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民主集中制到民主中央集权制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秋成功夺取了政权。历史学家对于布尔什维克在达到这个目标过程中所接受的支持是有争议的。【36】这是一种在具有激烈观点的人和某些比其他人更为通情达理的人之间的争论。超出争议之外的是，“布尔什维克政变”这种说法预先假定了一个政府的存在。对这类议论的反驳，即没有任何政变可以发生，尽管草率无礼，却切中要点。整个苏维埃时期的主要制度都出自1917年10月至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年制度真空期，那时采取的是禁止党内派系斗争和新经济政策。
在阅读本章时须记住两点。首先，这个最初时期的特点，与自1921年3月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任期阶段的任何时期相比，是更为开放的政治和更注重规范小规模代表选举团内的投票。其次，夺取政权后四年的实情是，随着这个国家日益威权主义化，代表选举团的范围逐步变窄。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不顾程序的情况与日俱增，但规范化的投票仍然是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后的情况变得远更糟糕。（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伴随政体—社会关系的巨大暴力会在下一章的开始部分进行描述，相应的中心论点是，除了外部多国的干涉外，不仅有白军和红军之间的一场内战，而且还有红军和绿军之间的一场至少同等剧烈的内战。【37】）
显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俄罗斯政治中最开放的选举发生在几乎紧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立宪会议的选举我铭记于心。奥利弗·H.拉德凯告诉我们，那是一次“基本上自由的选举，由确切组织起来并具有尖锐分歧的多个党在普遍、平等、直接及秘密投票的基础上展开竞争”【38】。在一个农民占压倒性多数的国家，获知社会革命党——一个强烈亲农民的政党，以很大优势赢得了最多选票，是毫不出人意料的。布尔什维克获得总数第二，遥遥领先于其他政党，但却远远落后于社会革命党。
在那些战略上举足轻重的城市，正如拉德凯再一次阐明的，两个趋势从调查投票结果中脱颖而出。第一，那些城市在1917年6月至12月之间日益两极化。越来越多的投票人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就是支持最强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一个主张立宪民主制的党，即立宪民主党。在莫斯科[模式同彼得格勒（现在又称为圣彼得堡）非常相似]，政府不同层级的选举在6月、9月和11月举行。从6月到11月，支持社会革命党的选票从大约375 000张缩减到约62 000张，而11月的所投选票数目与6月的大致持平。支持立宪民主党的选票从略少于110 000张增加到近达264 000张，而布尔什维克的得票则从75 000张增加到366 000张。【39】
第二，如同这些数字所证实的，这种朝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转向给了他们某种理由声称他们和历史在同一边。这使他们自己相信事实正是如此。列宁在《论立宪会议》中阐明，他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多数人并不情愿允许投票举行，但他们不会容忍立宪会议以任何方式干涉“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意图。一旦立宪会议试图这样做，事情“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40】。实际后来发生的是，第一次会议刚举行一天后布尔什维克就解散了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投票的时间选择招致了某种混乱。尽管实际投票发生在紧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的数周内，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是临时政府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授权举行的。由此而产生的选举业已被适当地称作“历史上最早的成人普选投票系统之一”【41】。但错误的是，【42】将其描绘成布尔什维克把紧握权力与作为象征的普遍性相结合的宏伟战略的一部分。此是后话。
确切点说，布尔什维克自身在1936年“斯大林”宪法通过前所举行的多次选举，各种类别的人民未被充分代表，甚至被剥夺了选举权。1918年宪法明确剥夺了“那些以盈利为目的而雇用他人者”、资本家、私营商人、“所有宗教派别的僧侣和祭司”、沙皇时代的警察和执法官、前统治家族的成员，以及那些“精神错乱或弱智的”人的选举权。【43】
无独有偶，这与1905年俄国革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家杜马选举使农民有系统地未被充分代表的方式如出一辙。【44】苏俄1918年宪法和苏联第一部宪法（1924年）都规定，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构成，将是“各城镇苏维埃的代表，以每25 000投票人一名代表为基础，以及各省和各地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每125 000居民一名代表为基础”。【45】很清楚，考虑到乡村居民明显受到歧视，把他们当成一个群体作为一个代表选举团的一部分，或将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的选举视为“成人普选投票系统”，都毫无意义。【46】在1936年以前（那时立宪民主党人已被作为一个阶级清算，而一般经推定的资本主义剥削者都已遭到杀戮或关押），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被完全赋予公民权。
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的最早几个月里，那时列宁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可以提出理由证明，从总体上看，工人应当被认为是代表选举团的一部分。他们无疑是这个新政权的受益者。在极度困难时期，他们总是站立在领取面包和其他食物供应队伍的前头。【47】他们在选择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得到明确偏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择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者转而选择人民委员会。不过俄国工人很快失去了工人们一贯当作力量来源的武器——独立的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其结果是使他们几乎像红军战士一样服从政权的纪律和动员。不过短时期内仍可认为他们的投票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选择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后者选择人民委员会时都有重要意义。然而，这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在1918年3月，苏维埃代表大会略少于2/3的成员是布尔什维克。及至1919年年底，党员在代表大会中已经占到了97%。党的纪律具有可预计的结果。【48】因此，投票选举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例行公事，且仅仅是党动员公民的一次机会，而人民委员会很快成为一个聚焦点，党的决定都在那里得到正式批准。
但是在1918—1920年间，人民委员会至关紧要。所有重大决定都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不过人民委员会一开始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很快，不同的政府机构变成要么是象征性的，如苏维埃代表大会，要么是行政机构，如人民委员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跨度内，党—国的轮廓显现了出来。“除去在1917年12月22日至1918年3月15日的短暂时间里，那时人民委员会里有三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任职。”【49】其余时间的构成仅包括布尔什维克。在这一时期，列宁自己主持会议。菲利普·罗德强调，而且刚开始人民委员会“在日常运作中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包括独自任命其自身的成员”【50】。激烈的争论发生在重大问题上，诸如关于是否批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及有关党和工会之间关系等决定的争论。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人民委员会逐步演化为一个行政机关，其功能是执行党政治局的决定。几件事导致了它的降格。列宁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在战略性使用政府和党的机关方面并不一贯地成功。他在1922年的第一次中风实际上消除了他在决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从1917年10月至11月间直至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于1919年初英年早逝，斯维尔德洛夫实际上就是党的书记处。芬索德强调：“他（斯维尔德洛夫）工作时大半没有辅助人员，而且他唯一完整的处理记录就在他的头脑里。”【51】
他去世后，党的组织迅速扩大。随着组织局的创设和书记处规模的迅速扩大，很快就形成了以下局面，即关键性的政府人民委员部（即后来的部）委任职位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要么由书记处、组织局作出，要么由政治局作出最重要的任命。“1920年4月和1921年2月之间，这些中央的党的机关（政治局、书记处和组织局）据报道对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的职位共作了1 715项任命。”【52】[在这一关键时刻（1920年初），斯大林是唯一身系政治局委员的组织局委员。1922年4月，总书记的职位得以设立。斯大林成为第一任总书记。从那时起，在所有三个关键机构，即政治局、书记处和组织局，他是兼有职务的唯独一人。]及至1923年，组织局设计出著名的行政职位任命名单，获任命者即众所周知的要职人员。
就这样，在短时间内，立法与政府机构或许导致了构成代表选举团的工人们为主要的党的机构所驾驭。战时共产主义得以执行之时，已将工会大部分转变为企业的行政机关。党的纪律在几乎完全由党员所构成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预期了随后大会投票全体一致。缺乏一个像列宁那样举足轻重的中心人物，人民委员会成为党的行政部门，而不是下达重大实质性决定的地方。由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构成的党的组织，控制着对地区的党的职位以及在经济中重要的行政职位的任命。在1921年仍是这种情况，即谁都可能谈到一个庞大的选举人群体。但那是指党员的身份，不再是一名工人或劳工的地位，这最有效地限定了代表选举团。它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向前推移还在进一步变窄。和那些被1918年宪法剥夺了公民权并为契卡所追捕的人一起，农民和工人中的大多数到了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会或无可否认地说等到工人反对派于1922年3月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被击败（参见以下第30—35页），业已成为——用布埃诺·德梅斯基塔、史密斯、西韦松和莫罗的字眼来说——“居民”。【53】
然而在党内，激烈的争论一开始就成了规范。在夺取政权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布尔什维克在不同的场合对于后来成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内容的争论反映了党内政治的最初风格。[《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是德国及其同盟国（在德国一方的其他签字国是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与俄国之间的和约，它允许后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脱身。]取得该和约的代价从其表面看十分高昂。“由于这一和约，俄国失去了34%的人口、32%的农业用地、85%的甜菜—糖用地、54%的工业企业和89%的煤矿。”【54】这些损失证明是短时间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成功地收回了大部分已割让给德国及其同盟国的沙皇时代的祖传遗产。更为重要的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使布尔什维克有了继续执政的可能。
即便如此，约翰·惠勒—贝内特在1938年第一次出版的论著标题《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遗忘的和平，1918年3月》很适合西方的读者。这在那次事件过去90年和约翰·惠勒—贝内特的著作出版70年之后，对于西方人来说或许更为适时。当我提起《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时，我从我的学生和某些同事那里得到的是茫然的目光。考虑到它在保持布尔什维克长期执政方面的作用以及导致它正式批准的决定过程与它在1918年正式批准后随之而来的情况相比是何等公开，那真是令人遗憾。在这一章里，我多半不会在意该和约的特点、相当引人入胜的谈判范围，或对我们理解俄罗斯外交政策在苏维埃最初时期是或不是一个传统大国的方式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相反，在这一章里，我描述了布尔什维克借以达成一致从战争中脱身的政治过程。我并非这样做的第一人。这些已在标准的叙事中有了很好的描述。【55】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也已对主要发生在布尔什维克自己人中间关于同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的活跃争论提供了清晰的记录。不过这个故事很值得较详尽地进行复述，不仅由于这些争论实际上关系到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问题，还因为相对新近的研究业已显出这些争论和之后70年里情况的鲜明对比。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相似地描绘了代表选举团被缩小的过程，这发生于1917—1921年间并在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会上达到高潮。正是那时著名的第七条规定获得通过，禁止任何派别活动，从而使执政的布尔什维克类似于列宁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中所提倡的适于夺取政权的狭隘的阴谋党。【56】关于那次演变接下来就会谈到（第35—37页）。
紧接这个故事之后的内容，是关于变动着的联盟、辞职的威胁和实际的辞职、战略性投票，以及尖锐两极化的观点和措辞——这些情况在那些甚至具有庞大规模代表选举团的国家都会被认为是常见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方面，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而告终的决定堪比具有相当小的代表选举团的标准寡头统治的国家所遵循的程序。布尔什维克以清晰的多数主义程序准则运作但却非常严格地限制那些政治上有影响者的人数。列宁惯常遭到多数人的否决。他在最决定性的问题上投票不得不以离去相威胁来自主行事。在俄国是否要正式批准该和约这一最重要问题上的投票，他未能获得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的多数。恰恰相反，他取胜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及其盟友有意回避。其他党的领袖也威胁说如果他们的意见不被接受就辞职，并且也确实在失去机会后就辞了职。
从他们在彼得格勒夺得政权后的那一刻起，布尔什维克就想摆脱战争。《和平宣言》是这个新政府的第一项法令。在大约数周时间内，德国及其同盟国同意与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就停战一事进行协商。双方同意派遣各自的代表前往那里谈判。【57】（虽然如此，从开始就有一些彼得格勒的共产党人反对“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和约”。【58】）经过某些延误之后，停战于1917年12月中旬得到同意，接着，关于和平条约的谈判于12月20日开始。
苏俄人选择了拖延，是寄希望于友善交往会引起德国方面的剧变。谈判搁浅，布尔什维克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次将国家决策层面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在党领导【59】于1918年1月21日召集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列宁在会上强调：“三种观点被提出：（1）签署一份单独的、附加的和约；（2）进行一场革命战争；（3）宣布战争结束，复员军队，但不签署和约。”【60】列宁强烈赞同第一种观点，尼古拉·布哈林（在这关键时刻显然属于布尔什维克中的左翼）赞同第二种，而托洛茨基则赞同第三种——不战不和。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均遭到与会者的拒绝，15人赞同列宁的立场，16人赞同托洛茨基的，32人赞同布哈林进行革命战争的号召。
结果是在一天后的1月22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在一系列绑定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中，中央委员会以11:2、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决定不支持布哈林的立场，但以12:1票决定认可列宁继续拖延谈判的建议。关键的投票针对是否采纳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的策略，这以9:7票获得通过。【61】谈判重新开始，托洛茨基领导苏方进行谈判。可谈判再一次延迟。托洛茨基离开谈判，宣称“我们摆脱了战争，不过我们拒绝签署这个和约”，那是德国人一手策划的。1918年2月15日，德国人宣布停战将于2月17日结束，并快速向俄领土纵深推进。他们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的推进速度是惊人的。在俄国的一个冬季中“在124小时内……（德国人）长驱直入150英里”。【62】
苏俄领导层的反应十分迅速。党中央委员会于2月18日晚上开会。这次会议如同路易斯·费希尔所描述的：“这不是适合谈话的时候。甚至俄国人都意识到了。”【63】在这样一次会议上，每种立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均被限制分别作两个5分钟的发言，专门处理以下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打电报给德国人请求和平？”【64】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赞同的理由。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反对的理由。列宁——永远的现实主义者，提倡有条件投降。他以6:7票失利。
然而，同一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中央委员会重开会议。这一次，经过长久的讨论——并作为对这一天战场上所发生事件的外加反应，托洛茨基与列宁投了相同票。这次投票结果是7:6，赞成请求和平。人民委员会也在当天晚上举行会议。在那关键时刻，它容纳了七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这些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并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的中央委员会里讨论的结果。这七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四名支持投赞成票的七名布尔什维克，结果是列宁以11:9胜出。
不过德国人并未善罢甘休。在绝望中苏俄人转而求助于西方协约国。法国人显然提供了关于他们会怎么做的某些明确的保证。为此又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在2月22日晚召开，投票结果是6:5，那些赞同接受援助者取得了多数，超过赞成“革命战争”的布哈林和其他左翼分子。列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投了缺席票。“请把我的一票加给赞成从英法帝国主义强盗那里取得土豆和武器的一方。”【65】有形的援助并非指日可待。俄国人独自面对着德国军队。
2月23日，党中央委员会又开了一次会。列宁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的辞职威胁，这一次威胁还出现在《真理报》上。【66】他同时鞭笞了革命战争（托洛茨基优先选取的立场）和革命词藻（列宁对于布哈林的立场的特性描述）。在“我们是否应该立刻接受德国人的条件？”这一决定性的问题上，列宁取得了相对多数，7:4：4。为了让列宁取胜，托洛茨基不顾自己的偏好和他的三名追随者投了弃权票。那些投了反对票的人“都提出从他们拥有的一切负责岗位上辞职，并保留他们‘在党内外进行自由鼓动’的权利”，不过在随后的一次近似布埃诺·德梅斯基塔所称的忠诚准则【67】的行动中，他们“不再保留在党外进行鼓动的权利”。【68】捷尔任斯基、越飞、克列斯廷斯基以及托洛茨基都认为，避免由于列宁成为众矢之的而造成党内分裂比不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更重要。夏皮罗断言，列宁也“急于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党内分裂”，以及“装有消音器的”斯大林，他早先曾提出过“从负责岗位上辞职应该被视为退党”。【69】
紧接着，那天晚上又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进行了追加投票，两者都正在开会。在两场会议中，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以恶毒的言辞攻击列宁的立场和列宁本人。据惠勒—贝内特称，卡尔·拉狄克，一名主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和平，但不是可耻的和平，不是卖国贼与工贼的和平。”【70】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指责列宁“机会主义”，而且与“帝国主义妥协”。【71】出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辱骂更为尖刻，他们指控列宁犯叛国罪。最终，那天，更确切些说，那个夜晚，尽管遭到激烈反对，列宁仍取得了胜利。再一次，就像中央委员会那次决定性的7:4：4投票一样，列宁要求采取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战略行为。这一次，不是托洛茨基，而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战略行为让列宁自主行事。他们选择了退席，而不是投反对票。这使列宁有了取胜的可能。在那些留下来投票的人里，列宁的立场以116:85和26票弃权胜出。
虽然俄国人意识到这是需要行动而不是争论的时候，但他们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仍然意见不一。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2月26日就战争或和平的问题调查地方各级苏维埃。地区方面，同时在苏维埃政府和党委会中，其反对意见在12月和1月都曾相当强烈。尽管那种反对在德国人于2月中旬重新开始向前推进后有所减弱，可甚至在3月3日签署和约后，有些地方反对意见仍很强烈。那些赞同革命战争的左派们能够声称，在200个苏维埃中的微弱多数（105）投票结果是把自己的想法同布哈林的立场联系在一起，同时还可以论证那些赞成革命战争的在城市中占主导地位，而那些观点和列宁相符的苏维埃则由大量农民所组成，这样就为左派指责列宁姑息农民提供了机会。【72】
这一决定直到3月中下旬，依旧是地区与全国领导层激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即使《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已在3月3日签署。科瓦尔斯基报告说，甚至在德国军队不断向前推进时，地方上反对签署一份独立和约的意见仍很强烈，无论在彼得格勒还是在莫斯科，在主要的北部城市，诸如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等，人们都同样持这种观点，在伏尔加地区，特别在萨拉托夫，重复着同一格调。那里的苏维埃政府“授权将出席第四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其日程安排在3月14日至16日）的代表们抵制批准布列斯特和约”。【73】在西伯利亚也同样如此，反对声甚至一直持续到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3月4日至6日）以及3月中旬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在3月22日，“西伯利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继续拒绝支持……（批准和约），而‘西伯利亚人民委员会甚至宣布它自己和同盟国仍处于战争状态’”。【74】
在全国领导层面，关于批准和约的争论首先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接着又在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展开。在第七次党代会上，最尖锐的分歧发生在列宁和布哈林之间，不过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2月后期争论的旧调重弹。新产生的事件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彼得格勒市党委会和彼得格勒地区委员会开始出版一种日报——《共产主义者》，编辑是布哈林、拉狄克和乌里茨基，清一色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并“致力于鼓动民众支持革命战争”。【75】该报于3月5日开始发行。两天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次彼得格勒党的会议上受到批评说有一个“独立的组织存在”【76】，《共产主义者》被指责为“分裂手段”【77】并遭到停刊，不过于4月间以周刊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莫斯科，这次则由布哈林、拉狄克、V.V.奥博连斯基和V.M.斯米尔诺夫组成编辑委员会。正如夏皮罗叙述的，在这个版本中，“革命战争现在没有被完全丢弃”。与之相应的是关于他们所设想的正确国内政策的理论探讨，而这些国内政策的寻求，是根据什么是他们所认为的对德国人和“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不够先进及最不革命部分”的投降。【78】
意味深长的是，所有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受到严格限制。列宁设法既要取胜又可避免分裂。布哈林辞职并组织发出了一次进行革命战争的号召，但所用的方式却让列宁在该决定一旦到达苏维埃代表大会时能够自主行事。如同我们已看到的，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内对于决定性问题的投票是高度战略性的。费舍尔推断，托洛茨基对为什么不能支持布哈林的革命战争号召的解释确切地判定：“一场革命战争将意味着党的分裂。”他引用托洛茨基曾作过的断言：“‘由列宁领导的党内有半数或半数以上的人反对你时，就不可能进行一场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战争。’”【79】派普斯认为，列宁说得十分明白，对于后者而言，和平是“‘战争的一个喘息时机’”。【80】战场上的事实已改变了观点的分布状况而鲜明赞同与德国人缔结和约：随着德国军队继续向前推进，革命战争的选择变得日渐失去吸引力，而投降的理由则更趋显而易见。
作为结果，在全国层面，左派共产主义者到了第七次党代会成为确定无疑的少数。代表大会投票结果是28:9，一票弃权。为了防止他被指责为已失去革命热情，“列宁接着就要求党代会通过一项密谋决议，无限期地不公开发表，给予中央委员会‘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废除与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政府签订的一切和约，并以相同的方式向它们宣战’”。【81】
最后，苏维埃代表大会于3月16/17日夜晚开会并作出决定。在代表大会前的秘密预备会议上，投票结果是453:36，8票弃权，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82】和约获得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批准，投票结果是压倒性的：784票赞成，261票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们弃权。【83】这一决定给了党和国家机构早先采取的行动一种表面的合法性，因为批准和约得到了一个全俄罗斯主体机构中压倒性的支持（参见表1.1）。
表1.1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关键投票（所有投票均在1918年）：支持或反对（支持革命战争）列宁的立场或弃权（不战不和）的投票
我们得益于随着得知很快会有什么牌而获取的事后认识。这个政治制度在大约数年内，一些主要方面甚至在数月内，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约束性。对照随后的苏联政治构架，有几点务须强调。第一，在一些如批准和约等重大问题上，征询地区苏维埃的意见让人们感到是可取的，既由于这反映了在此关键时刻是政府的而不是党的实体重要，又因为地区政府及党的机构对关键外交政策决定的意见在1918年十分要紧。第二，值得强调的是，被普遍看作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列宁，很尊重托洛茨基和曾反对接受德国人条件这一决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并不觉得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可以自主行事而同时又无需冒风险在已夺得政权的联盟内造成无法挽回的分裂。根据惠勒—贝内特所言：列宁确信，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政策终将失败，但是“除了第二次政变和党内或许永远恢复不了的分裂之外，他不可能成功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的同僚。他同意给托洛茨基的政策一次尝试的机会。‘我们，（列宁据称曾这样说过）只愿意冒失去爱沙尼亚或利沃尼亚（沙皇帝国倒台之后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间分割）的风险，而为了与托洛茨基和睦相处，’列宁以深奥的一笑补充道，‘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都值得失去。’”【84】
经常对列宁十分苛刻的派普斯，【85】描述他说“已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恳求“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都不要实行他们的辞职，直到俄国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归来之后”，而且“他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交替哄骗和说服他的追随者们，从未失去耐心或决心”。【86】
第三，左派共产主义者有一个“独立的组织存在”以支持他们的立场并用它（短暂地）推行他们的观点——开始是为他们优先考虑的政策“革命战争”辩护。接着，在党代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认可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和约的决定之后，左派共产主义者仍然能够简要地出版一本周刊，阐明他们根据已变化的外部环境为实施他们的国内政策而设计的一系列步骤的全部依据。特别是得悉在此后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以及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政党正如何被对待后，芬索德关于导致批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过程的总结性评论既简练又切中要点：“没有任何制裁措施被用来对待反对派成员。”【87】
缩小代表选举团
列宁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问题上胜利的到来是付出了代价的。社会主义者——左派共产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于列宁的各项政策的反对意见，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得到批准后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1918年，尽管存在红色恐怖（所瞄准的目标主要是阶级敌人——被界定的范围越来越宽），工人阶级的不满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城市地方性选举中鲜明地显现出来。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些选举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弗拉基米尔·布罗夫金记述说他们“赢得了不少市苏维埃的选举，包括在图拉、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索尔莫沃、布良斯克、伊热夫斯克以及其他工业中心——大多数是俄罗斯欧洲部分的省会，那里的苏维埃政权是实际存在的”。他还尖锐地补充道：“布尔什维克用暴力驱散了这些新选出来的苏维埃政府。”【88】
在全国层面，虽然莫斯科版本的《共产主义者》很快就被停刊，但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春季及初夏的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却能够自行其是。后来被称作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取消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全面彻底的国有化，以及对“资产阶级专家”的有限使用——不顾列宁的反对而得到过激的执行。
由此而造成的混乱招致列宁和托洛茨基竭力将更多的传统等级关系强加于企业层面，诸如任命单一的企业领导人和驾驭工会以达到党的目的等。托洛茨基、列宁和许多共产主义工会的领导人都同意，工会应当贯彻党的政策。托洛茨基和列宁在关于工会的作用方面同许多工会内的人意见不一，而在如何诱导工会实施党的政策方面他们两人之间也有分歧。关于工作场所决策性质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分别在1921年和1922年举行第十次和第十一次党代会时。这场对抗主要是争论关于在一般认定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业中的工人、工会、“资产阶级专家”和管理层的作用。一开始，争论是以大部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为一方和不同的地区及工会人物为另一方。列宁提倡的一长制管理遭到特别激烈的抵制。
正如过去在任命前沙皇官员担任红军职务方面的情况一样，雇用民用方面的“资产阶级专家”存在着巨大的阻力。在工业中，处理对于这种专家怀疑的办法是凭借创设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后者，顾名思义，须对工业的企业和分支机构进行联合管理。列宁则决心要推行一长制管理，以克服联合管理所带来的低效率。如夏皮罗所总结的，【89】在1920年初召开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会议的党的会议上，他报告说，列宁“遭到了多数人的否决”，那张抵制者的名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随后举行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赞成委员会管理的决议”。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都拒绝考虑一长制管理。托姆斯基——一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主要的工会主义者，在1920年的第九次党代会上反对列宁的多项政策。所谓的民主集中派以及卢托维诺夫（代表工会领导人中的少数）全都反对列宁在第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的观点。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仍得以自主行事。之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经济已处于一团糟的地步而内战仍在进行。部分也是因为进行中的机构开发，特别是在1919年增添的组织局，影响到人们如何充满活力地寻求与中央委员会一致意见不同的政策。除了这些环境变化外，工会领导人（而不是工人们）在列宁所提议的各项政策中都经常存在着利害关系。托洛茨基坚持不懈地提倡工作场所的军事化。如同夏皮罗所强调的：“托洛茨基相当公开地敦促让军事化和强制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正常方法。”【90】列宁的言辞则把为中央集权化的辩护结合了在第九次党代会上的安抚手段，这让像托姆斯基这样一位工会领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可能，尽管此时他在争辩他代表工人利益。（托姆斯基开始两面讨好，在1920年逐渐明显，到了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上他的行为已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列宁对个人威权的坚持相当直言不讳：“‘选举原则必须用选择原则来代替’”并且“‘执行过程中的同僚权力平等原则……必须无条件地让位给个人威权’”。【91】
在第九次党代会上正式通过的决议还规定，工会领导人可以参加企业管理，既可作为经理的助理，也可作为人民委员（非常像军事顾问），或者在有些场合，工会领导人甚至可以成为企业的经理。而且，成功的企业委员会可以继续管理并确保工会领导人对任命的磋商权。【92】列宁立场的要点轮廓鲜明：他驾轻就熟地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争论，从而促使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内战尚未结束，不过还设法笼络了那些年资较深的共产党人，他们中间有些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如托姆斯基，方法就是把一长制问题和继续担任工会领导人掺和在一起。
在一长制问题上造成工会领导人和工人群众之间的分裂，对于朝着排除普通工人作为代表选举团甚至企业领导层一部分的方向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第九次党代会上所采取的妥协办法构成了工会职能发展方向的巨大一步，其先决条件是臆断党而不是工人们最知道工人们的利益。工会形成了一支不可低估并有官方渠道的重大力量。在企业管理上的争论提供了更新的依据，证明地区或功能性的组织有时确实反对过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尽管都没有再像左派共产党人在争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时那样凭借政治武器与组织。
选择一长制的决定并没有结束关于工会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所起作用的争论。恰恰相反，在1920年后期，中央委员会发现自己在关于管理工会问题上有分歧。其起因是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联合中央运输委员会，以托洛茨基为首，监管交通运输系统，特别是铁路系统，后者已相当于对全国工会组织的一个直接威胁。中央运输委员会并非为普通工人和包括托姆斯基在内的一些工会领导人所能接受。
关于要中央运输委员会做什么用，后来变成关于工会作用的一场大辩论。列宁和托洛茨基用于描述在这一问题上他们首选结果的措辞有着重大差别。【93】托洛茨基直言不讳地提倡工会与政府的融合。列宁的公开姿态则更显出政治上的敏锐。对托洛茨基而言，“在这个工人的国家里……共产党、工会和政府机构的思想和精力必须被导向大约不久的将来经济机构和工会的融合”。【94】列宁的公开姿态则是“‘工会快速融入国家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工会目前已经在承载国家的功能’并且‘这些功能将逐步增加’”。他反对的是“‘对国家和工会融合节奏的任何人为的加速’”。【95】托洛茨基再一次清晰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军事化应当是标准的做法，可现在却到了将区分“军事”和“工会”说成是“‘一种考茨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偏见’”的地步。列宁显然也有那种“‘考茨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偏见’”，而且与托洛茨基相比，列宁更具政治谋略：“‘工会的主要方法不是强制，而是说服——尽管这决不妨碍工会在必要时成功地使用无产阶级强制的方法。’”【96】
政治上最古老的公理之一是，经常开会的小团体，如果意见一致，就能控制议程并支配较少开会且更为分散的大团体。这一论点适用于中央委员会（并继而适用于一个更小的团体——政治局）和代表大会，也适用于在美国的大学、系执行委员会和全体教职员会议。
在这件事上，中央委员会是有分歧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一种立场的主要辩护人，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第二种想法的辩护人。双方都同意，是党而不是工会应该在工业管理中起主要作用，不过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双方的意见不一。此分歧——因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的人身攻击而加剧——引起了人们的恐惧，生怕中央委员会将失去其支配共产党人的更大团体和即将在1921年3月召开的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的能力。身在中央委员会之外的人们为工会在控制工业方面寻求更超乎寻常的作用，并利用中央委员会分歧的存在提出了范围远更宽泛的问题，涉及他们确切无误之所见，即中央委员会相对于党的下级单位以及政府与社会—政治机构如工会等与日俱增的独裁关系。在党内，这些就是后来作为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而闻名的团体。
使分裂的中央委员会的行为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有两件事。首先，其成员决定，为了估定正得到提倡的各种职位的价值，允许进行大辩论。接踵而至的一场不断进行的公开辩论一直延续了大约两个月之久。辩论开始于气氛活跃的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在那次会议上，各种各样的观点都被展现给公众，最引人注目的，一方面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那些观点，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的。在这两个月的争辩过程中，许多纲领都得到了展现，其中只有三个纲领在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会辩论终止后被拿出来讨论，即托洛茨基的论述、工人反对派的论述，以及列宁和其他九人的一个妥协方案（毫不出人意料，通常被称为十人纲领）。
其次，根据8:7的投票结果，【97】这次列宁属于多数派，中央委员会决定，参加党代会的代表将按照各自的纲领选举产生，这一提议来自彼得格勒党组织，那里是季诺维也夫的天下。这是一种有双重性的武器。丹尼尔斯将其特点描述为“最接近于共产党人突然想到要在他们普通人员内部使多党制合法化”。【98】相比之下，夏皮罗对采取这一规则的实际含意有更深刻的理解：这“迫使他们的对手形成公开的反对团体，并且还由于在党的会议和正式会议上缺少无记名投票，迫使所有的党员都显露出他们的从属关系”。【99】
这个始于彼得格勒的提议使莫斯科党组织许多党员大为恼火。至1921年初，在那些偏向于十人纲领和其他某个提议的人们之间分成了几乎势均力敌的两派。丹尼尔斯记述道，在一次选举投票中，列宁的立场得19票；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合在一起，11票（7票支持托洛茨基）；以及其他方面包括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加上Ye.N.伊格纳托夫的团体，7票。【100】拥护除了十人纲领以外的其他各种提议的人的观点足够统一，以致莫斯科市的组织以14:13的投票结果，公开谴责彼得格勒的组织“不遵守适当的争论规则”。更切中要点的是，其强调了“‘彼得格勒组织使自己成为筹备党代会的一个特别中心的倾向’”。【101】
考虑到北方都市党组织的这种错误行为，同时顾及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的敌意，托洛茨基军事化论点的支持者们可以找到和那些寻求工会支配工业的人们的共同点。不过那种统一仅延续至此。在莫斯科委员会中对托洛茨基或布哈林的观点（多种预期的）【102】公开表示赞同的人们固执地反对工人反对派的立场。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明显地跻身于互相敌对的行列。他们、布哈林，当然尽管还有列宁，都是作为对立的多种提议中的一分子，在进行涉及工会在工业中所起作用的决策过程中对中央委员会的中心地位构成根本的挑战。民主集中派则过分强调了十人纲领和托洛茨基纲领之间的相似性。在他们的解读中，两者都是“军事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列宁清楚地相信工会应当起的作用是“从共产党到群众的传输带”。【103】但列宁的说法也意味着教育和鼓动将会是控制工会的第一步，然后轮到工人们。托洛茨基把工人视为工农红军的平民对应组织。布莱尔·鲁布尔关于十人团以及工会在20世纪20年代演变的论述认为，列宁同托洛茨基一样都认为“工会都应当帮助提高生产率”，但不像托洛茨基那样认为“条件是它们都能保证工人反对管理层侵害的合法权利”。【104】而托洛茨基关于工会为生产实现军事化的建议，仅仅于20世纪30年代在他的头号劲敌斯大林统治下才得到完全贯彻执行。
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甚至民主集中派领导层可以找到共同点的地方，是在维护中央委员会对于工会的支配地位并拒绝考虑工人反对派的提议方面。夏皮罗正确地断定，无论那些以工人反对派闻名的人们，或者民主集中派分子，都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反对派。他们都没有独立的组织，没有固定的成员身份，没有他们自己的印刷品或出版物”。【105】不过他后面的话却使人产生误解：“而且没有任何纲领或政策供正式的共产党方案作为可替代的选择。”【106】事实上，在第十次党代会（1921年3月）的前导阶段，正如他充分利用文献佐证的，两者都显示并出版了关于工会在苏维埃环境中所起作用的供选择的纲领。（我说“使人产生误解”是因为他这句话可以很好地驳回，这些纲领之所以有可能出版，仅仅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允许不同的团体在不同的论坛展现他们的观点。）
工人反对派要求工业和单独的工厂都由工会里的共产党人管理。关键问题是领导职位要由选举产生。工会干部也由选举产生。工会干部不是由中央委员会或迅速兴起的中央机构——组织局、书记处或政治局（都已建立，就政治局而言，改组于1919年）——所任命。“这一政策（选举领导层），”夏皮罗强调，“旨在打破党中央委员会甚至地方党组织控制工会的权力。”【107】苏联历史学家S.N.卡涅夫【108】在1956年写的一篇文章过分夸大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观点之间的差别，然而正确的部分是他表明了关于工会的争论是一个大得多的问题的一部分：这场争论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问题涉及党、它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中的地位、同群众联系的方法”，以及使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不理会任何行话，他一语道破工会争论所代表的挑战。工会和工人反对派寻求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无论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党代会上作出什么样的决定，那种挑战都是不会被容忍的，不过鲁布尔【109】还算正确，既然他断言列宁作出那种反应的全部理由是受到一些事件的强烈影响。
这里的“一些事件”当然多半是指称喀琅施塔得造反及其对布尔什维克不祥的口号，即要求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其发生正当第十次党代会进行之时。这次代表大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的政治，而这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时代。就政体—社会关系而言，采用新经济政策等于和农民休战，以及恢复市场经济并由国家保持对指挥制高点的控制。【110】这显然是一种退却。
列宁知道对于退却期间的行为该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在放松对农民限制的同时，对非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者参与地区层级及工会政治活动的适度容忍却告终结。孟什维克不该总是正确。他们不会被允许提醒人们这一点。他们和工人反对派一起，把关于讨论自由的1920年声明当了真，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列宁说得很明白，留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1921年参与政治活动的那点空间将被清除。“我们将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论他们现在是公开表明还是谎称‘无党派人士’）关在监狱里。”【111】
然而，列宁不仅下决心要清除非共产党人，即使是社会主义者、反对党。更确切些，他是在力求严格限制反对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共产党人反对派。相对自由讨论的年代戛然而止。由于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同孟什维克所持有的那些观点显得比较协调，他们就被指控为同情后者。在他被引用最频繁的话中，列宁声称：“现在‘用步枪来争论’要比用反对派拿来的提纲来争论好得多。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无论在哪里，需要的都是步枪，而不是反对派……我认为党代表大会应当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现在反对派应当结束了，给它盖上盖；我们已经受够了。”【112】
在第十次党代会上作出的决定，使自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来的一个不断进行中的过程达到了顶峰。在短时间内（三年半），这个党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党。该党早已坚称自己拥有任命工会干部之权，这样实际上就剥夺了工人们的公民权，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人。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1902年所著的《怎么办》中的内容已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攻击工人反对派的决议宣称：“（我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有能力团结、教育和组织这样一支无产阶级和工人群众的先锋队，以便能够抵御这些群众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以及）他们的工会偏见。”【113】最后登峰造极的是，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决议及其著名的第七条，禁止党内任何派别活动：
而且，共产党被迅速改变为一个巨大的行政机关，其领导层能够实施自己的政策优先选择。它在1921年3月与前两年相比，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组织了。此后两年的发展又进一步把作为一个组织的党基本上改变为一种实体，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对外开放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时代。斯维尔德洛夫于1919年3月去世前，一直是书记。在1919年的第八次党代会上，组织局和书记处得以建立。此外，政治局（成立于1917年，但在十月革命后已名存实亡）也被改组并授权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之间进行重要决策。紧随这些机构发展的，是在1920年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它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担负起了与日俱增的作用。
这些机构的重要性迅速增长。严格说来，政治局刚开始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起初，这两个机构的相对分量主要受到内战进程的支配。在内战于1920年进行中的最早几个月里，政治局开会比整个中央委员会远更频繁。一旦危险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纷纷回到莫斯科，1920年下半年的会议之比就颠倒了过来。【115】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举行次数在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后迅速减少。从1922年开始，政治局（关于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政治局的作用也在减少，参见下文第94—99页）成为两者中居支配地位的机构。与中央委员会在规模上的增长（下文第83页，表3.1）相对应的是权力上的减少，仅在那些政治局有分歧的情况下才会起重要作用，就像1957年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反党集团之间的著名争论那样，后者试图把赫鲁晓夫从他作为党领袖的悠闲权位上赶走。
莫斯科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在1919年与1921年之间从30名增长到602名；及至1922年8月，‘承担责任的工作者’的人数，在中央与地区局中有325名，在省与地区组织中估计有15 000名”。【116】这些增加的人数同时也增加了书记处在进行任命时的影响力，无论在地区党组织中，还是在位于莫斯科的非党机构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工会和武装力量中）。既然讲到了关于机构的发展给选举代表团规模带来的这些后果，就有必要强调，Ye.A.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N.M.克列斯京斯基——党的第一批起作用的书记，都比较容忍不同意见。（“起作用的”在这里是指中央委员会刚开始任命了三名书记，第三名书记L.P.谢列布里亚科夫后来因病几乎未起作用。）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力于党内的自由讨论，在党开始使用组织武器来驾驭地区党的机构中不一致的观点时，他并不太热衷。【117】两人均为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不过，党对政府官员的任命很快减小了政府在决策方面的作用，尽管有列宁对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以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克列斯京斯基对托洛茨基的支持。第一份需要党的中央机构批准的包括大约5 000名国家官员的要职人员一览表于1923年10月问世。【118】
权力集中得到增强的另一个迹象是许多政府机构的开会情况。国家当然没有开始消亡。向党—国的转变早在1919年12月就开始大力推行。那时，“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已有一年没有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好像根本不开会，也几乎未曾为任何一项法令进行过争论或表决；所有立法不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是由人民委员会处理（这两个机构在人员组成方面大致相同）”。【119】
由于成功地支配了工会的主要任命，共产党人有效地从代表选举团中清除了普通工人，同时又继续把工会当作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在这里所运用的术语中，工人们被排除在代表选举团之外，然而，如果喀琅施塔得反抗蔓延到这两座首都而没有被镇压下去，那么任何人都能够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即工人会把他们自己组成一个代表驱逐团并将布尔什维克分子免职，从而实现喀琅施塔得“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
同样，地区党组织也越来越多地被拿来进行愈合。在1919年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120】组织局接受了调动和任命党的官员的权力，“除了中央机构内的任命之外”，无需依靠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及至1920年，它处于这样一个地位（在此之前，它实在没有足够的记录可以知道在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即至少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可以利用调动和任命的权力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来控制地方党的机构。刚开始，那种权力只是被有限地使用于地区党的机构方面。罗德提到1920年被中央撤换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和1921年被莫斯科撤换的萨马拉地区委员会。两者的接替人马都由莫斯科来挑选。【121】1921年3月之前，像这样的事例并不常见。
在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前一年和其后一年即1922年之间情况的差别令人目瞪口呆。1921年3月之后，罗德所称的互惠责任成为新兴的模式：“人们发现，挑选者……能被他们任命和撤换的同一批领导人任命和撤换。”【122】中央委员会通过书记处和组织局，任命那些其职位能保证他们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人。速度在加快。“在1922年，（书记处）有报告说撤换或调动了37名省级（先行者进入州级）书记并在42次选举中进行了推荐。……在同一年里，它还指派了将近5 000个‘承担责任的官员’和至少相同数量的其他人员”【123】进入党的较低层级。
那些所处职位能保证自己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人反过来就会去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通过罗伯特·丹尼尔斯所称的权力循环流——在这个循环流中，例如，总书记利用党的中央书记处任命地区书记。然后后者会任命全苏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非常有可能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之后，代表大会会选定中央委员会，后者再推举政治局和总书记。【124】随着代表大会实质上日趋无足轻重而成为忠实信徒们的“群众集会”——如芬索德所称，相同的做法得到公认。【125】把中央委员会——有时受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视为获胜的联盟，反倒不再恰当，而应视为政治局的代表选举团。转而在后列宁的苏维埃时期（列宁去世于1924年），政治局越来越多地由中央委员中的大多数作为真正的代表选举团。在20世纪30年代，政治局的会议反过来急速减少，我们在下文中将描述（第85页，表3.2），实际上只有一个仅由斯大林一人组成的代表选举团。
代表选举团的含意
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失，布尔什维克的执政期以一个近乎普遍的选民整体为起点。这随着立宪会议被驱散而迅速终结。通过镇压和机构设计，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那些他们视作阶级敌人的人开展剥夺公民权、胁迫性强制，乃至在许多场合实行屠杀，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他们模仿沙皇时代的前任创造出一种选举制度，可以使乡村小农的代表名额极少，不过在理论上他们并未将小农当作他们的敌人。凭借将党的中央机构的任命和调动权延伸到工会，他们有效地使得他们核心阶级的全体选民——工人阶级的主体，甚至在工厂领导层的选择方面都无能为力，并且与政治领导人的选举毫不相干。
在苏维埃政权最初的三四年间，共产党人对非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作出了剥夺公民权和经常关押的决定。及至第十及第十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分别在1921年及1922年），他们还强制实行那种党内议会多数主义，这是屈从于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提的要求。在这些日益增强的强制手段中，随着助长操纵的机构发展，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要求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团体的选举由他们对决议案的支持所限定的决定。另一个是要求出席者进行公开投票。相比代表大会上与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多数人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两者都有助于产生较少的选票。
此外，虽然投票继续作为中央委员会内解决争论的办法，但各种技巧也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以便使地区机构保持一致。代表被派去出席地区党的会议，阐明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在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会召开三个月之后，中央委员会明确达成一项决议，并在第四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以1 500:30票获得通过。决议在断言“党对于挑选工会运动指导人员的全面控制”的同时，还坚称“在工会……首先，领导人的挑选应该让组织起来的党的群众自己决定”。【126】
一场骚动接踵而至。托洛茨基被替换成中央委员会驻代表大会代表，而根据前一天以1 500:30票的压倒多数通过的同一决议，代表大会的共产党人“派别”也只能改弦易辙。【127】最后，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的是，共产党人中的忠诚准则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初期是如何强大。在一定程度上，这表现为对列宁本人遵从的形式。[注意尽管那样，这种感觉是互相的，正如列宁在关于同德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问题的争论上对托洛茨基的让步（上文第27页）所显示的。]托洛茨基在1921年初关于工会争论中的行为无疑受到这种感觉的影响。一大群次要的杰出人物也听从列宁。兼之许多共产党人业已从内心树立起这样一种观念，即党永远是对的。这一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又回到了共产党人脑海中——特别是那些在革命前就是党员的人们（老布尔什维克）。卡尔·拉狄克在他关于为什么他投票支持十人纲领的解释中体现出了许多人在1921年所经历的窘境。“在对这一决议进行投票时，我感到这完全可能被扭转过来反对我们，不过我还是投了赞成票。……让处于危险时刻的中央委员会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对付最好的党的同志吧，只要它认为这有必要。……甚至让中央委员会被误解吧！那总比现在察觉得到的犹豫不决要安全。”【128】
此外，还存在另一种忠诚准则在起作用。如同我们已看到的，共产党领导层决不会让权给工会而不顾中央委员会内的分歧。中央委员会和几个关键地区的党机构的领导层和少数控制地区党组织而非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的人一致认为，中央委员会必须保留权力，而背弃是危险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可能会争吵到互相鄙视的地步。布哈林说了不少关于工人反对派的好话，但在形势糟糕的时候，甚至连他都不愿意冒险失掉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地位——中央委员会由支持工人反对派所提议案的人组成，这一议案的结果将会排除中央委员会在裁决上的中心地位。的确，他强烈支持使用任命和调动武器作为迫使莫斯科市组织就范的一种方法，后者正是支持工人反对派的温床：“莫斯科的组织必须被办得健康。……有必要清除……最喜好搞宗派活动的成分，派去新的、鲜活的面孔。”【129】
简言之，共产党领导层已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代表选举团并创造了这样一种环境，使权力在下述两方之间的分配显著有利于前者：一方是中央委员会和增长中的机构，另一方是潜在的挑战者。代表大会继续发挥部分作用。当工人反对派成员执意要陈述他们的观点，甚至要表达他们对共产国际在发展方面的失望时，【130】中央委员会力图要代表大会将该反对派的五名领导成员开除出党，但未获预期结果。代表大会附和开除了五人中的两人，却成功地抵制了开除三名长期共产党人的竭力尝试。尽管到了那种程度，书记处在选择代表大会成员上的任命和调动权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罗德所称的互惠责任和丹尼尔斯所称的权力循环流，那些名义上被授权起到一个代表选举团作用的人仍继续起着较为适度的作用，仿佛事实上就该是那样。
然而那种评述并未削弱这一章的中心结论。在1917年10月后的最初几年里，代表选举团被大规模缩小并变得日益受制于迅速发展的互惠责任制度，后者依次为增长中党的机构的主要产物。统治联盟转而也被缩小。中央委员会强有力并成功地展开了斗争，挫败了试图让其他某些团体也来作威权性决策的各种努力，同时在规划统一战线以对付所有外部团体方面团结如一人。不过其内部并不团结。随着欣欣向荣的机构（特别在列宁的健康恶化后）成为一种政治资源——1919年的党规已具体指定中央“‘分配党的力量和资金’”【131】，显而易见，多数派，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并很快在政治局，能够利用那种武器来动员地区党组织，而且中央委员会本身也能用来对付对手，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