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记》的编纂及成书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礼学文献的汇编，是春秋末年至秦汉年间孔子的弟子、门人及儒家后学解释、说明、传习经书《仪礼》的汇集，也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把弟子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传”、“记”相类。据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礼记》即对“礼”的解释，据而得名。

至于《礼记》的作者，《汉书·景十三王传》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关于《礼记》的编纂，《隋书·经籍志》以为：“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至唐代仅剩下三十九篇。戴圣于汉宣帝甘露三年 (前51)至汉成帝阳朔四年 (前21)的三十年中，以《记》百三十一篇等文献为依据，编选《礼记》四十九篇，后小戴本专称《礼记》，并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是“三礼”中最具现代价值的一本儒家典籍，不仅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还具有深厚的思想价值、文学价值。清代学者焦循以为“《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近代学者梁启超以为：“礼记之最大价值，在于能供给以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学术思想史之极丰富的资料。盖孔氏之学，在此期间始确立，亦在此期间而渐失其真。其蜕变之迹与其几，读此两戴记八十余篇最能明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