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生成机制

“不同的价值选择也会影响政治决策，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政策。”文献综述中，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研究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情况说明，当前的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研究的主要范式仍然以理性选择模式为主，这种研究范式以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强调了思维中效益最大化的物化方面，从而使决策人“非人化”，忽略了决策人作为人的影响因素。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对外援助政策分歧的实质，或者说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所包含的真正本质上的中国特性，不是表象上具体的特征表现，而是蕴含在观念层次上的特征，这也是近期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我们是谁”引发广泛关注的实质原因所在。对这个方面，可以从外交决策的“认知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得到解释。

认知理论认为，权利和利益等概念“从本质上讲是被认知的，权力和利益都是从个人对于这些概念的信仰中产生的”。“在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条件和实践的实际情况（行为环境），而是决策者如何想象它们（心理环境）。”雷茨（Nathan Leites）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研究》就是通过结合苏联领导人个性和文化背景因素，归纳决策人对政治目标、政策规则和政治手段的认识，进而理解政策。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L.George）把决策人的政治信仰系统称为行为法则。他认为政治信仰系统由哲学信仰和工具信仰组成，哲学信仰决定工具信仰。这个哲学信仰其实就是本书中的价值观，而工具信仰就是本书中的工具观，二者与具体政策问题的结合产生利益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价值观和工具观决定利益观。在逻辑上，认知理论基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刺激反应模式”，认为在政策的信息输入和政策输出之间有一个对信息定义、排序的处理过程。在这个信息处理过程中，决策人主要依靠“认知系统”作为分析路径，而这个“认知系统”来自由哲学信仰和工具信仰等观念形成的行为准则、认知图和意向等（见图3.5）。

图3.5 对外政策认知理论逻辑图

正如韦伯所说，观念在政策中起“扳道工”的作用。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观念是行为表现的深层结构，规定并制约外在的行为表现和模式。这些观念已经内化为人的逻辑思维模式，“嵌入”人的行为模式中，起“路线图”的作用。观念影响政策有三种路径：原则化或因果性的路线图、在不单一均衡的时候影响战略和嵌入制度当中。“竞争性合作均衡之间的分布性不对称越小，参与者实力源泉的差异越小，观念因素就越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实力上升后的今天，差异性受到批评和指责日深的原因。简单来讲，建构主义的逻辑就是观念——体系文化决定国家身份、利益，国家身份、利益决定国家行为。其用公式可以表示为图3.6。

图3.6 建构主义理论公式表达图

图3.6中，Sc表示体系文化；Ui表示国家身份和利益；Ub表示国家行为。更准确完整地表示这个逻辑过程就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共有观念”，这种“共有观念”形成集体层次上的“体系结构”，而这种“体系结构”建构了“身份”，“身份”规定了“利益”，“利益”决定了具体的行为（政策），见图3.7。

图3.7 建构主义理论逻辑关系图

同时，各种共有观念的集合形成文化，人是通过文化进行思维的，文化之所以影响行为在于它体现了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存最深层次的需要。也就是说，“人类总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模式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不同的文化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中国在丝毫未受欧洲影响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发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而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美国学者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指出：“观念以下述方式影响政策：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或因果性的信念为行为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或目的—手段关系更加清晰。”因此，要理解政策取向的核心解释因素——“价值观”“利益观”“工具观”是怎样形成的，就要从文化特征的形成过程和机制研究，这就又引出对政策特征生成机制解释的“文化”这个要素。

图3.8 解释要素之间的关系图

于是，从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要素——政策的指导思想、目标和手段出发，将其与政策特征的核心影响因素——观念相结合，政策取向的现象表现就上升到观念层次，形成价值观、利益观和工具观这三个核心解释变量，而这些观念说到底又来自受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影响的“文化”构建，这样又引出了政策取向形成的解释因素“文化”。到这里“价值观”“利益观”“工具观”和“文化”就形成本文的四个解释变量，其中文化是服务于前三个解释变量的，属于次一级层次，也就是说，价值观、利益观、工具观是解释政策取向内容的，文化是解释这三个变量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