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千古伤心过马关

青年人，莫悲伤，
卧薪尝胆，
努力图自强。
先民有言：
不问收获只耕耘。
献尔好身手，
举长矢，射天狼！
还我河山，
好头颅一掷何妨？
神州睡狮，
震天一吼孰能量！

——朱自清《维我中华歌》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弱大”中国惨遭列强，特别是近邻日本凌辱、侵略和杀戮的历史。

梁启超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酣睡之声，乃渐惊起。”孙中山亦云，“中国之初醒，实在中日战役之后”。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败战和随后的乙未媾和，对其时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无不是莫大刺激。也只有甲午之耻，才“真正”刺痛了国人，同时也“唤醒”了国人。

膜拜强者，戏辱弱者，向为日本的一种习惯，这也是一种“病”。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渲染“胜利”，就成为“壮国民尚武之精神”的重要手段。当然，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人来说，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致使它最终丧命于此。

甲午败战，乙未胁约，奇耻大辱，莫此为甚！然我之所耻，却为他之所荣。“展示甲午”，对日人来说，自不例外。于是，开辟纪念地，设置纪念日，展示战利品，绘制纪念图，就成为日本激励侵略之志、鼓舞侵略之气的“拿手好戏”。

一

“马关媾和”使得马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一举成名”，成为中国人的“伤心之地”。此后，凡是路过马关的国人无不惊愕、伤心、悲愤。留下不多不少的“过马关”的诗作。

1899年，逃亡在外的康有为路过马关，赋诗云：“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1902年，曾参佐李鸿章幕府，后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身份赴日本考察教育的吴汝纶，在马关春帆楼上应请题字时，百感交集，写下“伤心之地”四个大字。这四个字道尽我民族之屈辱和辛酸，“过客见之，莫不慨然流涕”。同年，前往日本考察教育的严修游马关时，“过引接寺不入，春帆楼亦然”，并将其无量愤恨写成诗云：“莫过引接寺，莫登春帆楼，恨来天地莫能载，藐尔东海焉容收！”1903年，赴日本考察实业的张謇路过马关，亦有诗云：“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1905年，吴长庆之子吴保初东渡日本，舟过玄海滩时，赋诗云：“舟人哪识伤心地，惟指前程是马关。”1906年，剥果发表的《舟过马关有感》云：“舟人指点谭遗事，竖子声骄祝凯旋。”适值日俄战争中日本新胜帝俄，“小人得志”，“竖子声骄祝凯旋”当指此事。

对此“伤心之地”，或不忍登临，或登楼凭吊。1908年9月5日，赴日疗疾的盛宣怀舟过马关，“福茂生遥指一楼曰，此即中东之役李中堂议约驻节之所。惜船不停泊，不能登岸。俟身体稍健，必当亲至其处，一识师门当年驰驱海外勤劳王事之苦心”。10月20日，盛氏拜访当年马关谈判的主角伊藤博文。此时中国经甲午之败后，又经以日本为主力、打头阵的庚子之垮，可谓一败再败；而日本经甲午之胜后，复经日俄战争的新胜，可谓一胜再胜。其时其气焰之盛，有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伊藤悠悠道：“余虽衰老，对于贵国颇具热心，犹忆甲午一役，敝国上下均不以停战为然，余以一人主持其间，和议始成。庚子之事，全球震动，并非日本一国发难。现在中日两国极形亲睦，然而挑唆之人时伺其旁。所望贵国日进富强，不使外侮乘内衅而生。设一旦再有变故，则日本虑唇齿之寒，亦岂能袖手坐视。贵大臣为二十年旧交，故不惮一诉衷曲，并有八字奉赠，曰顾全大局，不争小事。”伊藤一面大表其乙未议和之功，这真是恬不知耻；一面赤裸裸威胁不能“袖手坐视”，此方显强盗本色。不知奉李鸿章为师尊之盛宣怀此时作何感想？11月1日，日人宴盛宣怀于春帆楼，盛宣怀得以参访当年媾和旧地，睹物思人，为之泫然。“晚渡马关，三井门司支店长江口（定条）氏、三菱福田（信治）氏、三谷（一二）氏宴余与中村及同人于春帆楼（日本旅馆）。主客十余人，席坐围饮。是楼即甲午之役，文忠师议约驻节之所。楼中摄有文忠受伤后小影，并其办事室、休息室、寝室，暨与伊藤公等议事室各影片。当年磋议苦心，与夫受创情状，历历在目，追念师门为之泫然。”

1911年，变法失败后一直避居日本的梁启超受林献堂之邀赴台考察访问。3月25日，舟过马关时，他赋诗云：“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1922年，连横游日，舟泊马关时，有诗云：“廿年三过春帆下，独自无言对马关。”同年，步其诰步乃师吴汝纶后尘登临春帆楼，“凭高欲揽当前景，春水遥帆不忍看”。后来，吴汝纶的女婿、著名学者柯劭忞在1925年发表的《马关春帆楼》一诗中称：“海上伤心地，要盟在马关。”1928年，王晋卿发表的《马关》诗中云：“当年一击伤心泪，大好山川掷不还。”马关风景虽好，却无心饱览。1935年，苏绍章发表《八月六日抵马关凭眺景色口占三截句》一诗云：“此行滋味同尝胆，风景无边强解颜。”同年，马为珑在发表的《登马关春帆楼》中称：“偶来怎识伤心地，提起平戎泪已枯。”1940年，鞠普在《过马关》一诗中云：“凭君莫说当年事，无语伤心过马关。”又有诗人启明云：“伤心又见伤心地，怕过马关东渡头。”……

“伤心”几乎是所有国人过马关时的最大感受，也是“过马关诗”的关键词。对中国人来说，马关是“不忍经过”的“伤心之地”，但对日人来说，马关却是“见证历史”的“光荣之所”。一桌一椅，亦因乙未媾和而“鸡犬升天”。讲和甫毕，据日报载，“广岛春帆楼所置桌椅，悉由日官藤野氏购去，云此乃清国乞和使所用之物，将世世永保，以绵两国交情”。这些当年的“文物”，今天仍陈设该楼，以供后人瞻仰。至于“世世永保”究竟是“以绵两国交情”，还是“以恶两国交情”，不言而喻。至于马关媾和时的春帆楼，被辟为“日清讲和纪念馆”，李鸿章居住的引接寺前亦立上“清国请和大使李鸿章旅馆”的标牌，其往来小道亦被命名为“李鸿章道”。直至今天，这些仍可以看到。

创巨痛深，两个甲子的时间也难以抚平“马关”带给中国人的伤害。直至今日，对中国人来说，“马关”这个地方仍与中国人的“国耻”密切关联。

二

对我国人来说，与甲午战争相关的，除过马关此一“伤心之地”外，还有一“愤怒之馆”，那就是在靖国神社旁的游就馆。“日本各地的神社，都陈列若干种兵器，如刀剑、土炮之类，游就馆则集其大成。使世界上每个酷爱和平的国民，一入其中，立刻可以看出日帝国主义狰狞可怖的面目，令人战栗心惊！”在游就馆中，日人陈设了众多在甲午战争中劫掠而来的“战利品”，借以炫耀武功。当然这里不仅陈列着甲午“战利品”，还陈列有此后的庚子事变、日俄战争中的“战利品”，还陈列有再后来的“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等侵华战事的“战利品”。这里只说与甲午战争相关的内容。

凡游历此地的国人，目睹旧物，无不惨愤交集，眦裂发指。

1905年10月，受舅父张之洞派遣赴日考察的李濬之来到游就馆。在这里，他看到“有油画绘元兵攻击日本人之惨状，又映照甲午之战，受伤军士，折足断臂各肖像，详注姓氏于上，记其忠烈，以示永久不忘也。馆之侧有广厦数区，分陈夺获中国并俄军战败之鱼雷、枪械、旗帜、匾额甚多，称战利品，皆书明某国某物。且有庚子华人颂德牌伞，美其名曰‘国光馆’。凡我国人见之，未有不先惭后怒者，然徒怒且惭，亦复何益！”

1906年夏，受山西巡抚恩寿之命，赴日考察工艺医学的程淯来到靖国神社，看到“社左林间，轩然巨屋，国光馆也。馆门列甲午战役、夺获战舰上之气筒二，馆中得自吾国之战利品及日俄战役之战利品，胪列最多。馆外绕铁链为栏，臼炮机炮，随处皆是”。看到被掳掠至日本以炫耀的我军众多兵器，“国耻所关，以资枨触”，随后，他“约工藤写真师赴各处（按，不只是靖国神社）照甲午战利品诸影”。他们先来到靖国神社，将外面（按，游就馆内不许照相）陈设之炮弹、德政匾一一摄照记录。这其中有两件“战利品”比较特别。一为游就馆门之两旁的两件北洋军舰的大空气筒。“上悬二木牌，译志其文为：‘来远致远军舰之风取口。明治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海军中佐山本正胜出品。’”一为在神社竞马场两旁的一对石狮。“系中日战役得自辽东，云当时特组织军队，新制竖车以运来者，石上镌文，一为‘大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六日敬立’，一为‘直隶保定府深州城东北得朝村弟子李永成敬献’。”战争掠夺，可见一斑。可是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无遗憾的是，程淯不被允许，没能将游就馆里日本所掳掠的甲午“战利品”拍成照片。但我们仍能在旧刊上看到游就馆里陈列的甲午之战时中国陆海军的遗物。如中国陆军军服、龙旗、炮、刀，海军的军舰旗、定远舵车、操江舰长印、靖远时钟等。

同年，留日学生向岩在其家书中说到游就馆里的情形，那里“藏甲午之役所夺于中国之物最多。并有‘海军公所’四字之匾额，系李鸿章手题者”。北洋水师不光被“踢馆”，而且被“灭门”，此时此刻的他，“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复仇之念勃然而起”。青年不愤怒，国家没希望。

虽然程淯没法将游就馆里日本陈设的“战利品”拍成照片，但到了1918年，留日学生王拱璧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他曾先后四次前往游就馆，将其中所陈赃物密记在案。在馆门口，他仍能看到竖立着的那两个清军军舰取风口，“首见门外左右竖立兵舰取风口各一，口高约六尺，围约十尺，前各树大木牌一柄，右书‘清国靖远号取风口’，左书‘清国来远号取风口’”。游就馆里二十三、二十四两室所展示的是甲午年间、庚子年间以及日本侵占台湾诸役的掠夺之物。其中所藏枪炮刀剑，弹药地雷，军旗血衣，德政匾额等物，共计三百九十余种。他曾听闻，七八年前，在二十四室中，“曾以大玻璃瓶酒渍我国人头一颗，题曰：‘请看亡国奴之脑带〈袋〉。’置之高台，以与众览。河南张国威君见而愤怒，抱瓶碎之于地，日人因将人头撤至他处，而加张君以缧绁之刑”。日人之残忍和变态由此可见一斑。

身处游就馆中的王拱璧睹物思人，浮想联翩，不禁冷汗浇背，热血冲脑。

嗟夫！余入此室，睹此遗物，觉一矛一戈，一铳一弹，一戎衣一旌旄，莫不染有我先烈之碧血，附有我先烈之忠魂。觉我先烈被发垢面，疾首蹙额，向余哭诉黄海战败，全军覆没之辱国。余入此室，冷汗浇背，热血冲脑，复睹遗物，目眩欲倒。哀哀苌弘之血，遍洒倭邦；累累仇人之头，犹拥颈项。嗟夫！“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根〈恨〉泣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余入此室，不知果何以慰先烈也。

同王拱璧愤怒至极的反应几乎完全相同的是冰心。1923年8月21日，年轻的女作家冰心来到游就馆，她看到游就馆中的中日战争的“战胜纪念品”和壁上的战争绘图，“周视之下，我心中军人之血，如泉怒沸”。她说：“我是个弱者，从不会抑制我自己感情之波动。我是没有主义的人，更显然的不是国家主义者，我虽那时竟血沸头昏，不由自主地坐了下去。但在同伴纷纷叹恨之中，我仍没有说一句话。”大概来此地的国人，皆与王拱璧、冰心感受相同。1935年，有沈钟灵者在游就馆看到“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的纪念品后说，“参观的穿着木屐的人们，脸透露着胜利的微笑，和骄矜的颜色。我杂在人丛中，独感到如芒刺背，万锥钻心！”“我感到无限的伤痛和悲愤，全身的血管，仿佛顿时要爆破起来。”

而那个以讴歌“爱”而驰名文坛的年轻女作家（冰心）的父亲叫谢葆璋，他当年就在来远舰上与日人血战过，而“来远”舰是当年北洋舰队幸存军舰中受损最为严重的一艘。谢葆璋后来创办烟台海军学校，官至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海军次长。在冰心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曾给她讲述过当时的战争情形，“开战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都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以后，父亲把在烟囱上烤焦的肠子撕下来，放进这位战友的遗体的腔子里”。“这仇不报是不行的！”这是她父亲的心愿。这就不难理解冰心，这位甲午将士的后代，在游就馆大受刺激，以致有“血沸头昏，不由自主地坐了下去”的激烈反应。这不光从人类角度上看，她“不能忍受”这种“以人类欺压人类的事”，从国家角度来看，这是国仇，从家庭角度来看，这是家恨。因此，直至晚年，冰心还一直打算写一部关于甲午海战的作品，但因过于悲伤，而最终没能成文。

1935年，值甲午40周年，日本磨刀霍霍，准备再在中国“大干一场”之际，游就馆举办了“日清战役四十周年纪念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我们能看到当年天皇的“宣战诏敕”、李鸿章亲笔签名的“日清讲和条约”、丁汝昌的“亲笔降书”、用定远号的木头做的大火钵这些“珍贵”的甲午展品。“跑进第一室最醒目的，就是这幅‘宣战诏敕’。除天皇之外，后面陈列着一大串大臣，和我们严复同学的鼎鼎大名的伊藤博文是领衔的总理大臣。其余有‘黄海之战图’，画着很多的作战阵势，可惜我不懂得。”“其余为当时‘日清讲和条约’，有李鸿章大人亲自的具名和印章、调印书和地方的照相。有一个玻璃橱内，置满在开战当初由各方面来的情报。”他们认为最得意而引人注目的，还有下列几件东西：

所谓丁汝昌的亲笔降书，却是用中国旧式红版简写的。亲与不亲，当然我不能去检定它了，我现在一字不落地抄在下面，也可以供国人之一读：

“伊东军门大人阁下：顷接覆函，深为生灵感激！承赐礼物，际此两国有事，不敢私受，谨以璧还，并道谢忱。来函约于明日交军械炮台船舰，为时过促，因兵勇卸缴军装，收入行李，稍需时候。恐有不及，请展限定于华历正月二十二日起，由阁下进口分日交收刘公岛炮台军械，并现在所余船舰，绝不食言。耑此具覆，肃请台安！诸希垂察不宣。丁汝昌顿首，正月十八日。外缴呈惠礼三件。”

这封信当然是耻辱的史迹，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丁汝昌，也是实在无可奈何了，你看他虽是一方写这种信，而一方仍是保牢大臣不私的节操，并至二月十四日就仰药自杀了。这里也有一张大油画，叫作“松岛舰内之图”，它的说明是：“丁汝昌于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降伏之翌日，即仰毒自杀，以海军少佐程璧光着丧服访在旗舰之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通知丁死之光景”云云。

拿了我们这位丁军门所坐的旗舰，叫作“定远号”的木头，来做了个日本人各友人人用的大火钵，你想当时看了这个火钵，是怎样的感想呀！我看了这种举动，又使我联想起读“战国策”上智伯漆人头为尿器的故事来，似乎有点相像，但是宿怨何在呢？

今天，我们应当感谢程淯、王拱璧、子路等人将当年游就馆内外日人所陈的甲午“战利品”，或加以拍照，或加以记录，正是他们的此番良苦用心，从而为侵略者“立此存照”。只是，不知当年这些劫掠而来的“战利品”，今天仍在世间否？倘在的话，今在何处？

除去游就馆集中收藏和展示了甲午“战利品”外，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被展示的甲午“战利品”。

1903年，两江总督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受袁世凯委派赴日考察币制，他在神户港登上设备先进的日本海军中坚五舰之一的“敷岛”战斗舰，在那里，他看到了“中国甲午之役所失平远、镇远，皆泊港内，相形利钝，不待战而决”。那些当年与日本在黄海对轰的战舰从此远离家乡，漂泊敌邦。

1906年，就在程淯带着日本摄影师拍完靖国神社所陈物品后，他们复至上野公园帝国博物馆，拍摄其楼下各室陈列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利品”，这其中有水雷、地雷、炮弹、发射管、炮、铁盾、探照灯、车轮、铳等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处还陈有“二十七、八年台湾战利品”，“青龙刀二柄”“长枪二柄”“钢叉一柄”。从中亦可见我台民抗日武器之简陋原始。上野帝国博物馆中的这些展品，两年后的1908年，赴日考察的直隶赵州柏乡县知县左湘钟也曾看到。“忽见有战胜俄人所获之巨炮及甲午之役战胜我国所获之刀枪剑戟，题曰‘辽东之战，所获清国兵器’。噫！彼之光我之耻也！不忍卒视，同程君慨然而返。”

2017年9月，在台北晃荡的笔者来到“国军历史文物馆”前，看到馆前陈列有数件鱼雷、炮弹、大炮等兵器，这些武器都是“二战”胜利后我接收日军之战利品。其中一尊1887年英制五寸阿姆斯脱朗后膛炮身份特别。此系1894年甲午之役为日本所掳获，曾于1906年被献纳于“台湾神社”加以炫耀。“二战”日本投降后，“台湾神社”被拆除，改建圆山饭店，不仅甲午时期被掳掠的大炮物归原主，而且甲午失地宝岛台湾亦得以光复，该炮今天陈设于“国军历史文物馆”馆前，成为沧桑历史之见证。

三

“在日本国里，可以算我们国耻纪念的地方，真是多极了。”除了各处展示甲午“战利品”外，日人还在公园、商区、寺院、神社等处浓墨重彩地绘制甲午“战胜图”。

1902年，在日本考察教育的严修看到大凡日本繁胜之区，无不绘有甲午战图以为点缀，不胜伤感和感慨。他在日记中这样说：“十二重楼其下数重列西洋镜甚多，其中写真之景多半台澎一带山水之胜与官署之形，否则与吾国战争之场也。皆该国人得意之举。熊慕蘧曾言，彼国之教童子也，必先告以日清之战，日之何以胜，清之何以挫，故人人脑筋皆刻入此事，自幼已然。余游览才数处，琴平寺有北清战争图，而浅草园又有之，十二重楼则有照像镜矣。大凡繁胜之区，无不以此为点缀。伤哉，吾国之人其何以为心乎！”

1919年，值“五四”运动，中国举国奋起，一致抗日，大阪神社撤去日清战争绘画以示“亲善”。“六月七日汉口和文日报云：大阪神社向悬有日清战争绘画多种，现均一律撤去，以表亲善之意。噫！此即足为亲善之证欤，吾斯之未能信。”

甚至到“二战”日本彻底战败，屈膝投降后，我们还能看到甲午之战的图绘。1946年，前往东京为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做证的徐节俊，看到东京的废墟中尚保存完好的明治神宫。

唯宏伟瑰丽之明治神宫，巍然矗立，完整无恙。宫内两壁，嵌有纵横丈余之名画八十幅，描写明治一生事业，自出生以至入葬，经历维新时代各项政绩之表现，画笔生动，画法亦随时代而演进。前半部仿我国之渲染，后半部效西洋之油彩，极妍尽态，惟妙惟肖。尤令人触目者为甲午之役，与俄日之战，当日扬威国外之情态，活现纸上，而马关春帆楼一幕，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分庭抗礼，情景逼真。由今观之，徒成历史陈迹，倘与今日战犯当庭审判之影片相对照，当不知作何感想，好战必败，足为鉴戒。

今非昔比，一枕黄粱。

1948年夏，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的唐德刚“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曾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此皆系日人对甲午战争之展示。

四

甲午战败后，台湾被迫割让。“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倭寇正式在台开始统治，台湾倭寇定是日为‘始政纪念日’，同胞则定是日为台湾‘耻政纪念日’，以示不忘国土沦陷之意。”与直至今天我们仍不能忘怀的“国耻地”相比，《马关条约》签订的“四一七”，日人在台“始政”的“六一七”，这两个我向视为“国耻”的“国耻日”今人已觉陌生。这也可以理解，与“时间”相比，“地点”具有更强的历史记忆效果。然而，在彼时，“任何一个台湾同胞，除非丧心病狂者外，是谁都不会忘掉这么一个沉痛的日子的！我们也相信：无数关心台湾革命的祖国同胞，也都不会忘记着这么一个耻辱的日子的！”每逢这两个日子，我们，特别是在祖国从事抗日活动的台胞，常能沉痛纪念，以此来激励鞭策，卧薪尝胆。

1924年6月17日，日人在台湾举行“始政纪念日”典礼，上海台湾青年会干部及其他四十余人，集会于上海务本英文专科学校，反对“始政日”，其理由是：“台湾人受日本藐治，陷为亡国之民，实属最大耻辱，岂能厚颜参加庆祝典礼？印刷‘勿忘此耻’传单数万张，散播各地。”随后又发表警告中国青年学生书，他们称：“然而豺狼成性之下贱日本，终不放弃侵略野心。对诸君之（从事“二十一条”撤销运动）运动，听若罔闻，更进而实行其奸恶手段。彼等外戴中日亲善假面具，内心包藏侵略野望。”

1927年6月17日，台湾革命青年团为“六一七”台湾耻辱纪念日事致中国民众书，呼吁“中国全国的民众，尤其是国民政府更加注意，中国的土地，台湾的问题，更加爱护台湾的民众，援助台湾的革命”。1930年6月13日，台湾民众党公开反对日本市府于6月17日举行“纪念强横民族征服弱小民族”的“始政”纪念祝贺会，并向殖民者递交抗议书。

特别在1941年12月9日中国对日宣战，《马关条约》宣布失效后，这种国耻日纪念运动开展得更为热烈。从1942年到1945年，每逢这两个“国耻日”，国内政界名流与在祖国从事抗日事业的台湾革命同盟会等组织都会组织集会，广播演讲，发表宣言，以纪念国耻。他们或宣传台湾向属中国之事实，或追述甲午战败乙未割台之痛史，或揭露日本殖民统治之残暴，或表彰抗日台民之壮举，或讨论归复台湾之方法，或宣示奋斗到底之决心，或鼓动岛内反抗之意识……要之，所有国耻日纪念最终目的皆在于将台湾从日本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以重回祖国的怀抱。

我们且看台胞向中央政府请缨杀敌的决心。1942年4月17日，在渝台胞为《马关条约》签订47周年纪念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敬电，其中称，“本会谨率全岛健儿，献身党国，效命疆场，挞彼倭寇，光复家邦”。在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致敬电中亦称：“谨率台湾健儿，待命孤岛，伫望鞭策，以事驰驱。”真可谓闻义而徙，义无反顾。

再看他们用以壮大自己、瓦解敌人的抗日宣传工作。唤醒、激发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是抗日宣传的首要任务。1925年4月18日，中国台湾同志会在厦第一次宣言中告诉台湾民众，“我们台湾人并不是日本人。日本人是我们的仇敌，应该排斥，不该亲近。我们台湾人是汉民族，是中国人的同胞。应该相提携，不该相残害”。在抗战胜利的后期，他们号召台湾人民起来攻击日寇。1945年4月17日，谢南光在陪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中说，“一旦同盟国军队在台湾登陆，你们在工厂可以杀日本人，在军队就可以杀日本兵，你们自己推举自己的队长，听其指挥，由敌人后方打起来，将所有敌人都杀光，来替我们祖宗先烈报仇”。

正是长期以来，我们不忘国耻，不懈奋斗，才得以最终光复台湾。

五

然而，这并非“甲午之耻”的全部，中国人还不得不面对甲午战争所造就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轻蔑”心理，以及由此带来的侮辱。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云：“到了甲午中日之战，竟至一败涂地。于是李鸿章奉命亲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加重了一个国耻。二百余年满清上下积累而成的衰风敝习，遂暴露于天下。而日本军阀对中国的蔑视，对亚洲之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当然，马关之后的这种对中国的“蔑视”不只来自军阀，更是来自日本全社会。

甲午之役，可谓是中日两国自开辟以来，中国第一次不得不承认失败的战争。日本借此一战，战胜了千百年来向往、学习，并受惠无穷的“中央上国”，不光割了地，勒了银，通了商，而且心理开始膨胀，头脑产生幻觉，自诩为“文明”之一员，对“愚昧”“野蛮”“落后”的中国一改往昔仰慕、崇拜之态度，极尽轻视、侮辱之能事。因此，对日人来说，甲午战争不光是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心理上的胜利。

于是，对日人来说，戏弄、侮辱、诅骂，甚至殴打中国人就有如家常便饭。1896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次年，身为“弃地遗民”的台湾巨贾李春生受台湾“首督”桦山资纪之邀东游日本，当其在广岛登岸时，“斯时四方近邻，闻风来观宪节者，红男绿女，扶老携幼，络绎如织，道几为塞。其间有一种村童，顽梗殊甚，弃视清国妆者，势如仇雠，凡予等车辆所过，见者佥诅谓唱唱保，译即猪尾奴也。予至是，方叹子舆氏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达道。呜呼！可以人而不知变通从权，自甘固执陋俗，苟且偷安，至于丧师辱国，割地求和，而累数百兆生民同，共玷唱唱保之臭名，不图一思广居、正位、达道诸名义，不亦哀哉？幸而当时得爵宪厚爱，未事已先预饬各属警吏临场照护，吾辈始免投砖掷石之辱”。身受“爵宪厚爱”的“座上宾”李春生也无非是得到此等免予砖石的待遇，可见其时日人上下对中国刻骨之仇视。

至于那些身陷殖民统治的普通台湾人，更是“受尽日本人的歧视、压榨、欺负”。后来很多台湾人投身抗日运动的原因都来自那种被侮辱、被作践的幼年经验。

后来成为台籍首位上将总司令的陈守山说：“日本人常骂台湾人是‘清国奴’（按指满清帝国的奴隶），台湾人忍无可忍，回骂日本人是‘希卡’（译成国语乃四只脚，意指狗或乌龟）。”“有时会发生冲突，明明是日本人的错，但闹到派出所或法院，往往被告的日本人变成原告，倒霉吃亏的总是台湾人。台湾人过的春节，他们也要干预，并要求要像日本人过一样的节日。”他称：“这一连串的童年往事，在我幼小心灵里，已深深烙下被异族统治，受尽欺负凌辱的记忆，永难忘怀。”正是这种歧视和压迫，使得陈守山在17岁时决然撕毁日本护照，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即使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后，中国人已不再蓄发留辫，日本人也不改其“嘴贱”的毛病。曾在日本留学的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称：“日本人仍然用‘豚尾奴’来骂中国人。他们也绝不称呼我国为中华民国或中国，而却称为‘支那’。可见其存心侮辱，不可原谅。”

与陈守山将军立志抗日的原因有些相似的是李友邦将军。李友邦称，他小的时候曾因“失言”被日本人打了一个嘴巴，这件事是他终生从事台湾革命事业的一个“细因”。他说：“某日，因与一个日本儿童互谑，被侮，遂愤然而说：‘如在中国，君我当异于是！’恰被一个日籍教师听见，立刻跑来，不问情由，不分皂白，大巴掌直向我的脸额打来，并命我住嘴，不再多说。”往往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便足以影响一个人的志向和道路选择，当那些普通的日人“嘴贱”骂一个小孩“清国奴”时，蛮横地打一个无辜小孩一巴掌时，他们不会想到，这小孩长大后会成为“革他命”的人。

后来在北京电台工作的台胞吴克泰、叶纪东等人也有类似的童年经验。吴克泰称：“因日本统治的时候，我父亲被日本人抓去过一次，打得很厉害。我去念书时，在学校也受到压迫很厉害，有一次我被日本人打，打了好几个钟头，打得人都快要死了，他们骂我‘清国奴’‘支那的败类’。我想我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去的。那时有个朋友在，朋友的亲戚已经参加抗日，他对我很好。他回来参加抗日战争，是为了要打日本人，我们实在被他们欺侮得太厉害了。”叶纪东称：“咱们被日本欺侮了五十多年，特别那时我中学毕业没多久。在中学时，被日本人打得要夭寿（要命）去。他要打你，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找一些理由来，说你衣服没穿整齐，帽子没戴正，他也打你一下。”

我们还能看到，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的青年鲁迅，也被他的日本同学无端地怀疑是老师将考题泄露给了他。鲁迅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我们还能在日本的博物馆看到中国的陈风陋俗。“其尤可耻者，内设吸烟器具，并仿造妇人赤足。彼虽揭我之短，又不能置辩，不禁痛心疾首，始欲隐忍不言，而又不能已于言也。”“次观外国风俗类，见支那风俗，女子履鞋、鸦片烟具及逃兵各模型，不忍殚述。吁！为彼所形容一至于此，人侮乎？抑自侮也。”虽说这也是事实，但其用心却极坏。俗话说，“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嘛。

对日人上下如此肆意侮辱中国的言行，连自己人都看不下了。宫崎滔天就不无担忧地正告“我日本当局、政治家、教师、商人、房东、下女、扒手和妓女”，“你们旦夕欺侮、讥笑、榨取、剥削、诱惑的‘清国奴’中国留学生，将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今日含垢忍受着你们的侮辱，你们心中没有一点歉焉之情吗？侮辱他们，势将被他们侮辱。相互侮辱，必将以战争终始”。

事实上，果如其所言，凡是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归国以后几乎都成为坚定的“抗日者”，日本以它的“自大”和轻慢，培植出了它的一个个“掘墓人”。而与之相对，那些曾留学欧美的青年回国后，几乎都是其留学所在国的政治、文化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对比鲜明，这恐怕是当年跋扈而忘形的日人所未料到的。

六

多年前，在图书馆，翻到一册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和谈”当年——出版的《五次问答节略》，此之谓是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马关“和谈”时的谈判实录。

伊李五次对谈的大概情形，当年《申报》上发表的《〈问答节略〉书后》一文有所提要，这里抄录如下：

当其第一次会议也，互换全权文凭之后，傅相即令罗观察宣诵停战英文节略，面交伊藤。伊藤略思片刻，答以明日作覆。则停战一节，实为至要之端，唯停战之事，有益于中华者甚大，而又因合理不能即行拒绝，所以踌躇至再，似未能即定。至于应议条款，必由日本开示，此亦占先着、争上游之意也。

第二次会议，备覆停战节略内竟欲占据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其凶狠之意不言可喻，傅相说破反客为主之理，始将停战条款带回商量，限以三日须复，而议和条款尚未揭晓也。伊藤之为人，智虑甚深，亦狡矣哉。

第三次会议，将停战之议暂且搁起，伊藤将覆文反复细看，又以东语解之，延时细想，诚恐中堂议和之意不真，沉思渺虑，郑重非常，而议和条款仍不交出，继又云和款一事，盼望甚殷，愈速愈妙，一若不容中堂之筹度也者。伊藤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此足令人难堪者矣，非中堂之大度包容，曷克有成。

第四次会议，傅相已受伤，其时会议之事已耽延半月有余，深合伊藤观望之意，停战条款因傅相之伤亦已画约，唯日本和约底稿不愿傅相拟改，另备改定条款节略，傅相阅之，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急切万分，狡谋即在其中。傅相刚柔互用，辩论多端，仍属无济于事，其大有关系者竟不可动摇，而且逼迫过甚，期限太促，但可自己迟延，不准他人缓商，仍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之故智耳。

第五次会议，此时傅相已奉旨酌量办理，和议重大，一身任之。傅相唯恐决裂，词愈卑气愈和，伊藤坚韧异常，牢不可破，丝毫不肯稍让，且所议者数端小事，而大纲已定，竟不可移易矣。呜呼！岛国之中大有人在，然易地以观，使伊藤处傅相之位，恐亦不能有所展布也。吾读问答节略，而深知傅相办事之难矣，故亦曰，天下事言之匪艰，行之维艰。

此之谓五次对谈的内容大要。

我们常说“马关和谈”，其实，与其说是“马关和谈”，不如说是“马关胁约”，或者说是“马关受约”。“中国与日本重修旧好，虽有议和之名，而实有求和之据。”在马关这个“菜市场”，日本最后将虚开报价的水分挤掉后，李鸿章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无论他怎样苦口婆心地说理，甚至低声下气哀求，铁面无情的伊藤博文都不为其所动。

在这个“城下之盟”的“和谈”中，伊藤博文所代表的其时“如日中天”的日本表现得既让人震惊，又可笑。令人震惊的是，其勒索之条件竟如此贪婪无度，其威逼之手段竟如此露骨而不加掩饰；令人可笑的是，小人得志、利令智昏的此辈竟如此鼠目寸光、不自量力，以致得意于一时，伏祸于将来。与此同时，李鸿章所代表的其时“老大”中国表现得让人既哀怜，又愤怒。我们哀其为人鱼肉、任人宰割的不幸，怒其萎靡不振、自甘沉沦的不争。

伊李对谈，字里行间，令人刿心怵目！志得意满的伊的虚骄，英雄气短的李的恓惶，从他们在春帆楼上的每一个言辞和每一个神态中扑面而来。凡稍有良知和血性的人，特别是中国人，都不能不为之痛彻肺腑，勃然而起。

从此，笔者就一直怀着有一天能将这个材料印出来的愿望，让大家，特别是中国人，都能读一读，不光要读，而且要在读的过程中细品那现场的每一个言辞、每一个语气和每一个神态。因为这不仅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预示着此后中日关系的性质和走势。

这是编印这一本书的初衷。

本书自“宣战”始，次“媾和”，次“广岛问答”，次“马关问答”，次“书愤”，次“明耻”，以“鉴史”收束，共七部分。应当说，基本上交代清楚了收拾甲午残局的中日和谈的经过，特别是“马关和谈”对我民族造成的精神伤害。既有面的扫描，又有点的聚焦，既重当时的事实，又重事后的影响。本书虽区区20万字左右，然距离首次交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稿时已过了三载时光，其间不时发现新材料，补充修改，反复提交，难以定稿，可谓烦也。今天终可以做一了结，长吁一气。我的两个研究生段晓辉和曹斯滢帮助整理了书中部分内容，为我省却了不少精力。

七

甲午败战、乙未屈和已经过了两个甲子了。放眼望去，今日我国家的政治领导力、经济规模、军事实力、文化魅力、科技创新能力等虽非世界第一，但总算居于世界前列，与往昔为世界普遍轻视侮辱、乃至欺凌宰割的悲惨命运相比，真若霄壤之别。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近代以来，我民族自被“推落谷底”始，艰难上爬，到今天爬到这将要抵达山巅的过程中，不知抛了多少头颅，洒了多少热血，真可谓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今天，我国家所取得的成绩，在世界中所居的地位，是当年遗恨马关的李鸿章父子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当年跋扈马关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辈所不愿意见到的。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从此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国事”如“人事”。“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对一个人来说，要真正做到这点，很难。对一个国家来说，也一样。当我民族朝着复兴之大道阔步向前时，有人祝福，有人羡慕，有人不安，有人忌恨，甚至有人挑衅和破坏，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强身健体，整军经武，为民族复兴大业保驾护航。

“我祖黄帝传百世，一姓四五垓兄弟。族谱历史五千载，大地文明无我逯。全国语文同一致，武功一统垂文治。四裔入贡怀威惠，用我文化服我制，亚洲独尊主人位。”这是为《马关条约》所刺激，而掀起维新变法，后来变法失败又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所写的“爱国歌”。的确，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有着如此信美之江山、如此悠久之历史、如此灿烂之文化，我民族的复兴和崛起亦必将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2018年1月5日夜，陈占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