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众所周知，在16世纪的中国，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识写能力极大提升，这导致对阅读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在此境况下，不同种类的历史著述应运而生。对“通史著述”的需求增长尤为显著，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名为“纲鉴”的新体裁史书。纲鉴史著起初虽建基于宋代的《资治通鉴》及《资治通鉴纲目》传统，但它仍具有自身特点，在体裁、内容等方面呈现出迥乎不同的风貌。纲鉴史著虽在明末流传颇广，在清初亦曾获得朝廷的支持，然而它并没有引起当代学者的重视。为了填补此一中国历史编纂学上的空缺，本文将主要通过提供信息并予以描述，来为理解此种体裁独特的史著提供基础。

我们将把纲鉴体史著放置于一更为宽广的背景下予以审视，但会把目光聚焦于明末清初学者为编纂通史性著述所做的努力。如此一来，这便要涵盖整个史学编纂史，从最早期直至最近的时期。本文要探讨的是：

一、明末清初两种主要的通史著述类型分别为纪传体（可追溯至《史记》）和编年体（可溯源于《春秋》《左传》），它们都以宋代的史著体裁作为模本。

二、两种类型的史著在明代均产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对大量不同注释的综合方面。

三、这两种类型的史著均转化成纲鉴体史书，这使得历史更易于被读者广为接受，并产生了对历史评判的新视角。

四、在清初，上述发展获得康熙帝的认可；然而到了清中叶乾隆皇帝统治时期，通过修纂《四库全书》，许多明末史书被查禁，这也解释了今日我们为何对这些史著所知甚少。

本文是一更为宏大研究——17、18世纪中欧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纪年学交流——的一部分。当我试图追溯耶稣会士中国史著述的中文文献渊源时，我起初犯了一个惯常的错误，即企图从汉代或宋代的史书，诸如《史记》或《资治通鉴（纲目）》中追根溯源。经过数年的搜寻，尤其是读到于1998年重刊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当然，在欧美图书馆获取此部丛书要晚几年——后，我不仅确知纲鉴史书是耶稣会士中国史著述所使用的主要资料之一，而且发现它们是明末清初最为普遍的通史性著述材料。然而，极为有限的纲鉴史著二手研究文献（仅有少数的中文、日文参考文献，几乎没有任何英文参考资料）与为数众多的可核实确知的纲鉴史著版本以及它广泛的影响力形成了鲜明反差。纲鉴史书共有多达超过120个版本（在世界范围内，我所能核查的有80个版本），其中的一些直至今日仍在重刊。更为重要的是，纲鉴史书具有重大影响力，例如，它是庠生准备科举考试的手册，亦是历史小说（演义）的主要素材，而且还是首批迻译为满文的史著。对此一课题研究愈深，我所发现的问题也就愈多：纲鉴史书与明末识写能力提升的关联、与书籍刊刻文化的关系、与同时代其他的出版书籍所共有的特征，有关纲鉴文本诠释学的解读，以及它们与科举考试、小说的关系，等等。在处理这些问题之前，我认为对纲鉴体史书本身以及与通史著述相关的文本谱系做一番探究是必要的。由于缺少这么一个谱系，我时常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把此一历史编纂学上的革新定位在18世纪初期，而它实际上早在16世纪便已出现。）鉴于本文铺陈性的叙述方式，我希望它对那些从史学著述类型这一备受忽略而又令人兴趣盎然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研究课题的人士有所助益。

为了重构史书文本的谱系以及不同类型史书间的差异，本文选择以帝喾这一人物为中心，通过不同文本中的不同记载来追踪他的人生轨迹，并以此作为本文的一条主要线索。这位上古帝王或许不如他的几个儿子，诸如尧、后稷那么声名显赫，但我仍有重要的理由来选择他。帝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帝王之一。为了能对中国上古史有一更为深刻的洞察，我们非常有必要选择一位早于尧的帝王。因为不少中国史书仅从尧开始，而不讨论尧之前的历史，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非信史。

本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简要追溯宋及宋之前的史书，它们为明代史著提供了上古史素材。主体部分聚焦明代，探讨此一时期两种主要的史书类型，即编年体风格的通鉴和纲鉴体。第三部分探讨它们在清中前期的进一步发展。

文中黑体书名均可在附录中的文本谱系中找到。

1．明代上古史著述的文献基础：宋及宋之前的史著

明初学者可以依赖两种主要的传统——编年体和纪传体来编写通史著述。对这两种传统的最早提及，见诸刘知几（661—721）《史通》（约成书于708—710年）中对史书编纂风格的分类。在叙述六种不同的叙史风格时，刘知几区别了两种著史类型——编年（按年份编排叙事，通常英译为“annalistic”）和纪传（记事与人物传记，通常英译为“composite”）。编年体史书效法《春秋》—《左传》风格。此一类型的史著更多集中于单个事件，并按年代次序予以排列，因而缺乏各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排版而论，这一类型史书的正文仅由简短事件组成（就像《春秋》那样），通常在一页的顶部刊印黑粗大字体作为开始，紧随其后的是双行的注解和评论（如同《左传》）。这些注评通常用来论证正文所暗含的道德法则，其篇幅远比正文多。此种编排便于记述日继一日、年复一年的一系列事件。纪传体史书以《史记》为典型，通常是传记体的并以人物为中心，试图呈现对上古帝王完整、一贯的叙述。在排版上，用篇幅相当多的正文来叙述，文本依次刊印，配以简短的双行夹注用来解释正文并附属于正文。此种编排易于呈现人物生平事迹的全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宋代学者的史著尤其体现了这两种风格，后来的明代学者对此兼收并蓄，并以此为基础来撰写自己的通史著述。当然这两种叙史风格的应用不应被刻意区别，因为中国传统书目不仅把本文将要讨论的那些史学著述中的大部分作品，而且还把那些纪传体文本均归在“编年”一目之下。

接下来，本文将展现明代作者所借鉴的早期文献的概况。

1.1. 《史记》及其他早期文本

1.1.1. 《史记》

司马谈（约前165—前110）、司马迁（约前145/135—前86）撰写的《史记》及其注疏在明末清初被视为经典之作。当时所刊刻的大部分中国古史著述中的许多章节均直接摘抄自《史记》及其注疏。这表明，《史记》被视为一主要的权威文本。《史记》所具有的纪传体风格可以从关于帝喾的章节中体现出来。《史记》的第一卷从黄帝开始叙述，并讨论了“五帝”的基本编年，对帝喾的记载也包括在其中，这也为明代诸多史著所引用：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上文仅提及帝喾的两位妻子：帝喾第一位继承人挚的母亲，以及尧之母。在挚死后，或者根据其他解释，被废黜后，尧取而代之（详后）。然而，《史记》中的这些单独的传记远非全面。读者不得不阅读好几个不同的章节，才能获取一个完整的人物生平。帝喾的情况亦复如此，例如，他的另两位妻子——契之母、后稷之母注1分别在卷三的开头（殷本纪）和卷四（周本纪）被提及。

注1 他们的神异诞生之事，亦见载于《诗经·商颂·玄鸟》，其中简要提及这一黑鸟；《诗经·鲁颂·宫》与《诗经·大雅·生民之什》述及后稷出生的故事。参见《毛诗逐字索引》，124～125、154～155、156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

很明显，刊印出版的纪传体史著很少是纯粹的叙述。自11、12世纪起，新版本的《史记》通常增加了夹注，这些夹注亦很重要，以至于时常被后世的史著逐字引用。其中最重要的注疏汇编有：裴骃（活跃于438年）的《集解》（80卷），汇集了后世失传的古代注释；司马贞（约656—720）的《索隐》（30卷）以及张守节（8世纪）的《正义》（30卷）。《集解》和《正义》中的注释多引用皇甫谧（215—282）的《帝王（世）纪》。而《帝王（世）纪》从世界起源开始叙述古史（没有提及被后世视为创世者的盘古），紧随其后，依次是天皇、地皇、人皇及其他，并着重于上古帝王的言行举止。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与《史记》相比，包含有新的资料：

 

帝王纪云:“帝俈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岌。龆龀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都亳，今河南偃师是。”

 

上述内容的大部分信息可见诸明代史著对帝喾的注释或叙述中。此外，根据皇甫谧的注释，帝喾有4位（而非此前提及的两位）嫔妃。皇甫氏将之与她们的子嗣一并，列出了完整的名单：

 

帝王纪云：“帝俈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生卨；次妃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摯”也。

 

此一嫔妃名单亦可见于明代史著，有时排序一致，有时则不同。嫔妃的排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明代文本间的谱系。

《史记》的明代版本也值得关注，尤其是上古史肇端部分。在一些明代版本中，《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之前增加了叙述三皇的一小卷（通常不过4～5页）。这一卷被冠以《补史记》之名，由唐代学者司马贞（小司马）所撰写。在《史记》原初版本中，帝喾位列上古帝王的第三位。而在后世的一些《史记》版本中，帝喾所处的位置则要靠后得多。上古帝王的增加反映了明代史学编纂的一个特色，这也是当时其他文本呈现出来的一个趋向：越是新近的著述，越试图把历史推溯至更为久远的时代。

1.1.2. 《竹书纪年》

除了纪传体史著外，也有一些编年体的史书记述了上古史——尽管它们的发展在宋之前不及纪传体。宋之前，最重要的编年体史著就是《竹书纪年》。约281年，它在魏襄王（前318—前296年在位）的坟墓中被发现，因为写在细长的竹简上而得名。其后，沈约（441—513）给《竹书纪年》作了注释，从而形成了一个版本。这个篇幅相对简短的文本记载了起于黄帝止于周幽王（前781—前771年在位）的事件。它以时间为序，以年为单位记载某一王朝或帝王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有关帝喾的章节非常简短，用几句话交代帝喾的一些特征后，简要记载了帝喾即位后第一年、十六年、四十五年及六十三年发生的事情。

 

帝喾高辛氏。

生而骈齿，有圣德。初封辛侯，代高阳氏王天下。使鼔人拊鞞鼓击钟磬；凤皇鼓翼而舞。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帅师灭有郐。

四十五年：帝锡唐侯命。

六十三年：帝陟。

 

《竹书纪年》的编年方式特别实用。它编排上古帝王生平大事记的结构为后世，尤其是明代的那些编年体著述所采用。

1.2. 宋代通鉴及其概要

宋代发生了显著变化，继编年体之后，通鉴开始繁盛起来。这些通鉴史书同样可以分为编年和纪传两类。它们为明代古史著述提供了蓝本，继而构成了标准的著史传统。

1.2.1. 宋代编年体通鉴

宋代编年体通鉴是明代古史著述的重要样本。这一点仅就其叙史风格而言，而非内容，因为大多数的宋代通鉴并不涉及包括帝喾在内的上古史。众所周知，宋代最重要的两种编年体史书是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1067—1084年成书）和传统上归在朱熹（1130—1200）名下的《资治通鉴纲目》（1172年成书）。后一部作品既是前一部史书的概要或“纲”（59卷而非294卷），又采用标准的理学史观来审视《资治通鉴》中的历史。如同《左传》那样，它按“目”编排，这被视为与《春秋》相关联。就版式而言，《资治通鉴纲目》与此前的作品有显著不同。作为正文的“纲”内容简短，以时间为序，用大字体刊印；而用来注疏和评论的“目”则占据较大篇幅，刊以小字体。这一部书成为“王朝礼俗规则”的指南，并且“以史为鉴，用历史来陶冶士人，以便他们在历史处境中作出符合道德的决定”。然而，这些史著并不涉及上古时代的历史：《资治通鉴》从周威烈王（前425年即位）二十三年（前403）开始记载，止于五代的最后一年，即公元959年（960年宋代建立）。那么它们也就不会包括诸如帝喾在内的上古帝王的年表。

不过，其他几部宋代史著则把历史上推至更早的时代，但在篇幅上则要比上述史书小得多。司马光自己的《稽古录》（约1070年刊印）便是这样一部编年概要作品，起于伏羲，止于宋英宗去世的1067年。它被献给皇帝，作为《资治通鉴》的延伸和补充。其中关于帝喾的章节，内容基本上是《史记》相关章节的摘要。《资治通鉴外纪》（1078）是司马光的主要助手刘恕（1032—1078）所编撰的一部未完稿史书，其所记载的历史不仅上溯至更早时期，而且还下延至他所处的时代。然而，此一计划未曾完成。这本书仅在开始部分的上古帝王年表中对帝喾有简要的叙述——该年表是基于早期的著述，另在对黄帝所做的注疏部分有一段关于帝喾的较长篇幅的解释。《资治通鉴外纪》实际上是一部注疏作品，刘恕把关于帝喾名讳、所发明的乐器和歌曲、统治时间等琐碎问题的不同解释，都并列陈述。这部作品因关注权威著述过少而被后世批评。另一位学者金履祥（1232—1303）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1264）则是一部更为正统的史书，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刘恕的作品。金著的时间跨度从帝尧统治之初至公元前403年。它对早期历史的记载基于《竹书纪年》和邵雍（1011—1077）的《皇极经世书》。《皇极经世书》以六十四卦为基础，通过由其衍化而来的数字所表述的至高统治之道来诠释历史。《皇极经世书》明确提及的帝王仅始于帝尧，但也涉及到尧之前的一段历史。金著同样不包括帝喾，也只是从尧开始。之所以如此，金履祥解释说，“自帝尧以前，不经夫子所定，固野而难质。”金履祥还编撰了《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举要》（构成《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最后三卷），这是一部大事记目录，同样始于陶唐（即尧），根据甲子和帝王混合纪年来记载主要的历史事件。简言之，宋代严格意义上的编年体史书中涉及最早期中国历史的材料极少。

1.2.2. 宋代纪传体通鉴

此外，另一系列的宋代史著在明代变得十分重要。通鉴史书的摘要简编很常见，这使得史书文本变得更加容易获取。它们更加接近于《史记》的纪传体风格，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编年式体裁。在这一类著述中，值得一提的是江贽（活跃于1111年）的《少微通鉴节要》一书，它是《资治通鉴》的简编本（记载了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60年间的历史）。其中的《外纪》涵盖了始于伏羲的上古史，这也就比宋代其他主要编年体通鉴的时间跨度都要大。另一部类似但卷帙浩繁的著作是陆唐老（活跃于1174—1190年间）的《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这两部书中关于帝喾的叙述大多基于《史记》。这些节要本通鉴的特征，如同《史记》一样，在叙述时仅有少量取自《史记》注释的夹注而无（道德上的）评论。此种纪传体风格显然与《资治通鉴纲目》的编年体风格迥乎不同。

另一部在明代甚为重要的宋代纪传体史书是胡安国（1074—1138）之子胡宏（1106—1162）所纂的《皇王大纪》（1141年）。这部书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开创了始于盘古的编年传统，使得帝喾之前的帝王史大大扩充（止于东周末年）。其次，它是自《史记》以来对帝喾的叙述最为广泛、最成系统的著作之一。胡宏对帝喾仅作直截了当的叙述，而没有任何夹注，此种风格与《史记》相类。如同此前的作品，这种纪传体风格与受《春秋》—《左传》启发下的《资治通鉴纲目》的编排大不相同。虽然胡宏直接摘引了《史记》中关于帝喾的段落，但同时他也重新编排了文本，并加入了《史记》其他章节以及其他文献中的资料。例如，关于帝喾制作“鼙鼓钟磬吹苓管壎箎鞀椎钟”等乐器及创作“九招”“六英”两种歌曲的内容，便参考了《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一部驳杂的知识汇编，被归在吕不韦名下，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其中有较大篇幅是论述音乐的，这也成为帝喾制造乐器与谱写歌曲的参考资料。另外一个章节的内容源于传统上归在左丘明名下的《国语》以及《史记》谈论帝喾诸多属臣的第四十卷。胡宏补列出帝喾四位嫔妃的名单，并从《史记》《诗经》等资料中汲取了一些她们奇异地受孕和产子的故事。胡宏还改变了原有措辞，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叙述风格。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胡宏在正文叙述完之后，附上了自己的“论”。在他的作品中，这些“论”总是缩进排版，以与正文相区别。从明代通鉴作品的角度来看，胡宏确实开创了一种个人评述的新传统。诚如谢康伦（Schirokauer）所言，即便是针对那些最具权威性文本中的内容，胡宏在自己的评述中也经常得出自己的结论。

由此，我们可以作一小结。宋代见证了编年体通史的发展。它们通常坚持叙史与道德合一的理念。到了明代，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叙史风格方面都将成为不刊之作，因为它们与《左传》—《春秋》的风格一脉相承。这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并不涉及更为久远的时代，因此对于像帝喾这样的上古帝王所提供的信息微乎其微。另有两部例外的作品，它们均属纪传体风格，亦将因其风格和内容而成为权威之作：一部是继承《史记》纪传体风格的江贽的《少微通鉴节要》，另一部是秉持同样风格且增加个人评注的胡宏的《皇王大纪》。

2．明代通史著述

明代的古史著述建立在此前两种发展之上。一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编年体风格的通鉴史书。在许多方面，它们归属于标准传统之列，因为它们与宋代主要史著类型一脉相承，这也在明代被广为接受。另一方面，纪传体风格的新史书相继出现，并广为流传。这些被冠名为“纲鉴”的史书开创了一种新传统，并与此前的标准传统比肩而立。

2.1. 明代编年体通鉴

2.1.1. 陈桱的《资治通鉴前编外纪》

在明代，以编年体方式编纂的通鉴持续发展。就编年叙事而言，主要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是努力把历史扩充至更近的时代。例如元末明初陈桱（活跃于1350年前后）的《（资治）通鉴续编》（元代版本包含有数篇1350—1362年间写就的序言）就补充了《资治通鉴》所未囊括的有宋一代。不久，它又被商辂（1414—1486）的《宋元通鉴纲目》中的章节所取代。此书又名为《续资治通鉴纲目》，是商辂奉命编撰以补充1476年刊刻的官修本《资治通鉴纲目》。这部书涵盖了宋元两代，叙史时间下延至1367年。更具实质意义的另一方面发展是，试图把历史上溯至更为久远的时代。因此，只有明代的通鉴作品才是名副其实的“通史”，述及的时期起于盘古，止于元代。陈桱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外纪》的史著增加了从盘古至高辛氏（帝喾）的章节。它通常作为金履祥《通鉴前编》的“首一卷”而被提及，原初亦是陈桱《通鉴续编》的第一卷。该作成为叙述上古史最为重要的母本之一，亦被证明是诸多帝喾文本的基础。陈桱采用了《春秋》—《左传》的编年风格，即简短的正文附以长篇的注释，这也原是《资治通鉴》结构的基础。除了帝喾的名字外，《资治通鉴前编外纪》对帝喾的记载仅有简短的三句话：

 

帝喾高辛氏 / 都于亳 / 作九招之乐 / 在位七十年，崩。

 

最后三句并非取自《史记》中的帝喾章节。例如，定都于亳、“在位七十年”等来自皇甫谧。“作九招之乐”则以《吕氏春秋》为参考。这其实偏离了《史记》，因为《史记》把“作乐”归于帝禹。陈桱编排历史的特色就是在适当时刻进行“创作”。陈桱虽不是“作”这一概念的首创者，但他似乎是把“作”有系统地运用到上古史编纂原则的先行者之一。他的创举也为后世学者所效法。此外，如同《资治通鉴》，陈桱作品的正文亦附以注释。在注释中，陈桱主要征引的是《史记》及其注疏。然而，他并没有标明资料来源。注释中帝喾的四位嫔妃名单排序与《史记》注疏一致，仅在名字上作了微调（契取代了卨，放勋换成了尧）。帝喾的其他子嗣也被提及（但没有说明他们的母亲），“八元”及“两不才”源于《左传》中的两个章节。

随着陈桱上古史著述的出现，通鉴史书似乎已经成型。然而，有明一代，编年体史书在形式和内容上仍有若干变化，这表明对古史的再书写仍在继续。在这方面有三部重要的作品。一是修订版的陈桱史著，增加了宋明的注疏；二是李东阳在朝廷支持下编纂的通史；第三部史著由南轩编纂，与陈桱的作品针锋相对，并在权威性上与之相颉颃。

2.1.2. 陈桱修订版的通鉴

陈桱上古史著述的增订新版直至康熙年间都是位列首位的典范之作。它和金履祥的《通鉴纲目前编》（连同金履祥的《举要》）以及陈桱的另一部著作《外纪》一并汇编成一部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的作品。此书现存的最早版本是1506年版（一个包括了《举要》的修订版是1560年的版本）。在此，陈桱所使用的资料版本不同于上述的早期版本。比如，帝喾部分就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增添了诸多注释。大部分注释编排在“音释”之下，征引自《史记》注疏，但它们并不存在于陈桱的早期版本。这些注释也含有宋或明代的新资料。不可思议的是，一则《史记》注疏被归在了吕祖谦（东莱先生，1137—1181）的名下。在解释和描述帝喾所定的都城亳时，李贤的《（明）一统志》和皇甫谧的著述均被引用。陈桱《外纪》修订版最为有趣的一点是，“总论”之后接续的是“史论”。所征引的学者除了上面提及的胡宏（号五峰）外，还有明代的周礼（号静轩，1457? —1525?）。此一修订本并非首个增加注释的文本，它们同样出现在江贽的《少微通鉴节要》的明代再版本中（刊刻于1428年）。陈桱修订版中增加注释的构想是否受到江贽新刊本的启发，对此我们尚不十分清楚。这也表明，编年类型史著融合了多样的宋明注疏——这种趋势早已在纪传类型史著中展开，下文将会进一步呈现。

2.1.3. 李东阳的《历代通鉴纂要》

16世纪，第二部重要的历史著述是李东阳（1447—1516）的《历代通鉴纂要》。目前为止，我们所提及的大部分史著都是史学家个人创作的产物。然而，《历代通鉴纂要》则是由朝廷发起的首批史书编纂工程之一，以便使通鉴更加易读，也为方便皇帝。其目的是呈现一部完整的历史画面，它始于伏羲，自然也就包括了周威烈王之前的时期，并下延至宋元王朝。此一编修工程始于弘治末年（1503），于正德年间完成（1507）。李东阳等一班人马编排古史的方式承接《资治通鉴》传统，以简短正文附以详尽注释。然而，正文部分与陈桱本仍有所不同：

 

帝喾高辛氏 / 都亳 / 色尚黑 / 作六英乐 / 帝崩。

 

当论及上古帝王时，《历代通鉴纂要》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的创造发明，对帝喾的注疏主要基于《吕氏春秋》（提及帝喾谱乐及制造乐器）及《史记》，但在文本上作了重新编排。如同陈桱，此书也记载了帝喾嫔妃的名字，但却没有提及“怪诞”之事（神秘怪异的受孕和分娩），这似乎是有意省略。

1507年，作为总纂者的李东阳向朝廷进呈了这部史书。在出版之际，《历代通鉴纂要》亦卷入宫廷阉党权争之中。当时的实权人物刘瑾（卒于1510年）挑出了其中几处错误，在迫使李东阳承认疏忽之后，将大约20位编纂者革职。尽管发生如此意外，但在整个16世纪，《历代通鉴纂要》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历史著述。

2.1.4. 南轩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第三部作品是产生于16世纪末的南轩（1553年进士）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25卷，1596年刊刻，1630年重刊）。它试图以一种更为连贯的方式填补中国古史叙述中的间断，梳理了从伏羲至周威烈王（即《资治通鉴》记载之始）间的历史。这也就涵盖了金履祥《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和陈桱《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外纪》中所论及的同一段历史。《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同属《资治通鉴》编排传统，由简短正文和较长篇幅的注释构成。然而，在许多方面，它与陈桱的原版著述有着显著差异，而在不少方面与李东阳的著述更为接近。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南轩是一个临摹者，他似乎抄录了金燫（1495年贡生）《诸史会编大全》（112卷，1525年）中的开篇几卷。而金燫又引自陈桱作品的修订本。南轩对陈桱持批评态度，认为他的著作中含有太多的“不经之谈”，因而不可信。如同李东阳而非金燫，南轩的著述从伏羲开始，因为他认为在此之前的许多资料不足为信。他还增加了自尧以降的甲子轮回纪年。这表明，明代人力图更为系统地确定上古历史的确切编年，由此出现了诸多不同的标记方式。薛应旂（1500—1575）的《甲子会纪》（嘉靖三十八年，即1558年）便是其中一部重要的年表著述。它完全按照甲子纪年来编排，以黄帝八年（公元前2697年）作为第一个甲子年，记载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共71轮甲子，计4260年。

南轩史书的正文部分（基于金燫的作品）关于帝喾，记载了简短的五句话：

 

帝喾高辛氏 / 以木德王色尚黑 / 都于亳 / 作六英之乐 / 帝崩葬于顿丘 / 子挚践位。

 

正文之后附之以注疏，而这些注疏同样出现在金燫的著述中：它们具有确切的参考来源，即源自《史记》。虽然，其中的部分引文并非摘自《史记》，而是于《史记》注疏衍生而来，也有部分的引文出现在陈桱的《外纪》中。在早期的《史记》注疏中，张晏（活跃于约264年）作了注解（正如《集解》和皇甫谧的作品提及的那样）。此外，关于亳都的地望问题，南轩和金燫均征引了一位名为刘弘毅的明代学者。刘弘毅或许就是刘洪，在其他丛书中，他重刊过金履祥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并音释了陈桱的《外纪》。这表明，像金燫、南轩这样的作者并不囿于使用经典的注释，他们亦开创了征引明代注疏家的新传统。实际上，刘弘毅的注释大段取自《（明）一统志》，它亦可见于上文提及的陈桱修订本中的一个简略本。金燫和南轩虽然直接引用原始文献，但更倾向于使用二手资料。他们还采纳了《吕氏春秋》中对帝喾所作乐曲的记载：帝喾作“六英”，这与李东阳的叙述一致，而与陈桱所述的“九招”不同。

《资治通鉴》全编丛刊均会把南轩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收录其中，可见它取得了重要地位。例如，南轩的这一作品被陈仁锡（1579—1634）作了进一步修订。陈仁锡是一位多产的经史编辑家，政治百科全书《皇明世法录》便出自其手。陈仁锡将南轩的作品编入由三部著述构成的一较大部头的合集中，涵盖了止于元代的整个历史，并于崇祯三年（1630）刊刻。此书收录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59卷）、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并选用南轩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25卷）来叙述上古史，而非金履祥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或陈桱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外纪》。而此前已有的“通史”著述的上古史部分以陈桱和金履祥文本为基础，陈仁锡汇编的“通史”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如下表所示，到了明末，存在着两种标准化的通史著述，它们同时作为叙述古史的权威范本（不论是否以《通鉴纲目全书》为名）：一种以陈桱修订本（以及金履祥本）为基础来叙述上古史（下表中栏），另一种则基于南轩的著述（下表右栏）。

主流的通史著述在明代有了新发展。以分别由陈桱和南轩编纂的两种互相竞争的权威范本为代表，明代的通史著作以宋代编年体史书为典范，既把叙述的历史下延至更近的宋元时代，又上溯至所知的更为久远的过去。不仅如此，由于加入了更多宋明史家的评注，这些作品也在注疏中展现了更多更广泛的诠释观点。

2.2. 明代纲鉴体史著

上述编年体著述——或在形式，或在其他方面——力图成为《资治通鉴（纲目）》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其书写的最终目的是“资治”。然而在16世纪，随着一种新型史书编纂体裁的出现，史学界兴起了另一种路向。尽管乍看起来它建立在《资治通鉴（纲目）》的传统上，但仍有其特色，并在体例和内容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这些作品被称之为“纲鉴”史书。

2.2.1. 总体特征

纲鉴史书之所以冠名为“纲”“鉴”，正如明代著名编纂家袁黄（1533—1606）所解释的那样，它们糅合了“纲目”和“通鉴”两种传统。乍看下，它们似乎属于此前所讨论的编年文本，所呈现的某些特点与编年风格亦相似，以致在传统书目中把它们划归在史部编年名目之下。此外，它们趋向“综合性”，涵盖了起于盘古的上古史，并迄于元末。然而，纲鉴史书至少在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与编年史书不同。首先，在篇幅上，纲鉴史书通常是——但并非绝对是——较短的文本（20～40卷）。这使得它们更易于阅读。其二，不同于编年史书，它们承续了标准的纪传风格，以《史记》为其原初蓝本。袁黄在自己的评注中表示，他追随前贤的足迹，以多种史书为基础编纂自己的著述，用“纲”来叙述事件梗概或帝王生平，用“目”和“鉴”来梳理事件详尽的历史进程。袁黄用粗黑字体来凸显它们的标题，以此把这两个不同的部分清楚地区分开来。在司马光和朱熹的著述中所不包含的上古史部分，袁黄交替使用“纪”——显然会令人联想起《史记》分类中的“本纪”——和“编”，并同样也用粗黑字体来凸显。尽管袁黄声称其著述与编年体史书相类，但他以及其他人的纲鉴史书明显地具有纪传体风格。纲鉴史书中关于帝喾的章节清晰地表明了纲鉴文本的此种独特性。不同于陈桱和南轩的著述，纲鉴史书的正文并不是由五六个主句并附之以注疏构成，而是延续《史记》传统，长篇大论，但分为两篇“纪”。正文文本由《史记》、皇甫谧《帝王（世）纪》、《吕氏春秋》中的相关章节组成，它们同样也出现在陈桱的史书中。不过，在帝喾嫔妃的排序上，袁黄与陈桱则有所不同。此外，与《史记》的明代刊本一样，正文夹注非常简短，仅提供给读者一些实用信息，诸如一些字的发音、地名的所在地等。这些夹注有的来自《史记》注疏（如裴骃的《集解》和司马贞的《索隐》），其中一些并没有出现在陈桱的史书中。但也有一些夹注征引的是一些新资料，诸如班固（32—92）的《白虎通》或者明代学者丁奉（1480—1542）的注疏。此外，在“附纪”部分列出了帝喾的四个儿子（与《左传》中的说法类似）。因此，这是一篇周全的帝喾传记，简明却也全景观地展现了帝喾。

袁黄《历史纲鉴补》对帝喾的记载如下：

 

帝喾高辛氏。喾，音谷。按白虎通曰：谓之帝喾者，何？喾者极也。言其能施行穷极道德也。

纪：名夋。夋，音乙。史记作岌，山高貌。姓姬。祖曰少昊，父曰蟜极。蟜，音兆。生而祥灵。帝王纪云：“帝喾高辛，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岌。龆龀有德。”年十五佐颛顼，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阳氏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号高辛氏。少昊之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來，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帝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朴故也。都于亳。亳，地名。今河南偃师县是也。

纪：元年，命咸黑典乐为声歌命曰：九招音韶之乐。〇普施利物，不私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正义：“言作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过而送之，即‘迎日推筴’是也。”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郁郁犹穆穆也。嶷嶷，德高也。嶷，鄂力反。其动也时，其服也士。索隐曰：“举动应天时，衣服如士服，言其公且廉也。”帝既执中而遍天下。既：尚书“允执厥中”是也。史记：既作溉。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〇帝四妃。帝王纪云：“帝喾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与帝禋祀上帝而生稷。精意以享为禋祀。陈锋氏女，曰庆都，有赤龙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有娀氏女，曰简狄，祈于高禖，有飞燕之祥而生契。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子挚。〇帝在位七十年，崩年一百五岁葬顿丘。顿丘，山名，在大名府清丰县。子挚嗣立，荒淫无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诸侯废之而尊尧为天子。丁奉曰：此人君废立之始也。诸侯群会而行之则大公至正矣。知此义者其惟伊尹乎。

 

第三点显著不同是，正文叙述之后紧随着多位作者的各种评注内容。在关于帝喾的这个部分，共有五位学者的评论位列其中：胡宏（号五峰）、周礼（号静轩）、苏洵（号老泉，1009—1066）、丁奉（号南湖，1480—1542）以及李京（生卒年不详，生活于明末）。就如同胡宏的《皇王大纪》一样，此书中的注释均缩进排版以与正文相区别，似乎是仿胡宏的样式而来。尽管不同纲鉴文本所征引的注释会有所重叠，但这些注释的条目随着版本的不同亦发生变化。

明代编年文本与纲鉴文本的第四点差异在于衍生文本，即书籍正文以外的附属和补充内容，诸如序言、评疏、注释等。这两类史书共有的衍生文本有序言、目录以及读者指南（形式不一的编纂总则或凡例），包括对一些专业历史术语的规范（有时称之为“书法”）。它们通常取自《资治通鉴纲目》，或者作了些许变更。然而，也有某些类型的衍生文本或者其他附加文本是纲鉴史书所独有的，这包括：

一、《先儒名公姓氏》：编列了始于司马迁止于明末，超过150位史学家的名单。这是一份重要的参考名录，它（有选择性地）收录了那些注释征引者的名字。这一名单不仅表明了这些编纂者在悠长的史家统绪中的地位，而且并不囿于传统的主流史学著述，汇集了更为广泛多元的作者。

二、《历代帝王国统相承之图》：王朝相继及帝王相袭的图解，直观地展示了历史。

三、《历代国号歌》：一首（有时会有几首）非常简短的有关历代国号的无名诗歌，用来帮助熟记王朝（以及古代帝王）次序，并为许多纲鉴史书所采用。

四、《纲鉴总论》：元初学者潘荣（阳节）编纂，他在今天虽鲜为人知，但在明末则颇为出名，其《总论》是一批评性的历史概观，有益于史学评论的发展。

五、《历代建都总纪》：一篇有关历代都城地理方位的简要概述，呈现了历史的空间维度。

六、明王朝末年所刊刻的史书版本中亦包括了一些历史地图（有时用两种颜色印刷出版）。

七、除了史籍开头部分的附属文本外，还需注意的是分布在纲鉴文本上部页眉中的“标题”，它们多是一些摘要或摘抄，以便于粗略地了解正文。

这些独特的风格和形式表明了纲鉴文本可能的用处：经编纂者之手，这些文本语言简明，易于阅读且富有教益。（衍生）文本的增加适应历史的时空语境。所有这些元素不仅成为书市竞争中的卖点，而且也预示着一种对待和处理历史的新方法。纲鉴文本的功用或可辅以“资治”，或可用以教育，如备考等，但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满足了对历史知识本身的需求。不仅如此，诚如乔志忠所指出的那样，纲鉴文本既出自单个作者的编纂，又在注疏中添加了来自不同史家的不同声音，由此，它们成为传布历史见解的杰出文本。

2.2.2. 三种亚型及其起源

根据其独特的内在结构及起源，纲鉴文本可进一步精确细分为三种亚型。既然纲鉴文本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抄录，我们可以通过某一特别篇章在不同的纲鉴文本中的“原文再现”来辨识亚型文本。例如，同样关于帝喾的内容，可能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不同的纲鉴文本中。不过，总会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这可视为原型的变体。

首先，占主要地位的大部分亚型文本承续了纪传体风格，并以《史记》为其原初模本，上文已经作了分析。它们的编排与继承自编年传统的大多数通鉴文本有着显著差异。纲鉴作品的序言通常会提及主要的编年风格的著述，诸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通鉴纲目》、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金履祥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陈桱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外纪》和《资治通鉴续编》以及商辂的《宋元通鉴纲目》。这似乎表明，这些编年体著述是纲鉴文本第一种亚型的起源，然而，它们并不是最主要的史料来源。纲鉴文本的主要亚型确实建基在这些宋代通鉴的“摘要”之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江贽的《少微通鉴节要》。这部书以叙述为主要形式，仅附一些筛选自《史记》注疏的内容作为夹注。这些名为“纲鉴”的作品虽然从16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版，但实际上它们的样版在明初便牢固地确立了，不过是采取了宋代通鉴摘要的形式。元代重刊的《少微通鉴节要》到了明代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作品。对于本文的论题最为重要的是，《少微通鉴节要》的修订本（1428），其中的“外纪”部分由王逢和刘剡汇编、增补，并冠名为《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5卷）。这一部书的内容和结构都与150年后的纲鉴文本极其相似：带有夹注的《史记》文本被全面修订并重新编排，在文末附上了胡宏的评注，且在每页顶部加有一小标题。显然，《少微通鉴节要》是纲鉴文本的起源，但在明末资料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实际上，在袁黄等学者的眼里，这种把纲目和通鉴传统结合在一起的范例应归功于唐顺之（1507—1560），但他们没有提及任何作品之名。唐顺之是一位受欢迎的作家，尽管仅有《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46卷，1570）归在他的名下，不过这也是书名中出现“纲鉴”字样最早的史书之一。然而，江贽《少微通鉴节要》的某些再刊本亦把唐顺之列为合纂者。因此，有可能是袁黄从唐顺之这一作品的再版本中汲取了灵感。

第二种亚型在纲鉴文本中所占数量较少，实际上它们承续的是宋明时期《春秋》—《左传》形式的编年通鉴传统，按照编年风格的通鉴来编排：简短正文（寥寥数语），附之以简要的注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行文方式与上述以纪传风格为基础的纲鉴文本相左。此一亚型典范之作是顾锡畴（1619年进士）的《纲鉴正史约》（36卷，约1630）。这一作品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极为简明扼要的概述。其中对帝喾部分的处理，与李东阳—南轩作品中的结构一致，不过以一简约的方式。《纲鉴要编》（《纲鉴世史》;24卷，1617）是一部类似的著述，归在陈臣忠、张睿卿和陈仁锡名下。这两部书的版式表明，一些作者感到有必要把某些纲鉴规则应用到编年式的文本中。不过，第一种亚型的某些版本也试图在不同的标题下重组文本，以至于它们看起来更像《春秋》—《左传》的结构，其评注却是《史记》注疏的模式。黄洪宪（1541—1600）的《资治历朝纪政纲目》（74卷，1597）便是其中一个例证。在这一作品中，纪传体风格部分地转变成了编年体类型。这些文本非常易于获取且便于阅读。

第三种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亚型，但它包括了多样的文本。这些文本的书名中带有“纲鉴”字样，且如其他纲鉴史书，它们旨在做简要的历史概述。然而，这些文本的风格与此前两种亚型迥乎不同，并且不可能在它们中间重建某一谱系。这些文本中有一些著述，明显受到前述亚型的启迪。例如，乔承诏（1610年进士）在其印制精美、卷帙浩繁的《新镌献荩乔先生纲鉴汇编》（92卷，1624）中，以一种新风格重新编排了第一种亚型中的基本资料，增添了“注解”和“音释”，就像陈桱作品的修订版一样，且在“附入”下编排了（匿名）评注。这一部书亦收录一个长达九卷的详细目录。另一组归在第三种亚型之下的著述是纲鉴文本

摘要。《捷录》文本是其最为显著的代表，其中一些甚至被编制成小册子袖珍版，例如黄道周（1585—1646）的《精刻补注评解纲鉴历朝捷录》（约21卷，明末本）。通史简编本的存在本身便说明，读者对此类摘要有着大量的需求，它们通常以比纲鉴标准文本更为简短的方式来概述中国历史。汤宾尹（1567—?）的《纲鉴标题一览》（1卷，明末）亦值得注意。在纲鉴文本顶端的页边空白处写有对摘要文本全景式的概览（因此亦可称为“标题”）。换言之，文本开列了页边参考并增添了对它们的简短解释。如在帝喾部分，文本包括有：

 

修身而天下服（征引自《史记》中的帝喾文本）

执中而遍天下（征引自《史记》中的帝喾文本）

赤龙飞燕之祥（指的是帝喾两位嫔妃神异怀孕之事）

儒者莫要于穷理（参考了胡宏的注释）

气化形化（参考了胡宏的注释）

 

纲鉴史书中的大多数属于第一种亚型，同时我们也看到其他类型的、以“纲鉴”为书名的作品。它们的存在即表明，“纲鉴”这一称谓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以至于被应用于不同风格的文本中——只要这些文本仍具有大部分纲鉴史书的一般特征。一方面，编年类书籍出于商品化的需求而遵循纲鉴文本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纲鉴史书本身亦以更简易的形式来进行摘编、出版。

2.2.3. 编纂者

明代所编纂的有关明代历史的著述绝大部分是由在朝或致仕归野的官员撰写。那些致仕的官员或许有更多的自由去表达他们的个人观点，甚或贬斥朝政。历史著述分类“野史”一门之“野”字强调的是，编纂者可以于其中阐述个人的观点。然而，纲鉴史书并不能归类为“野史”，亦不能放置在“别史”或“杂史”门类下。纲鉴史书尽管常由在任或退休的官员修纂，但并不意味着在著述中可以表达（编纂者）个人的见解，而是囊括了多样的观点（通常来自许多学者，而非编纂者）。此外，它们并不涉及当朝的历史，通常止于明初（或者明末，如若是清代文本的话）。如同明末许多其他文本一样，纲鉴史书的作者或者编者身份亦复杂难解。诚如薛凤（Dagmar Schäfer）所言，在明末，人们出于学术、政治或商业原因而有机会私刊书籍、传播个人思想，这也导致了一种对于学术合作的新的社会态度。学术合作的主要形式是文化赞助，包括财力或智力上的支持。其总目标是对王朝认可的话语体系做解释、补充或进行（有趣的）对比。俊杰之士或提供钱财，或以其威名来担保刊印出版。他们可以通过增添承保单或书写序言的方式来荐举一部著述，这是纲鉴史书中常见的事例，但更为普遍的是在书名中简要提及赞助者的名字。这也使得我们难以确定谁是真正的作者（尽管审校者的名字通常会被提及）。毫无疑问，这种赞助方式有益于赞助者以及纲鉴著述的学术声誉。除了赞助关系外，通常还有商业上的原因，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出版商会雇用一些（较为）著名的学者来编纂纲鉴史书。

不过，上述趋势也受到同时代批评家的抨击。例如，在徐奋鹏（活跃于1638年）看来，“盖俱合紫阳之《纲目》与司马之《通鉴》，纵而成帙，以便学古者之观省。然其事或此载而彼遗，其文或彼详而此略，博综之士，恨其未全。而其书法义例，或仍于《纲目》，或戾于《纲目》。”徐奋鹏认为，“盖笔多出于山林学究之手，而假名于哲匠□，非真笔也。”结果是出现了许多托名之伪作。下面提及的诸多编者、作者或许便属于此列，诸如王世贞（1526—1590）、叶向高（1562—1627）、焦竑（1541—1620）、何乔远（1558—1632）、袁黄（1533—1606）、钟惺（1574—1625）、冯琦（1559—1603）、冯梦龙（1574—1646）等。这些托名现象表明了当时作者身份的复杂程度，然而这并非仅是纲鉴史书所独有的现象。

通过梳理不同的稀有文献书目清单，我们至少可以确定50位不同的纲鉴史书编纂者，每位至少有一部纲鉴作品归在其名下。由于重刊之故，纲鉴文本的版本数目会更多些（超过120）。这些刊刻行为可使我们重塑若干个刊书群体。这些刊书群体通常由一位主纂者——其名字会出现在书名中——和一位或数位审校者组成。当同一部作品重刊时，通常会刊印多次，编纂者会在一些学者中轮换。重刊后的内容仍旧十分相似，但总会有某些变化，如书名。

最早的纲鉴作品在书名中并不带“纲鉴”字样，如同纲鉴文本的雏形——江贽的《少微通鉴节要》的修订版本一样（1428年版）。具有类似书名的另一早期文本亦复如是，即诸燮（1535年进士）主编的《新编通鉴集要》（28卷，1549年第一版）。此书的缩略本（10卷）在明末曾数次重刊，它是纲鉴第一种亚型文本的节要版。1581年出现了一部归由诸燮编纂的史书《增补论策全题苏板通鉴集要》（28卷），据说这是一位名不彰显的学者苏濬（1541—1599）作品的重刊本，它也是最早的纲鉴作品之一。在1581—1628年间，苏濬之名至少与9部书名中带有“纲鉴”字样的不同版本的著述联系在一起，其中第一部作品的书名或许便是《纲鉴集要》或《纲鉴纪要》的变体。其中一些作品归之于郭子章（1543—1618）或焦竑。郭子章是一位著述颇多的官员，他是《新刊补遗标题论策纲鉴全编精要》（20卷，1592）和《新锲郭苏二文参订纲鉴汇约大成》（20卷，1593）的仝订者；官宦出身的焦竑还是一位藏书家，他编纂了《新锲国朝三元品节标题纲鉴大观纂要》（20卷，1598）。苏濬诸个编本（1598、1612、1615年本）亦由李廷机（1542—1616, 1583年进士）修订，李于1607年入阁出任大学士。其中一些版本仅署名李廷机（1600、1604年本中局限于宋史部分以及1619年本）。直至明末，仍有与苏濬相关的纲鉴史书出现，如苏濬的《重订苏紫溪先生会纂标题历朝纲鉴纪要》（崇祯重刻本，即1628—1644年间）。

另一组纲鉴文本归名于叶向高。1607年，叶向高出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此同时，王锡爵（1534—1611）、于慎行（1545—1608，学者，亦曾出任大学士）以及李廷机亦受擢升。叶向高并非首位有纲鉴史书托名的高官。最早一批书名中带有纲鉴字样的《新刊史学备要纲鉴会编》（48卷，1578）便由王锡爵辑，他后升任詹事府詹事，兼管翰林院，出任掌院学士，几年之后更是官拜大学士（1585—1594）。1599年刊行了余有丁（1527—1584）和申时行（1535—1614）编纂的《（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20卷）。在万历初年，余有丁和申时行均曾出任礼部尚书兼大学士。1608年叶向高履职之初，于慎行刚刚去世，王锡爵对职位索然无趣，而李廷机与事仅数月，虽然他一直保有大学士之名。叶向高在入阁前曾与他人一道，共同作为太子（即后来的泰昌帝）的侍讲官。1602年，他的《鼎锲叶太史汇纂玉堂鉴纲》（72卷）刊行。这一作品有多个版本，诸如万历本、崇祯本甚至清初本，并多由李京（生卒不详）订义。注2在苏濬和李廷机的著述中各有一个版本（1612年本、崇祯本），叶向高亦作为编辑者而名列其中。事实上，在建阳刊本中，叶向高和李廷机通常放在一起，例如1612年刊刻的熊成冶（字冲宇）的《历朝纪要（旨南）纲鉴》。叶向高的事例很好展示了如何借助于高官的声誉来促进纲鉴史书的传播。

注2 《善本书目：史部》, 133页，n.1368, 1370;《古籍总目：史部》，卷一，130页，n.10301268；《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432页；见HYL, T 25124920；尊经阁文库：《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 151页。延世大学，（III）1692；此书的清代版本，可参阅本文注[246]。

通过一些文本编纂者或序言书写者亦可深入了解历史著述的出版过程。例如，李纯卿的《新刻世史类编》（45卷，首一卷，1604和1606年）便有诸多知名之士参与其中。据载，其他四位参与编纂的学者是：“补遗”谢迁（1450—1531）、“覆详”王守仁（1472—1529）、“会纂”王世贞（1526—1590）、“增修”李槃（1580年进士）。谢迁原本督导有关《资治通鉴》概要的汇编工作，即后来的《资治通鉴纂要》（92卷）。这一事例表现了编纂者如何力图联合有威望的学者来确保自己的作品出版。与李纯卿作品书名相似的一部著述，即《重刻详订世史类编》（61卷+1卷，可能是崇祯本，刻于1628—1644年间）则展示了同一部书在再版时，内容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是纲鉴文本所特有的：相同的条目在每一版本中都有变化，具有些许差异。这也意味着，即便仅出于商业原因而托名于知名学者，一些捉刀者也必定做了实在的工作。那些在商业刊书作坊中的（不知名）编辑者很有可能插手作品的修订。在此种情况下，诸如曹于汴（1558—1634）等人写的诸篇序言，便把《重刻详订世史类编》直接归于李槃，他还创作了13部杂剧。合编者名单中有几位李槃的门生，其中有建阳书商余应虯和余昌祚，这表明刊书商与诸如李槃这样的成功作家之间存在关联，加之利益的考量，刊书商或许借助知名作者来出版各种各样的书籍。

对此，或许有人会指出历史小说（演义）和纲鉴史书间的关联。演义是形成于明代的一种新式虚构叙事。明代演义的显著特征是它声称与真正历史作品间存在联系。这显然可从那些时常添加到正标题中的各式惯用语得到印证，例如《按鉴演义》。上田望（Ueda Nozomu）业已表明，许多历史小说实际上是从纲鉴史书中汲取素材的。此外，张谢莉（Shelley Chang）指出，繁荣的刊书中心——建阳书肆在出版一些纲鉴类型史书的同时，亦修订刊刻了许多历史小说。很有可能是出于增加这些小说商业价值的考量，各式各样的“按鉴”习语被植入它们的书名中。与其他亚型文本一道——诸如作为建阳书商规模最大的出版物的不同类型的类书，纲鉴史书与书商的商业野心相得益彰。在建阳本纲鉴史书中，有一些出自余氏家族。在这一家族中，余象斗大名鼎鼎。在他所出版的许多作品中，余象斗自署名为作者、注疏者、编者以及出版者。正如贾静珠（Lucille Chia）所表明的那样，这在明中后期是一种普遍行为。余象斗等书商所广泛践行的另一做法是，修改书籍以便吸引更多的读者，之后自己署名为作者，或者另找一个人充当作者。这在余象斗或其他书商出版的纲鉴史书中非常常见。

纲鉴史书第一种亚型中最为知名且最为流行的或许便是归在袁黄（1586年进士年）名下的作品。袁黄是家族中首位参加科举考试并考取进士功名的人。在主政地方充任县令之后，于1593年擢升为兵部职方主事。同年，他因中国远征军在朝鲜御倭失利而引咎辞职。随后，袁黄返乡看管家族产业并以著述为生，直至去世，享年74岁。他尤其以《功过格》而闻名于世。袁黄的纲鉴著述名为《历史纲鉴补》（万历三十八年，即1610年），又名为《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39卷）。我们并不知道袁黄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工作（如同其他一些著述，出于商业原因而托名于袁黄）。出于现实的考量，本文将继续把这一文本称为“袁黄”的。此书有袁黄写的一篇序文，落款时间为1606年，即他去世的那一年。另有一篇韩敬（1580—?）的序言，落款时间为1610年，这接近于此书出版的时间。在这一序言中，韩敬解释说，袁黄在去世之前为这部书操劳了三年。此书的刊刻者便是前述的余象斗。据王重民（1903—1975）言，此书在1600—1610年间重刊过三次，每次均托名于不同的编者。

另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是钟惺（1610年进士），他主要以诗文作品而闻名。一部名为《鼎锓钟伯敬订正资治纲鉴正史大全》（74卷，首一卷，明崇祯本，即1628—1644年间）的作品归之于他，合纂者是建阳余氏家族中的另一位刊书商余应虬（序言落款时间为1628年）。这部《正史大全》传承自宋代通鉴，此一观感可以从它收录的数量繁多的序言中得到清晰印证，其时间跨度从宋开始历明初直至是书出版之时（包括此书编者之一陈仁锡的序，1625、1626年间）。在内容上，它与归在袁黄名下的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涵盖了从远古直至元末的历史。对于上古史，它直接参考了刘恕的《外纪》、金履祥的《前编》以及王世贞所作的增补。钟惺这一著述的特色是增加了始于伏羲的甲子纪年。为此，钟惺亦改变了袁黄基于邵雍《皇极经世书》的纪年方式（以上古帝王统治时间来纪年），从而使它与胡宏的《皇王大纪》所采用的纪年更为接近。

另一位著名的纲鉴托名作者是王世贞。王氏最广为人知的是关于他所见证的、与明史相关的诸多议题的论著：《弇山堂别集》（100卷，1590）和他人据其著作改编的《弇州史料》（30+70卷，1614）。它们主要依据的是王世贞可以直接接触到的《实录》。托名于他的纲鉴著述展示了纲鉴文本所特有的大量的变体和复杂性。最早一部归之于他的纲鉴史书是《镌王凤洲先生会纂纲鉴历朝正史全编》（23卷，1590）。《凤洲纲鉴（会纂）》（明万历本，1573—1619年间）似乎是同一部作品的改易之名。这一部书亦刊刻于清代，但篇幅不一（39卷或46+23卷）。王世贞影响力的另一证据是，他的名字出现于许多作品的书名中，例如《王凤洲先生纲鉴正史全编》（24卷，附记一卷，纲鉴图略一卷，明崇祯本，1628—1644年间）。此一著述并非属于纲鉴第一种亚型，而是基于顾锡畴原典著述的纲鉴第二种亚型。王世贞不太可能亲自编纂此种特别的纲鉴史书。很可能的是，这些托名于王世贞的纲鉴作品是由其他知名学者参与出版的。例如《重订王凤洲先生纲鉴会纂》（46卷+续宋元纪23卷，明末本）便由上文提及的陈仁锡编辑，吕一经注疏。《刻王凤洲先生家藏通考纲鉴旁训》（20卷，明末本）亦由作为官员的史学家何乔远编辑，他还编纂了一部福建地方志《闽书》（1630）。而《纲鉴通纪论策题旨》（20卷，明末本）和《合锓纲鉴通纪今古合录注断论策题旨大全》（20+1卷，明崇祯本，1628—1644年间）都由剧作家汤显祖（1550—1616）即《牡丹亭》的作者作注。其中，《合锓纲鉴通纪今古合录注断论策题旨大全》与钟惺的著述合编在一起，冠名为《王凤洲钟伯敬两先生家藏纲鉴通纪》或《鉴纪合录》。这一合集多半收录了其他几位知名学者的作品，亦可发现王世贞其他版本的著述，例如其中便有袁黄参与的一个文本。清以降直至今日，最为著名的合集之一便是袁黄和王世贞的《纲鉴合编》。

至此，我们概述了主要的纲鉴史书，它们多少聚集在一位编纂者周围，尽管明代有其他许多版本亦在传布。至于明代有多少学者涉足纲鉴史书的创作，我们可以参阅明代最后一部纲鉴作品，即诗人、剧作家、志怪小说家冯梦龙（1574—1646）编纂的《纲鉴统一》（39卷，附论题2卷，历朝捷录2卷，1644）。这部书内容庞杂，并附有许多衍生文本（诸如许多历史地图）。其中开列了一个超过140位编纂者和修订者的名录。这一名录与纲鉴著述中的一般衍生文本诸如《先儒名公姓氏》不同，名列其中的主要是明末作者，知名及不知名的学者均囊括在内。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展示了此部纲鉴史书“统一”的一面。冯梦龙似乎掌握了数量庞大的纲鉴文本，因为所有的编纂者均可由今天的书目核实，他们亦出现在冯梦龙的名录中。

其他纲鉴作品至少有一个版本仍存世的编纂者及其著述如下：

 

一、冯琦（1559—1603，儒宦，1601年擢升为礼部尚书）:《鼎锲纂补标题论表策纲鉴正要精抄》（20卷，1606）。

二、潘光祖（1625年进士）:《（鼎锓潘义绳先生纂辑）纲鉴金丹》（32卷，1631）。

三、刘孔敬（1625年进士）:《梦松轩订正纲鉴玉衡》（72卷，1637）。

四、金之光（未取得进士功名）:《纲鉴汇览》（12卷，明本）。

五、翁正春（1553—1626）:《编辑名家评林史学指南纲鉴新钞》（20 + 1卷，明本）。

六、汪旦（1535年进士）:《新刊翰林考正纲目通鉴玉台青史》（17卷，1606）。

七、汤宾尹（1595年进士，南京国子祭酒）:《汤睡菴先生历朝纲鉴全史》（70 + 1卷，万历本，1573 —1619年间）；《纲鉴大成》（14卷，万历本）。

八、张鼐（1604年进士）:《新镌张太史注释标题纲鉴白眉》（21+1卷，万历本、1621年本以及未刊日期版）。

九、孙鑛（1542—1613，官员）:《历朝纲鉴辑要》（20卷，明本）。

十、王昌会（生卒年不详）:《全史详要》（30卷，1630）。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汉文本的纲鉴史书并非仅产生于明代中国，它们亦出现在域外的朝鲜。朝鲜儒者姜沆（1567—1618）编纂的《纲鉴大成》（36卷）是域外刊刻的较早一部纲鉴文本。姜沆受业于16世纪朝鲜一位重要的儒者成浑（1535—1598），并于1593年文科合格。1597年与日本战争期间，姜沆作为战俘被掳往日本，在日本他遇见了日本现代儒学创立者藤原惺窝（1561—1619）。《纲鉴大成》的确切编纂时间尚不清楚，可能是在姜沆1600年从日本返回之后。既然姜沆逝世于1618年，他的这一著述无疑属于早期纲鉴文本之列。在许多方面，它是中国纲鉴文本的缩略版。姜沆还编纂了《纲鉴会要》（17卷，朝鲜李朝显宗八年，即1667年）注3，记载的时间从周威烈王到五代。它融合节略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中的“纲”与江贽的《（少微通鉴）捷要》中的“目”。

注3 Kanggam hoeyo.

2.2.4. 读者

与正统但流传不广的编年体史书相比，纲鉴史书似乎是一传布广泛的史著类型，尽管它们鲜为当代学者所关注，以至于被忽视，好像从来不存在一样。

然而，新近围绕着纲鉴史书展开的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它是明末重要的史书类型。最近，一些学者甚至开始把明末纲鉴史书的出现称之为“纲鉴热”或“纲鉴风”。正如王重民业已指出，且被上述论述所确认的那样，编纂纲鉴流行于嘉靖年间（1521—1566），鼎盛于万历年间（1573—1619），衰落于天启朝（1620—1627）和崇祯朝（1628—1643）。另需指出的是，有清一代纲鉴史书持续刊印，尤其在康熙年间（1662—1722），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复兴。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纲鉴传统其实从未真正中断过。

在明末，大众需要一种更易于接受的历史著述，无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就其刊刻而论。这类新的历史著述以吸引众多的读者为目标，并且尤其有助于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除了对“四书”“五经”进行阐释的八股文之外，历史亦是科举考试中的必考题之一，它通常作为“策问”中的一部分。策问通常依据经史中的问题来拟定，并以此来阐释“经史时务策”。当考生们备考时，他们会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历史。此外，大部分的“策问”并非学术所关注的对象，而只是士子们准备的一篇历史论文，以阐释试题中出现的制度、经典、防洪、地方治理等问题。明末欣欣向荣的出版业的特色在于，商业书坊出版考试辅助资料以帮助考生在进入考场之前获取知识及答题技巧。这些辅助资料包括关于“四书”和其他经书的论著、八股范文、类书等，且在书肆广为销售。纲鉴史书以及其他历史摘要作品，诸如上文提及的捷录，可以提供快捷、综合的历史概观，基于此一事实，它们亦可被视为考试辅导书之类。这可从纲鉴史书中的诸篇序文得以印证。不仅如此，一些纲鉴作品的书名中便有“论”（关于官方正统学说教条的论文）、“策”（关于公共政策问题的建议）、“表”（奏章形式的陈情政书）等字样，这些文体用于在省城和京师举行的第二（乡试）及第三（会试）等级的考试，这些考试通常以历史事例为题。纲鉴著述的书名已然宣示，这些论文的题旨都出现在书页顶部的标题中。如此，这些书名以一种简易的方式涵盖了所有的必要信息。

作为考试辅导资料，纲鉴史书在教学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纲鉴著述被用于（初等）教育，甚至作为基础知识（兔园）的课本而颇具盛名。正如谢肇淛（1567—1624）陈述的那样，在学习进程中，纲鉴史著亦未缺席。谢肇淛记载道，他在八九岁时开始喜欢阅读史书。然而，他的私塾老师仅能给他一些编年体裁的摘要和纲鉴史书。之后，他才可以读《史记》、《汉书》、朱熹的《纲目》，要更晚才得以读《廿一史》。因此，他很晚才读完这些史书，“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时时卒业也”。“性理纲鉴”指《性理大全》（1415）及纲鉴史书，其中囊括了很多知识，并且常常被一些早期启蒙的少年和在耄耋之年仍能背诵它们的老年人宣之于口。妇女亦能精通这些著述。然而，仅教育和备考还不足以解释纲鉴史书的成功。诸如财富的增加、商业化程度的提升、识读能力的普及以及参加科举考试士子数量的增长、刊书业的繁荣和书肆的扩张，所有这些因素显著促进了纲鉴史书的传布。此种境况刺激了对史书的需求，使得阅读史书不再局限于独特的备考背景之中。然而，商业化也有其副作用。刊刻质量并非总是上乘；某些作品的大量内容抄自其他作品，甚至一些作品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署名却不同。

纲鉴著述传播到何种程度尚难以回答。正如下文所要表明的那样，乾隆统治期间的《四库全书》审查使得纲鉴史书被查禁，为数不少的纲鉴作品甚至被销毁。不过这种观点也需要微调：许多书或毁于自然原因，或毁于回禄或明末的兵燹。除此之外，对书刊文化的新研究已经表明，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实际上很稀少。尽管许多汇编作品以刻本的形式流传，但它们首次刊印的数量非常少（50部复本左右），如有需要，则需再行刊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仅有数目有限的复本存世，其中一些还仅保留在日本或朝鲜。不过，至少有一个版本存世可见的不同版本及不同书名的纲鉴作品仍旧数目可观（如上文提及的，超过120个），这反映出纲鉴作品的大量产出，以及读者对它的巨大需求。

3．清中前期的通史著述

通史著述的编纂并没有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终结，因为在清中前期，我们仍可辨认出三种类型的史著：满族新贵们编纂了满文本的中国通史，这些满文史著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为依据；其次，纪传纲鉴风格继续发展，出现了新版本和重刊本，包括域外出现的日本刊本以及欧洲译本；最后，清廷钦定出版了一些版本，但部分因《四库全书》引发的查禁而使一些新文本的刊刻无法继续。

3.1. 满文译本

在清初，一个主要的进展是满族统治者用满文来修史。这一翻译过程可使我们对明末史书文本的权威性有新的认知。有两种类型的译本，第一种属于纪传体，第二种则是编年体。

3.1.1. 达海译本（Hafu buleku bithe）

首部被译为满文的中国史书属于纲鉴传统，其翻译启动甚早。在早期翻译过程中，达海（卒于1632年）是一关键性的人物。作为一名满文译者，他奉努尔哈赤之命翻译《大明会典》中的内容。后来，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于1629年创立文馆，达海被继续委任翻译汉文典籍。在任职期间，达海系统化了满文书面语言，规范了圈点符号（变音符），以便于与汉字对音（新满文或称有圈点满文）。文馆以此种新满文来着手翻译《孟子》和《通鉴》。然而，此项翻译并未在达海的有生之年完成。1632年，达海去世，享年38岁。在顺治统治时期，翻译是否继续进行，尚不明了。顺治初年，常有顺治帝阅读《通鉴》的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帝作了一个重要决定，启动一项新的出版计划。这位皇帝声称，他阅读史书以及各种纲鉴是为了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然而，这些史书内容参差不齐，他想通过“清除冗杂，审核异说”而获得严谨的版本。这一统合而成的史籍应被命名为《通鉴全书》，并将对皇帝的统治更有裨益。在同一年，顺治帝任命了约55位官员从事此项工作，两年之后，又增加了两位审校人员。当顺治帝于1661年驾崩时，此一工程显然并未完成。据载，康熙三年，即1665年2月16日，满文版的通鉴稿本才得以印刷完毕。但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一满文史籍是否（部分意义上）就是《通鉴全书》工程的成果。现存的满文史籍Hafu buleku bithe（《通鉴》）共计80册，被认为由达海翻译。这一满文本译自王世贞（因此，满文本的中文书名有时为《纲鉴会纂》）或袁黄的作品。既然它并非逐字而是摘要式的翻译，也就难以确定其精确的底本。不过，清楚的是，它属于纪传体纲鉴文本。满文本中国通史的刊刻出版虽耗时日久，但从一开始，汇编者和翻译者所依据的底本似乎就是最易于理解的纲鉴史书。

3.1.2. 《御定通鉴纲目》（Han-I araha tunggiyan g'angmu bithe）

达海译本《通鉴》并非最后一部用满文出版的中国通史。三年之后即1668年，康熙帝命令学者们采用其他史书来修订《通鉴全书》，以使诸如此类的著作更易于理解，便于官员和民众使用。在日课中，康熙帝本人对通鉴的兴趣与日俱增，《实录》也相应地关注到皇帝的这个爱好。例如，在他统治的第15个年头（即1676年），年过弱冠的皇帝自认为对通鉴的内容了如指掌，并认为通鉴史书大有益于治道。康熙帝依照自己的意愿制定了系统的研习计划，用来学习和讨论这部书中的不同章节和部分。这一计划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一以贯之，在《实录》中亦留下了这位皇帝研习的足迹。据载，1680年，作为儒士官宦的张英（1638—1708）每晚均给皇帝讲授通鉴。5年后，即1685年7月，康熙帝向近侍官员说道，他很喜欢阅读经传典籍及其注疏，尤其是通鉴，认为它们对于治国至关重要。尽管康熙帝不断地阅读，但仍担心会遗漏什么内容。因此，他亲自在不同的《资治通鉴》与《纲目》史书中作了朱批。不过，这位皇帝抱怨道，他得不到通鉴和纲目的所有卷本以自由支配，因此，他要求官员们随身携带之。当康熙帝阅读完后，他再一次发布谕令，并以权威的口吻向官员建议说：

 

凡文武官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尔等各携诸书，以备问答，甚善！朕所点定之书，尔等亦试观之。

 

于是，翰林院学士常书、大学士图纳（? —1697）进呈奏折，说道：

 

皇上万几之暇。经传悉加博览。又于通鉴诸书，御笔点定。自古帝王好学者，远不能及。而论旨犹谓不能尽记，仰见皇上圣不自圣至意。

 

早在1687年，翰林院编修励杜讷（1628—1703）便已上奏，奏请皇帝在1685年4月（康熙二十四年三月）至1687年1月（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阅读期间给《纲鉴大全》和《纲目全编》所作的批注应该让史馆了解。据4年后（即1690年）的记载，康熙帝在阅读通鉴的两年间（1685、1686年）曾写了107段评注。励杜讷奉命以太子太傅的身份把这些文本传递给起居注馆，以备记录和解释。据载，最终在1691年，《通鉴纲目》的满文译本——Han-i araha tunggiyan g'angmu bithe刊刻出版。这部译著共有111卷，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

刊刻于武英殿。此次翻译奉康熙帝之命进行，康熙帝声称，他将亲自查视翻译过程。著名的满族官员、翻译家和素（1652—1718）负责翻译。事实上，此一工程是对以下三种史书的翻译：

 

1．Dzjy tunggiyan g'angmu ciyan biyan（南轩的《前编》[25卷，8册]，即《资治通鉴纲目前编》）；

2．Dzjy tunggiyan g'angmu bithe（朱熹的《正编》[59卷，56册]，即《资治通鉴纲目》）；

3．Sioi dzjy tunggiyan g'angmu bithe（商辂的《续编》[27卷，27册]，即《续资治通鉴纲目》）。

 

这些文本所对应的是属于明代编年传统——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此种传统在明末社会依然存在——的两种通史版本中的一个（可能是陈仁锡版本）。那么，就此一满文译本而言，编纂者倾向于南轩的作品，而非陈桱或金履祥的作品。这也可以从帝喾的章节中得到印证。

此外，还有一些满译本史鉴作品，如Panši išošohon i leolen（1707），它是潘荣所写的历史概观作品——《潘氏总论》的满文本。类似的历史概要可以在大部分纲鉴史书的开篇部分找到。我们还可发现，满译本亦可作为其他著述的文献来源。例如，约在1774或1775年，蒙古出版了一部由Rasipungsuγ编纂的有关蒙古帝国历史的史书Bolor Erike（字面意思是：水晶念珠），就频繁引用了达海译本和《御定通鉴纲目》满文译本。

上述两大满文翻译工程确认了明代通史性著述的权威地位。一方面，满族新贵们选择袁黄或王世贞编纂的纪传体纲鉴史书作为关键性文本；另一方面，他们又择取明末编年体通鉴作为参考资料——包括南轩作品在内，以此作为叙述上古史的基本文献。

3.2. 通鉴史著的持续发展

除了满文本外，还存在着汉文本的通史著述。在清初，纲鉴传统的作品持续出现，它们不仅获得重刊，而且还产生了延续纲鉴传统的新版本。此外，一些日本版本及欧洲译本亦在此一时期出现。

3.2.1. 重刊与新版

首先，汉文本纲鉴史书增添了一些新的编纂者，这些史书大多属于纲鉴第一种亚型。早期的一个文本（可能刊刻于康熙四年，即1665年）是蒋先庚的《龙门纲鉴正编》（20+1卷）。康熙末年则有裘陈珮（生卒年不详）的《后乐堂历朝纲鉴》（54卷，康熙五十六年，即1717年），并附有朱璘（生卒年不详）的《附明纪全载》（16卷）。朱璘亦是《历朝纲鉴辑略》（56卷，序言落款时间为1696年）的编纂者。

其次，出现了一些新的纲鉴史书。例如，吴乘权（1655—1719）、周之炯、周之燦等人辑的《纲鉴易知录》（92卷，1711）。这部史书所涵盖的时间起于盘古、迄于明末，至今仍在重刊。吴乘权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编辑了颇负盛名的中国古文选集《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试图使宋早期的文献更易于获取。编纂者们显然以手中的明末纲鉴著述为模本。对于古史，他们把文本分为“纲”和“纪”两部分（如同袁黄和其他人一样）。“纲”这一部分，他们采用的是诸如南轩编年体风格史书中的句式，这也就认可了南轩的权威地位。然而，他们从盘古而非伏羲开始叙述，这又与南轩不同。与其极为相似的著述是叶澐（生卒不详）和刘德芳（生卒不详）编纂的《纲鉴会编》（98卷，约1703）。另有一本同名作品《纲鉴会编》（49卷+1卷+9卷，1715）采用的是第二种类型的改编形式，它是由蔡方炳（1626—1709）和杨本源（生卒年月不详）编辑而成。仅以手稿本留存于世的是潘永圜和潘永因的《续书堂纲鉴订本》（65卷，序言落款日期是康熙辛亥，即1671年），它追随的是第二种类型，即纲鉴史书的编年体亚型。

从较早文本的重刊可以判断，在康熙朝对纲鉴史书似乎有持续的需求。第一种亚型有若干个重刊本，诸如虞二球重订的《鼎锲叶太史汇纂玉堂鉴纲》（清初）以及李纯卿的《重刻详订世史类编》（1712）。第二种亚型文本亦被重刊，例如顾锡畴的《纲鉴正史约》（1737）以及在此基础上编纂的《王凤洲先生纲鉴正史全编》（24卷，清初）。顾锡畴著述的清代重刊本经由陈宏谋（1696—1771）编辑、增订。此一文本包含有《甲子纪元》，以天干地支轮回纪年的方式而制成一大事年表，其纪年始于黄帝十八年。这一年表也被清代其他重刊本所收录，如乾隆年间重刊的纲鉴史书（属于第一种亚型），被视为是王世贞所编纂的《（历朝）纲鉴会纂》（39+1卷，1746年版以及约1774年版）。这表明，在清初，年表受到学者们的持续关注。

这种对年表的持久兴趣同样表现在那些徒有虚名的“纲鉴”史书中，即便它们源自纲鉴史书。例如年希尧（? —1738）的《纲鉴甲子图》并非是一部书，而是一个根据《通鉴纲目》绘制的甲子结构的年代图表，始于公元前424年（即周威烈王即位之初），止于1705年。此外，清初还刊刻了以纲鉴文本为基础，用来准备武举考试的小册子：朱鹿冈（生卒不详）编纂的《怀山园增订纲鉴武科策题会纂》（6卷，1670）。朱鹿冈也是其他几种军事题材作品的编者。该书通篇以问、答为结构，所采用的材料均源于纲鉴史书。

清盛期之后，尤其是《四库全书》工程（详见下）之后，纲鉴史书急剧衰落，但却从未消失。在19世纪初，有两种非常有趣的纲鉴著述：倪韦佩的《纲鉴望知录》（4册，道光二年，即1822年）以及司徒修的《纲鉴择语》（10卷，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

在清中后期，我们可以获知更多的有关纲鉴史书读者的信息。明代史料似乎表明，纲鉴史书时常被视为一种“大众通俗”的出版物，这体现在粗糙的印刷质量，以及它们仅作为备考而用。然而，清代文献则揭示，纲鉴史书的价值不止如此。清末以还的教学计划中，它们是书院必读书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纲鉴史书尤其是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和顾锡畴的《纲鉴正史约》，与诸如朱熹和司马光等的更具权威性的史书一并，时常出现于王鸣盛（1722—1798）或皮锡瑞（1858—1908）等学者所出版之史学读物的学术参考书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诸多知名学者和政治家在其传记（或自传）中都提及，他们年轻时所阅读的第一批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便是纲鉴史书：诸如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吕思勉（1884—1957）、丁文江（1887—1936）、胡适（1891—1962）、顾颉刚（1893—1980）、毛泽东（1893—1976）以及林语堂（1895—1976）等。曾纪泽（1839—1890）、清末学者恽毓鼎（1861—1918）的日记均表明，纲鉴史书同样是他们成年后的常规读物。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曾作为清廷的外交使节出使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恽毓鼎的日记则以下层官员的视角记载了清末最后的岁月。以上所述的史实表明，纲鉴著述是获取历史知识的有价值的史书。

此外，清末其他人士，诸如作为报人同时也是小说家的吴趼人（1866—1910）、政治家汪精卫（1883—1944）等人的笔记也提及纲鉴史书。这也就进一步确认了纲鉴史书所具有的价值。纲鉴史书被广泛阅读，也可以从其他显而易见的事实得到印证，即它们时常出现在明末至清末小说家杨尔曾（明末）、丁耀亢（1599—1669）、吴敬梓（1701—1754）、李绿园（1707—1790）以及李伯元（1867—1906）等人创作的小说中。这些零散的材料表明，纲鉴史书似乎吸引了形形色色的读者，并为所有类别的文学爱好者所推崇。

3.2.2. 日本刊本

除了中国出版的纲鉴文本外，日本也刊刻（或重刊）了一些汉文本的纲鉴史书。鹈饲石斎（Ugai Sekisai, 1615—1664）所句读、注疏的袁黄《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历史大方纲鉴补》（39+1卷，宽文三年，即1663年）便曾多次重刊。

明治期间（1868—1912），其他一些中国纲鉴史书亦获重刊：诸燮编辑，董其昌（1555—1636）重校，陈继儒（1558—1639）参阅的《通鉴集要》（10卷），并附有川田甕江（KawadaŌkō, 1830—1896）的一篇序文。在日本重刊的另一纲鉴文本是叶向高编纂的《纲鉴精采》（24+4卷，1869、1882），附有坂田丈平（Sakata Jōhei, 1839—1899）的注释及阪谷朗庐（Sakatani Rōro, 1822—1881）书写的序言。

3.2.3. 欧洲译本

纲鉴史书是欧洲出版有关中国史作品时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这也印证了作为权威文本的纲鉴史书的重要性。在清中前期，欧洲传教士对中国历史兴趣盎然。中国历史之源远悠长、肇端之早、历史编年之持续不断以及记载之完备，所有这些方面均给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传教士对历史的理解是由《圣经》编年以及欧洲诸王国的多样性所决定的，这样的历史充满着许多空白和断层。

当传教士们回到欧洲后，他们便着手翻译中国历史，并被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出于自己的目的而采用。耶稣会士在撰写中国史作品时使用了一些汉文材料，对这些材料的底本辨认是一复杂问题。传教士们不仅采用了宋代的中国史经典著述，而且还借鉴了大量17世纪出现的新版或新撰写的史书。正如其作品呈现的那样，他们不仅使用了诸如明末学者南轩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而且尤为借重更广为流传的纪传风格的史书，例如纲鉴史书。

清中前期，传教士的中国史著述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著述始于17世纪末，主要作者是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当他们回欧洲后不久，其著述一般较快便出版面世，书中甚少提及所依据的汉文资料。一些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学者，如德维诺（Melchisédec Thévenot, 1620—1692）也出版了一些中国史著述。正是这些著述的出版，引发了欧洲关于上古时代编年的第一次争论，一直持续到18世纪20年代。尽管传教士们省略了所征引的汉文资料，但是所有这些欧洲作品均以纲鉴文本（可能是袁黄和钟惺编纂的纲鉴史书）为主要依据，并且一些编年类型的史书亦有可能被采用。这一组的主要作品有：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Res à gentis origine ad Christum natum in extremâ Asiâ, sive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 Monachii: Lucæ Straubii, 1658（362 pages）, Amsterdam: Joanem Blaev, 1659（413 pages）.（《中国历史的第一世代：远东地区，即大中华帝国的历史事件，自人类初创，直至基督诞生》, 1658年、1659年。）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juxta cyclos annorum LX, Ab anno ante Christum 2952, ad annum post Christum 1683, Paris: s. e., 1686.（《中国王朝七十轮干支纪年表：自公元前2952年至公元1683年》，巴黎，1686年。）

德维诺（Melchisédec Thévenot, 1620—1692）,“Synopsis Chronologica Monarchiæ Sinicæ, Ab Anno post Diluvium CC. LXXV Usque ad Annum Christi M. DC. LXVI,” in Melchisédec Thévenot, ed.,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qui n'ont point esté publiées, et qu'on a traduit or tiré des originaux des voyageurs françois, espagnols, allemands, portugais, anglois, hollandois, persans, arabes & autres orientaux, Paris: Thomas Moette Libraire, 1696, volume 2, part IV, 76 pages（without page numbers）.（《中国王朝编年纲要：自大洪水之后的275年至公元1666年》，载于德维诺主编《尚未出版的几种旅行轶闻录，译自法国、西班牙、德意志、葡萄牙、英格兰、荷兰、波斯、阿拉伯以及其他东方地区旅行者的原著》，巴黎，1696年，卷二，第四部分，共76页[未标页码]。）

 

第二组欧洲出版的中国史著述，始于18世纪，由法国耶稣会士撰述。他们起初主要是肩负着科学使命（包括研习中国历史）而被派往中国。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的中国史著述便开始发布，不过往往经由巴黎的耶稣会士，诸如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抑或东方学家如德金（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等中间人，正式出版则要等到18世纪末，甚至19世纪初，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文稿抵达法国后还要费时颇久才能刊印。这些作品包含了许多关于史料来源的参考信息，并且成为在华耶稣会士与法国科学院院士通信中的部分内容，由此导致了对（圣经）编年的争论，最终成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此前提及的欧洲出版的中国史作品通常是意译，而第二组著述中则有逐字翻译的作品，例如：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Version litterale du commencement de l'histoire chinoise depuis Fouhy jusques à Yao,” Peking, 12 August 1730.（《中国初史直译：自伏羲至尧》，北京，1730年8月12日。这是对南轩[1553年进士]《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的开始部分的逐字翻译。它有手稿本留存于世，不过其所起的作用，是为杜赫德著名的历史概述中的上古史章节提供基础。）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Fastes de la Monarchie Chinoise, ou Histoire abrégée selon l'ordre Chronologique de ce qui s'est passé de plus remarquable sous chaque Empereur,” in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vols. Paris: P.-G. Le Mercier, 1735, Volume 1, 263-556.（《中国王朝大事记，或按编年顺序记载每一位帝王统治下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简史》，载于《关于中国王朝及鞑靼在地理、历史、纪年、政治及自然方面的描述》, 4卷，巴黎，1735年，卷一，263～556页。）

 

其他中国史著述则使用了更为广泛多样的汉文资料，例如：

 

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0～1736）,“L'ancienne histoire du monde suivant les Chinois”，即“Discours preliminaire ou recherches sur les tems antérieurs à ceux dont parle le Chou-king, & sur la Mythologie Chinoise, par le P. de Premare,” in Antoine Gaubil, Le Chou-king, un des livres sacrés des Chinois..., Paris: N. M. Tilliard, 1770, xliv-cxxix。（《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古代史》，收录于宋君荣[Antoine Gaubil]主编的《书经，中国的一部圣书》，巴黎，1770年版，以《马若瑟神父所作的绪论，或书经所记年代以前的中国上古史及中国神话研究》之名出版。它直接参考的是编年体史书以及诸如袁黄的《历史纲鉴补》、王世贞的《王凤洲先生纲鉴正史全编》等纲鉴文本。）

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 Tabula Chronologica Historiae Sinicae connexa cum cyclo qui Vulgo Kia Tse Dicitur（Rome: Petroschi, 1729）（《中国历史纪年表，附甲子纪年》，译自年希尧的《纲鉴甲子图》。）

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 13 vols., Paris: Ph.-D. Pierres et Clousier, 1777-1785.（《中国通史，或帝国编年史，译自通鉴纲目》, 13卷，巴黎，1777—1785年出版。据作者[冯秉正]所言，这是对一满文史书的翻译，我们可以确定即为上文提及的Han-i araha tunggiyan g'angmu bithe[《御制通鉴纲目》]，是奉康熙之命于1691年编纂。此书收录了南轩的《前编》、朱熹的《正编》以及商辂的《续编》。不过，冯秉正还使用了更为广泛多元的文献，包括袁黄的《历史纲鉴补》。冯著卷帙浩繁，多达约6500页（其中1100页是索引和附录），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直至今日，在欧洲它仍是由个人所编纂的最为全面综合的中国史著述。）

对汉文本、满文本中国史著述描述最为完备、最为详尽的是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 “Traité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divisé en trois parties”, ed. Silvestre de Sacy, in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vol.16, Paris: Treuttel&Wurtz, 1814, in appendix, 285 pp.（《中国纪年论，分三部分》，载于Silvestre de Sacy主编的《北京传教士所作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记录》，卷十六，巴黎，1814年，索引部分，285页。对文中提及的所有文献进行了叙述，宋君荣基于钟惺的《鼎锓钟伯敬订正资治纲鉴正史大全》[又简称为《纲鉴大全》]，还对从伏羲到公元前206年间的中国史作了概述。）

 

上述对传教士中国史著述底本文献的简要概述，进一步证明了明末史书的权威性。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与翻译中国通史的满文译者极为相似。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所有的底本文献，尤其是它们所采用的到底是哪一版本的纲鉴史书，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传教士一方面基于南轩的作品，另一方面则参考了纲鉴史书，并把后者作为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当然，这并不排除传教士手中有更多的传统文献，诸如陈桱不同版本的有关上古史的著述。这些史料表明，传教士对不同的原始文献具有渊博的知识，这是从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学者那里获得的。对此，可另加补充的是，所有从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欧洲各大中文文献馆藏（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梵蒂冈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均包含有这些纲鉴史书的原初版本。

清中前期，纲鉴类型史书持续发展，并从多个历史角度印证了明末纲鉴史书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出现了满文译本；刊刻了新的纲鉴史书；其他汉文纲鉴史书则再版，一些在日本出版，一些则成为欧洲翻译、叙述中国历史的参考文献。清代以降，学者们的日记、笔记和小说中多参考它们，可见其传播广泛，读者众多。所有这些表明，纲鉴史书不仅回应了明末扩大化、商业化的书市对阅读材料的需求，而且，它们对学习关于中国历史的综合性知识很有价值，从而在清代赢得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3.3. 清廷的推动与审查

传统上，历史的撰写通常由官员和学者个人发起。其中亦不乏一些人呈递他们努力的成果（编纂的史书），以获取朝廷的认可。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朝廷亦主动倡议修史。例如，在明代，朝廷负责编纂通史，使之成为皇帝本人的内廷辅导读物。上面提及的李东阳编纂的《历代通鉴纂要》（1507）便是一个实例，它的出版伴随着朝廷内部的争论与冲突。到了清代，此种朝廷修史的传统一如既往。除了御制的满文本通史外，清廷同样推动了汉文本史书的汇编与出版。其中第一部编年风格的通鉴是奉康熙帝之命编纂的，第二部纪传与编年混合风格的史书是在乾隆帝的赞助下完成的。最后，清廷启动了《四库全书》工程，与之相伴的还有书籍查禁，这也导致史书编纂的诸多演化戛然而止。

3.3.1.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

众所周知，康熙帝推动了一系列浩大经典文书的出版，诸如《全唐诗》（收录了49000首唐诗的选集，1703）、《佩文韵府》（1711）、《朱子大全》（171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1725）。其中一些典籍，诸如《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均采用纲鉴史书作为它们注疏的参考。同样正是在康熙帝的倡议下，第一批史书得以出版。在满文版史书出版后的第16年，清廷钦定的汉文新版史书面世：《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序文时间1707年）。它与满文本史书有一显著差异：在上古史基本构架上，这套书采用的是金履祥的《通鉴纲目前编》（附带他的《举要》）和陈桱的《外纪》，而非南轩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因此可以说，在康熙帝的支持下，两种可见的明末编年体通史著述均被重刊出版：一种是延续了南轩的上古史著述的满文史书，另一种是基于陈桱作品的汉文史书。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陈桱作品在明末的再刊本《通鉴纲目全书》并非原版，而是一个修订版本。这一修订版不仅包括了诸如“音释”等注疏，而且在文末还增加了“总论”及“史论”。在帝喾部分则征引了宋代学者胡宏和明代学者周礼所作的注释。陈桱的上古史著述亦被《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所采用，这也就意味着它获得清廷的认可。此外，这一部书包含有多样注疏这一事实表明，即便史书是在皇帝的御批下编纂，那也未必唯皇帝马首是瞻，皇帝的见解不过是诸多释义中的一种。把这些注释囊括其中，或许也可解释为何这套书在《四库全书》中没有归在“编年”（史书）之列，而是放置于“史评”之中。

清廷支持的另一著述是年表：《（御定）历代纪事年表》（100卷），王之枢（1685年进士）奉康熙之命主编，于1715年出版。它共涵盖了72轮甲子，始于尧六十一年，止于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所有的信息都列表呈现。这一部作品表明，人们对建立一个无误的大事年表有着持续的兴趣，并受到朝廷的认可。

3.3.2.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雍正时期，钦定史书编纂领域并无显著的新进展。仅有记载说，雍正帝时常分赐他父亲所御定的史书。1723年，因詹事府府衙中仍存有160箱满文书籍，它们便被御赐分发给那些还没有这些文本的王公大臣。三年之后，雍正帝在一个宴席上，又把他父亲的《御批通鉴纲目》分赐给一些高官。

如同在科学、艺术等其他领域，乾隆帝对史书编纂的奖掖也达至顶点，并对传统作了阶段性的总结。在他的推动下，编纂了一钦定新通史，兼有编年和纪传风格的特征。另一方面，与《四库全书》工程相伴随的还有文字审查，许多纪传体史著被查禁并销毁。在乾隆统治初年，《御批通鉴纲目》仍作为御赐之物而赏赐给高官。此外，在1739年，乾隆准许宫廷御本通鉴可以在各省重刊，以广为传布。在18世纪60年代，乾隆帝又有新举措。正如司徒琳（Lynn Struve）所指出的那样，乾隆帝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成公正且完美的仲裁者，可以评定包括史书修撰在内的高雅文化。通过他的臧否评判，乾隆帝的意旨完全获得遵从。诸多举措给中国知识阶层确立了清晰的指导：关于满清的崛起与立国、明王朝的衰落与灭亡，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内廷中仍保留有李东阳编纂的旧版《（历代）通鉴纂要》以及其他明中期的史书，这原初是为皇帝个人学习所用。乾隆帝在闲暇时曾经阅读过这些史书，以寻找其中值得称赞的经验和饱受评讥的过失。但他仍然觉得这些史书记载失序，内容缺欠，不便于御览，即便他认为《通鉴纂要》不同于顾锡畴、王世贞及陈仁锡编纂的所谓“兔园册子”（儿童蒙学读物）。因此，钦点新版史书的编纂，每一卷都要获得朝廷的认可。众多官员参与其中，皇帝的御批亦被收录，经过数年之后，于1768年2月竣事，并取名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不过，它又耗时十余年才最终定稿刊刻。部分原因是由于对晚明的评价。1775年12月17日（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四）的谕令赦免了那些使用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但在其他方面不含有任何不妥之处的史书，并把南明政权中最为重要的弘光朝编年增添到《历代通鉴辑览》中。近120卷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最终在1776—1777年间完成。这一部通史始于伏羲（而非盘古，甲子纪年始于尧），止于南明诸王（唐王、桂王）。这一部书虽然直接以《通鉴纂要》为基础，但并非是对后者的简单模仿。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视为编年传统和纪传传统的融合。《通鉴纂要》早就是属于编年传统的摘要作品，并为以顾锡畴《纲鉴正史约》为主要代表的纲鉴第二种亚型文本所参考。其他纲鉴文本，诸如王世贞本则被指责过于粗略，这或许表明它们实际上被用作参考资料，并且极有可能为勘误李东阳本提供帮助。例如，帝喾部分的章节采纳了《通鉴纂要》的结构及正文，但叙事文本本身则依据的是标准的纲鉴文本（并非编年体式）。比如，源于《史记》的注释与它们在纲鉴文本中的排序一致。此外，关于亳、顿丘等地名的注释亦根据当代权威的参考书予以更新。这似乎也就使得纪传体与编年体传统的融合达至顶峰。

3.3.3. 四库全书工程及书刊禁毁

就在《历代通鉴辑览》出版前后，乾隆帝开启了另一浩大工程，即编纂《四库全书》。与此同时，官员们对此前的历史著述进行评估、挑选抑或禁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9）对可能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中的近1万种著述（最终仅有约3460种作品被纳入）分门别类、简介评判。这一提要提及的主要历史著述绝大部分均归在“编年”名目之下。经过最后挑选而收录的有：《竹书纪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恕的《通鉴外纪》、胡宏的《皇王大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陈桱的《通鉴续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压轴之作。提要中引用乾隆帝之谕，称这一部书“诚圣训所谓此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书也”。正如以上所论，奉康熙帝之命而编纂的《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亦收录于《四库全书》中，但出现在“史评”名目下。然而，南轩的《通鉴纲目前编》仅有提要，并没有收录全本。四库馆臣指责南轩没有仔细核对所采用的资料，例如，他基于类书中的章节，从《尔雅》或《左传》征引的材料，实际上在这些书中并不存在。“故杂采类书，以讹传讹，至于如此。”此一负面评价与它在明末清初的权威地位形成了鲜明对照（它曾被翻译为满文本）。同一名目下的薛应旂的《甲子会纪》亦仅被提要而没有收录。四库馆臣对纲鉴史书的消极评判可以从对顾锡畴《纲鉴正史约》的简要述评中体现出来。这实际上是唯一一部存目部分受到品评的纲鉴史书：“至‘纲鉴’之名，于《纲目》《通鉴》各摘一字称之，又颠倒二书之世次，尤沿坊刻陋习也。”李东阳的《历代通鉴纂要》则未被收录。

然而，编修《四库全书》亦引发了一场反对煽动性书籍的运动，有时导致这些书籍被毁（尤其在1774—1788年间）。那些被拒绝并且意味着将被禁毁的著述清单，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因为许多纲鉴传统的著述榜上有名。其中一些广为人知，诸如作为原初模本的《通鉴节要》（极有可能就是江贽的《少微通鉴节要》）、诸燮的《通鉴集要》、张鼐的《必读纲鉴》、李廷机的《历史大方纲鉴》。一些则鲜为人知，诸如潘荣的《通鉴总论》（它可以在绝大多数的纲鉴史书的开篇部分找到）、潘光祖的《纲鉴金丹》、蒋先庚的《龙门纲鉴》、（没有署名）《纲鉴全史》，甚至一些匿名者的作品，诸如（无名氏）《通鉴标题》。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书籍被查禁的理由。钟惺（字伯敬）的《资治通鉴大全》和苏濬的《纲鉴纪要》被指责为含“有违碍字（语）句”。归在王世贞和钟惺名下的《纲鉴正史大全》险些被禁毁的原因包括，这部作品“盖亦坊间所刻课蒙之本，托名于二人者”，它也是朱熹和商辂作品的摘抄，与之并无抵牾之处，仅在元代部分，征引了丘濬的“谬说”以致“甚乖正理”。这部书最终被建议改正错误语句，但不必禁毁。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四库馆臣部分地采用了明末学者对其中商业原因的苛责之语。袁黄的《了凡纲鉴补》受到同样的指责，“实系坊间陋刻，托名于黄。”不仅如此，书中大部分的内容涉嫌剽窃抄袭。这部书饱受批评，还因为它使用了南明唐王（朱聿键，1602—1646）及桂王（朱由榔，1623—1662）的年号，分别是隆武（1645—1646）、永历（1646—1662）。“且中多触悖语句，应请销毁。”与其他作品汇编在一起的王世贞的《凤洲纲鉴会纂》包含有《明纪》。根据禁书名录，这一部分应该“铲除”，而其余部分则可继续流传。四库馆臣查禁书籍的一个重要原因似乎出于他们的反明态度。

四库馆臣的见解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天对明末清初历史著述的评价，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其中一些正统的重要文本（例如南轩的著述）已经湮没无闻，而纲鉴传统亦已近乎被人遗忘。只是随着诸如《四库禁毁书丛刊》（1998）的重刊，它们才再一次引起学者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