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新近出现的。早在20世纪末，与生态人类学相关的研究就开始蓬勃发展，尤其是我国的西南地区。这里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突出的24个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为突出的地区。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动物学家很早就开始在此开展研究，讨论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动态联系，这也孕育了生态人类学的雏形。

在我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是内发性的。它区别于人类学其他分支借鉴西方理论，之后再在国内寻找相关案例以证明、补充或丰富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内涵的路径，内发性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基于早期大量的田野调查，以田野调查数据推导出新的发现和理论，之后再被西方所采纳和接受。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尹绍亭教授的刀耕火种研究、杨庭硕老先生的传统农耕文化调查以及裴盛基教授对民族植物学科的创建，这些前辈很早就提出了少数民族在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中的特殊做法及其知识体系。内发性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让国内早期的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直到现在，这些先驱之作仍然被广泛引用。

此外，在21世纪初期，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在学术层面，更对社会和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基于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关联性，多个国际保护机构纷纷在我国西南地区开展了以民族文化为切入点的自然保护工作。如保护国际（CI）的自然圣境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社区共管项目、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民族文化保护项目、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的社区保护区项目等，这些项目都本着以农户为中心、以社区为中心，在弘扬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自然保护。学者们纷纷走出实验室，开展了各式各样的行动性项目，以促进自然保护和传统民族文化保护的结合，如尹绍亭教授的民族生态文化村建设、裴盛基教授的民族药材栽培与驯化等。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项目不仅仅停留在自然保护和文化传承方面，很多项目还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开展了相关的扶贫开发工作，促进了保护与发展的双赢，进一步把生态人类学从学术研究带到了行动研究，达到了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效。此时，生态人类学相关的研究也达到了鼎盛时期。

然而2010年以后，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却放慢了步伐。对于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几乎全部完成，因此以民族志和大量田野工作为基础的内发性研究已经很难生产创新性的成果。然而在国际上，新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法孕育而生。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以大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创新性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持。在研究领域上，气候变化、生态补偿、全球价值链等新兴研究热点已成为国际生态人类学讨论的主题。然而，这样的研究在我国都相对缺乏。

过去几年间，我在国际性的SCI和SSCI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试图给国际学术界呈现当前我们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并提高我们研究的国际显示度。虽然英文的论文都涉及创新性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并在国际上受到一定的关注和广泛的引用，然而由于语言和数据库购买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在国内从事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以及保护生物学的读者来说，这些论文比较陌生。幸运的是，其中一部分论文曾经翻译成中文并获得了省部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不乏省部级的一等奖，我和同人挑选翻译了其中几篇论文形成了这本著作，目的在于把前沿性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本书的各个篇章虽然都是以我为执笔者来完成的，但在研究中我得到了诸多同人和朋友的支持，包括许建初研究员、杨永平研究员、周志美高级工程师、杨慧闲高级工程师、杨海博士、Horst Weyerhaeuser博士、Thomas Sikor教授、Ramni Jamnadass博士。如果没有他们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中的重要贡献，本书难以成文。同时，张群、王茗茗、王云裳、赵蔚平协助我完成了语言翻译方面的工作。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及相关关系及跨国保护研究”（项目编号：16JJD850015）的成果，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指导，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何明教授、赵春盛教授、李志农教授、李晓斌教授以及朱敏老师和陈雪老师。同时，本书的出版受到云南大学引进人才项目及青年英才培养计划的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水平有限，本书中出现的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何俊

2018年小寒于棕榈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