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村挤压与农民城市化动力：社会结构的视角

农民城市化是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它不仅是劳动力就业领域的城乡转换，更是农民生活方式整体性城市化的过程。宽泛地看，所有引发人口迁移的因素都可以看作“推拉力”^[1]；同样，所有阻碍“推拉力”发生作用的都可以被视为“中间因素”^[2]。纷繁复杂的推拉力因素形塑着一定区域中的社会结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社会结构整体上呈现为拉力因素集中分布在城市的状态，如著名的人口迁移的托达罗模型。

人口迁移的托达罗模型侧重于从经济结构与人口迁移的相互关系中揭示人口城乡流动的规律性认识。在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结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即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的传统经济部门和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的现代部门经济（Lewis，1954）。托达罗以此为基础，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源于农村农业部门经济和城市非农部门经济在边际劳动生产效率上的明显差异。

但是经济结构并不构成社会结构的全部，阶层结构是较经济结构更丰富的对社会结构的描绘。马克思在革命话语体系下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为标准将社会成员分为两大群体，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成员中的大部分，都是因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私有化后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被“抛入”工人无产阶级行列的。这些无产者的城市化是在生存动力的推动下发生的。但是，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之中的中国与作为马克思阶级分析经验来源的英国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土地制度结构，即中国实施的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一制度使得农民并非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因而中国农民的城市化也无法用生存动力去解释。那么农民在生存动力之外，在怎样的社会结构中获得城市化的动力？

与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不同，涂尔干从社会团结出发，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指出整个社会是由不同的职业群体构成的相互依赖的有机体，有些职业之所以比其他职业更重要，是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分工复杂化的必然结果（涂尔干，2000：22～27、111、228）。在社会剧烈转型期间因以地缘为纽带维系的集体情感丧失而带来的社会失范可以通过职业群体的渠道创造出新的社会整合途径（涂尔干，2001：17～33）。李强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社会失范阶段，而适应新社会的职业体系还未形成，核心在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稳定的职业化还未形成，形成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的农民工群体；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是在弱化家庭作为中国社会分析基本单元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李强，2011：43、154）。然而，家庭几乎是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梁漱溟，2005：79），这启发我们不能单纯以个人特征来判断其社会阶层，进而也不能单纯以个人的职业动机来分析农民的城市化问题。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后来在韦伯多元分层的思想下得到丰富，财富、权力和声望是韦伯划分阶层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决定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且这三种地位相互影响（韦伯，2004：23～47）。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阶级再生产”的概念，即因社会流动或代际流动的封闭性，容易产生与父代在阶级地位上相似的一代人，这种封闭性决定着“阶级结构化”的形成（Giddens，1975：107）。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当前家庭对个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首先，阶层之间在多个维度上存在着不均衡，经济地位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与之密不可分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等，学者李强就将社会分层的标准扩充为十种（李强，2011：12～22）。家庭中不同成员对各类社会资源占有之和的多少决定了该家庭及其成员所处的社会阶层。

其次，虽然“家庭普遍小型化……家庭关系弥合阶级裂痕的功能被大大弱化”（李强，2011：309～310），但横向家庭关系对阶级裂痕的影响力弱化并不意味着纵向的家庭关系也同样如此，相反，纵向的家庭关系对于分析阶层流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正是吉登斯阶层理论中“代际流动”的深刻内涵。它表达的是，子女获取各类社会资源的能力受到其父代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重新积聚呈现的特征，孙立平认为中国当前“阶级结构化”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以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为主体的底层社会，并且这个底层社会与处于其之上的社会结构之间是断裂的（孙立平，2002）。又因为城市下岗工人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兜底，农村成为与城市相断裂的社会。

身处农村社会的农民家庭遭遇着全方位的社会资源匮乏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压力，这种生活遭遇是构成农民城市化动力的重要因素：在农民家庭生活层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婚姻市场下女性资源向城市倾斜给农民家庭带来婚姻困难的巨大压力（桂华、余练，2010；陈文琼、刘建平，2016）；在发展资源层面最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使得乡村教育日渐衰败，农民家庭发展缺乏良好的教育资源助力（虞小强等，2011）；在文化资源层面，各类现代化的文化娱乐生活方式均集中分布在城市，农村则在空心化的浪潮下日渐萧条（赵增彦，2010）；在农民家庭经济生活方面，更高的劳动效率、劳动报酬和更多的经济机会均集中分布在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之中，这造成日渐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韩其恒、李俊青，2011），单纯的务农所得越来越难以应对农民家庭持续增长的生活成本；面对这些社会压力，农村正在发生伦理性道德危机，这一危机在一些农村地区以老年人自杀这种极端方式呈现（杨华、欧阳静，2013）。

但农民并不甘愿处于农村社会这一结构性的社会位置之中，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致力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彰显的是农民群体对当前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使动性”（吉登斯，1998：36～48）特征，在人口的空间分布上，这呈现为农村人口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