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于理论研究的总结

（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历程

尽管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正式转变为SNA体系，但学术界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从80年代初就已展开，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工作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根据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特点和研究内容的不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历程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

1. 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

该阶段，学术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可以用“讨论”与“吸收”概括。讨论指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否应该取消MPS体系，是否采纳SNA体系，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大讨论。这次讨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服务业发展日新月异，对外政治经济交往日趋频繁。在MPS体系下，核算结果既无法全面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貌，也无法满足对外交往中国际比较的需要。现实情况迫使中国统计人不得不认真考虑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未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站在重新选择的历史节点上。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大讨论的背后含义则是对生产范围的不同认识和界定，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参与其中，如于光远、孙冶方等。认为我国应该采用SNA体系的学者表示“一切能够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都应该计算产值”，而支持我国选择MPS体系的学者则认为，“‘精神生产’劳动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而且是物质财富的消费者”（孙冶方，1981），因此，科研、教育、文化、医疗、文学艺术等非生产性服务不应该算作生产活动。尽管存在巨大争议，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是做出逐步取消MPS体系、采纳SNA体系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标准的正确选择。事实证明，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选择的大讨论有力推动了中国由MPS体系向SNA体系进行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中国统计学界理论研究促进实践发展的典型代表。需要指出的是，这次讨论并不是充分而彻底的，仍然留有“尾巴”：讨论并没有将国防和非法生产划到生产范围内。

吸收指对SNA体系文本的吸收。闵庆全、岳巍、李运宽、钱伯海等对我国学术界认识、吸收SNA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但对SNA体系进行翻译，如闵庆全、崔书香、肖家魁翻译了SNA体系（1968），正式将SNA体系介绍到中国；还撰写了对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论述的研究专著，如闵庆全的《国民经济核算综论》（1989），岳巍的《国民经济核算若干理论问题》（1988），钱伯海、杨缅昆、林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通论》（1992），蒋萍的《社会核算方法》（1992），邱东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结构研究》（1990）等都是早期对SNA体系研究的重要论著。

2. 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随着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与SNA（1993）的发布，学术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不断深入，同时注重结合中国实际。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实际上是两种力量——“MPS不能取消”与“SNA必须引进”制衡的结果。这一阶段大家也在反思MPS+SNA模式的利弊。MPS+SNA模式意在说明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该体现“中国特色”，但是，“可比性”是统计的灵魂，不可比的所谓特色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该认识的逐渐普及为中国2002版本核算体系的出台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核算研究可以用“整体”与“实践”概括。

整体指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主要关注SNA体系和整体框架，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对SNA整体内容的介绍。SNA（1993）的发布使中国学术界对SNA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关于SNA主体体系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主要以专著形式，如张塞的《新国民经济核算全书》（1993）、钱伯海的《新国民经济核算原理》（1994）、李宝瑜的《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1994）、贺铿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1995）、钱伯海的《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原理》（1995）等都是对SNA整体框架和整体内容研究的代表成果。

实践指对SNA体系的研究结合中国的实践。《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虽然采用SNA体系的核算原则、方法等，但是与SNA体系还存在较大不同，因此，对两者之间差别的研究以及对中国特色核算体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如许宪春对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1993年SNA的差别做了详细的论述，并出版专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1998）。刘长新、钱伯海、龙华、徐向新等学者也分别就中国核算的实践发展和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3. 21世纪初到现在

进入21世纪，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全面转向SNA体系，与国际标准正式接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21世纪初到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可以用“前沿”概括。

前沿指国内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不断地与国际前沿研究领域靠近，捕捉国际前沿研究领域，并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到环境、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内核算到国际比较，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成果数量也显著增多。在GDP核算（许宪春、彭志龙、杨缅昆）、金融核算（曾五一、曹小燕）、绿色GDP核算（张颖、戴亦一、王德发）、环境核算（李金华、高敏雪）、住户核算（李金华、林玉伦）、非市场服务核算（蒋萍、高艳云）、未观测经济核算（蒋萍、刘丹丹）、投入产出核算（陈锡康、齐舒畅、李善同）、无偿服务核算（曾五一）等领域都有众多成果产生。SNA（2008）的发布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围绕SNA（2008）的变化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对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时间段的划分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践发展历程基本吻合，体现了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相互融合的特点。

（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主要研究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领域大体可以分为以下3个部分。

1．对SNA文本的理论研究

对SNA文本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对SNA的翻译、解读，SNA各版本的修订变化研究，SNA与其他核算标准的比较研究，如表2-1所示。

（1）对SNA的翻译、解读。学术界对SNA的翻译、解读时间较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闵庆全等、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高敏雪等分别翻译了SNA（1968）、SNA（1993）、SNA（2008）。此外，闵庆全、钱伯海、袁寿庄等还较早出版了对SNA的解读性著作。对SNA各版本的翻译和早期的介绍性专著对中国学者更好地研究SNA产生了重要影响。

（2）SNA各版本的修订变化研究。SNA（1968）到SNA（1993）、再到SNA（2008），每一次版本的更新都带来很大改变，中国学者对于SNA各版本的修订变化进行了广泛关注。例如，李晓超（1990）、许宪春（1993）、杨仲山（2008）等对SNA（1968）到SNA（1993）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研究，研究认为，与SNA（1968）相比，SNA（1993）变化较大，包括“调整了基本账户结构和建立了新的平衡项，修改了若干概念和采用了新的概念，调整了一些分类和具体处理方法”（龙华、许宪春，1993）。高敏雪（2009）、刘伟（2010）、陈梦根（2011）等对SNA（1993）到SNA（2008）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他们从更为细致的角度研究了SNA（2008）的新变化，如非金融资产的修订、金融核算的变化等。

（3）SNA与其他核算标准的比较研究。SNA与其他核算标准的比较研究是关于SNA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整体比较研究，如褚可邑（1996）对SNA与MPS进行了比较分析，葛守中（2004）对SNA、GFS与MFS进行了比较研究，杨凤娟（2010）对SNA和MFS进行了比较研究；二是对SNA与其他核算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如张启江（1987）对投入产出模型在SNA与MPS中的区别进行研究，费世平（2011）对SNA与CGMFS中的金融部门分类进行了研究等。

需要强调的是，对SNA文本的消化和吸收始终贯穿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历程中，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也始终围绕着SNA进行，这是因为SNA凝聚了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议题，同时也充分体现了SNA作为纲领性的重要文本在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研究（见表2-2）

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2个部分。

（1）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SNA的联系、区别。学术界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一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SNA的区别，例如，许宪春（1994）于《统计研究》发表系列文章《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1993年SNA的若干区别》，对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SNA（1993）在基本概念和术语的区别、基本分类的区别、基本核算内容的区别及基本账户结构的区别等4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述，许宪春（2001）还对我国GDP核算与现行SNA的GDP核算之间的若干差异进行了阐述。二是SNA新版本的发布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吴涧生（1998），闵庆全、许宪春（1997）等都对SNA（1993）的发布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李金华（2011）对SNA（2008）对中国住户核算理论的启示进行了研究，韩丹（2012）、魏媛媛（2012）、陈杰（2012）分别就SNA（2008）机构部门分类的修订、关于研发与资产分类的变化以及按经济所有权原则记录国际贸易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进行分析。

（2）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与改革。许宪春（2008）、李强（1998）等都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从MPS到SNA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对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分别就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投入产出核算、机构部门账户核算等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刘长新、许宪春、高敏雪分别出版专著《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8）、《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1999）、《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中国实践》（2007），就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与发展阐述各自观点。

针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以SNA（2008）的发布为契机，蒋萍教授申报的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和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获得立项。该项目是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第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组立足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追踪国际核算最新标准，汇聚了东北财经大学、国家统计局、江西财经大学的众多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专家，理论与实践结合，旨在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目前，课题组成员针对SNA（2008）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已发表系列文章，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3．具体核算领域的理论研究

除了对SNA文本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整体研究外，中国学者还对很多具体的核算领域进行了研究。如果说对SNA文本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侧重整体框架和宏观角度，那么对具体核算领域的理论研究则从更加细致的角度进行，注重技术层面的研究，这些领域既包括GDP核算、投入产出核算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的内容，也包括未观测经济核算、非市场产出、卫星账户等前沿核算领域，既有针对中国核算实践的改进，又有前沿理论创新。GDP核算研究及代表性成果如表2-3所示。

（1）GDP核算。GDP核算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研究热点，这与GDP作为SNA核心指标的重要性、在经济政策制定上的不可替代性、公众的广泛关注性以及我国GDP核算实践存在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对GDP核算研究主要从季度GDP核算、不变价GDP核算、地区GDP核算、行业增加值核算等角度进行。对季度GDP核算，郑学工、董森（2012）对世界主要国家季度GDP核算方法进行了研究；赵进文、薛燕（2009）借鉴Chou-Lin方法对我国季度GDP进行了分产业的估算；徐强（2003）对季度GDP与年度GDP衔接方法进行了研究。对不变价GDP核算，焦俊会、魏涛远（2003）对进出口对不变价GDP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在不变价GDP核算中存在国际比较问题、不变价GDP时间序列存在不可比因素、替代指数过多损害不变价GDP的准确性、价格指数编制自身存在一定问题等，并提出从进一步完善价格指数编制等方面改进不变价GDP核算；朱之鑫、许宪春（2012）出版专著《中国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研究》，对我国不变价GDP核算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地区GDP核算，向书坚、柴士改（2011）对地区与国家GDP核算总量数据衔接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彭志龙（2009）对国外地区GDP核算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针对地区GDP总和高于全国GDP的现状，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9）认为，重复计算、基础资料不同、外部环境影响是3个主要原因。对行业增加值核算，服务业增加值核算是研究重点，岳希明、张曙光认为“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地低估了，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存在着偏差”（岳希明、张曙光，2002）；文兼武（2009）等研究了OECD20个发达国家测算服务业年度不变价增加值的具体方法。

（2）投入产出核算。与其他核算领域相比，投入产出核算在中国的实践和研究起步较早，山西省1979年即编制出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核算及代表性成果如表2-4所示。钟契夫编写的《投入产出分析》（1987年、1993年）成为我国投入产出研究的经典著作，蒋萍教授的《人口投入产出及应用分析》（1992年）是我国早期将投入产出技术应用到其他领域的代表性成果。陈锡康的投入占用产出技术和刘起运的对称型投入产出模型及两阶段投入产出模型是我国学者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上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此外，投入产出技术还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如能源、环境、人口、教育、对外经贸等。当前，中国投入产出核算在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显著，特别是供给表和使用表在协调3种方法GDP的一致性、细化GDP的生产和使用、改善季度GDP核算、完善价格指数编制、改进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均没有得到体现，这也为投入产出核算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3）价格指数。价格指数是不变价核算的基础，对价格指数的研究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热点，其中，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由于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和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而受到格外关注。价格指数研究及代表性成果如表2-5所示。徐强（2009）对CPI的测度目标、概念框架、消费范围、地理范围、基本价格指数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高艳云（2009）对中国CPI的编制及公布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了存在的差距；刘敏（2005）、桂文林（2011）分别对PPI和CPI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徐齐渊（2012）则对人民币汇率对CPI的传递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对CPI的传递效应是显著的”（徐齐渊，2012）。除了CPI外，各行业的价格指数编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如王晓红（2003）、李国柱（2003）、徐国祥（2009）等分别对我国交通运输业、房地产、金属期货等价格指数编制进行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中关于价格指数的立项数量明显多于其他研究主题，充分说明了价格指数在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的重要性，研究内容包括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房地产特征价格指数、特征价格理论等众多方面。

（4）非市场服务核算。非市场服务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国内研究以蒋萍教授领衔展开，其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2001）、出版的专著（2005）、发表的学术论文（2001、2003）对于非市场服务核算进行了深入研究，对非市场服务生产、非市场服务交易以及非市场服务产出及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如表2-6所示。此外，罗良清（2003）、金钰（2003）、高艳云（2001）等也对教育、卫生等的产出核算进行了相关研究。

（5）未观测经济核算。未观测经济对经济总量的测算影响较大，也是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重要方面。未观测经济核算研究及代表性成果如表2-7所示。目前研究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未观测经济理论研究，包括概念框架、测算思路、测算方法等。例如，蒋萍（2006）、徐蔼婷（2009）分别出版专著对未观测经济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李金华（2009）提出用直接测度法进行未观测经济活动核算；李朝洪、程黎黎则认为“货币作为流通于经济体制之外的血液，是研究未观测经济的一种很好的工具”（李朝洪、程黎黎，2008）。二是对未观测经济的测算。田光宁、李建军对中国1982—2006年未观测经济的规模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未观测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介于10%～49%，未观测经济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田光宁、李建军，2008）；林玉伦（2010）采用货币需求模型对我国未观测经济进行了核算，认为未观测经济占国民经济规模达到12.7%；王周成（2010）对广东省未观测经济进行了测算。

（6）环境核算。环境核算并不属于国民经济核算中心框架的内容，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环境核算已成为国内外核算研究的重点。环境核算研究及代表性成果如表2-8所示。早期的研究主要对环境核算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例如，李金华（2003）对中国环境核算体系的目标、范围、理论依据、框架和核算工具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吴优、曹克瑜（1998）对环境核算的内容与方法以及我国开展环境核算的思路与设想进行了分析。目前，关于环境核算的研究主要从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角度进行。例如，高颖、雷明（2007）在传统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引入资源、环境账户，构建了一个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的综合性核算框架；李金华（2009）按照SEEA的构架对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范式进行了设计与阐释。此外，绿色GDP核算也是环境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书坚（2004）、王永瑜（2010）等对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框架、核算方法及应用进行了具体研究。

（7）金融核算。随着各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以及SNA各版本对金融核算的逐渐重视，金融核算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金融核算研究及代表性成果如表2-9所示。国内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对金融核算理论的整体研究。例如，杨缅坤（1993）、杨灿（1995、1999）等对我国金融核算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金融产出的定性、金融产出的计算及验证等进行了系统阐述。二是对金融核算中的具体议题进行研究。例如，邱雅、曾五一（2001）对商业保险（如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产出核算、服务份额计算以及保险活动账户记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杨灿、曹小燕（2009）对非寿险产出的测算、非人寿再保险如何处理以及非寿险不变价产出如何测算等进行了分析；蒋萍、贾小爱对FISIM核算方法的演进与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FISIM的进出口核算与国际贸易的一致性、FISIM的物量核算、参考利率的确定等议题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蒋萍和贾小爱，2012）。此外，陈梦根（2011）对SNA（2008）中关于金融核算的变化及尚存议题进行了分析。随着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考虑到我国金融核算存在的诸多问题，金融核算将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8）卫星账户。卫星账户是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内容，它将某一行业或领域视为一个整体，是SNA灵活性的重要体现，SNA（2008）对卫星账户进行了扩展和补充。国内对卫星账户的研究及代表性成果如表2-10所示。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卫星账户。例如，康蓉（2009）对联合国于2000年和2008年发布的两个版本的《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进行了详细对比，郭丽（2008）对我国编制旅游卫星账户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变传统的旅游统计方法，建立全新的旅游核算体系；注意进行旅游资本形成总额核算，建立旅游公共消费核算账户，并且定期对旅游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以SNA为中心框架，旅游卫星账户作为SNA的有力补充”等编制对策。此外，韩中（2011）、刘丹丹（2007）对住户部门卫星账户的构建进行了系统阐述；张若（2010）对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构建进行了研究。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卫星账户的研究和应用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卫星账户的编制范围有待扩展，这也为今后的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9）其他。除了上述几大研究领域外，在资金流量、资产负债、无偿服务、国际比较、福利核算等众多领域，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可以说，我国学者在国民经济核算领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核算整体框架的研究和中心内容的研究，当前研究已经触及核算领域的许多前沿问题和难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结合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实践发展。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建立之初，高校系统和统计系统就一直进行密切的交流，形成了理论研究促进实践工作进步，实践工作引导理论研究创新，实践工作与学术研究共同发展的良好状态。

1．理论研究促进实践工作的发展

理论研究促进实践工作的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理论研究为实践发展献计。例如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之初，钱伯海教授被国家统计局任命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总体规划组组长，为我国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如，在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和200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制定过程中，国家统计局先后召开多次研讨会，征求学术界对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意见，其中许多建议被采纳，将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二，理论研究直接为实践发展服务，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根据实践需要委托高校学者就指定核算研究项目进行研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受国家统计局委托就“2008SNA与1993SNA比较及其在我国适用性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并承担了SNA（2008）和《OECD服务业生产指数编制手册》等国外著作的翻译工作；东北财经大学受国家统计局的委托承担了《未观测经济测算手册》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高校系统承担了国家统计局和各地方统计局数量众多的统计培训任务，为提高基层统计人员专业素质做出了贡献。

2．实践工作引领理论创新

第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工作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研究课题。在各类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中，有相当数量的课题是对中国核算实践的研究。第二，为了解决统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鼓励理论研究为实践工作服务，国家统计局自2004年开始设立全国统计科学计划项目申报和评审机制。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届课题指南中，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工作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得到重点关注，如GDP统一核算问题、服务业统计、居民收入统计、资产负债核算、住户调查、普查数据与常规统计数据的衔接问题等。同时，许多关于中国核算实践的研究课题得以立项，研究主题广泛，如资本存量核算、R&D核算、绿色GDP、公共部门核算、收入分配统计核算等。

3．统计系统与高校系统的合作研究

统计系统人员与高校系统人员有各自优势，前者对中国实践情况较为熟悉，后者对核算理论了解深入，两者的合作对核算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进步都有积极作用。例如，蒋萍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改革和完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课题组采用统计系统与高校系统结合的方式，分工明确、成果显著。

（四）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特色及未来研究展望

从理论研究到结合中国实践，从对SNA整体框架的研究到对前沿领域的研究，从吸收国际研究成果到进行理论创新，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1．研究特色

（1）形成了特色研究团队。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在几十年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若干研究团队，如东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它们始终坚守在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前沿的阵地，立足自身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特色研究团队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中坚力量，推动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不断进步。

（2）立足高水平学术刊物《统计研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立足于我国统计界最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统计研究》。自1984年创刊到2012年年底，《统计研究》共刊发论文4009篇，其中，国民经济核算主题的文章共计415篇，占全部文章数目的比例为10.35%。《统计研究》几乎每一期均刊登国民经济核算主题的论文，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大多在《统计研究》上得到体现。

（3）始终是我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首先，国民经济核算每年都有许多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得到立项，许多研究著作得以出版；第二，在中国统计界的各类学术会议上（中青年统计科讨会、中国统计科讨会、中国统计学年会等），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会议论文和大会主题报告始终是各学术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成果较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真正属于中国学者的原创性成果较少，中国学者在国际核算研究领域很少有影响较大的成果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追赶国际前沿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其次，必要的国际交流较少，对于国际核算研究的最新动态缺乏了解和参与。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在核算研究领域缺少畅通的交流渠道，无法直接参与到国际核算研究最前沿领域中，这也是制约中国核算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2．未来研究展望

展望未来，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侧重。

（1）扩大研究队伍。结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2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人员的数量逐渐减少，特别是部分高校从事核算研究的学者数量明显少于以往。目前对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以老一辈学者为主，而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青年学者数量下降明显。研究队伍规模的减小不利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发展和理论进步。今后应该将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队伍的扩大放到重要位置，加强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宣传，不断吸引年轻学者参与。

（2）立足中国实际，追踪国际前沿。当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与中国统计基础薄弱有关。未来的核算研究应该立足中国实际，侧重对中国核算实践具体问题的研究（如GDP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等），把完善中国的核算体系作为首先研究目标，为改进中国核算体系提供理论支持。此外，要不断追踪国际前沿，在理论研究方面缩小与国际前沿的差距，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3）加强对卫星账户的研究。国民经济核算中心框架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能够进行较好的核算，其特点是侧重宏观角度，但是对特定领域的核算有所欠缺。对特定领域编制独立的卫星账户可以更好地对该产业的整体状况进行研究，国内外目前正在研究和应用的卫星账户包括环境卫星账户、旅游卫星账户、卫生卫星账户、R&D卫星账户等。当前，卫星账户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空间。SNA（2008）对卫星账户也进行了扩展、说明，卫星账户作为核算中心框架的必要补充应该得到我们更广泛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