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文化资本积累的境遇

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考上大学，进入大学校园，这对其本人而言是一个大的人生转变。在这之前，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是不同于大学校园的。为了解释类似这种生活情景的转换，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的概念。现代社会并不是浑然一体的，它分化成为众多“各自为政”而又“相互联系”的单元，这就是场域，即“由不同位置之间形成的客观关系网络构成的开放性结构”。场域还是具有界线的社会竞争场，在其中，机构和个体参与各种不同的实践性追求活动，每一个场域里都有自己的制度、传统、规范、仪式和头衔等。经济弱势本科生在进入大学校园前，其所经历的场域主要是家庭和基础教育学校，当然还包括这两个场域之外的其他社会场域。他们在这些场域里开展学习等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最终在不知不觉中为每一个个体累积了文化资本。每一个学生，无论是经济弱势生还是非经济弱势生，他们所经历的原生家庭和基础教育赋予其文化资本的类型和数量都不尽相同。我们可以把本科生进入大学校园前所累积的所有文化资本称为“原生文化资本”。个体进入大学校园前的原生文化资本不尽相同，归类来看，来自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生的文化资本在类型和数量上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同样家庭经济背景非弱势的本科生的原生文化资本也存在诸多共同的重要特征。而这两类原生文化资本之间则形成了某种“区隔(distinction)”，具有众多的显著差异。布迪厄对不同阶层文化资本的差异的研究集中在其著作《区隔：一种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中，他认为，底层大众的文化资本一般的是一种简单的本能享受，往往是粗鄙、庸俗和低下的；相反地，上层人士的文化资本则不是简单本能的满足，而是高雅、崇高和非功利的。一般可以认为，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经济弱势本科生与非经济弱势本科生之间所拥有的原生文化资本的差异。上面讨论的这种区隔主要是在具体文化资本维度，而且具体文化资本也最为重要，它是其他两种形态文化资本的基础，也往往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和积累。具体文化资本的传承主要取决于家庭文化资本，个体积累文化资本的时间长短则取决于家庭经济自由度。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往往处于社会的下层，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在类型和数量上通常都处于劣势，所以他们所拥有的原生文化资本也呈相对劣势。

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弱势本科生原生文化资本的相对劣势会带入到大学场域里来，影响其“自生文化资本”积累，其中的关键不在于客体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可能存在的差异，而更主要是附着在个体身体和精神上的“惯习(Habitus)”。布迪厄用惯习一词指一种身体知识，它体现了“社会空间”与“身体性情”之间的双向辩证作用；惯习把个体和集体的历史内化和具体化为某种性情倾向，它是历史和未来之间的中介，它脱胎于历史，又成为被铸造的结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无意识地养成自己独特的惯习，它是“客观社会机制”与“主观认知图式”之间的中介。如果说经济弱势本科生的原生文化资本积累是一种“前境遇”，则其原生文化资本状况会影响他们在本科教育期间的自生文化资本积累境遇，这种影响正是通过惯习这一隐性存在的“幽灵”而实现的。所以分析经济弱势本科生原生文化资本状况是探究他们在校期间自生文化资本积累境遇的基础。

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自跨入大学校园起，他们的人生发展就实现了转场，进入了一个叫作大学的全新场域。而且进入大学场域后，本科生成人了，与原生家庭的联结也变弱了，表面看其自生文化资本积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更需要重视的是，自生文化资本积累通过惯习的机制还在深受建基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原生文化资本影响，甚至是左右。经济弱势本科生的家庭因为经济贫困，其经济自由度相对缺失，则整个家庭对经济和实际物质利益的考量则会更多。这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的逻辑。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所选择的大学专业经常是更“有用的”。这种强调所选专业的有用性是经济弱势学生及其家庭的一种朴素的意识，更好找工作，更好找即时经济回报高的工作，这些都是其所谓的有用专业的属性，而不是风花雪月式的。这种惯习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专业选择往往就是经济弱势本科生大学期间文化资本积累境遇的开始。这种实用性选择意识和惯习还会影响到其进入大学后课程、教育与社会活动的选择和参与程度。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参与能够带来直接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教育活动，比如技能性教育。我们并没有在否定大学技能性教育的意义，但是根据上文布迪厄的分析理路，这种实用性选择导致的正是他们与非经济弱势学生的趣味区隔，而趣味区隔却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基础。如上是经济弱势本科生文化资本积累的一种重要境遇，但与非经济弱势学生文化资本积累的区隔远不局限于此。譬如，语言中的英语学习，经济弱势本科生因其家庭经济贫困，在基础教育阶段所享有的来自体制内学校教育的以及体制外“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学习资源的数量和优质程度都不及家境宽裕的学生，这往往会导致英语学习中听、说方面的相对劣势。这一点很好理解，如果从小开始教其英语的教师就发音不标准，很难苛求学生讲一口标准的英语，而这种情况往往更多地发生在家庭经济弱势的学生身上。这种经济弱势学生英语学习的相对劣势则会深深地影响他们大学期间的语言能力提升，而且这种语言获得的负面影响同样地会通过经济弱势学生英语学习的不良惯习而实现。在本科生文化资本积累境遇上，布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做过不少的经验研究，他们发现：经济出身越好的学生越可能选择古典课程，也越会选择“他国”题目和地点做研究；在高雅文化领域，出身越好，学生的知识也就越广泛丰富；在没有组织教学的领域，出身越高的学生越擅长。这些观察都呼应了我们的上述分析。

学界有些略显粗线条的概念分类对我们理解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文化资本积累境遇有所帮助。如有论者把大学教育分为“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两类，前者指个体为了满足自己基本的生存需要所接受的教育，后者则是为了获致或者维持某种优势地位所需而接受的教育。教育即文化资本的积累，如此则可观察到，经济弱势本科生所接受的教育更多地偏向生存教育，而非经济弱势生则偏向地位教育，这是一种区隔。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往往是偏向生存性文化资本积累，这也是其基本的境遇。另有学者把文化资本分为“学业资本”和“品味资本”两类，学业文化资本与学问、学识等相关，品味文化资本则与情趣、格调等相关。根据这一路径，则经济弱势本科生的文化资本积累一般是学业强于品味。这一境遇是受经济弱势学生原生文化资本状况及其惯习影响甚至决定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