像个什么样子，也可能从未“登门造访”。壁炉边是为家人而留，无论是住在家里的还是在附近居住的，是为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人顺便过来说个话或只是坐一坐而留。男人和妻子通常在壁炉边渡过大部分闲暇时光。“就待在家里”仍是打发休闲时光的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这是个嘈杂拥挤的环境，是远离外部世界的深洞。这里没有电话铃声，晚上很少有敲门声。尽管受到限制，这群人不是私密的：它是个群居性团体，此中大多数事物是共有的，包括个性；“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爱丽丝”都是常见的称呼。很难一个人待着，很难独自思考，很难安静地阅读。这里有收音机和电视，播放着各种各样的比赛，或者有一阵一阵的谈话（很少有持续不断的谈话）；[22]锅碗瓢盆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狗儿挠着痒痒、打着哈欠，猫儿发出喵喵的叫声；[23]儿子吹着口哨，靠近炉火拿着家庭共用毛巾擦干身体，或者沙沙地翻弄放在壁炉台上姐姐结婚照后面参军哥哥给家里写的信件；小姑娘突然哭了起来，因为她太累了，根本站不起来，虎皮鹦鹉啁啾地叫着。

在一些细心的家庭，这种整体效果还会具体体现在剪制壁炉前的地毯上。准备些剪下来的破衣服碎片，按照颜色大致分成几组，用一条粗布（麻袋布）逐个串起来。图案传统而简单，通常中间是个圆形或菱形，其余的是单调的海军蓝（除了饰边之外），或者经常用简单配置而成的灰蓝色；多年前，我们大多数人在军用毯子中能够看到它。这条地毯将会换掉炉边那条很久以前制作的地毯，也不会花费太多，只是买些粗布而已，除非想要把地毯中间弄得鲜艳些，颜色再少点。那样的话，备用的裁剪布料，比如说红色，大约用一个半克朗硬币就能买到。

结了婚的儿女需要经过好几年才能从母亲的壁炉边断奶，这难道奇怪吗？儿女带着他们大大小小的孩子晚上都会来转转，直到他们自己孩子所需致使在现实中无法晚上到访为止，而这又会经历很长的时间，直到母亲从健康养育孩子的角度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女婿往往一下班就来，在多半是已摆好的饭桌前吃饭。他会很好地加入祖父祖母之中，他们是固定的常驻人员（尽管大多数老年人厌恶“把我扔在家里”的这种观念，但他们只是不愿把这儿当成最后一个常来的地方；他们非常喜欢年轻人及其孩子们加入他们）。

暖和，就“像虫子躺在地毯里一样舒服”，是最最重要的。70年来煤炭一直很便宜，这让大多数人学会毫无节制地使用，按照大多数国外标准可以这么说。精明的家庭妇女都知道，她必须“要生一把好火”，比起买些质量好的保暖羊毛内衣，可能更注意保证有火：火是可以分享和看得见的。

“好餐桌”也是同等重要的，这依然指的是满满的一桌，而非表示平衡饮食。因此，很多家庭买的牛奶似乎比他们所需的要少，人们也不喜欢吃色拉。围绕着这个，积聚起一大堆的态度，其中有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建立在神话基础之上的。“在家做饭”常常比其他都好；咖啡食品几乎经常是掺着东西吃。卖甜点的小店知道，如果把“家制面包和蛋糕”贴在窗台上，就会销量不错；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标榜也可能是真的，尽管巨型电烤箱可能已替代了曾经是商店后面家用厨房中的原有款式。他们无论如何也很难买得起的这种认识强化了对咖啡馆的不信任，但廉价的工人食堂里也会引起一些类似的抵制。丈夫抱怨食物“没个样子”，妻子必须“把东西打包起来”，这通常指的是在三明治里面放“些好吃的东西”，她还要准备一大顿晚上吃的热餐。

“好吃的东西”是用餐的关键话语：这些东西是固体的，最好是有肉的，还有一种出了名堂的味道。大量使用一些酱汁和泡菜，特别是番茄酱和酸辣泡菜，味道才得以提升。我过去经常注意到，在婚后红红火火的早期生活中，我的亲戚经常在喝下午茶时炸排骨、炸牛排、炸腰花、炸薯条。相比之下，贫穷年迈、靠领取养老金生活的人有时常把一便士的奥克斯欧（Oxo）[24]放在温水中溶解来仿做一顿美味佳肴，就着面包吃。肉类开始变得真正便宜后，还是非常有指望吃上的。任何懂得日子不好过的工人阶级的妻子都非常了解哪些是既便宜又有营养还好吃的肉块。即使不是每天也是在周末，在需要弄些“茶点”之时，最容易突出好吃本身了。有非常多的开胃菜，通常是些副产品——黑布丁、猪蹄、猪肝、牛筋、肚子、红肠、“鸭肉”、猪小肠（在特别场合有猪肉馅饼，它极其受欢迎）；鱼店的开胃菜有——虾、鱼子、熏鲱鱼和贻贝。[25]在我们家，一周中的大多数时间里生活简单；早饭常常是面包和牛油，晚饭是些好吃的简式炖饭；好吃的东西是在下午茶时间为工作之人而准备的，但也值不了几个铜板。周末，像除了非常穷的人之外的其他人一样，我们过着奢侈的生活，周日喝茶达到了顶峰。那天晚上，到了6点钟，房子后面的垃圾堆上，空的鲑鱼罐头盒和水果罐头盒为其披上一件精致的外衣。[26]菠萝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在那个我们今天看似非常便宜的罐装水果时代，花几便士就能买到（菠萝真的就是加了味道的芜菁，这个故事反复流传着）。桃和杏比较贵，在过生日或几里外的亲戚突然来访时，这种场合需要这些东西。鲑鱼味道很美，特别是中间红色的肉块；我还发现它比淡水鲑鱼“好吃”得多。

在肉类短缺的年代，新型酱肉产品似乎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我知道，在一个五人之家，他们买的肉糕是四磅重的罐装品；女婿在那里吃饭不会吃到鲜肉，只有斯帕姆（Spam）牌子的午餐肉，或凉拌或煎炸。这不是一种便宜食品，不像受到高度欢迎的熟火腿或炸鱼薯条那样便宜。

坚决要求吃一些让人很享受的固体食物往往受到称赞——“肚里有佳肴，牢骚发不了”；你必须保障干重活的工人吃饭的量和蛋白质，尽可能做到好吃。毫无疑问，比起目标来，实效并不那么好。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的姑姑叔叔们三四十岁似乎全都坏了牙。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忽视所致吗（因多年来鞋不合脚，他们还长了鸡眼）？我还记得，交谈的常见话题就是这个人便秘了，那个人“烧心”了：我们经常买小苏打，就像买木柴一样。这可能是种遐想，但经常能引起我注意的是，在不同阶级中肥胖存在着明显差异，比如说在工人阶级的中年妇女和富裕的中年商人之间的差异。一个是苍白、黯淡的样子，另一个是紧紧圆圆、光鲜亮丽的；一个让我想到几加仑茶、一大堆面包、几盆炸鱼薯条；另一个让我想到车站酒店里的牛排。

我可以继续几乎没完没了地回想起其他的个人细节——这些细节可以让人认识到这种家庭生活的品质；洗衣日，那水蒸气—苏打水—肉丝的气味，或者那炉边烘干衣服的气味；星期天，那《世界新闻报》的声音混杂着烤牛肉的气味；时不时翻看一下洗漱间的几张旧报纸；星期日下午无所事事，偶尔走走亲戚或到公墓看看以寻求宽慰，公墓的大门侧面有卖花的店铺和出售昂贵墓碑的作坊。像任何有固定中心的生活一样，它拥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工人阶级人民自身经常对它很有情感。在烙花品的边上或豪华装饰的卡片和手帕上，这些物品甚至今天在游乐场和海边货摊上仍有出售，上面还刻着或绣着“家，甜美的家”、或“家——我们抱怨最多也是乐趣最多的地方”等这样的字眼。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种描述和本章后面的描述性段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20年前的记忆。我几乎没有谈到工人阶级人民购买力的增强，也很少谈到诸如家中省力设备等产生的效果。这主要因为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变革对我们态度的影响比它们本身要大。因此，首先强调工人阶级生活的基本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以作为多年来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是重要的。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种美好、标致的生活，它建立在关爱、情感、即便不是个体感觉也是小群体感觉的基础之上。它是详尽的，是凌乱的，然而却是有节制的：它不俗气，不做作，不古怪，也不“女性化”。父亲是家庭内部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只是花大部分时间在数里之外挣钱养家之人：母亲是工作中心，经常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她的看法几乎完全是围着这个家庭住所而转动（卧室不过是你睡觉的地方）。正如她说的那样，她的“一大心愿”便是儿女们“早日找到漂亮姑娘或如意郎君，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

尽管可能看似混乱和散乱，但这种安排可以被察觉到，对家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种天真的、下意识的但却很强烈的感觉为这种安排提供了保障。比较一下今天可以在一些咖啡馆或小旅店中见到的公共房间——墙壁涂料是几种强烈对比的颜色，其中心的旁边是搭配不当的彩色条纹；冰冷又丑陋的塑料门把手；花里胡哨且毫无意义的墙上灯座；金属桌子吸引不住任何人，其颜色过于耀眼，还被踢来踢去，到处都有刮痕：一切都俗气便宜、质量低劣。材料不会造成效果；但当那些否认其有一种整体感的人使用这些材料、并对新材料毫无感情之时，这显然是要失败的。在家里，新事物被融入到天然一体的事物中去。在这里，就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旧传统正在被侵蚀。但对家之重要性的强烈感受必然让这种变革缓慢发生：反对主要家庭破坏者——酗酒——的一代又一代人，已经帮忙建立起了一道抵制新的潜在破坏者的坚固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