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孤岛”岁月

1937年8月13日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在8月15日就轰炸了南京。我第一次经历空袭，感到很大的威慑。为了避免挨炸，我随父亲离开南京坐火车到安徽芜湖住了一夜，又坐船去南陵县居住，因为父亲有一个姓江的朋友在南陵安排好了住房。南陵是皖南一个僻静的小县，但上海失守后，日寇从浙江方面杭州湾登陆拟侵袭广德、宣城，从安徽方向包抄南京。我遂随父亲及继母匆匆由南陵到安徽省会安庆，又由安庆坐船到达武汉。

在武汉，依然是天天有日机空袭。武汉当时抗战气氛强烈，到处能听到抗日歌曲，街上可以看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街头剧，电影院里在放映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电影。我们住了些日子，终因空袭太多，遂决定坐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然后再往香港去。粤汉路火车在武昌上车，一路上经历无数次空袭，每次空袭来了，火车头怕被炸毁，就将火车车厢丢下跑了。我们也就逃下火车到周边的树林或田野间躲藏。起初每次空袭还平安无事，仅是虚惊。但最后一次，火车离广州仅六十公里左右到达新街站时，忽然袭来大批日寇的水上轰炸机，对我们的火车狂轰滥炸。飞机低空盘旋头顶，炸弹成批掷下，火车被炸毁，死伤者遍地，我们身边全是碎弹片，幸未遇难。到广州转往香港后，在香港居住了很长时间，因生活昂贵，经济困难，继母又朝夕吵闹着要回上海。当时上海有租界，继母家在公共租界汉口路同安里21号。父亲又有任务要在上海租界办大学，我们遂回上海租界上居住。我进了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在汉口路虞洽卿路慕尔堂上课。

一

当时的上海租界，被叫作“孤岛”。这是一种比喻：因为租界的周边地方都被日寇占领，租界成为黑水洋中的一个孤岛了。租界当时是比较平安的，日寇不能进租界来，公共租界主要是英美的势力范围，法租界主要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当时未同英美等国开战，自然租界仍享有特权。但租界当局对日本既有顾忌也不愿惹麻烦，所以对租界上的抗日活动，是压制的。租界上的巡捕和包探，常常拦路抄靶子。所谓“抄靶子”，就是抄查行人，要抄身，发现谁身上带了武器、传单什么的，就会逮捕。租界上当时可以看到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也可以看到乞丐难民无数，爱国者常在暗杀敌伪人员、散传单、贴抗日标语……

我在东吴附中同班的同学俞伯良正巧也住在汉口路同安里，我住的是21号，他家是9号三楼。我每天上学或放学有时就与他一同走去走回。俞伯良介绍我认识了他的邻居陈鑫如。俞伯良比我小一岁，鑫如与我同年。鑫如当时在光华附中读书。我们三个人处得不错，慢慢就无话不谈了。有一天，我们三个人谈起抗日，大家都认为可以用粉笔上街写抗日标语，也可以制些传单去散发。决定后，就干了起来。

粉笔那时候一分钱可以买两根，在学校里，老师上课后留下的粉笔也可应用。我们决定标语不要写在同安里的弄堂里和弄堂口，避免引起人怀疑，也不在学校里写，总是等天黑以后，三个人悄悄在袋里藏着粉笔走出去，由汉口路向外滩方向走，趁人稀少无人注意时，用粉笔在墙上写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枪毙汉奸！”等口号，然后绕路满心轻松而又激动地走回家来。

这大约是1939年的夏天时分。从春天以后，上海租界上的形势渐渐恶化。因为汉奸汪精卫在5月间从越南河内潜来上海躲在虹口日寇卵翼下进行“和平运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在日寇支持下，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了汉奸的特工总部。这特工总部不断进行恐怖活动，常在租界上暗杀、绑票、敲诈勒索，打击爱国力量和爱国抗日活动。与此同时，租界巡捕房也就加强了巡逻警戒活动。我们觉得三个人一起出去活动危险大，就每个人分散活动，但觉得只写几条标语不过瘾，就决定做传单。

到纸店里买了一些粉红、鹅黄、淡绿的彩色薄纸，我们在俞伯良家趁他父亲不在时就用刀将纸裁成三指宽的小纸条，然后三个人一起在小纸条上写抗日标语。写完以后，每次总有二三百张或三四百张，晚上我们去文化街附近丢撒，文化街晚上行人不多，离汉口路同安里不远，岔道多，万一有事便于逃跑。

有一次在文化街撒传单时，正巧遇到“魔窟76号”的日伪便衣特务冲进《大晚报》的排字房又打又砸，原因是《大晚报》上刊登了抗日咒骂汉奸的文章。来砸烂《大晚报》的日伪特务还带着武器，当租界巡捕房的黑色警车飞快驰来时，立即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枪声“啪！啪！”，警笛尖声地吹响。我们当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吓得飞快逃回同安里，第二天看了报纸，才知是敌伪行凶。

从这次以后，我们停了很久都未再去撒传单，直到第二年春天，我们才又撒了一次传单。

这时，我们已上高中了！东吴附中初中在汉口路慕尔堂上课，高中则在南京东路东首慈淑大楼里上课。慈淑大楼高七层，下面一、二层楼是顾客拥挤的大陆商场，出售百货。三层以上全部出租给一些公司、社团和私人诊所或学校使用。这幢大楼抗战前据说是花了一百六十万银圆建造的，是上海著名的首富——英籍犹太人哈同的遗孀罗迦陵的财产。慈淑大楼正面在热闹的南京路上，另一面在冷清的山东路上，这个地形被我们三个看中了！我们就购纸并书写传单上的口号，足足写了六七百张，然后，分头上楼去侦察适合的地点。

慈淑大楼靠山东路的一面有好几个后门和侧门。我们三个人各走一个门到四楼，在楼梯转弯处的窗口向南京路方向把传单撒下去，然后飞速下楼窜入大陆商场，从大陆商场朝向南京路的门口出去，观察我们投撒传单的效果。我们了解：天黑时，我们上下楼的路线，人是很少的。

那是天黑时分，万家灯火。市声沸扬，喧嚣杂乱的南京路上，车水马龙，高大的双层公共汽车和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在行驶，商店多彩的玻璃大橱窗里霓虹灯红红绿绿变幻着光彩，马路两边行人摩肩接踵。我们三个完成任务又都在大陆商场门口会合，我们散发传单后未看到那些彩色传单飘落下来的情景，但飞快下楼到南京路上后看到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我们写制的传单在看、在议论，还有些人仍仰着脸朝慈淑大楼的高层处探望。我们心里像开了花似的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我们秘密撒传单成绩最显著的一次！

二

在初中时，我最爱看《大美晚报》的副刊《夜光》了！那时学生看这副刊的特别多。《夜光》的编辑朱惺公又名松庐，江苏丹阳人，他积极宣传抗日爱国，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中日关系史参考》《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明代何以能平靖倭寇》《汉奸史话》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学生中流传谈论甚广。他还刊出《菊花专辑》好几期，以菊花傲霜凌寒的精神激励读者的爱国感情。1939年也就是我们在墙上涂写抗日粉笔大字标语时，汪伪“76号”特工总部写了一封恐吓信给他，信里还附了一颗手枪子弹，不许他再在《夜光》上刊登抗日文章，说如果他继续抗日就要杀死他！但是他毫无畏惧，反而在《夜光》上发表了一篇《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的自供》作为对敌伪的答复，表示决不屈服。这篇文章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读了使人热血沸腾。我们在学校里互相都传观谈论，既佩服他，又为他担心。

果然，两个多月后，朱惺公就被敌伪特务开枪暗杀了！

敌伪是用“铲共”的名义把朱惺公当作抗日反汪的共产党人加以杀害的。但后来知道，朱惺公并不是共产党，是自发抗日的！朱惺公死前在《夜光》副刊上写过一首七绝明志，诗中有“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的句子，我们在同学中传诵他的诗句，对他十分崇拜。

由于他死得壮烈，他的被杀，激起了上海人民的义愤，各界人士都纷纷前去《大美晚报》报馆捐献赙金，赠送挽联，并去报馆和殡仪馆吊唁。我和俞伯良、陈鑫如三人为朱惺公的被害难过得流泪。我起草了一副挽联，买了两幅白色素绸挥毫写了联句，虽然字不好，但也是一番心意，俞伯良和陈鑫如都夸赞我的挽联写得不错，我们三个人写了名字，又凑了二十元钱，一起亲自送到《大美晚报》报馆，给朱惺公致哀，把钱捐给他的遗属。

挽联写的是：

黄浦江畔哭义士，死为鬼雄，先生应升天堂；

上海滩头恨暴徒，生是人渣，汉奸该下地狱！

由于敌伪特务曾向《大美晚报》等报馆投掷过手榴弹，并冲进《大美晚报》打砸伤人，所以我们到《大美晚报》报馆时，见门口罩着铁丝网防止暴徒分子袭击，还有一些保镖站在那里，气氛紧张，送挽联和赙金来吊唁的人很多，都不能进去。我们三个挤到前面去，在吊唁的签到簿上签了名，隔着桌子把挽联和赙金递了进去，又从人堆里挤了出来。

说是吊唁，实际只是这么去了一下，连三个躬都没法鞠，但我们还是感到做了应该做的事。记得当天陈鑫如曾激昂地发表感想说：“活着像条狗，倒不如勇敢地死得像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他比我和俞伯良都胖，说这话时，脸上的肌肉一抖一抖，两只眼睛里像要冒火花！

到了第二年—1940年5月，有一天傍晚，俞伯良和陈鑫如在弄堂里对着我住的21号楼上大声叫我的名字。我连忙下楼，鑫如对我说：“明天是星期日，下午，我们一起到胶州路孤军营去看望八百壮士和谢晋元团长，你去不去？”

鑫如和俞伯良两人，八一三事变时都在上海，他们对谢晋元团长率领的八百壮士特别有感情。那时，上海战事已临尾声，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坚守四昼夜后，因孤军无援，接受英美当局的劝告，避免无谓牺牲，奉命退入租界，在胶州路建立了一个营房。上海人称之为“孤军营”。这支孤军被公共租界当局围禁时只剩了三百七十一人，仍由谢晋元统率。他们虽丧失了自由，仍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每天举行晨操，上政治课讲述爱国抗日言论，还排演抗日反汉奸的话剧。为了每天升国旗，有的士兵被租界当局派来监视的万国商团中的白俄士兵打死打伤和凌辱过。各界爱国人士、新闻记者、学生、市民有不少都纷纷去到孤军营慰问。听到鑫如和俞伯良要去孤军营，我当然立刻表态要去。

第二天，我们买了一束通红、美丽的月季花带去。孤军营所在的地方，原是胶州路公园的一角。孤军营门口架着铁丝网，有神色郁闷的万国商团的士兵荷枪实弹警戒着。

万国商团是上海租界特有的一个武装组织，约有一千七百人的样子，是个从一开始建立就替西方殖民者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服务的半军事组织。商团的成员服装配备讲究，枪械精良，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万国商团中华队的人，大部分属洋行职员。现在，孤军被囚禁在胶州公园的一角里，万国商团扮演了“狱吏”“狱卒”的角色。看到他们，我们三个都从心里泛出厌恶。

鑫如比较老练，上前说：“我们都是学生，来看望谢团长的！”一个持枪的白俄商团士兵神气活现地用流利的上海话吆喝：“不行，不能进！”但边上有个商团中国兵比较好说话，在我们央求下，说：“到里边登记一下，快点出来，不要多停留！”我们才进去填写好登记簿被一个模样像传达似的瘦子引进一间会客室里等待。

从会客室里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一个广场的一角，广场上竖着旗杆，但未升国旗，我恍然明白：由于日寇的抗议和英国租界当局的禁止，孤军营升挂国旗的斗争实际是失败了。这使我心里难过。正在这时，见一队光着头的孤军正在绕场跑步，整齐地叫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脚步声“咔嚓咔嚓”似在发泄着愤怒。

一会儿，听到脚步声，转眼，看到门口出现了一个瘦瘦的中等个儿的军人，三十岁光景，笔挺的腰杆，穿一套草绿色军服，光着头，没有戴军帽，我认出这不是谢晋元团长。谢团长的照片报刊上见得多了，认得出的。果然，来人同我们热烈握手，说：“对不起，谢团长正带领弟兄们在跑步上操，我是上官志标，是团副！”

我将手里的那束鲜红的月季双手捧着献给他说：“我们是三个高中学生，请接受我们对八百壮士的敬意！我们是来向你们致敬的！”说着，我深深一鞠躬，不知为什么，忽然鼻子发酸，心里也发酸，竟落泪了！

上官团副似乎很感动，他脸色很黑，有日晒风吹的痕迹。他接过花，说：“谢谢你们！我们很惭愧！没有战死在疆场，却奉命撤退到了这里！对不起全国民众！”说着，泪水流下，他马上用手拭去了！

后来，上官团副又说了些话，具体已记不清了，最后，他虽未戴军帽，却严肃地立正行了一个军礼。

万国商团的士兵来催促我们走了！我们向上官团副鞠躬告别，大家走出空气令人压抑、窒息得像监牢似的孤军营。走到外边阳光下，我心里回荡着难以平静的浪潮。

我那时候就明白：访问孤军营的经历，我会终生难忘的！虽然，未见到谢团长！

（本文刊于1944年重庆《时事新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