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讼
一、讼的含义
“讼”，最早出现在《易·讼》中，是一个较之“狱”更具本原性的概念。此后在古汉语中，演变成一个与狱相对应的概念。汉儒郑玄讲：“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40]宋儒程颐讲：“讼者，求辨其是非也”。明儒邱浚讲：“刑狱之原皆起于争讼。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苟非听讼者中而听不偏，正而断合理，则以是为非，以曲作直者有矣，民心是以不平，初则相争，次则相斗，终则至于相杀，而祸乱之作由此始也”；[41]又讲：“方言于公者，讼也，因而守之者，狱也。盖争而不已，必至于讼，讼而不已，必至于狱。”[42]后世虽有狱、讼的学术观念的区分，但并无制度上的区别。因此，在清代苗疆理讼的命题中，并不区分狱、讼。
二、清代苗疆的主要讼争类型
（一）土司之争
土司常常因管辖土地范围和世袭官位发生讼争。明人王士性就讲，西南诸省“土官争界、争袭，无日不寻干戈，边人无故死于锋镝者，何可以数计也”。[43]明人徐霞客也讲：“独山土官，昔为蒙诏，四年前观灯，为其子所弑，母趋救，亦弑之。乃托言杀一头目，误伤其父，竟无问者，今现为土官，可恨也。”[44]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也讲，土司“世其土即世其民，蝉联而蔓衍，争夺而战攻，苗蛮之患，率酿于土司，自昔然也”。[45]
部分土司不接受流官的管辖，擅杀自决。明人王士性又讲“云贵土官各随流官行礼，禀受法令，独左、右江土州府县不谒上司，惟以官文往来，故桀骜难治。其土目有罪，径自行杀戮”。[46]
（二）苗人族群之争
苗人族群之间也常常为争夺土地等自然资源或复仇发生讼争。明景泰初年，湖北松滋举人胡宗政，任黎平府经历，“机警有方略，广西苗人与西山洞瑶相仇杀，当事者、属吏抚之不听，宗政入洞中，为析曲直，瑶苗并服，事乃息”。[47]又如，清朝下江厅有一个名叫“九千里”的地方，山箐阻深，生苗据为巢窟。乾隆五十年后，始有人梯山伐木。嘉庆初，黔楚军兴，镇筸、铜仁红苗窜入，诡为生苗佃种土地。红苗故黠，而生苗愚之不觉。后乃稍稍侵占，又阴埋碑土中，绐生苗共发之，即指之为先世遗业。生苗无以解，于是生苗老果等悉其众以逐红苗，势汹汹。有司乃往谕，谴红苗归故土，而罪生苗之杀红苗者，苗众乃解散。盖道光三年事也。[48]
（三）苗人婚姻之争
苗人有“还娘头”的婚俗，姑姑之女必嫁舅舅之子，否则必须给舅舅家经济补偿。此陋俗常常引起婚姻纠纷。康熙年间思州知府蒋琛在《请革苗俗酬婚积弊详文》讲：“到思郡任后，检查旧案，凡民间争田雀角者十止一二，而苗人姑舅抢婚之案十有八九。”[49]
（四）土地权属之争
1.屯军、苗民间的土地权属之争。如“雍正乙卯（1735）苗乱被平后，悉将叛苗之田土安各屯堡，设黄平卫千总于崖门司城内，以管束之，而统辖于镇远台拱分府……向来苗属黄平，辖于平越；屯军属卫，辖于台拱，彼此因山土构争，连年不解，档册虽存，而界址相连，难免淆混，此互控之所由来也”。[50]
2.苗民间的界址之争。如绥阳县“民多争控界址及婚姻之事，盖界从未立石，而合婚俗以插香为定也”。[51]
（五）阴地风水之争
苗疆阴地风水的诉争较多，而且难以处理。汉民和苗人均信奉堪舆之术。清乾隆年间，先后任贵州布政使、巡抚、云贵总督的爱必达就讲，毕节县“邑俗多俭朴，崇诗书，然每惑于形家风水之说，往往致讼难解”。[52]又讲“词讼汉俗多争站阴地之事，夷俗多负租夺佃之事”。[53]
（六）租佃之争
清代苗疆租佃制盛行。汉人租佃苗人田土，苗人租佃汉人田土，汉人或苗人租佃土司田土，均较为普遍，因此，“负租夺佃之事”时常发生，甚至发生聚集佃户争斗的群体性事件。比如，普安直隶厅“自兴义平定以后，土旷人稀，其土目大姓，招佃种土，流民凑聚，气类不一，滇蜀失业穷黎，携妻挈子而来者，踵相接也。土目以龙姓为尊，陇姓亦其支庶，每有小忿，辄互率其佃户，肆为角斗，以众为强，此风殆未可长也。其衿监士族，亦渐渐效尤，不以为耻，编氓无论矣”。[54]
（七）汉苗典卖田产之争
清代苗疆，“苗买客产，客买苗产，转辗售卖，未易清厘”。[55]汉苗典卖田产比较普遍，但是清政府明令禁止汉民向苗民、土司典买进田产，以防止汉民盘剥。道光六年（1826），据贵州巡抚嵩溥钦奉旨编查，各属买当苗土客民31437户，佃种苗人田土客民13190户，贸易、手艺、佣工客民20444户，住居城市乡场及隔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1973户，并住居城市乡场买当苗民全庄田土客民及佃户共4455户。[56]部分苗人、土司利用清政府的禁令，要求汉民清退田土，发生纠纷。
（八）诬告之诉
清代苗疆诬告之风盛行，除了司法体制方面的一般原因外，还有着独特的原因，那就是土司理讼制度的历史影响。一是改土归流后，大量存在的夷目、土目兴讼。比如，大定府境内，“惟府属土城诸夷目，讦讼成风，……然夷目之所以敢于争讼者，以胥吏通其声息也”。[57]又如，水城通判的辖区内，“土司久革，其子孙私称为土目者，喜争讼。凡官有勾摄，必先檄土目，会役传提，否则逃不赴案也。大定诸属，惟水城为最难驯，其土目之积弊，亦更深于他属”。[58]二是“杀人以牛马自赎，盗以一偿十”的不良法律责任制度。遵义府“其民多讼，正安、绥阳次之，桐梓、仁怀其最著也。人命盗贼，所在纷填，揆厥所由，盖渐积者久矣。闻杨氏为土酋时，杀人者令牛马自赎，有被盗者听民自搜，令盗以一偿十，故民有疾病死，亦必诬指其素嫌之人以泄忿；被盗之家，皆纠人远近自搜，指疑似之赃，取倍称之息，并有不必失盗，而故扰人以渔利者。故盗踪全无影响，而诬良磕索之风，较之真盗为尤烈。及官讯出实情，照例惩治，而良民之受其波累者，指不胜屈矣。今遵郡通属，命盗案件，岁不过数十起，而借端诬陷者，风未尽泯，盖流毒之深，自杨酋阶之厉也”。[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