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西土”到“中國”

三代的歷史，其源頭都關涉一段神話，一段帶了英雄傳說的一般模式而又有史實可循的神話。詩說到周人的歷史，也涉於神跡，但幻想錯綜、張皇幽渺者很少，而大抵是平實的敘述，總之，多切於人事。因此，周都之建、之遷，詩中或詳或略，都有描寫。《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毛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詩、傳中的敘述，時代都很模糊，把周人之務農追溯到后稷，也不很確切，但棄曾居邰，應接近史實，《漢書·地理志上》載右扶風屬縣有斄，云“周后稷所封”，顏注：“斄，讀與邰同”；《水經注·渭水》：“渭水又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即詩所謂‘有邰家室’也。城東北有姜原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郿之斄亭也。”是邰在今武功縣境。

以後，有公劉遷豳、古公亶父遷岐，見於詩者，有《大雅·公劉》與《綿》，說見本書此兩題之下。

繼則文王作豐，武王都鎬，《大雅·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

遹求厥寧，遹觀厥成。

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武王烝哉。

豐與鎬，在渭水南岸的豐水兩畔，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古豐水即今陝西長安的灃河。

仰韶文化時期，渭水南岸的灃、澇、潏、滻、灞各水便都早已形成。發源於秦嶺的河流，由南而北，把黃土原地與渭水階地切割成一塊一塊獨立的原。河流側畔，已發現不少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而灃水沿岸尤為稠密⁽¹¹⁾。那時候豐水的流量在諸水中為第一。胡渭《禹貢錐指》：“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惟灃為大”，“竊疑灃西之澇，灃東之鎬、潏、霸、滻，禹時悉合灃以入渭，故灃水得成其大”⁽¹²⁾。但今天的灃河乃北流入渭，而非東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考古調查時，於灃河東岸的斗門至古城村西發現了一段古河道，原來這正是商周時代東注入渭的豐水故道。豐水故道在今馬王村東南約五百米處即折向東北，經新莊，沿斗門鎮、花園村、普渡村，穿官莊、下泉北村，蜿蜒流向東北，然後與當日從東南流來的豐水相匯，東北流，注入渭水⁽¹³⁾。豐水東注，雖然未必是大禹導水之功—“設都於禹之績”其實是一種象徵，但水量充沛的川流的確予兩岸的豐、鎬以用水之便。豐水故道河道寬廣，河床很高，可知當時引水灌注窪地以成池沼，是很容易的事⁽¹⁴⁾。豐之靈臺、靈囿、靈沼，鎬之辟雍，是漁獵、遊觀、合樂行禮之地。詩有《大雅·靈臺》“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這情景，後來竟成為流傳廣遠的與民同樂的故事。靈臺在豐，先秦典籍均謂文王所作，而“三靈”之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實是得益於引水之便。《小雅·白華》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池在鎬，依豐水故道東畔，位在漢昆明池北緣。如今雖然已是一片乾涸的窪地，但遺跡猶依稀可辨⁽¹⁵⁾。滮池的水源，當也得自於東注的豐水。

鎬京，成王以後的青銅器銘文通稱作宗周。《大雅·板》中對西周政治結構的擬喻適可用來解釋“宗周”的含義：“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价人，在外為方伯連帥者，故曰維藩；大師，則大臣之在內所謂“赫赫師尹”者，故曰維垣；大邦，則大國之諸侯，故曰屏以蔽其外；大宗則同姓之九族，故曰翰以其內。宗子，謂同姓之宗子，所以為城之固也。而宗周作為都城又可以代表整個宗國，即周王室⁽¹⁶⁾。《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周宗既滅，靡所止戾”⁽¹⁷⁾，或曰“周宗”乃“宗周”之訛⁽¹⁸⁾，恐不然。周宗與宗周可以互換，而均指鎬京，正好與《板》篇共同構成周人對“宗周”之意義的釋解。

豐、鎬兩京的都城遺址，目前尚未可確指。但曰今灃西客省莊、張家坡一帶是豐京故地的大致範圍，當不會有太大疑問〔1·1〕。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客省莊村北曾發現西周晚期的瓦，七十年代的發掘，則清理了三處很大的西周夯土建築基址，進一步證實這裏曾有過西周貴族的宮廷建築⁽¹⁹⁾。灃東鎬京遺址位於漢昆明池北，部分都址已淪沒於昆明池中⁽²⁰⁾。八十年代的考古發掘，在官莊村、斗門鎮、下泉村及花樓子發現了西周建築基址十餘處並大量建築用材。位於郿鄔嶺高岡的五號建築基址坐落在大型夯土臺基之上，同處在東西平行綫上的四號基址，則有大型石柱礎⁽²¹⁾，鎬京都址，似乎已有遺跡可尋。而灃水兩岸的西周居住遺址，中小型墓葬，大大小小的車馬坑，製陶製骨的作坊，世族世卿倉皇出走時埋藏的青銅器，正勾畫出了都邑佈局一道斷斷續續的輪廓綫⁽²²⁾。“作邑于豐”、“宅是鎬京”，終南北、渭水南，浩浩東注的豐水曾經為自西而東的周人帶來鳶飛魚躍活潑而燦爛的一片開國氣象，隔了迢遙的時空，這景觀，好像張望得到了。

謀求在國土的中心地帶建都，以對四方實施政治統治與軍事控制，這很可能是中國上古社會選擇都城城址的一個出發點⁽²³⁾。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已經隱含了由鎬京而統領四方之意。但鎬京仍然偏處於西，因此，幾乎在鎬京興建的同時，武王便已謀求於“天下之中”再建都邑。《史記·周本紀》記武王伐紂之後，以為“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即謀劃於伊洛平原營建新邑，以經營東方。這決策的思想背景是天下之中的觀念，它包含了地理的與宗教的兩重意義：都址是天下大地的中心，便於對四方的治理，且諸侯方國納貢職道里均等；又便於敬配皇天，祭祀上下神靈⁽²⁴⁾—《書·召誥》：“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成周興建之議始於武王，而為成王、周公所實現。《逸周書·作雒》言周公“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²⁵⁾，是成周之營建，已在周公攝政晚期、即將反政成王的時候—由《召誥》中的記事，可以大略排比出一個成周營建表⁽²⁶⁾，而六十年代陝西寶雞出土的何尊，則把成周興建的意義與時間揭示得最為明確，銘曰：

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豐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兹中國，自之乂民。’嗚呼！爾有唯小子，亡識視於公氏，有爵於天，徹命敬享哉！惠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錫貝卅朋，用作囗公寶尊彝。惟王五祀⁽²⁷⁾〔1·2〕。

“惟王五祀”，即成王五年。“余其宅兹中國，自之乂民”，與前引《召誥》，文義相合，而“中國”之稱自此始，“中國”的意義，自此而確立。成周的營建，也標誌了一個重要的政治思想的完成。根據大量青銅器銘文，可知自西周初年至恭、夷以後，周王朝凡用兵於殷之東國、南淮夷、荊楚者，皆以成周即洛邑為指揮之所。雖然東西兩都並立，而王常居於鎬，但成周之重要，幾與宗周等⁽²⁸⁾。宣王時器兮甲盤，銘曰“王令甲政（司）成周四方責（積）”，是當日財富的集中也在成周。

《書·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乃明確記載洛邑營建之前，召公相宅，選定的地點在澗水之東直至瀍水兩岸的區域之內。瀍河兩岸的考古發掘，證實了這一帶的確是一片面積廣大、內涵豐富的西周遺址。瀍河西、邙山南的龐家溝西周貴族墓地，出土了銘有大保、康伯、毛伯、豐伯等諸侯與王室重臣之名的青銅器⁽²⁹⁾，將此與洛陽地區出土的殷遺之器、方國之器合觀，可以勾畫出西周時期成周居民之大概⁽³⁰⁾。此外，瀍河西岸的北窯，則發現了西周王室青銅器的鑄造作坊，遺址之南，並有一條南北走向的西周早期大道⁽³¹⁾。重要的是，在漢魏洛陽故城發現了規模較大的西周城址⁽³²⁾〔1·3〕，儘管目前尚未可確指此即西周初年周公所築之洛邑，但至少可以證明，漢人關於成周在漢魏洛陽故城處的記載，如《漢書·地理志上》，如《鄭譜·王城譜》，不為無據。

成周初建，《書》與金文稱之為大邑、新邑、新大邑、洛邑、新邑洛，稍後，方以成周為稱⁽³³⁾。詩中提到成周的篇章，已經不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於是徑謂之“中國”。《大雅·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

惠此中國，以為民逑。

無縱詭隨，以謹惛怓。

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

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

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治世，大概總是各個世代各有各的欣悅華腴之氣象，而自古以來好像衰世之種種，大抵相同。《民勞》一篇，全是說理而極見沉痛。詩中所描繪的景象，在以後漫長的歷史中，正不知重演了多少回。詩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左傳·昭公二十年》孔子引《民勞》之句，杜注：“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詩之口吻辭氣，具見世卿身分；內政不修，信任非人，可知離興旺蓬勃的開國年代已經很遠—雖然厲王時期未必盡是亂政。所謂“三百諫書”，自然是沒有，但這一篇，總是諫書了，“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詩人已經明言。形靜聲約，沉鬱頓挫，一腔憂思與憤懣深藏在規勸中，固為此詩動人之處，但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詩於“中國”二字特別賦予了地理的與政治的深刻含義。篇中“京師”與“中國”互換，毛傳：“中國，京師也。”可知與《蕩》和《桑柔》提到的“中國”不同，此乃特指成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詩便以這相同的句式，疊還往復，挽起一篇嚴正真誠的大議論。雖然以“大諫”而闡揚“中國”之意義，不必是此詩的用心之深處，但把何尊之“中國”與《民勞》之“中國”相對看，可以明白見出地理的“中國”此際已經完全與政治的“中國”結合在一起。所謂“召穆公諫厲王”，只是一個可能的小背景，它的後面，該有一個更為遼闊的大背景。由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直至成周，何止一部都城營建史，文明的基礎，正由此一步步奠定。《民勞》，實由“中國”之不寧而傷始基將不固。由《生民》而《公劉》，而《緜》，而《文王之聲》，直至《民勞》，詩雖然不是一部編年史，但它略略點畫出來的興衰演變之跡，足可以教人把它作史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