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阴云渐浓

德国进行血腥大清洗——多尔富斯博士遇害——兴登堡之死——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意大利进退维谷——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图在马赛被刺——赖伐尔出任法国外交部长——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冲突——法意协定——萨尔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但是，罗马人民并不欢迎他，在他们眼里，纳粹法西斯粗鲁野蛮、惨无人道。希特勒企图侵占奥地利和欧洲东南部的心思早已路人皆知。墨索里尼预言意大利和德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利益不一致。很快，他的预言就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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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一大野心就是占领奥地利。在其《我的奋斗》一书的首页，希特勒写道：日耳曼的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祖国的怀抱。所以，纳粹党自1933年1月上台执政后就将目光盯准了维也纳。墨索里尼此时也在大肆宣扬其在奥地利的主导地位，但德国由于军事力量薄弱，当时还无力与墨索里尼抗衡，因此就连渗透活动和地下行动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然而，在希特勒上台不久，德国就开始对奥地利政府施压，不断要求奥政府把效忠于德国的纳粹党员编进内阁，或让他们担任政府机关的要职。这些奥地利纳粹分子曾在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兵团受过训练。他们在铁路沿线和旅行游览中心乱扔炸弹，德国飞机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地区空投大量传单，因而严重扰乱了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一方面面临着国内社会党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企图破坏奥地利独立的德国的干扰，而这些威胁还只是冰山一角。奥地利社会党人效仿邪恶的德国，建立了一支私人部队，借此推翻公民选举的决定。这一年，陶尔斐斯面临着内忧外患，而他唯一可以求助并可得到支持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陶尔斐斯在里西奥尼与墨索里尼会面，双方就私人关系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深切的谅解。陶尔斐斯相信意大利会保持不干涉态度，因此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底气去收拾对手——奥地利社会党人。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首席外交顾问苏维契到访维也纳，借此警告德国，并于21日发表了公开声明，如下：

众所周知，奥地利位于多瑙河盆地，地处欧洲中心，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土地面积和人口的重要性。要完成悠久历史和地理位置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圣使命，就必须首先确保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宁。这正是意大利长期以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一贯立场。

三周后，陶尔斐斯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打击维也纳的社会党组织。他下令费伊少校领导“保安团”去打压实力较强并隶属于社会党的非法组织，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些团体奋起反抗，2月12日双方在首都爆发巷战。几小时之后，社会党溃败。这一事件不仅让陶尔斐斯更加亲近意大利，还让他在下一阶段抵抗纳粹渗透的阴谋时更加坚定。此外，很多失败的社会党人随即在痛苦中转投纳粹阵营。和德国一样，奥地利的天主教和社会党的不和反而壮大了纳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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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4年夏天，英王陛下政府仍掌控着局势，完全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因为英国可以随时和法国联手，通过国际联盟向希特勒运动施加强大的压力，而且在德国内部，希特勒运动也存在很大争议。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这本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但现在为时已晚。在纳粹统治下武装起来的德国正在日益逼近，而且，更意想不到的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麦克唐纳还要借用鲍德温的权势，企图继续劝说法国裁军。以下是我于2月7日在议会上的抗议声明，虽徒劳无效，仍将其引用如下：

比方说，如果我们让法国裁军，使其军队数量跟德国持平，为德国争取到了所谓的“公平待遇”，欧洲必然会对这一变动做出强烈反应。继而，德国又会得寸进尺地要求说：“泱泱德国有七千万人口，理应拥有和海上霸主（英国）同等的海军实力，你们怎能剥夺我们这种权利呢？”那时你们会说：“不，我们不同意你们这么做。陆军，那是别国的事。海军，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要说‘不’。”但是，到那时我们再说“不”还能站得住脚吗？

战争的爆发往往来得很突然。我曾经历过一段对未来一无所知又充满期待的日子，心中满怀焦虑和不安，正如现在这样。战争说来就来，有如雷霆万钧，迅速而猛烈。我要提醒下议院回想一下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德法之间并无争端。一个7月的下午，德国大使驱车前往法国外交部，对法国总理说：“我们将被迫发动对俄战争，即刻就会宣战。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法国总理回答说，他的内阁一致同意法国应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德国大使说：“你们跟俄国有盟约，是吗？”“是的。”法国总理答道。就这样，在几分钟之内，由于两个西方大国的加入，本就严重的东方战场局势变得更加危急。但有时甚至宣布中立也无济于事，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在上述的那次会谈中，德国政府宣称：如果法国不履行对俄国的义务，不愿卷入这场德国决定要进行的战争，德国政府将授权其大使，让已宣布中立的法国交出图尔要塞和凡尔登，由德国军队接管，以防法国日后出尔反尔……

要不是在座各位处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我们也可能会在有生之年接见前来拜访的某个大使，还得回答大使提出的问题，而一旦大使对答案不满意，那么，几小时之内炸弹将在伦敦爆炸，大片房屋将被夷为平地，硝烟四起，向我们指出我们长期以来听之任之的防空漏洞。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脆弱不堪。在战前，我常听到对自由党政府的批评。如果现在的事态发展不尽如人意，并给国家带来了灾难，现在的当权者就应该遭到更为严厉的谴责。

但我们从不吃一堑长一智，这导致我们的状况愈加糟糕。过去我们拥有海军，且不存在空中威胁，那时的海军曾是英国的“可靠盾牌”，而现在却不能这么说了。因为这个该诅咒的十恶不赦的空战，它的出现和发展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处境。我们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岛国了。

于是，我立即要求做出三项明确决策，并要求立刻执行，不容拖延。其一，在陆军方面，英国要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对民用工厂进行改建，以便使其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其二，海军方面，我们应重新获得设计自由，废止《伦敦条约》，因为这个条约不仅阻碍我们建造自己所需要的舰艇，还阻碍了美国一艘巨型战列舰的建造，而对美国的这一需要，我们绝无理由反对。伦敦条约国之一（日本）也已重获设计造舰的自由，这对我们重获设计自由有很大的帮助。其三，空军方面，我们应当建设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实力较强的空军力量相抗衡的军队。政府成员在立法机构的上下两院都占有绝对的多数席位，因此将不会有任何立法议案遭到拒绝。他们只需带着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去拟定计划、保家卫国，那么全国人民定会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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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出现了欧洲各国团结一致对抗德国威胁的一线曙光。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国就维护奥地利独立问题做出了联合声明。同年3月14日，我再次在下议院演讲中说道：

目前，我们外交政策上存在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地要求法国削弱实力。我们又是怎样去劝说他们这么做的呢？我们说“削弱你们的实力吧”，同时又不断地给予他们希望，如果在削弱实力后遇上了麻烦，我们会想办法援助他们，然而我们自己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因此我无法想象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主张孤立政策有一定的道理，主张联盟政策也有理有据，但是设法削弱一个即将与之订立盟约的大陆国家的实力，继而又为了使大陆各国趋于和解而使自己深陷于它们的纠葛之中，这就无理可循了。到头来只会是两边不讨好，沦为处境最糟的一个。

罗马人有句谚语说：“削短你的武器，延长你的边界。”而我们的格言则似乎是：“削弱你的武器，增加你的责任。”是啊，连盟友的武器也得削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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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现在正在为践行上述的罗马箴言做着最后的努力。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奥地利共同签署了所谓的《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方在遇到外来威胁时都应采取相互协商的办法解决。然而，希特勒的势力正逐步壮大，而且5至6月间，奥地利境内发生的颠覆活动呈上升趋势。陶尔斐斯把这些恐怖事件写成了一个报告，送交苏维奇，另外还附了留言，对这些事件给奥地利的贸易和旅游业带来的打击深表遗憾。

正是带着这份协定书，墨索里尼于6月14日来到威尼斯和希特勒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这位德国总理身着棕色橡皮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从飞机上走下来，进入一队穿着闪耀的法西斯制服的行列中，而率领这个队伍的就是容光焕发、身体肥胖的墨索里尼。当墨索里尼看见他的客人时，他低声对助手说了句：“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在这次奇特的会晤中，除了对德意两国独裁制度的优势相互赞扬一番外，双方只是一般性地交换了一些意见。墨索里尼对他那位客人的性格和语言，显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把对希特勒的最后印象总结为几个字：“一个喋喋不休的修道士。”但不管怎样，墨索里尼确实取得了德国方面有关减轻对陶尔斐斯的压力的若干保证。会后，齐亚诺告诉记者说：“你们看着吧，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会议之后，德国的活动有所收敛，但并不是因为墨索里尼的呼吁，而是希特勒要专注处理国内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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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权后，元首同拥戴他上台的许多人之间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冲锋队（即褐衫军）在罗姆的领导下，越发倾向于成为纳粹党内更为革命的势力代表。组织中的一些老党员，例如热衷于社会革命的格里哥·斯特拉瑟，深恐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希特勒会轻易被国防军（陆军）、银行家和企业家等特权阶级收买过去，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绝不可能是第一个过河拆桥的革命领袖，前面已有这样的先例。在冲锋队的普通队员看来，1933年1月的胜利，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犹太人和那些发国难财的人，也可以自由地掠夺有钱人和社会上层阶级。关于领袖背叛的谣言，很快就在党内一些人中间传开了。在这种局势的推动下，总参谋长罗姆全力以赴地开始活动。1933年1月，冲锋队人数已有四十万人之多，到了1934年春，罗姆通过招募新兵和整编队伍共召集了近三百万人。在这个新的局面中，罗姆领导的庞大组织使希特勒深感不安。这个组织虽然向希特勒表示了无限忠诚，而且其中大部分人也确实深深地拥戴他，但事实上冲锋队却开始逐渐脱离了希特勒的个人控制。之前，冲锋队原本是希特勒的一支私人军队，现在希特勒又手握国家军队。但他鱼与熊掌想兼得，并不打算放弃任何一个，并想在必要时让二者相互牵制。因此，他现在必须收拾罗姆。他对冲锋队的领袖们宣称：“我意已决，我要将任何企图颠覆现有秩序的势力扼杀在摇篮里，并将坚决抵制第二次革命浪潮，因为这势必会引发混乱。只要有人胆敢挑战国家权威，不管是谁，不管身处何职，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尽管希特勒仍心存疑虑，但他还是无法轻易相信，那位曾在慕尼黑政变中跟随他的同志罗姆竟会背叛他。1933年12月，当宣布国家和党统一的时候，罗姆就成了德国内阁的一员。党和国的合并，其中一个结果是冲锋队与德国陆军的合并。国家重整军备迅速发展，使德国武装部队的地位和统率问题成了政治上的首要问题。1934年2月，艾登先生到访柏林。在和希特勒的会谈中，希特勒同意做出承诺，称冲锋队暂时不会用作军事用途。罗姆同陆军参谋长布伦堡将军素来摩擦不断。此刻，罗姆唯恐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军队会被牺牲，因此，尽管有人对他的行为的严重性提出过警告，4月18日，罗姆还是发出了下面这条十分明确的挑战：

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的革命”，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一定要强调“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我们的冲锋队是对抗反动势力的唯一壁垒，是革命思想的绝对化身。从一开始，褐衫军的战士们就宣誓，在革命的道路上决不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直到实现最终目标。

这一次，他省去了往常在冲锋队演讲结束时必然要说的“希特勒万岁！”。

4月和5月这段时间里，布伦堡一直在向希特勒抱怨冲锋队的骄横跋扈和无礼行为。希特勒不得不在那些讨厌他的将军们和他亏欠很多的冲锋队间做出选择。他最终选择了站在将军们这边。6月初，希特勒在和罗姆的一次长达五小时的谈话中做了最后的尝试，试图和他谈条件并说服他。但是野心勃勃的罗姆此刻已经走火入魔，根本无法被说服。希特勒主张的特权阶级统治的大德意志和罗姆所渴望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共和国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冲锋队体制中，有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精英，他们身穿黑色的制服，被称为党卫队，也就是后来的黑衫军。这个组织由海因里希·希姆莱统领，专门保护希特勒的个人安全并执行一些特殊的机密任务。海因里希·希姆莱出身于破落的家禽饲养场主之家。他预见到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陆军和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之间即将发生冲突。于是，希姆莱想方设法带领黑衫军倒向了希特勒的阵营。另一方面，罗姆在党内也有势力和影响力很大的人物支持，如格里哥·斯特拉瑟，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宏伟的社会革命计划被搁置一旁。德国陆军也有叛逆者，前总理施莱谢尔，他对1933年1月所受到的耻辱仍旧耿耿于怀，永远都不愿忘记军队首领没有推选他为兴登堡继承人，在希特勒和罗姆的冲突中，施莱谢尔认为机会来了，轻率地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暗示希特勒下台的时间已为期不远。他这是在重演自己在布吕宁事件中曾扮演的角色，但这一次，情况对他是更加危险了。

希特勒到底为什么要展开大清洗，是因为罗姆的阴谋迫在眉睫，还是因为他和将军们都害怕遭遇不测，这个问题将长期在德国备受争议。按照希特勒的利益和胜利者一方的利益，当然要肯定这是个阴谋案件。事实上，罗姆和他的冲锋队不大可能走得那么远，他们只是发动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运动，还不是搞阴谋政变，但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却是随时可以逾越的。可以这么说，当时罗姆和冲锋队正在组织力量，但之后受到了希特勒先发制人的打击。

事态发展得很快。6月25日，德国陆军奉命不得离开军营，并划拨一批弹药给黑衫军（党卫队）。相反，冲锋队奉命处于戒备状态。罗姆在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后，于6月30日召集冲锋队高级将领在巴伐利亚湖的维塞开会。29日那天，希特勒得到警告说局势十分危险，他乘机前往戈德斯贝格，并在那里会见了戈培尔。戈培尔向希特勒汇报柏林即将发生政变，这真是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据戈培尔所说，罗姆的副官卡尔·恩斯特曾接到起义的命令。但这看起来又不大可能，因为当时恩斯特在不来梅，正准备从港口出发去蜜月旅行。

听到这一消息后，希特勒不管真假，当即做出决定。他下令让戈林主持柏林事务，自己则乘飞机前往慕尼黑，决定亲自逮捕他的主要对手。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就像现在一样，希特勒的性情变得十分可怕。他坐在飞机副驾驶的位置，整个行程都陷入一个阴沉的思考中。6月30日凌晨4点，飞机降落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机场。与他同行的除戈培尔外，还有十几个他的贴身保镖，乘车直奔慕尼黑褐色大厦，召集当地冲锋队将领，并立即把他们逮捕起来。6点钟，希特勒仅带着戈培尔和少数护卫，乘车前往维赛。

1934年夏，罗姆病倒，遂前去维塞接受治疗。他将主治医生的私人别墅选为反叛的据点，将这样一个地方作为指挥部来策划迫在眉睫的暴动真是再糟糕不过了。这座别墅位于一个小巷子的尽头，进出都很容易被发现。别墅内的房间很小，以至于没有地方让冲锋队的将领们开会。整栋房子只有一部电话。这一切都与罗姆即将叛变的消息不符。倘若罗姆和他的追随者们当真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来策划谋反，那真是太草率了。

7点，元首的车队抵达罗姆的别墅。希特勒独自一人径直走上楼，进了罗姆的卧室，身上没有带任何武器。他们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罗姆见到希特勒大为震惊，随后，罗姆和他的手下束手就擒，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希特勒一帮人带着这些囚犯离开后，驱车前往慕尼黑，途中见到好几车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这些人正准备前往维塞参加中午的会议，为罗姆捧场。希特勒从车上下来，召见了他们的指挥官，并以绝对的权威要求他带队返回，指挥官立即服从了。如果希特勒迟到一个小时，或者冲锋队早到一个小时，那么，很多事情将会是另一番局面。

一到慕尼黑，罗姆和他的手下便被关押在十年前他和希特勒一起待过的监狱里。当天下午，处决开始。他们在罗姆的监狱里放了一把手枪，但他不屑于这种方式。不一会儿，牢门打开，罗姆被打成了筛子。整个下午，慕尼黑的枪声时不时地响起。行刑队八个人一班，时不时轮换休息一下，以缓解精神压力。但每隔十分钟就能听到一排枪声，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与此同时，在首都柏林，戈林收到希特勒指示后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是在首都，被屠杀的人远不止冲锋队成员。在施莱谢尔家中，施莱谢尔的妻子为了保护他，二人双双遭到枪杀。斯特拉瑟被捕后遭处决。巴本的私人秘书和亲信也都遭到枪杀，但巴本本人由于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幸免于难。恩斯特被从不来梅抓了回来，在柏林的利希特费尔德军营被处决。柏林和慕尼黑一样，整天都可以听到行刑的枪声。在这二十四个小时里，整个德国有许多与罗姆事件无关的人也受到牵连，他们或是因私人报复或是因旧怨而送掉了性命。例如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奥托·冯·卡尔的尸首，他曾是镇压1923年暴动的巴伐利亚政府首脑。有关此次被“清算”的总人数，各方估计不一，大约在五千到七千人之间。

在这个血腥的傍晚，希特勒飞回柏林。是时候结束这场大肆蔓延的杀戮了。那天晚上，有些党卫队成员因为过于狂热地枪毙犯人，也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被列入枪毙的名单。7月1日凌晨1点左右，枪声停止了。随后希特勒在总理府的阳台出现，接见欢呼的柏林群众，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以为希特勒也不幸遇难了，有的人说他神色憔悴，有人说他流露着胜利者的神气。希特勒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他果断无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他的目标得以实现，无疑也保住了他的性命。那场所谓的“长剑之夜”，维护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团结，埋下了祸害全世界的种子。

两星期后，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讲，台下的人对他忠心爱戴、敬畏有加。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得头头是道。演讲不仅表现出他十分了解德国人的心理，也表明希特勒具有无可置疑的雄辩口才。下面内容是他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

采取闪电行动的必要性在于，在这种决定性的时刻，我只有几个人在身边。尽管几天前我还准备宽大处理，但此刻已没有考虑的余地。叛乱总是要按照铁的法律来加以镇压，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假如有人指责我，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法院对罪犯进行审判，我只能这样告诉他：此时此刻我肩负着德国人民命运的重任，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裁决者。我不希望这个年轻的国家重蹈旧帝国的覆辙。我下令枪毙的那些人，都是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

接着就是下面一段不伦不类但还算生动的比喻：

我下令把毒疮烧光，只剩下鲜肉。这些毒疮污染着我们生活的井水，也污染着外面的世界。

然而，无论怎么狡辩，这场大屠杀都表明德国的新主人是多么的专横暴戾和肆无忌惮，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同样也足以表明德国与文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以恐怖行动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专制独裁政权在世界上出现了。他们的反犹太运动无比残暴，他们大力推行的集中营制度用来对付一切讨厌或持不同政见的阶层，这个插曲带给我内心极大的震撼。当时德国重整军备的迹象已十分明显，在我看来它带着一种冷酷无情、阴森可怕的色调，它闪烁着，发出的是刺眼的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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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不妨把目光暂时转到下议院来。1934年6月，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无限期休会。7月13日我说道：

我很欣慰地看到裁军会议正在成为历史。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是极其错误的。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虽然人们表面上仍旧在高谈阔论、慷慨陈词，不断举行盛大筵席，但各国之间的关系却持续恶化、积怨加深，各国军事力量在不断扩张，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当各国不再像目前许多国家那样感觉深陷危险之中，欧洲将会获得安全，军备扩张的压力与重担也将自然而然地消散，这是实现长期和平的必然之举，到那时，通过签订全面协议确保裁减军力也不是什么难事。同样，法国是一个热爱和平、反对军国主义的国家，我殷切希望英国政府不要再强制法国削弱军事力量。我庆幸的是，法国始终没有在众多口舌（我们的反对党领袖兰斯伯里尤其支持法国裁军）之下屈服。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绝不会只目睹到这一个德国法西斯。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那两三个铤而走险的德国人掌控着德国七千万人口的命运，包括科学人才、知识分子、温顺良民以及骁勇之士。法西斯制度不同于君主制度，君主制度在制订政策时需要顾及王室利益，因而必须瞻前顾后、深谋远虑；而法西斯随意而为，在那里根本没有公共舆论，有的只是受严格控制的无线电广播和报纸这些可怕的新闻机器所制造出来的虚假新闻。德国的政治与我们所说的政治截然不同，在那儿，你绝不能脱离政府加入反对党，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由议会前座换到后座；你也许会忽然接到通知，要你在一刻钟之内卸下重要的领导职位，把你送到警察局，使你沦为阶下囚，接着你甚至会遭受更为残忍的折磨。

我认为，一个手握重权的法西斯很容易受到某种诱惑而孤注一掷，能够干出比军事独裁更为凶残的事。军事独裁诚然有许多缺点，但毕竟立足于实际调查，实事求是。法西斯独裁比军事独裁更让人感到危险的是，为了摆脱本国面临的巨大危机，他们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投入海外扩张，使整个世界蒙受人类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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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德国铤而走险的第一次诱惑，不久就出现了。

1934年7月初，由巴伐利亚通往奥地利的山路上，来往行人络绎不绝。7月底，一名德国信使落入了奥地利边防警察的手中，他身上携带了许多文件，其中一份显示一场全面暴动即将到来，而这场政变的组织者正是当时的奥地利驻意大利大使安东·林特伦。然而危机逼近的预兆并没有引起陶尔斐斯及其阁员的警惕，直至7月25日清晨，种种迹象表明叛乱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当天早晨，纳粹分子在维也纳集中待命，下午1点，一群武装分子闯入总理府，陶尔斐斯身中两弹，由于无人前来营救，只能躺在原地，流血等死。另一队纳粹分子占领了广播电台，宣布陶尔斐斯政府下台，由林特伦继任。

但陶尔斐斯内阁的其他成员却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总统米克洛什博士发布了正式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并由司法部长许士尼格博士掌握政府大权。大部分的奥地利军队和警察都团结一致，支持由许士尼格部长领导的政府。他们包围了少数叛乱分子占据的总统府大楼，在那里陶尔斐斯已经奄奄一息。此时各省都爆发了起义，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兵团分队也越界入境。这时墨索里尼听到了奥国政变的消息，立即发电报给奥地利“保安团”领袖斯塔亨保亲王，保证意大利一定维护奥国的独立，并专程飞往威尼斯，接见了陶尔斐斯的遗孀，对她表达了衷心的同情和慰问。与此同时，意大利的三个师奉命开到布伦纳山口，准备支持奥地利。希特勒见此情况，知道自己力量有限，于是退了回去。与暴动有牵连的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里特，与一些德国官员一起奉命被召回或解职，暴动就这样失败了。巴本幸免于血洗冲锋队的大屠杀，很快被任命为德国驻维也纳公使，奉命用更巧妙的方法进行工作。

巴本被任命为驻维也纳的公使，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组织推翻奥地利共和国。他负有双重任务。第一，鼓励奥地利纳粹党的地下活动，并每月发放二十万马克的津贴经费；第二，暗中收买奥地利政治领导人。在他受命的前几天，他毫不掩饰，轻率地向在维也纳的美国公使泄露了自己所做的事。美国部长说：“巴本以极为大胆和无所谓的态度告诉我，自欧洲东南部一直延伸到土耳其边界都属于德国的天然腹地，他奉命在这些地区实施德国式经济管理和政治控制。”他爽快又直截了当地说，“控制奥地利只是第一步。德国政府已下定决心控制东南欧，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美国的政策如同法国和英国的政策一样，都不是切合实际的。”

在这样的悲剧和恐怖中，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有几个月因神志不清而彻底沦为了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傀儡，现已与世长辞了。希特勒成了德国元首，同时还继续手握德国总理一职，在他是德国的统治者。他同德国陆军的交易，已因血腥清党得以成交和巩固。冲锋队不得不服从希特勒，重申对元首的忠诚。冲锋队中元首所有的敌人和可能的对手都已全部清除，此后，冲锋队大势已去，只是在典礼仪式时充当警卫队之类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黑衫军或党卫队员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享有特权，纪律严格，因此日益强大，已成为在希姆莱率领下专门保卫元首的禁卫军，与陆军将领和军人特权阶级平起平坐，黑衫军还成了一支拥有相当大权利和军事力量的政治部队，并从事日益扩大的秘密警察活动。这些权力，只需通过事先设计好的公民投票的正式批准，就可使希特勒的独裁达到绝对完美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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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事变促使法国和意大利联系得更加紧密；陶尔斐斯暗杀事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使两国的参谋部有所接触。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促使法意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势必涉及地中海和北非的力量均势，也涉及奥地利和意大利在东南欧的相对地位。但墨索里尼不仅急于要保住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以抵制德国的潜在威胁，而且想确保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就对付德国而言，同英法两国密切合作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在地中海和非洲的扩张问题上，与英法两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墨索里尼想：能否出于意、法、英对安全的共同需要，促使这两个意大利以前的同盟国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呢？无论如何，同英法联盟可能会对意大利政策的实施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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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在斯塔维斯基丑闻和其引发的二月暴动以后，杜梅尔格先生领导下的右翼政府下台，由达拉第先生继任总理，巴尔图先生任外交部长。自《洛迦诺公约》签订以来，法国急于在东欧安全措施上达成正式协议，但英国不愿承担莱茵河以外的责任，德国拒绝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约束性的条约，小协约国对苏联的意图心存戒心，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有所怀疑，所有这一切都阻碍了东欧安全协议的实现。1934年9月，巴尔图决定继续推行安全计划。他原本打算订立一个包括德国、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国在内的东欧公约，由法国保证苏联的欧洲边界，由苏联保证德国的东部边界。但德国和波兰对东欧公约均表示反对。然而1934年9月18日，巴尔图成功地使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这应被看作是实现东欧安全协议至关重要的一步。当时代表苏联政府的李维诺夫对外交事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精通，很快适应了国际联盟的氛围，他充满道德思想的发言使他在国际联盟大获成功，很快就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

新德国在他国的默许下壮大起来了。法国为了寻求盟国来对付德国，自然而然将目光转向了苏联，希望能够重建战前的均势局面。但在10月，一场悲剧发生了。为了在巴尔干地区推行法国政策，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受邀前往巴黎进行正式访问。亚历山大在马赛着陆，受到巴尔图的迎接，随后二人与乔治将军一起乘车穿过前来欢迎的人群。人们举着两国国旗，手捧鲜花，热烈欢迎亚历山大国王。然而此时一场可怕的谋杀正在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地下组织的暗流中涌现，将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出现在欧洲舞台上。如同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一群亡命之徒正蓄势待发。法国的警备松散、随便、很不严密。突然间一个人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登上汽车踏板，用自动手枪对准国王和其他同车的人连续射击，车上所有的人全部中弹，凶手企图从法国骑兵卫队的后面逃走，但立刻被截住打死。当时场面一片混乱，亚历山大国王当场毙命。乔治将军及巴尔图鲜血直流，将军从汽车里走出来，气若游丝，难以移步，立刻被送往医院急救。而巴尔图部长则混杂在人群中，二十分钟后才被找到，他艰难地自己爬上楼梯，来到局长办公室寻求医疗救护。医生随即在他的伤口上打上止血带，无奈流了太多血，又是七十二岁的高龄，几个小时后巴尔图部长就丧命了。这对法国外交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该政策在巴尔图的指导下正初具雏形。巴尔图死后，由赖伐尔继任外交部长。

赖伐尔虽有极不光彩的历史和结局，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个人魄力和能力。他具有清晰而又锐利的眼光，认为法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同意大利和德国的两位独裁者进行交涉，来确保和平。他对德意两国的体制并无偏见，但他不信任苏联；尽管赖伐尔偶尔对英国示好，但其实他并不喜欢英国，认为英国是一个无用的盟国，事实上，那时英国在法国的声誉并不高。赖伐尔的第一个目的便是与意大利达成一定的共识，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法国当时一直为德国的威胁所困扰，因此准备做出重大让步以争取意大利。1933年1月，为除掉阻碍法、意两国关系的主要绊脚石，赖伐尔前往罗马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两国一致认为，德国重整军备是非法的，并同意如果将来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双方将就此进行磋商解决。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承诺对突尼斯的意籍居民地位给予行政上的让步，并将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两地接壤的一些土地割让给意大利，同时承诺把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让给意大利。这些谈判的目的是为法、意、英三方举行更正式的会谈打下基础，建立统一战线，一致对抗德国日益猖狂的威胁。不料在随后的几个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导致所有计划全部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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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军队在埃塞俄比亚和意属索马里兰边界的瓦尔·瓦尔发生冲突。这成为意大利之后在世界面前公开向埃塞俄比亚王国索要赔偿的借口。自此，关于在欧洲遏制德国的问题就这么由于埃塞俄比亚的遭遇而被扰乱和搅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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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有件事应该提一下。萨尔盆地原来是属于德国的一小块领土，在那里储藏有丰富的煤矿，设有重要钢铁厂，根据《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将在十五年后由公民投票决定是否重归德国，投票的日期定于1935年1月。投票结果应该没有任何疑问，居民中大多数人会支持回归德意志，因为虽然萨尔地区名义上是由国际联盟管辖，实际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已受到当地纳粹党组织的控制，从而加倍保证了投票的结果。巴尔图虽然知道萨尔最终总是要重归德国，但他仍旧坚持要为那些也许会投票反对立即回归德国的人提供一些安全保证，但他的遇刺完全改变了法国政策的格调。1934年12月3日，赖伐尔就煤矿问题和德国人进行直接交易，三天后赖伐尔公开声明法国不再反对萨尔回归德国。正式的投票于1935年1月13日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英国派了一个旅的队伍参加了监督活动。除了唯一受国际联盟统辖的土地但泽外，百分之九十点三的居民投票赞成重归德国。尽管这一结果理所当然，并未出人意料，但纳粹德国在道义上的这次胜利，使希特勒的威望大为提高，并给他的权威戴上了德国人诚信意志的桂冠。希特勒并没有因国际联盟的公正和公平作风而变得好商量，更谈不到有所感动。这无疑证实了他只是把盟国当成一群腐朽的笨蛋罢了。他开始集中全力来推行他的主要目标：扩充德国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