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贫困问题研究的前沿理论
尽管学者们在贫困的实质以及减贫政策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对贫困的认识却在不断深化，而且这种认识的方向是基本一致的：从将贫困看成一种静止状态到视为一个动态过程；从一种客观状态到某些主观感受；从确定的概念到模糊的概念；从一维视野拓展到多维视野。近年来，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细化、深化的时期，最新的研究关注以下几个方面：①多维贫困研究的深化；②贫困发生的微观机制；③跨时期的贫困动态研究；等等。
2.2.1 多维贫困
阿马蒂亚·森（1985）对“能力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拓展了涉及人类发展和生活质量改善的五个重要方面，为多维贫困的测量提供了理论基础。森提出多维贫困理论后，理论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对多维贫困进行测量。因此，多维贫困的具体度量已经成为近年来贫困问题研究的一个焦点。现有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多侧重于对测度方法的研究。在多维贫困相关维度的确定方面，Thorbecke（2008）, Alkire（2002, 2007）, Luzzi（2008）, Naga & Bolzani（2008）等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而Cheli et al（2001）; Eurostat（2003）; Lemmi & Betti（2006）则给出了多维贫困主体的确定的方法，如模糊集理论、完全模糊及其相关方法、基于社区的身份认定等。在多维度测算方面，Bourguignon & Chakravarty（2003）详细讨论了多维贫困的测算方法及其数学性质。Alkire & Foster（2007）提出了计算多维贫困指数（MPI）的“Alkire-Foster”方法。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第一次公布了基于Sabina Alkire等测量的多维贫困指数（MPI）。
国内对于多维贫困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多维贫困方法的应用。陈立中（2008）采用Watts多维度贫困指数，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对中国多维度贫困进行了测算，并进行了夏普里分解。王小林和Alkire（2009）利用AF方法，使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的多维度贫困进行了测量，并进行了地区、维度和城乡分解。曹洪民等（2011）组织实施了阿坝州13个县的农户多维贫困调查，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应用到中国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贫困分析中。李佳路（2011）按照这一分析框架，对30个贫困县的农户进行了收入、消费、环境卫生、教育和健康、脆弱性等维度的贫困分析。王小林（2011）利用多维贫困分析框架，运用中国5省（区）儿童福利示范区儿童调查数据，分析了儿童饮用水、做饭用燃料、卫生设施等维度的贫困状况。邹薇和方迎风（2011）使用AF方法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微观数据，测算了动态多维贫困。
但是，从多维角度去研究贫困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政策制定者需要一套简单有效、为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贫困评价指标体系。现有文献对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比较简单，特别是对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权重的选取，没有获得普遍认同的研究成果。
2.2.2 贫困发生的微观机制
近年来，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逐渐由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从个体或家户的角度出发，着重关注贫困发生的微观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个体或家户实现持续发展的道路。当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贫困发生的微观机制：
（1）贫困陷阱形成的微观机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初始特征不变的条件下，存在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而这个国家是奔向高水平均衡还是陷入低水平均衡，取决于国家是否能够达到实现持续发展的最小的资本或收入门槛水平，这种贫困陷阱的存在与在门槛附近有一个递增报酬有关。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分别对贫困陷阱理论做了阐述，如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莱宾斯坦（1957）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等。在近些年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发展经济学家将这一研究思路引入微观层面，来考虑贫困家户或个人如何冲破贫困门槛，达到高水平均衡。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多重均衡和贫困门槛形成的微观机制，如风险规避型的贫困主体会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策略（Rosenzweig & Binswanger, 1993; Zimmerman & Cater, 2003）；在存在季节性的农业生产中，信用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农户无法投入适当的生产要素（Bardhan et al, 2000）；采用不同的生产技术会导致局部的报酬递增（Banerjee & Newman, 1993）。
（2）社会资本与贫困。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贫困陷阱分析之中，是对贫困陷阱的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贡献。Santos & Barrett（2008）从非正式借贷的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对贫困陷阱的影响机制。他们发现社会资本在中等贫困家户中发挥的效应最大，最贫困的家户不能利用非正式信贷来应对风险。最后通过对社会网络形成的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和资产水平越低的家户越容易被排除在社会网络之外，因此无法进入非正式信贷网络，从而陷于贫困陷阱。Chantarat & Barrett （2010）在《社会网络资本与经济流动性》一文中较为具体地分析了社会资本构建对于跳出贫困陷阱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协调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解决“贫困陷阱”问题，从而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但是如果社会交往有成本的话，又可能导致社会网络形成“嫌贫爱富”，从而导致有些家户陷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
（3）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和贫困文化。贫困人群长期处于物质资源匮乏状态，形成了贫困人群特有的社会心理和贫困文化。这些社会心理和贫困文化大都是消极的和保守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积极性。Kuruvilla & Jacob（2007）通过调查发现贫困主体报告自己感到绝望、倾向短期决策、自卑。王俊文（2007）认为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使得其具有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自卑感、目光短浅、视野狭窄等特征。赵春玲、赵峰（2006）指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心理主要有期望失落感、相对剥夺感、焦虑心理、怀旧心理。穆光宗（1999）将贫困文化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等。贾俊民（1999）将贫困文化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生活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等、靠、要”的度日观。
（4）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林闽钢和张瑞利（2012）利用CHNS数据，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具体而言，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陈全功和程蹊（2007）研究了子女教育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他们通过对14个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至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王爱君（2009）强调了女性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她认为贫困女性生存空间的性质和特点、获得营养食物的能力，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都在按照某种模式传递给她们的下一代，如果解决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贫困问题，那么整个社会的贫困也就得到了很大的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