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代苗疆“寨款”的自治限度
清代苗疆最终进入王朝国家时代，但是咸丰、同治年间古州厅、清江厅等地出现苗民大起义，企图脱离清廷统治，史称“咸同兵燹”。激烈的军事对抗中，“寨款”的组织传统得到了激活。起事的一方和以清廷地方官府为首的反起事的一方，都利用了“寨款”组织传统。笔者不使用“侗款”，是因为清代清水江文书表明：苗寨之间、侗寨与苗寨之间，也出现“联款”。论者们一致认同“款”的自治性，却往往忽视其自治的限度。本节以两份清水江诉禀稿为中心，作一探讨。
一、两份诉禀稿的考证：婆洞团款控诉三营、九寨两大团款
文斗寨至今收藏一份题款为“甲寅年姜元熺订”词稿簿，其中收录两份涉及三营团款的诉禀稿。由于隐去姓名，须先考证。
为难除殃民、余黎纚遗事。缘△等遵恩传调，随姚总理进剿六洞首匪，方胜二仗，贼尚未平。忽遭△△等于〇月〇日，统领二百余人，旌旗队伍，浩浩荡荡，直入民乡屯扎口子，称要田要钱，如有不从，务杀殆尽，阖乡老弱妇女，逃散四方，猪牛鸡犬，搜杀无遗，并将〇寨〇〇坐屋折毁，〇等闻之骇异，只得告假奔回，保全老小。切（窃）去岁首匪入境，总赖伊等帮救，然头敌先锋，皆出〇等死力。正月卫城战胜，三月中林杀敌，古顿破营，皆△等当先，功被瞒冒，亦以为自保身家，不敢贪天功而为己力。伊等向△［要］地要田，△等血战之功，又将问谁要乎。今伊自视奇勋，六洞事未蒙传调，必怀怨望，胆敢兴师，无法无天，莫此为甚。若不恳恩严究，只恐谁阴起事，彭越、英布之祸，正去不期，生灵涂炭，情迫难已，只得禀乞。[18]
该禀稿所载的“正月卫城战胜，三月中林杀敌，古顿破营”，与《三营记》所记述的咸丰七年正月、三月的战事是吻合的。咸丰七年“正月十三日，官军出黎平府城南门，下营出西门，上营出北门，中营出东门，大败古州和清江厅的叛苗，黎平城得以解围。黎平知府多文、开泰知县冯桂阳，保举上营总理姜吉瑞以知县试用，中营总理姜含英以把总尽先补用，下营总理姚廷桢以把总尽先补用”。三月“初六日，上营甘塘队出至中林，与贼打一仗，胜”。“廿八日，三营遵府主多札调出击古顿，合城兵，前后共毁贼营，贼败归古州”。[19]该诉禀称去年“古顿破营”，即咸丰七年三月功破古顿首匪军营。因此，该禀稿应是咸丰八年呈送黎平知府多文的。
《三营记》载，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三营人抵城，贼退扎黎平寨、三什江等处。是夜，贼忽掠营，以为三营袭杀，自相践踏，连夜奔逃。……城急遂定，归营，即丈量田丘，摊派分给团练。凡粮食所需，有不敷者，仍照抽田制派之，有银钱者亦各捐输。自是人人欣愿，众志成城”。[20]即三营团练的军粮，是按照各营所保护的各寨各户田亩数量进行抽收摊派的，并不是把田亩划拨给三营团练管业。
但是，也出现了例外情形。同治元年，“因姚廷桢屡于下营地方格外捐罚，下营人心亦已解体，呼应不灵。至虽有三营之名，只有两营之实。府主袁特札八阳廪生杨瑞廷总理下营团务”。[21]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公举河口武生姚廷桢，领甘乌、八洋、平略、新寨、岩寨、寨藻、扒洞、岑梧、高常、高贞、归故、大坪团丁，驻扎高贞坡头，呼为下高贞营”。[22]三营之下营，原只领九寨，并不包括甘乌、八洋、平略三寨。咸丰六年十月十五日，“三营团众六千余人，分队下边沙冲杀，自巳至未，杀声震地。……甘乌、八洋、平略团丁，亦由寨武打上，各路大胜。……至是甘乌、八洋、平略，遂与下营联团”。[23]故初步推测，该禀稿不是下营十二寨中的某一寨所呈，而是包括边沙寨在内的婆洞联款，因为：其一，该联款遵奉官府传调，“随姚总理进剿六洞首匪”，不是由姚总理率领；其二，禀稿中原告自称“△等地方，素称忠厚”，并提及三营在边沙寨折毁房屋，侮辱妇女；其三，边沙系婆洞地区的核心，古代婆洞大款包括边沙、流洞、魁洞、果构、八教、寨伍、高表、西洋店、便晃、者模、者楼等寨。[24]咸丰兵燹中，包括婆洞大款在内的款组织得到“激活”。
该寨再向黎平知府多文呈送“为蠹食鲸吞、以暴易暴事”的告禀，兹引如下：
为蠹食鲸吞、以暴易暴事。缘△等地方，素称忠厚。祸于去岁△月△日，在地稠与贼战败，阵亡九人，贼遂入境，阖乡皆逃。独启蒙寨匪徒杨本深，不知何故不走，△等向九寨营求救，不惟不许，反将往求之林△△等，百般威逼，出具投诚九寨字样，并出钱出田等字，嗣［后］全得△△带阖乡精壮，打败贼匪，伊等始同追杀。然所［杀］敌尽出△等精壮，系卫城及中林、古顿亦然。今三营总理△△等，于本月△日带领人三百余人，扎入△等寨口，称奉恩命，主要分△等田地，不与务要烧杀，坐吃山崩。〇〇折毁边沙寨〇〇作屋，辱其妻女，人心惶恐。切恩星之宠伊也，将以御暴。今伊之恃宠也，反以为暴，而掠〇贼再暴，而淫民妻女三暴，而拆民房，愈暴愈甚，民实难堪。若不重惩究治，只恐汉阳殆尽，鹫食无已，势必尾大不掉，或不仅究其民而止，为此。[25]
该婆洞团款，在地稠战败，阵亡九人，贼进入婆洞地方，婆洞联款遂派林某向“九寨营”求救。“九寨营”威迫林某出具投诚九寨字约，并承诺出钱出田等字据，方肯相救。
那么“九寨”“九寨营”与“三营”是什么关系呢？
《三营记》记述，咸丰九年“四月初旬，上营、九寨团丁自带口粮，同官军会，复柳霁城，兼帮官军米廿二石”。[26]可见，“上营”和“九寨”是并列的，不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表明，“九寨”是锦屏县北部地区的九个古老村寨，大部分坐落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梁上，属北部侗族。最初时期的九寨系指今三江镇的王寨、小江和平秋镇的魁胆、平秋、石引、高坝、皮所及彦洞乡的黄门、瑶白。这里的“九寨营”，应该是指位于高坡的九寨联款的款军。“三营”和“九寨营”是互不统辖的。
至此，我们大体清楚了该两份诉禀稿，涉及三个团款组织：原告是婆洞团款，第一被告是三营团款，第二被告是九寨团款。其中，三营团款，是与黎平府、开泰县联系最为密切的，也是战功赫赫，屡次解围黎平府城、开泰、柳霁等县城，屡受朝廷褒奖封赏的。婆洞团款和九寨团款是真正的侗款，也受黎平府的调遣，协同三营防堵古州、清江苗叛军队的袭击。
二、寨款自治的限度：此款与彼款并不具有必然通约性
寨款的本质是寨民之间的契约，此寨与彼寨的合意。但是，未必一定能达成合意。可能基于地缘、血缘（通婚）等关系，数寨能够联款，比如形成婆洞、三营、九寨三个团款的缔结。三个团款虽然接受黎平府的调遣，但是三者之间并没有盟款契约关系。或合意，或强制，二者必居其一。于是，出现了“蠹食鲸吞、以暴易暴”的现象：一是婆洞团款在前方作战，婆洞遭遇袭击，派林某就近向九寨团款求救，被逼迫出具投诚、出钱出田的字约，作为求援的对价。要婆洞团款，臣服于九寨团款。二是三营团款直接屯兵婆洞地区的入口，要分婆洞团款所辖洞寨的田地，并扬言是遵奉黎平知府的命令。
原告婆洞团款认为，咸丰七年苗叛军队进入婆洞地区，的确得到三营团款的帮救，但是头敌先锋，皆出婆洞团款出死力，自保身家。如果血战之功，皆要田土补偿，那么婆洞团款又向谁索要？显然，三营团款、九寨团款是仗着兵强马壮人多，得到官府的倚重，企图以强凌弱，以大压小。
申言之，团款的自治和自卫性质，是有地方本位的，是以小团体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如果不加以约束和克服，就会走向极端，解构刚刚建立起来的苗疆“王朝国家架构”，就会如诉禀稿所说的“尾大不掉”，而生“彭越、英布之祸”。同治七年（1868）六月十六日，上谕军机大臣“其跋扈不驯之滇、黔各团首，均著次第惩办，檄令各归地方官督理，严惩大团首私行仇杀、干预公事旧弊，以杜乱源”。[27]
三、寨款的自治限度之克服：土司或流官衙门的他律
寨款，是古代和近代苗疆社会特有的民间自治和自卫组织，具有原始氏族农村公社和原始部落联盟的特征，是前王朝国家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活化石。它本身无法组织更广地域范围的乡土社会，形成更大范围内的秩序和安定。前王朝国家时代中，部族之间的争斗杀戮惨烈程度应该大于王朝国家时代的村寨争斗。因此，进入王朝国家时代具有历史必然性。
进入王朝国家时代，寨款的自治，也可能沦为款首或大寨的独断和擅权，出现联款内的大寨欺凌弱小村寨的不平等和专制。但是，进入王朝国家时代后，自治之上有了王权的“他律”，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这种独断擅权和不平等。这也是婆洞团款向黎平知府两呈禀稿的原因所在。此款与彼款并不具有必然通约性，以达成更大的范围的联款，但是王权法律，不能容忍大款对小款的强制、强迫。王朝官府会引导、规训、维持着此款与彼款的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