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家庭经济及其教育影响

国外学者较少使用“家庭经济水平”这一概念，更多的是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family social economic status)或“家庭背景”(family backgrounds)对学生的家庭经济水平进行研究，并且大多数的已有研究，都聚焦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相关性。

(一)家庭经济水平的测量与评估

国内有学者从家庭消费的角度研究可用于测量家庭经济状况的指标，以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为基础，以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作比对，得出家庭经济状况的分类水平。然后用这种方法分别对1989年和1991年的“中国经济、人口和营养健康状况”调查中的居民经济状况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和实际相近，表明用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测量家庭经济水平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李勇、王亚峰等以月收入和住房条件作为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志，将月收入分成三个等级：低(低于500元)、中等(500~1000元)和高(高于1000元)三个等级。居住条件分为四个等级：一室一厅、二室一厅、三室一厅和其他。他们还指出月收入与学生学业成绩不相关，居住条件与学生成绩亦无相关。用相似方法测量家庭经济水平的还有张新劳，他把地方财政局公布的户均月收入作为判断学生家庭经济水平的依据，把学生的家庭经济水平分为比较差(低于1500元)、中等(1500~2000元)和比较好(高于2000元)三类。周蜀溪在其研究中，用住房条件、耐用消费品、食品消费及营养状况、零用钱消费情况、医疗保健和整体家庭经济状况六个方面的满意度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量化，并指出这样的测量方法不仅能测量出经济学意义上的家庭经济状况，还能测量到中学生心理和行为层面上的家庭经济状况。这种测量家庭经济水平的方法后来也被许多研究者接纳并使用。

(二)家庭经济水平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国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发展的研究，早期而典型的有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它对美国3000多所学校的学生和教师进行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的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后裔，如拉丁裔和印第安人，与白人中产阶级相比，缺乏改变和控制自己未来的信心和决心。报告总结认为：“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最能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表现，而学校和教师的特征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科尔曼报告》将家庭因素作为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最主要因素，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教育理念。在这之后，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开始对家庭环境变量与学生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1972年，詹克斯(Jencks)等人研究美国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并指出，与学校因素相比，学生的家庭背景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更能说明学生学业表现的差异。家庭背景解释了50%以上的学习成绩变异量，而学校因素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列文尼(Levine)也在其研究中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社会阶层不同，创造的教育环境也不同。中产阶级家庭会倾向于将房子买在学校附近，或者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念书。差异化的教育和学习环境，使得孩子的智力发展和学习动机也会产生差异。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获得较为优异的学习成绩。1997年，奥斯汀(Astin)基于对2万名学生和2.5万名教职工的调查也发现，良好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对学生的平均绩点(Grade Point Average, GPA)有积极影响。2007年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结果也表明，PISA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PISA Index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ESCS指数)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而且会影响学校的教育质量，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呈现正相关。

虽然学界广泛接受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度，但同样有部分研究指出，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表现之间其实只呈中低度相关。如PISA测试虽然指出ESCS与学生的学业表现有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也指出较低阶层的社会背景与较差的平均学业表现水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图米(Toomey)通过研究指出，在英、美、加等国，家庭环境变量只能解释学业表现的5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解释力很小。怀特(White)对101篇文献的元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职业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解释率不足4%，家庭经济水平对学生学业表现的解释率低于10%，因而总结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表现低相关。

“家庭经济水平”概念，国内研究也作“家庭经济状况”或“家庭经济条件”解释。国内关于家庭经济水平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家庭经济水平的测量和家庭经济水平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

国内关于家庭经济水平对学生发展影响的研究较多，主要关注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经济水平和学生学业成就的关系。周蜀溪研究了中学生学习动机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指出中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家庭经济状况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成功动机与家庭经济状况呈高相关。王殿春和张月秋通过改编周蜀溪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问卷，研究了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发现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其家庭经济状况呈显著正相关，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学生的学习动机越弱；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学生学习动机则越强。

第二，家庭经济水平和学生心理发展的关系。阎秀丽和苑旸等研究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其家庭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指出家庭经济水平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这种影响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特异性。张二玲研究了家庭经济差异性对90后高职大学生的心理影响，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好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的心理压力显著高于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学生。周芳对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杀意念在性别、年级、本专科、家庭类型、是否独生子女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家庭经济收入上有显著差异，大学生中有自杀意念的高危人群分别是家庭经济状况最好和最差的学生。

第三，家庭经济水平和学生人际观、消费观的关系。李昕等通过自编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进行调查，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能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产生较大影响。梁前德通过对武汉地区2662名大学生的消费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与家庭经济状况呈显著相关；大学生在“社会交往消费”上有相同的消费倾向，与此同时，“精神消费”也慢慢进入大学生的视野，但大学生的总体消费情况处于理智状态。

此外，还有少量关于家庭经济水平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如刘浩强和张庆林的研究指出家庭经济水平在多种因素上影响儿童的成长，包括家庭和社区环境的影响，但家庭经济状况对儿童的影响又受儿童本身特征、内部家庭特征和外部支持系统的限制。

二、文化资本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其理论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对世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文化资本的主要研究分为文化资本的基本理论、文化资本的量化、文化资本与个体发展，以及文化资本与社会问题四个方面。

(一)文化资本理论

国内学者萧俊明、周宪、高宣扬、张意和宫留记等详细介绍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并对其中的一些概念进行了诠释。刘小枫和朱国华则分别对文化资本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进行论述，其中，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做了详尽系统介绍的是朱国华的《权力的文化逻辑》。台湾学者邱天助阐述了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及其意义。还有学者将布迪厄对知识分子与资本及利益的思考，引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角色及其变迁的考查中。这些著作为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文化资本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二)文化资本的量化

文化资本理论自兴起后，一直在不断发展，由于这一概念的边界比较模糊，因而难以对其进行量化考察和做出相关实质性的判断，国外学者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

布迪厄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计算家庭文化资本，用同样方法测量文化资本的还有罗宾逊(Robinson)与加尼尔(Garnier)、琼森(Jonsson)。迪马奇奥(Paul DiMaggio)和摩尔(John Mohr)通过文化兴趣、文化活动和文化信息三个维度的数据来进行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蒂奇曼(Teachman)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无法完全代表家庭的文化资本，家庭学习资源才最能体现家庭的文化资本状况，并指出学习资源有助于教育获得的提升。德·格拉夫(De Graaf)则以父母高雅文化参与度(如每月去博物馆、音乐会和艺术馆的次数)和父母的阅读活动测量家庭文化资本。通常研究者对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要么只用父母的文化资本状况作为考量，要么只用子女的文化资本状况进行考量，而苏丽婉(Sullivan)则同时测量了子女的文化资本状况和父母的文化资本状况，具体地说，她用子女参与文化活动的情况、掌握的文化知识和语言能力作为测量子女文化资本状况的依据，以父母的阅读活动、文化活动的参与等作为测量父母文化资本状况的依据。此外，汤尼·贝纳特(Tony Bennett)等将文化活动的参与、文化知识和文化品位等作为衡量文化资本的三大因素，而其中的文化知识与文化品位主要是指艺术方面，而不是社会文化。吉尔伯特(Gerbert Kraaykamp)和科恩·范(Koen Van Eijck)也从三重视角研究文化资本的代际再生产，指出学生的文化资本积累受父母文化资本积累的影响，如学生拥有的文化商品数量(客观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主要受父母文化财产的影响等。之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不断被纳入到教育获得研究中，并有学者研究文化资本与个体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三)文化资本与个体发展

西库雷尔(Cicourel)探讨了文化资本的分配状况，指出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文化资本的分配存在隐形的不平等现象，这种分配中的隐形不平等会造成后代之间的教育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个体未来的人生发展有很大影响。保罗·迪马奇奥和约翰·摩尔(John Mohr)认为性别、婚姻选择、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文化资本等变量可以纳入量化研究分析之中，用来考察文化资本对阶级形成的影响。西斯维克(Chiswick)分析劳动市场中外来移民和本土工人工资之间的差异，他使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进行分析，并得出收入差异源于文化因素的结论。科斯坦萨(Costanza)和戴利(Daly)将文化资本视作人力资本不可或缺的部分，探讨了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技能知识和经验积累等对劳动能力与报酬的影响。特雷尔·斯特雷霍恩(Terrell L.Strayhorn)研究了社会和文化两种资本对不同种族学生学业成就表现的作用，发现非洲裔和拉丁裔的男性在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并指出大学期间是积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最佳阶段。

(四)文化资本与社会问题

文化资本理论同样是分析中国社会现象(包括宏观教育问题)的工具。陆学艺、许欣欣用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了教育对个体社会地位变化的重大影响，指出了学历与文凭在社会流动中的重要作用。杨东平调查教育水平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运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方法，揭示了当前中国的教育形势和困境。强晓华和查晓虎、刘芳、陆慧等研究了文化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积极影响，以及大学生就业选择与文化资本状况之间的关系，将文化资本概念引入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研究中，探究了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并为改善大学生文化资本积累提出了建议。周小李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审视了女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指出女大学生就业难难在其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的双重弱势。文化资本弱势的原因在于女大学生在专业区隔与文凭等级中的不利处境，符号资本弱势则是男女两性符号系统权力作用的结果，资本弱势源自社会结构合谋。从而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需要社会的结构性调整与变革。此外，孙海波、刘佳等关注大学生考证热现象，从文化资本积累与转换视域探析大学生考证热，指出当前大学生考证热是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之一，而这种途径是试图通过教育投资来提升自身文化资本的博弈，它能够在就业过程中将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影响下，研究者对一些现实针对性较强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大大推动了文化资本理论与实际社会问题相结合研究的发展。

三、家庭经济对学生文化资本的影响

家庭经济水平对学生文化资本影响的研究文献并不丰富。国外学者库里克(Couric)运用元分析的统计方法进行研究，分析物质环境的改变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使用电子计算机可以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当学生利用计算机作为基础教学时，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整体上呈上升趋势。锡温河的研究也指出教育环境的改善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点：第一，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大学，技术丰富的教育环境，对学生学习有益；第二，学生的学业成绩尤其是主要科目的成绩，会因为技术丰富的教育环境，而有明显提升；第三，计算机在学习过程中的使用，会帮助学生改善对学习的态度并且重新认识自我。此外，美国全国教育进步评估(NAPE)的研究数据显示，家庭拥有辞典、书本和报纸等阅读材料的数量，会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家中有较多阅读材料的学生，平均阅读熟练水平会优于家中阅读材料少的学生。

国内学者意识到家庭经济水平的差异会带来本科生成长方面的差异，因而将本科生按照家庭背景人为划分成了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和家庭经济非弱势本科生，并对改善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在大学场域内的境况做出了研究。程新奎中将贫困大学生作为经济弱势群体，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大学生群体内部差异，揭示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根源，指出经济资本影响学生的学业资本，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则会影响学生的社会资本。秦惠明、李娜指出，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其弱势地位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本而不是经济资本，兼为权力场和学术场的大学场域，双重属性决定了它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主流文化，而农村背景的大学生，因为在大学场域中的文化劣势地位，会产生复杂的场内位置感，更有甚者，会怀疑场内竞争标准的公平性。所以建议大学管理者应当承担引导校园文化建设的任务，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大学场域，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帮扶，也要重视非经济帮扶，从城市文化走向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并意识到教育公平不仅指数量上的分配公平，更关切互动中的关系公平。此外，在家庭背景与文化资本关系方面，查婧在其研究中指出，文化资本是累积性和传承性的，与其他类型的资本能够相互转化，而家庭中各种类型的资本会影响文化资本的获得和继承。

综上可知，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家庭环境中人文社会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如父母职业、文化程度、家庭社会地位等，而对家庭环境中的纯物质因素家庭经济水平与学生发展的影响关涉不多；研究者对家庭经济水平与学生成长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学习成就方面，而对于家庭经济水平影响学生其他方面发展的研究尚显不足；国内外学者关注点更多集中于家庭环境对中小学生、高中生发展的影响，而对家庭环境与本科生成长之间关系的关注度不够。基于以上，本研究结合社会学的概念，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家庭经济水平对本科生文化资本的影响，并为家庭经济弱势本科生的成长补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