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防空和海上的问题

德国的军事讹诈——会见鲍德温先生和首相麦克唐纳——地面与空中的较量——沃森·瓦特教授和无线电回波——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新战列舰的设计问题——不幸的后果——访问波特兰港

技术因素很大程度上能左右我们未来的安全局势，所以在此有必要也提一下空军和海军的技术发展。为了便于叙述，本章内容的时间跨度设定为战争爆发前的四年。

丧失空中力量的均势之后，我们很可能会遭到希特勒的军事讹诈。当时德国违反和约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空军，如果我们能及时采取措施，建立一支比德国还强一半、甚至强一倍的空军力量的话，掌控未来局面本不成问题，哪怕我们的空军力量能和德国势均力敌也好。没人会说这有什么侵略性，这可以增强我们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信心，让我们在外交上更有底气，同时为我国空军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然而，后悔于事无补，空中均势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为恢复均势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也都付诸东流。飞机这种武器在上一次战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是如此，人们对于它的痴迷程度丝毫不减，它日益成为左右战局的首要因素。英国的大臣们很担心如果我们与德国的大独裁者希特勒撕破脸皮，德国空军可能顷刻间就会让伦敦尸横遍野，化为一片废墟。尽管这样的顾虑不只是大英帝国才有，但是这样的顾虑的确会影响我们的政策，进而会影响全世界。

1934年夏，林德曼教授写信给《泰晤士报》，在信中他指出防空研究方面很可能会产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研究成果。同年8月，我和林德曼教授不仅提醒正刻苦钻研的英国空军部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还提醒政府的官员们也需引起重视。9月，从戛纳去往埃克斯累班的途中，我们同鲍德温先生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在谈话中，他对防空技术研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也借机提出希望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当我们回到伦敦时，由于空军部财政困难，这件事被搁置了下来。1935年初，空军部成立了一个由多名科学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他们奉命探索防空技术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们依然记得鲍德温先生1933年发表的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他声称，空军部的研究表明，防空完全不可能。“不管怎样，轰炸机总能设法穿过防线。”鉴于此，我们并不看好空军部的专门委员会。我们认为这项研究应该由帝国防务委员会接手，因为那里有政府高层，他们作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政治家，可以有效监管该机构的运作，确保足够的研究经费。在此期间，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也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我们时不时就防空技术的研发问题向大臣们进言。

终于在2月份，麦克唐纳先生亲自接见了我们，我们当面向他提出了看法。因为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原则性分歧，所以当我指出防空技术可以促进和平稳定时，首相对此深表赞同。我说只有打消平民心中对于空袭的忧虑，才能减轻全世界对于战争的恐惧。这时候麦克唐纳先生的视力似乎已经很糟糕了。他面无表情地凝视着窗外议会大厦的庭院，向我们保证他打算强硬起来，克服空军部的阻力。然而空军部向来不喜欢外人或者上级插手他们的事务，所以有一段时间，局面僵持毫无进展。

为了推动防空技术的研发，1935年6月7日，我在下议院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

从它的性质来看，防空技术研究主要是一个科学问题。它的研究范畴是通过发现、发明、采用一些方法，让陆地能够控制天空，确切地说，是让地面上的防空部队掌控——我指的是真正掌控——高高在上的飞机的动向。我的经验告诉我，当军方和政府详细说明需要怎样的技术时，科学总能有所产出，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以前，人们都说捕捉潜艇的踪影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破解方法，让我们可以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压制。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比击落入侵的飞机难多少。许多以前认为技术上不可能的东西在第一次大战中都已经实现了。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主要是因为研发者的耐心、恒心，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战争情况下各种需求的刺激，这些因素让人们的头脑更加灵活，让科学更快地响应实际需要……

只是到了20世纪，人们才开始逐渐接受并鼓励这种通过恐吓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妇女和儿童来迫使敌国就范的卑劣行径。这并不是哪一个国家引起的，而是一种普遍行为。如果可以发明一种地面装置来掌握轰炸机的动向，那么便可以使各国远离战争的威胁，消除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恐惧和疑虑，让他们都能倍感安心……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一方面担心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袭击，因为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易受攻击的国家；另一方面，我们还担心我们的造船厂和其他技术设施受到攻击，因为它们一旦被毁，我们防务的主要力量——海军舰队也将陷入瘫痪，甚至全部覆灭。因此，推动防空技术的研发不仅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消除引发疑虑和战争的罪魁祸首，也是为了英国自己能够恢复岛国往昔的安宁。基于上述两个目的，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在英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家财力可承受的范围内，调动一切资源来推动防空技术的研发。

第二天，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内阁进行了人员调整，鲍德温先生出任首相，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接替伦敦德里勋爵出任空军大臣，并在此后不久晋升为斯温登勋爵。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下议院的吸烟室，这时鲍德温先生走进来，在我身旁坐下对我说：“我有个提议给你，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参加新成立的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防空研究会，我也希望你能参加。不知你意下如何。”我回答说，鉴于我喜欢评论空军的战备，所以必须保持行动自由，委员会可能不适合我。他说：“这点我们可以理解。在委员会中除了要保守一些秘密之外，请放心，你当然可以拥有绝对的行动自由。”

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把林德曼教授也加进来，我才愿意参加，至少要让他加入委员会下设的技术小组，因为我需要他的帮助。过了几天，首相来信说：

我很高兴你已经见过汉基先生了，关于你的那封信，我理解为你已经愿意参加到委员会的工作中来了。

对此我真的很高兴，我相信你在这项极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能帮上大忙。

在委员会中，你当然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在这个场合这大概是最合适的表述了），不管是政策、计划，还是其他与空军有关的东西，你都可以对其中的一般性问题发表意见。

我邀请你加入不是为了堵住你的嘴，而是希望对我的老同事表示一下友好。

1935年7月8日

因此，之后的四年里，我便参加了委员会里的各种会议，使我对我国防空工作这一重要领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这几年中，我经常同林德曼教授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交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当时，我刚一到任就立即为委员会拟写了一份分析报告。这份分析报告的内容里没有什么官方数据，全都基于我精心整理的想法和见解。这些想法和见解出自我与林德曼的交谈和研究，还有我自己的军事理念。这份分析报告之所以会引起别人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它阐明了1935年7月的形势。那时候，还没有人想到可以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导航，加之短时间内训练大批能独立飞行的飞行员又很困难，所以当时夜间飞行的通行办法是由几架轰炸机在前面带领大批飞机一起飞。后来在国家濒临绝境前的四年里，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与此同时，轰炸机无线电导航技术的应用也对战术的使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当初这份分析报告中的很多内容后来都被更先进的理念所取代了。不过，我当权时依然尝试了很多，当然并非所有的尝试都成功了。

因为开会在即，这份分析报告难免有些仓促，敬请各位多多包涵，希望它能促进我们各自的思想相互融合，不断趋于完善和成熟。

战术理念决定技术的发展方向，技术的发展也可以影响战术理念的制订。因此我们有必要让科学家知道我们的空军需要什么样的装备。飞机的设计一定要符合作战计划的要求，并能确保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有必要先做出一个合理的战争假设，即英国、法国、比利时三国联盟会遭到德国的攻击。

战争爆发后，首要任务是尽快调动欧洲大陆的军队。由于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会利用其机动性先发制人，我们调动军队可能会受阻，至少需要两个星期才能完成调动。法国和德国参谋部将会集中考虑军队的集结和部署问题。毕竟在第一波攻势中，谁都不想落于下风。我估计两三年内，德国应该尚未做好打这场战争的准备。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陆军和海军都将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德国的海军未成气候，没有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而且重炮数量好像也不足。要想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补充重炮的数量，训练出合格的士兵起码需要耗费几年时间，并非短短几个月内就可以实现。

德国大部分军工企业都集中在鲁尔地区，很容易遭到敌国的轰炸。德国人肯定明白他们许多重要的军用物资（铜、钨、钴、钒、汽油、橡胶、羊毛等）都依赖国外进口，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供应将会被切断。另外，如果没有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铁矿石的供应也会减少。因此他们目前并不具备发动长期战争的能力。不过，他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克服这些困难，例如把一些工厂从边境迁往德国中部、大力进行合成汽油和人造橡胶的生产并大量囤积物资。尽管如此，在1937或1938年以前，德国显然不太可能贸然发动这样一场需要三军并用、可能持续几年的战争，况且它在战争中又不会有多少盟国。这时发动战争获胜希望基本为零。

在这样的战争中，英法空军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先摧毁敌方的交通线，如他们的铁路、公路、莱茵河上的渡桥以及高架桥等。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阻碍德国的兵力集结和军火运输。其次就是要集中火力对他们的各种军工厂进行打击，这简直是易如反掌。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在发动进攻的时候我们集中注意力打击敌方的关键目标，那么后面在对待敌方军队的时候也应采取类似策略。另外，在广袤的陆地战场上，法国陆军将会畅行无阻，掌控战场主动权。这样，德国本打算用来对英法平民进行恐怖空袭的飞机数量就会显得捉襟见肘，不得不顾忌整个战局而谨慎使用。

即便如此，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首先，在这场三军联合的战争里，德国为了考验政府和人民抵抗的意志，一定会千方百计重点轰炸伦敦和其他容易袭击的大城市，让平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其次，伦敦港和攸关舰队命运的造船厂也可能会是他们重点袭击的目标。

不管怎样，德国政府也许会天真地以为，通过大规模暴力空袭就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甚至几周内使一个国家屈膝投降。震慑心理的战术往往对德国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至于这种战术思想是对是错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德国政府真的这样想，觉得只要抢在盟军调兵遣将发动进攻前，发动大规模空袭摧毁城市、屠杀平民就能迫使我们投降，那么在战争一开始时我们很可能只需要应付德国空军。抛开法国，不用多说，英国绝对是这种攻击策略的最佳牺牲品。因为英国的反击手段除了空袭德国城市作为报复之外，就只剩海军封锁了，然而海军封锁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能见效。

因此，如果我们能对德国空袭进行有效的限制或遏制的话，就可以粉碎德国妄图以发动恐怖空袭来削弱我方士气的阴谋，让这种可能性（恐怕是不切实际的）不复存在。这样，从长远来看要想取得战争最终的胜利还是要依靠陆军和海军。我们越重视防空，就越能有效遏制德国依靠空战取胜的企图。

1935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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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提出了一些想法。不要忘了，那是在1935年，四年之后无线电侦测技术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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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我和政府的关系一直不曾公之于众，因此才能得以保持自由，继续抨击其他政府部门。在英国，经验丰富的政客们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有时政见上再严重的分歧，也根本不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私交，而科学家之间就没那么包容了，他们更像是冤家。1937年，林德曼教授和技术小组里的其他科学家发生了严重分歧。我经常与林德曼教授亲密交谈并总向委员会推荐他的观点，这引起了其他同事的不满。他们认为只有蒂泽德爵士才能代表他们的集体意见，才有权力向委员会汇报工作。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林德曼教授退出技术小组。林德曼教授向我提供一些讨论的素材，这点无可厚非。而且允诺林德曼教授加入技术小组是我答应参加委员会的前提条件。尽管最终他退出了技术小组，但是为了公众利益，我还是选择继续留下来，他也极力劝我留下。1938年，我又使他官复原职，这点在下面我将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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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波有一个特性，遇到飞机和其他金属物体就会反射回来。20世纪30年代，英、美、德、法有很多人想利用这个特性来探测飞机的踪迹。我们把这种技术称为无线电探测定位技术，后改称为雷达。这种技术是通过反射回来的无线电波，而不是靠人类的感官如眼睛或耳朵来侦察敌机的动向。在距地面大约七十英里的高空，存在一层反射电波的大气层（电离层），它可以阻止普通的无线电波消失在太空之中，这使长距离无线电通信成了可能。近年来我国科学家一直积极研究如何利用无线电波来探测电离层，其中尤以阿普尔顿教授为甚。他们向空中发射短促的脉冲，然后观察反射回来的信号，从而对电离层进行研究。

1935年2月，在政府担任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沃森·瓦特教授率先向技术小组说明：通过无线电波的回波来侦测敌机方位是可行的，并建议进行试验。委员会对此非常重视。之前人们都以为，要想研发出能侦测五十英里范围内敌机方位的技术，至少需要五年时间。1935年7月25日，在防空研究委员会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蒂泽德就无线电定位技术向大会做了报告。这也是我进入委员会以来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报告中指出，初步试验证明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对这项技术进行进一步研究。于是军队各部门奉命开始制订下一步的计划。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在多佛尔—奥尔福德纳斯地区设立了一系列的链向雷达站，以做试验之用。他们也开始研究如何利用无线电定位技术来侦测船舶的位置。

截至1936年3月，南部海岸的雷达站尚在建造和装配之中，有望在秋季进行试验。因为夏季建筑工期有所延误，并且出现了敌方电台的干扰问题，所以试验时间只能推迟到秋天。1937年7月，空军部提议，计划于1939年底前在怀特岛至提兹河一线设立二十个链向雷达站，总投入超过100万英镑。此项计划得到了防空研究委员会的批准。侦测飞入内陆地区敌机位置的试验也在进行之中。截至1937年底，我们已能侦测到远至五十六点三千米、上至一万米高空范围内的敌机，船舶侦测技术也有了较大进展。研究证明机载雷达可以侦测到九英里范围内的船舶。本土舰队中有两艘舰艇已经装备了舰载雷达，用以侦测敌机方位。科学家们也开始研究如何将雷达用于飞机测距、高射炮火控和探照灯定向等方面，这些试验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总之，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到1938年12月，计划中的二十个新雷达站，已经有十四个装上了临时设备，可以正常运行。机载雷达对船舶的侦测范围已经扩展至三十英里。

1939年，空军部利用波长相对较长的无线电波（波长为十米）建成了所谓的海岸链向雷达网。它能使我们侦测到距海岸六十英里海域内的敌机动向。在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道丁上将的命令下，空军部建立了一个精密的电话通信网，以此把所有的雷达站都连接起来，然后在阿克斯布里奇设立了中央指挥所。指挥所可以将雷达侦测到的敌机动向标注在一张大地图上，然后指挥官可以据此指挥我方战机的行动。此外空军还研发了一种敌我识别装置，这种装置可以让海岸雷达网把装有这种装置的英国战机同敌方战机区别开来。后来由于发现现有雷达站不能侦测到贴近海面低空飞行的敌机，为了应对这种危险，我们又增设了一组新的雷达站，作为现有雷达站的补充，称为低空链向雷达站。这组雷达使用波长更短的无线电波（波长为一点五米），虽然可以消除现有雷达的盲区，但是有效侦测范围要比现有的雷达站短得多。

为了搜寻进入内陆地区的敌机，我们同时也启用了皇家防空侦察队。侦察兵只用眼睛和耳朵来工作，然后通过电话网将他们连接起来，以及时反馈侦察结果，这一举措后来被证实很有效。在不列颠空战的早期，皇家防空侦察队是我们防空的主要力量。但是，仅能侦测到从海上来的敌机还是不够的，尽管这可以让我们提前至少十五到二十分钟发出预警。我们还要利用雷达为战机导航，以便在我们的国土上追踪并截击来犯之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又建造了一些新的雷达站，给它们配备了地面控制截击系统。不过所有这些雷达，在战争爆发时都只是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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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也没闲着，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艇飞临英国东海岸上空。德国空军通信部部长马蒂尼将军预先在飞艇上装备了特殊的侦听设备，以探测英国是否有雷达。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居然一无所获。如果他们的侦听设备正常工作的话，“齐柏林伯爵”号飞艇本应该可以大胜而回，把我们有雷达这个消息告诉德国军方的，因为当时我们的雷达站不仅正常工作，而且侦测到了他们的活动，并猜到了他们的企图。不过就算德国人侦听到了我们的雷达脉冲，他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早就研发出了一套先进的雷达系统，在某些方面更胜我们一筹。真正能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雷达技术已经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一旦这些雷达站相互连接，将形成一个完备的防空系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们的成就并不在于我们的雷达技术多么先进，而在于我们能将雷达技术快速投入使用。

防空研究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39年7月11日举行。当时在朴次茅斯到斯卡帕湾一线，我们已经建成了二十个雷达站，可以有效侦测到五十至一百二十英里范围内飞行在一万英尺上空的飞机。我们还研发了一种效果不错的雷达波抗干扰器和一种简便的敌我识别器，并也已正式投入生产。此外，各种相关的飞行试验也正在进行之中，包括一种可以引导飞机追踪敌机的机载装置。机载船舶侦测雷达由于太过笨重，不适宜在飞机上使用，因而交给了海军部，以便研究它能否在舰艇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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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要提一件事。1939年6月，受空军大臣之托，蒂泽德爵士邀我一起去视察东部海岸雷达设施的建设情况。我们乘坐一架相当简陋的飞机，整整飞了一天。事后，我将我的所见所闻反馈给了空军大臣，现特附在这里，因为各位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我们视察前那里的雷达设施的建设情况。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在蒂泽德爵士的带领下，我到马特累斯汉和波德塞走了一趟，这趟旅程非常有趣也很振奋人心。在此仅谈一下我的一些想法，或许会有所帮助。

这些雷达站很重要，应该立即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起先我们觉得可以建造两倍乃至三倍的伪装站来迷惑敌人，这个方案花费不大，但后来考虑了一下，觉得或许使用烟幕会更好一点……

现在的雷达设施虽然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但还是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当敌机越过海岸脱离海岸雷达的侦测范围后，我们就只能依靠防空侦察队了。这好像让我们从20世纪中叶一下子退回到了石器时代早期。虽然我听说防空侦察队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务之急，我们还是要赶紧考虑如何利用雷达来追踪进入内陆地区的敌机。因为让雷达站的天线转向覆盖内陆地区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只有当空中战场拥挤不堪一片混乱时，才能这么做……

雷达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测距方面的应用的确也为海军带来了福音。它让海军在能见度极差的情况下与敌军交战成了可能。1914年，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在攻击斯卡巴勒和哈特尔普尔时，如果我们能看穿大雾，德国舰船的命运可能就会截然不同了。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军部对这项试验一点也不关心。蒂泽德爵士也指出，雷达技术可以让驱逐舰和潜艇不论昼夜和能见度情况如何，都能准确发射鱼雷，这具有很大的价值。我本来还以为既然这事很重要，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那应该早就开始进行了。

敌我识别技术对海军也很有帮助，它可以完全替代现有的敌我识别信号法，降低了风险。我想海军完全清楚这一点。

最后，我想说我们的防空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这确实可喜可贺。在维护我国安全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们还想走得更远，可惜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就是凭借上述这些鲜为人知的方法，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1940年秋冬两季德国对英国的攻击。对此我将在下一卷中进行详细说明。毫无疑问，在斯温登勋爵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空军部和防空研究委员会功不可没，他们的成果有力地支援了我们的战斗机作战。1940年，那时候重担全落在我的肩上，当时国家存亡完全取决于空战的成败，我之所以能以一个门外汉的视角来从容应对空战中的各种问题，全都归功于我这四年来对于各种军事技术资料的研究和思考。在这些技术问题上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深入研究，但是其中的思维模式却让我豁然开朗。因此，我得以对棋盘上的每一个棋子及它们的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别人和我交流相关问题时，我也能完全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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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里，我一直和海军部保持密切的接触。1936年夏，霍尔爵士出任海军大臣。他特别准许海军部的官员可以同我讨论海军事务。这正中我下怀，我向来对海军事务很感兴趣，因此我也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另外，早在1914年我就认识了现任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当年他在战列巡洋舰队司令贝蒂手下任职。1936年，我和他开始有书信往来，在信中我们常常会讨论一些海军问题。我还与现任第三海务大臣兼海军审计官亨德森海军少将有着多年的交情，他负责处理舰艇设计建造中的各项事务。1912年，那时他是我们海军中最好的火炮专家。当时担任海军大臣的我，经常去看战列舰火炮承包商交货前的试炮，我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尽管我同他俩都有意见分歧，并且经常严厉批评他们的工作表现，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交往。这两位身居高位的将军依然对我极其信任，对于我的行为从不抱怨也从不反击。

海军航空兵部队究竟该归海军管辖还是该归空军管辖，这个问题在这两个部门和军种间一直颇具争议。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确都有道理。我赞同将海军航空兵部队划归海军管辖，并把这个提议在议会提了出来，为此，第一海务大臣给我写了一封热情友好的感谢信，并在信中提到了现有海军政策的全部问题。当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韦尔看我时，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针对这个问题，我拟了一份建议书给他，最终政府几乎一字不落地按照这份建议书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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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终于决定开始建造战列舰时，我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当时除了“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是一战后建造的以外，皇家海军所有的战列舰，实际上都是在1911—1915年我主持海军部期间设计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我第一次任海军大臣期间重建海军的全部过程，以及建造“伊丽莎白女王”级快速战列舰的经过。通过我的统筹协调，我能充分发挥费希尔勋爵的卓越才能和奇思妙想。虽然在战列舰的设计上我会参考许多海军专家的意见，但是我一直有我自己的想法并且有坚定的立场。

当我听说内阁已经批准了一个战列舰建造方案时，我立即断言我们的新战舰应该继续装备十六英寸口径火炮，而且根据和约中三万五千吨排水量的限制——只有我们严格遵守合约——我们应该可以加装三个十六寸口径火炮的炮塔。我和霍尔爵士进行了几次商谈和书信往来。其中提到的方案和论点都不能使我信服，因此我在下议院提出应该把十四英寸口径火炮和十六英寸口径火炮齐射时的后坐力进行比较，以作进一步考虑。他们提供了以下数据供我参考：

九门十四英寸口径火炮齐射后坐力：六点三八吨

九门十六英寸口径火炮齐射后坐力：九点五五吨

其中十六英寸口径火炮的数据并不是根据现有“纳尔逊”号上的十六英寸口径火炮，而是根据美国人设想的一种十六英寸口径火炮计算出来的。美国人打算把这种火炮用于他们的新型战列舰。

我被十六英寸口径火炮齐射的优越性能深深折服了，因此写了一封信给霍尔爵士。

爵士：

非常感谢您能对我的意见给予重视，对此我深感荣幸。我之所以会坚持采用十六英寸口径火炮，显而易见我是有理由的。关于要不要采用十四英寸口径火炮的争论由来已久，我认为这没什么好说的。要知道，这次依然只有我国舰艇的吨位因为各种条约的关系而受到了限制，所以我相信同为三万五千吨级的军舰，不管在船上装几门十四英寸口径火炮，其威力绝不可能比装有三座十六英寸口径火炮三联装炮塔的军舰强大。装有十六英寸口径火炮的军舰不仅看起来更胜一筹，在参数上也是如此。每个人，包括在舰上服役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军舰才是海军的实力担当。别忘了，与我们口径相同的德国大炮可以发挥出更加强大的火力，他们的炮弹比我们的重，而且射得更远更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采用十六英寸口径火炮。十六英寸口径火炮不仅大大增加了齐射时的后坐力，而且炮弹威力要比十四英寸口径火炮大得多。如果这样的大炮可以穿透装甲，那么在炮弹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炮塔的数量。假设每座炮塔重两千吨，如果装三座炮塔其威力就可以超过德国，那么装四座炮塔完全就是浪费。如果只装三座炮塔，我们就可以节省更多吨位，加装更厚的装甲，用以抗击炮弹和鱼雷。另外在甲板上也可以腾出更多位置加装高射炮。如果你向你的部下要一张装有十六英寸口径火炮的军舰图片，你会看到相比于十四英寸口径火炮的军舰，这种军舰的布局是多么的合理。当然，对于射击控制、炮弹散布等问题，我就一窍不通了。不过，我觉得轮番进行四五次齐射，应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射击效果。

假如我是海军大臣，我怎么也不会接受十四英寸口径火炮的方案。如果海军部现在就开始造两艘十四英寸口径火炮的军舰，而几个月后却发现美国和日本却紧锣密鼓地建造装有十六英寸口径火炮的军舰，他们肯定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愚蠢。我觉得还是应该慎重考虑，要知道每艘军舰要花费七百万英镑，如果不慌不忙地造完后却发现这两艘军舰居然不是世界上最强的，那可真就太糟糕了。别忘了，老费希尔常说：“英国的海军，总是世界一流的海军。”

不过，以上都只是我的预测而已！这些想法我以前已经深思熟虑了好久，否则也不会贸然向您提出。我一定会按照您的建议和查特菲尔德谈谈。

1936年8月1日

海军大臣不仅对我的意见毫无反感，而且还与我互通了好几次书信。我也同他和第一海务大臣进行了几次交谈。1937年5月底，霍尔爵士在离开海军部前，给了我两份海军参谋部的分析报告：一份是关于战列舰问题的，另一份是关于巡洋舰问题的。对于战列舰的设计，海军部是这样解释的：自从《华盛顿条约》以来，英国出于经济考虑，一直主张降低军舰吨位和火炮口径。碍于此，当1936年政府终于批准建造新军舰时，海军部不能无视条约规定，只得把军舰吨位限制在三万五千吨，将火炮口径控制在十四英寸。当时我们尚不知晓其他大国会不会遵守条约和服从限制，他们的行为将会决定未来几年的设计走向，而“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的设计不得不尽快开始。“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的炮塔事实上已经在1936年5月份就开始制造了。如果海军部推迟到1937年4月的话，那么到1941年就只能造好两艘，而并非之前计划的五艘。如果其他大国最终逾越《华盛顿条约》的限制，1938年开工的那批军舰就可以采用较大的吨位和火炮口径，它们将于1942年完工。

然而，如果我们最后被迫选择建造各项性能都完全平衡的十六英寸口径火炮的军舰，同时又要继续保留之前“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的坚固结构和其他特性，那么军舰的吨位无疑将会大为增加。这样我们的军舰便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每艘军舰的造价将会上涨，同时还得扩建船坞。海军部对我的提议表示赞同，十六英寸口径火炮方案共包括三座炮塔九门火炮，而十四英寸口径火炮方案共包括四座炮塔十门火炮，前者的威力的确要优于后者。此后他们设计的所有战列舰，均采用三座“多联装炮塔”式设计。

在研读完这份文件之后，我意识到我们不能再犹豫要不要扩大前五艘战列舰的火炮口径了，扩大火炮口径势在必行。虽然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在“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上安装十四英寸口径火炮，这已经不能更改，但我还是要提出，为了以防万一，应该尽早设计好大口径火炮和炮塔，此外还要准备好必要的工具和设备，以便炮厂能够制造更大口径的火炮，即便花费巨额费用也在所不惜。

当我与海军部讨论战列舰的设计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设计好了，决定采用十四英寸口径四联装炮塔设计方案，共安装十二门炮。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会重新考虑我的意见。然而，“多联装炮塔”这个提法让我有所误解。我在装有四座炮塔的军舰上发现了许多缺陷，这种三座四联装炮塔设计会有助于规避这些缺陷。虽然相比于九门十六英寸口径火炮设计，十二门十四英寸口径火炮的威力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在金属材料的重量上有了较大的改观。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海军部的这种设计方案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首先，设计这种全新的十四英寸口径火炮四联装炮塔花了许多时间，使工期大大延误。另外，工作开始后不久，海军部又决定将重叠在舰上方的四联装炮塔改为双联装。这样就意味着两三千件复杂的机械配件都得重新设计。这项变更让“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的工期至少又延迟了一年之久。而且，这也让我们新造战舰的火炮总数降至十门。现在的火炮威力与我之前提出的十六英寸口径火炮方案相去更远了。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攻克了如何在三万五千吨的军舰上装配三座十六英寸口径火炮三联装炮塔的问题。法国和德国则选用了十五英寸口径火炮，法国人采用两座四联装炮塔设计，共装了八门火炮，而德国人采用四座双联装炮塔设计，火炮数量也达到了八门。和日本一样，德国并无意遵守任何条约限制，其“俾斯麦”号的吨位超过了四万五千吨，占尽了优势。然而当别国都努力扩大火炮口径的时候，只有我们却将火炮口径从十六英寸减至十四英寸。要知道我们经过多年之后才终于决定造五艘新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与海军的生死存亡以及国家的制海权息息相关。最后我们造的几艘战列舰每艘都花了五年才完工，而且比预期的火力弱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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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15日，第一海务大臣带我到波特兰反潜学校参观“潜艇探测器”。这个仪器主要用于侦测在水下的潜艇，其原理是利用声波的特性，当仪器发出的声波遇到钢铁结构时便会反射回来，通过回声便可实现对潜艇的精确定位。这种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刚刚开始发展。

我们在旗舰上过夜，同当地舰队司令福布斯爵士进行了一次长谈。次日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反潜学校度过，大约四个小时的讲解让我对这项技术的发展有了全面的了解。听完讲解后，我们便登上一艘驱逐舰出海观摩反潜演习，那天下午和晚上，他们为我呈现了一次颇有意思的反潜演习。演习开始时，几艘潜艇分布在附近的海域中。我们站在一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的舰桥上，另一艘驱逐舰距我们半英里远，二者始终保持联络，因而我可以看到和听到演习的全过程。这个“潜艇探测器”可谓是海军部的法宝，是他们尽忠职守坚持不懈用一代人的努力才换来的宝贵成果。以前我常常批评他们的方针，但是对于这次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就，毫无疑问，我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一时间激动得竟然连大海是多么辽阔都忘记了。假若这二十年来，我们每年没有投入大量的研究资金，培养数以千计技术娴熟的官兵参与到研究中来，假若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佳，所有成果都不值得一提，那么在应对德国潜艇这个问题上，除了吃败仗，我们很可能会束手无策。

给查特菲尔德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我常常回想起你带我参观的那些东西，我相信我们整个国家都应该对海军部及海军将领表示感谢。我坚信，多亏了他们这么多年来尽忠职守和竭尽全力，才让我们摆脱了一个大危机。

让我备感惊奇的是，这种“潜艇探测器”的指示结果既清晰又准确。我原以为它的指示结果应该既微弱又模糊的，让人难以捉摸，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听说潜艇那东西也会自投罗网。这真是一项惊天壮举。

“潜艇探测器”本身不能战胜潜艇，但是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战胜潜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