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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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敌人何以产生

人类何时开始出现“敌人”和“友人”的分别,并开始产生敌友之间的分别意识?这样的提问或许太过笼统以至于根本无法回答。但提出这一问题之所以仍有意义,在于某种形式的历史回溯多少可以提醒我们,作为生命同类,人类其实并不一定同道,关于我们自身生命本性的认同也并不能确保我们的意识相同、行为一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一书中,通过考察人类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早期社会演进,揭示了人类从氏族到胞族再到部落,继而从部落进至部落联盟(民族的雏形)的组织体系发育中政治观念的产生。他尤其关注和分析了人类家族制度——从血缘婚姻家族→伙伴婚姻家族→偶婚制家族→父权制家族→专偶制家族——的历史演变对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原初影响。因为,生命绵延的血缘关联和亲缘关系(affinities)大概是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在亲缘关系中,人类群体尚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敌友关系,最差也只会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差异或者隔膜。人类考古学和史学的研究都充分表明,敌人的最初出现与家族及其分化关系不大,与氏族和民族(摩尔根意义上的“氏族联盟”)的群体分化和利益竞争密切相关。随着氏族、民族的分化而产生的利益争夺或战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敌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冷兵器、军事(武士、军队和战争)和政治组织亦即国家。对于利益的争夺才是产生敌人与敌友关系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因为有了敌人,才有了政治。或者反过来说,政治的诞生,见证了敌人的产生和存在。在政治与敌人之间,有一种可以互换的建构与被建构的关联。用左高山的话说,“敌人”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敌人是被建构出来的。

可是,被建构出来的“敌人”并非是被雕刻出来的雕像,一经雕成便难以改变。《敌人论》作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所关心的不只是作为真实的敌人存在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而且还要且更重要的是要追问被建构出来的敌人是如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敌人”观念的。凭借耐心仔细的词源学梳理,作者发现,尽管原始意义上的“他者”“异己者”“敌手”“对抗者”等含义并未完全消失,但在历史的演化中,一些原有的意义从“敌人”概念中渐渐隐退或者流失,一些新的意味则在不知不觉的时间流动中被添加进来,还有一些概念意义本身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问题的关键当然不是这些词源意义的变化本身,因为无论“敌人”的概念变或者不变,真实的敌人就在那里。问题的意义在于:为什么被建构起来的“敌人”总在变化之中?左高山说,国家需要敌人来确认其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或许我们还可以说,敌人更需要国家来确认其政治含义和政治界限。问题是,有国家内部的敌人也有国家外部的或者国际的敌人;还有不同政治党派、不同政治组织之间的敌人;甚至因为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战争,使得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朋友;最糟糕的是,谁也无法担保今天的朋友不会变成明天的敌人!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蒋介石与汪精卫,或者,抗战期间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与抗战后的毛泽东和蒋介石;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与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与美国;最后也是最为复杂难解的,是所谓“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一著名外交论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谁能告诉我们,敌人与朋友为什么会如此变幻不定?究竟哪一个敌人更真实?敌人的这种变动不居是否意味着“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勋爵式的政治论断,已然成为千真万确的政治真理?最终可以哲学地追问一句: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所谓“政治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