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毫无疑问，从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角度看，上述征服活动对罗马自身的影响非同小可。但涉及具体问题时总会引发激烈争论，出现此类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史料并不完整。对于公元前264—前146年的大部分罗马战争，波利比乌斯做了极为完整可靠的历史记录。可惜他的史著的后半部仅有少量残缺片段保留下来；前面的内容则是依靠之前的历史作者的记录，他们的记叙即便在波利比乌斯看来，也是充满偏见的。某些波利比乌斯史著的缺失部分可借由李维（Livy）的史著重建，因为他在叙述罗马与东部地区关系时明显利用了波利比乌斯的史著，但他的史著同样未能完整保留下来。现存李维史著中，公元前167年之后的部分仅存有概要与他人的演绎。除此之外，李维还利用了前辈拉丁语作者的所谓“传统编年史”记录。李维的记载可靠性如何？利用了何种范围的文献史料？这些问题皆存有争议。但他确实喜欢歪曲事实，为的是宣扬爱国主义或者营造结局的戏剧性效果。因为对多数史家而言，塑造“道德楷模”的愿望与修辞学方面的训练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奥古斯都时代的李维之后有希腊史家阿庇安（Appian），此人对罗马的战争记述颇多。跟阿庇安同样著名的还有普鲁塔克（Plutarch），但他的《平行传记》（Lives）主要关注点在于人物的个性。关于恺撒的征战，我们有恺撒本人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es），但恺撒往往并不实事求是。此外，西塞罗（Cicero）的演讲与书信集对于我们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之前的时代亦很有助益。（更完整的罗马史家介绍见后面第十章。）

文献史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其他史料的补充，在希腊世界尤其如此，因为这里有勒石记录文献的传统；而在西部，铭文不如东部普遍，而且材料通常是可能被回炉的青铜。在所有地区，以上述方式偶尔幸存下来的史料一般只有片段，不过新近的发现已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意大利某些地方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2世纪当地自给自足型农业如何让位于面向市场的大地产奴隶劳动，并记录了这些相对发达地区海外贸易的增长。但并非意大利所有地区都被详细研究过，也并非所有意大利地区都具备详细研究的条件，在意大利以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中海西部地区。此外，不少古代贸易活动现已无迹可寻，陶器和大理石固然能保存下来，但奴隶、谷物、鱼干和香料呢？的确，我们知道从公元前2世纪早期开始，意大利中部西海岸地区就把黑釉面陶器出口到高卢和西班牙，同时出口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双耳细颈瓶（amphoras）或酒瓮。据估计，从公元前150年至共和国结束，输入高卢的器皿可能高达40,000,000件。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从东部驶往罗马的沉没船只，一些当时的新旧艺术品也重见天日，它们主要是雕像，表面的颜料已经剥落。某次发现的古物中，除古老的希腊铭文外，还有一件复杂的天文学装置。最后是钱币学史料，比如窖藏的钱币和其他被发现的钱币，它们帮助我们逐步确定了希腊罗马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并能反映某些经济状况的变迁。但与之相关争论依然激烈，例如在几次关键历史时刻罗马走向战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