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经济增长、工业化、产业演进与城市化关系理论
2.2.1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关于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关系的研究。Lucas(1988)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命题；Hollis B.Chenery(1975)提出了城市化与人均GDP的一一对应关系；Noetham(1975)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并把城市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即城市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初期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10%，表明城市化进程开始启动，该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低于25%，城市发展缓慢，经历的时间长，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中期加速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30% 以上，农村人口开始大量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工业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60%以上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城市人口增长处于稳定的发展时期。
Renaud(1981)利用111个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结论。Shatter(1996)认为，城市化水平随着人均GDP、工业化、出口以及外商投资的增加而提高，其中工业和农业对于城市人口集中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出口将降低城市人口集中度，另外政治因素对城市化具有较大影响。Henderson(2000)还进一步测算出城市化与人均GDP高度相关，且相关系数为0.85。Davis & Henderson(2003)通过建立城乡人口分布模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结构变化驱动城市化发展，政治和政策变量通过影响收入和部门构成而间接影响城市化，城市的集中度受到一国的政治和民主化水平以及经济体制的影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对于改善城市过分集中、开放内陆市场具有很大的作用。Bertinelli & Black(2004)通过建立由于人力资本集中而导致技术进步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发现在城市化水平较低时，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技术水平低下，出现发展陷阱，而当处于过度城市化阶段时，虽然会产生一定的外部负效应，但同时会获得大量的动态外部经济，对于过度城市化的限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可以通过空间再分配而不是限制城市人口数量的方法来控制城市化的进程。Jayasuriya(2005)利用71个国家1980—199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是影响生产效率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Henderson & Wang(2007)利用1960—2000年全球10万多个大中小城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和民主化水平对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的影响很大，其中，技术进步会极大地促进大城市的发展，而以规章、政策为标志的民主化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Bertinelli(2008)也认为，城市化率达到一定门槛值以后可以加速人力资本集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略晚于国外。周一星(1982)对世界13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各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总值的对数值之间大致呈正相关关系。不同国家之间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可比差异程度与它们的人均总值呈负相关关系。王小鲁(2002)认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率可以达到3.6%，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途径：一是劳动力转移；二是通过城市规模的优化；三是考虑投资需求的拉动。刘耀彬(2006)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方法，分时段地对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样本区间内，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并不一致，二者之间有一个由松到紧的相关联系过程；不同样本区间内，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方向也并不相同，这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与外生性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互为推进的，如果要更好地疏导这种协整关系，不仅要着力于城镇人口和非农产业的有效集聚，还要注重工业化推进与产业有效转型。
李金昌、程开明(2006)依据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动态计量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不大；城市化水平受人均GDP影响的效应逐步增强，受自身影响的效应不断减弱，而人均GDP受自身波动影响的效应不断上升，受城市化水平影响的效应逐步下降，深入分析实证结论，发现这恰恰与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杨波、吴聘奇(2007)在考察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其城市集中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影响和制约，东部沿海省份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发展已相对成熟，单靠大城市的发展不足以实现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今后应适当发展中小城市；对于内陆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和地区，今后发展的重点则仍是提高区域的城市集中度。沈坤荣(2007)指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少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实现，人力资本是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渠道。在中国城市化通过知识资本影响人均产出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产业升级被认为是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渠道。蔡昉(2010)认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应推进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进程。
2.2.2 工业化与城市化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方面，Chenery(1965)指出，人均GDP越高，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也越高。Hagedorn，Miller & Labovitz(1971)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密切，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组织、经济、技术要素会对城市经济产生一种综合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经常出现偏离。Cochran & O'Kane(1977)指出,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对于工业化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甚至出现人口爆炸。人口控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中国家放慢城市化进程是控制人口大量增加的必要手段。Pandy(1997)认为，非农就业结构对城市化会产生正向影响，且结果显著；Black & Henderson(1997)指出，相对而言，现代服务业发达的城市规模一般较大，而制造业发达的城市规模一般较小。Walker(2001)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向外不断蔓延的工业制造业地区一直是北美城市非常鲜明的特征。
与国外将研究重点放在某一工业化要素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上不同，我国学者更加关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作用，以及两者整体进程发展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影响。景普秋(2003)从专业化经济与聚集经济入手，提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能量聚合体模型，刘耀彬、王启仿(2004)则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的协调度模型，并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工业化与城市化从不协调发展走向基本协调；从空间上看，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地区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刘秉镰、王家庭(2004)认为，城市化从两个方面带动工业化：一是通过聚集经济效益降低了空间交易费用；二是随着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城市人口规模日益扩大，增加了对制造业与服务业产品的需求量，同时大大拓展了市场范围，极大地促进了工业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叶裕民、黄壬侠(2004)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次经历了非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弱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正在建立工业化与城市化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其中关键的环节是通过新型工业化之路，建立以现代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装备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进而拉动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第二次劳动力转移浪潮的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将有力拉动市场扩张，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效市场空间，为此需要加快制度创新，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滚动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提高城市对主导产业R&D投入等。程俐骢、吴光伟(2005)认为，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不是城市化的滞后，而是工业产值比重上升没有相应带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而城市化率与就业结构变动的相关性较强；安虎森、陈明(2005)认为，以人均GNP为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工业化，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并不滞后于工业化，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就业结构没有随着工业化而相应高度化以及城市化质量不高的问题，这是由长期的工业政策偏离引起的。尹继东、张文(2007)用“两产业三部门”的双重演进模型，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揭示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双重互动关系，分析还表明，扩展城市非农部门、发挥其集聚效应，是实现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双重演进的前提。大力发展城市非农经济部门是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举措，不应采取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扭曲市场的歧视性政策，而应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继续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罗黎平(2008)从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涵与本质出发，构建了基于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微观作用机理的理论研究框架，从产业结构演变与劳动力转移、生产函数变动与城镇体系和城市内部结构变动、经济组织变革与城镇体系和城市内部结构变动等方面，研究了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发展的理论、问题及发展战略。他建议，在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一是各地区要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选择合适的主导产业，进而稳步解决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二是要从产业发展与生产力地域空间布局两个方面来引导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与空间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实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三是在城市建设与城镇体系的构建上，要通过对地域产业的重组与分工，构建“差序格局”的新型城市群，形成多元互补、高通达性的城市群体系结构，从而提高城市化的整体水平与质量。
2.2.3 产业演进与城市化
产业演进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Davis & Golden(1954)肯定了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认为无论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都很密切，欠发达的地区城市化进程缓慢，交通运输业对城市化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Gurofer(1976)以计划经济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在城市中就业的城市化进程中需要相当大的成本，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者正在限制城市化进程，其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在资源的约束下正在减缓，由此可见，政府在制定计划时应加快城市化的推进。Hazel Moir(1976)经过实证分析证明，城市化水平与劳动力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城市化与第二产业就业结构联系紧密，而在经济发展的高水平阶段，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结构联系更密切。Scott(1986)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产品的市场交易结构和劳动力空间分布及动态流动性巩固了大城市的中心地位。Garza(1999)研究了经济政策对产业和城市化的影响。Murata(2002)从技术进步角度研究了城市化问题，认为农业技术进步促使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进行转移，加速城市人口集聚，从而带动城市化发展。Davis & Henderson(2003)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演进加速了劳动力的转移，从而使资本和人力等要素集中在城市，产生规模效益，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在国内，陈甬军、陈爱贞(2004)认为，应该通过促进产业区域转移，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以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应该尽快形成以市场导向为基础、政府积极引导的产业区域转移调节机制。陈甬军、景普秋(2006)认为，生产要素禀赋与主导产业选择的差异，形成了中部与东部地区不同的资本积累及工业化、城市化演进机制，进而导致中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陈甬军、陈爱贞(2007)从历史的角度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和产业区位转移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和产业均有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集聚的趋势，我国应更多地考虑以产业的区域转移来替代劳动力的转移。战明华、许月丽(2006)在将城市化看作由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关联效应所决定的内生变量的基础上，将其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并对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的总量样本数据对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变迁与经济规模的变化均对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城市化水平则又以类似于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不过，与其他因素相比，即使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也要小得多。
李铁立、李诚固(2003)认为，区域产业结构有序演变的城市化效应，包括资源要素的部门转移和空间转移，使城市化在产业结构演变的时间、空间序列上表现出不同的模式特征和地域特征。城市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的反馈作用机制包括支撑、拉动和载体作用，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有序演变与城市化过程在时空上得到统一。黄晓军、李诚固、黄馨(2008)对东北地区近10年来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建立了城市化的产业结构演变支撑模型和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模型，通过对模型结果分析得出结论：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将是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吸引外资、扩大城市规模是促进产业结构与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的重要举措；只有采取改革户籍制度和劳动力管理制度等措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化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只有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系统空间培育，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作用，才能实现区域产业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刘艳军、李诚固(2009)通过分析1953—2005中国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过程与偏差，发现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动整体呈波动性变化，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不断增大，表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响应强度在不断增大，城市经济密度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以及区域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因素。
2.2.4 人口流动性理论
国外有关人口流动性的理论主要分为两类：新古典经济模型和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在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中，劳动力迁移规律得到了较好的解释。克拉克搜集并整理了若干国家劳动力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移动的时间序列统计资料，得出了这样一条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将增加。注21库兹涅茨等人在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基础上，对劳动力迁移规律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指出劳动力分布结构变化的动因是产业之间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相对收入的差异。
Lewis(1954)在分析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在此模型中，刘易斯假设一个简单的两部门经济：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并假设维持生计部门存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值。由于工资差异，劳动力从维持生计部门进入资本主义工业部门，这既提高了维持生计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也为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以及部门之间工资差异的缩小。注22劳动力的这种转移也即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在这一阶段，劳动力是过剩的，而资本是稀缺的。在此情况下，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推动力。随着资本的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当所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都被工业部门的发展所吸收时，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因此工业部门的工资不再固定，而是随着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变化而变化。刘易斯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尚处于第一阶段。
二元经济模型强调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该模型在总结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有机结合在一起。尽管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历程不尽相同，但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易斯的理论在总体上是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的，因此该理论在有关劳动力流动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刘易斯模型有其不完善之处，表现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的苛刻性以及只关注现代工业的扩张而忽略农业的发展。
Ranis & Fei(1961)发展了刘易斯的模型，进一步细化了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分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总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平衡路径的影响，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情况下，经济才有可能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这一模型的缺陷在于仍然假设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以及无论农业生产率如何变化，出于制度原因农业工资始终是一个常数。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Jorgenson(1961)在前面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放弃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他认为，两个部门工资都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所以工资水平是上升的。乔根森认为，消费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持续转移，粮食需求是有限的，工业品需求是无限的，一旦人均粮食产量超过人口增长达到的上限所需的水平，农业劳动力就开始转向工业部门。但乔根森模型与前面的研究一样，也忽略了城市失业的因素。
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流动大大超过了城市工业的吸纳能力，导致城市失业问题十分严重。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摒弃旧的劳动力迁移分析框架，出现了支持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向城市迁移的经济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Harris & Todaro，1970)。
托达罗模型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该模型认为，迁移决策取决于潜在的迁移者对预期收入的估计，这种估计同时依赖于当前城市工资水平和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的概率，后者由城市失业率决定。Todaro(1969)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构成了迁移的主要方面，这个差距越大，迁移倾向就越强；如果城乡工资差异不大，则劳动力迁移的倾向较小。与刘易斯的假设不同，托达罗认为农村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相反，他将其模型建立在城市失业的前提下。所以，他的模型不强调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侧重于研究如何放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节奏，以缓解城市的失业压力。托达罗模型从新的视角为城乡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他的理论很适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并且当放松这个模型中的一个或几个假设的时候，会使得该模型得到拓展，并得到一些新的结论。
以上是新古典经济模型中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的补充，这个理论是由Stark(1991)提出并命名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认为，劳动力迁移的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体，而是由更大单位的相关群体(以家庭为主)表现出来的。这类群体进行迁移不仅是为了使期望收入最大化，而且是为了使由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最小化(Stark & Levhari，1982；Taylor，1986；Stark，1991)。Stark(1991)的推论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农村产业的一些特殊性之上，特别是建立在风险分析之上。与一般的个体不同，家庭通过劳动力资源的多样化分布来规避风险、提高经济福利，即家庭劳动力在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再分配，是规避经营风险的一种替代办法。具体来说，家庭与其外迁成员之间的汇款可以起到类似“贷款中介”的作用。外迁劳动力和留在家中的劳动力共同分享其收益和风险，交替扮演贷款方和借款方的角色(Stark & Levihari，1982)。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认为，迁移可以被视为人们对“相对贫困”的一种回应(Stark，1984；Stark & Taylor，1989)。这种贫困的程度由个人(或家庭)收入在其社区内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社区收入分布决定的。例如，某人如果感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在社区中属于中下水平，就有可能产生离开这个社区(即迁移)的念头。这种迁移是为了提高自己或家庭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而非两地收入差距所致。
除了新古典经济模型和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理论模型也对劳动力迁移进行了解释。Lee(1966)提出的“推拉理论”将迁移决策因素分为两类：推力和拉力。前者促使劳动力离开原居住地，后者则促使劳动力迁移到新的目的地。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劳动力迁移就发生了。具体地，Lee(1966)将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分为四类：相对于原居住地的因素、相对于目的地的因素、中间阻碍迁移的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对居住在同一地点的人来说，外部条件相同，但迁移倾向和动机由于个体差异而不同。即相对于原居住地和目的地的各种因素，以及个体因素差异，作用于每个人的心理临界值，从而促使或阻碍了迁移的发生。这一理论将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在迁移选择性分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Sjaastad(1962)提出了成本收益理论。该理论将迁移决策视为一种能在时间上给劳动者同时带来收益和成本的投资战略。这一理论假设劳动力个体的目的是使他的实际净收入最大化，劳动力个体通过比较现居住地和所有可能的迁移目的地的收入流来进行迁移决策。
Krugman(1990)打破传统的一般均衡分析，通过引入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等因素，分析了贸易和迁移动机以及产业的地理集聚等现象。在著名的中心—外围模型中，克鲁格曼通过分析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的三个来源(专业化投入与服务、劳动力市场共享和知识和信息的流动)，揭示了空间集聚的向心力。其中劳动力市场共享对于解释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共享可以使得企业无论在经营状况良好还是不佳的情况下都有更多的选择来雇佣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动力个体为避免失业的风险，也会迁移到企业聚集的地方。
以上提到的理论基本上是围绕劳动力迁移的原因展开的，没有直接将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化放在一个分析框架内。Zelinsky(1971)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的规律。该研究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经过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很少；第二阶段，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三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有所减少；第四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大大减少；第五阶段，人口流动消失，即城市化达到了最大的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人口流动曲线呈现倒U形。Ledent(1982)构造了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数量关系，运用四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验证了Zelinsky(1971)提出的经济发展过程人口流动的规律，证明确实存在倒U形的曲线可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的特点。这两位学者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
国内相关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乡转移的现象，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当劳动力流动突然出现，并构成影响城乡经济的一种重要现象时，理论和政策研究不可避免的即时反应，就是对劳动力流动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描述。注23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决定因素、流动人口的特征、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等。
(1)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决定因素。大量的研究基于西方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中国经济转轨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蔡昉(1995)认为，中国当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扩大了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为迁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注24周其仁(1997)将宏观背景和微观差异结合起来，认为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外生决定着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和容量，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对其决定是否迁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赵耀辉(1997)运用农村调查数据和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尽管外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但由于一系列的外出成本(受尊重的程度、子女接受教育的成本)等，劳动力个体会选择留在本地就业。蔡昉、都阳(2002)利用贫困农村的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对贫困假说，发现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贫困同时构成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因。朱农(2004)运用人口普查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得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城市工业逐步失去了其城乡迁移动力的作用，而对外开放的作用越来越强，农业剩余劳动力对迁移形成一种重要的推力，农村的非农产业仅对本地的农村劳动力起作用。这些研究较好地解释了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劳动力迁移。
(2)流动人口的特征。关于流动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从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流动方向和就业部门等方面进行。迁移人口的年龄大大低于劳动人口的平均水平，绝大部分集中在20~35岁之间，且迁移者中男性比例大大高于女性(蔡昉，2000)。与农村劳动力平均水平相比，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较高(蔡昉，2000；赵树凯，1998)。在流动方向上，农村劳动力迁移中省内迁移占据较大比重(蔡昉，2000)，出省后大多数从中西部地区前往东部地区(蔡昉，2000；李培林，2003)。从就业部门看，农村劳动力主要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蔡昉，2000)。
(3)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户籍制度进行。许多研究认为，对于劳动力流动来说，最为本源性的制度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城乡隔离，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一些独特性。学术界一致认为，由于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居民在身份、地位存在明显的区别，大多数流动人口不能在城市定居，从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循环流动的特点(张车伟，2002；李强，2003)。蔡昉等(2003)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但由于户籍制度等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从而人为地控制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也有研究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户籍制度已经不是分隔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制度障碍，而只是进入城市正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李建民，2002)。
(4)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世界银行(1997)估计，农村劳动力部门转移对中国1980—1997年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6%。王德文等(2004)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所具有生产性的代理指标，估算出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中国人口的省际流动对东部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5%(王桂新，2005)。一些学者从理论上论证了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地区差距有决定性作用(蔡昉、都阳，2000；姚枝仲、周素芳，2003)，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劳动力流动对缩小中国地区差距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劳动力流动受到的限制较大，通过劳动力流动来缩小地区差距还有很大的潜力(姚枝仲、周素芳，2003)。段平忠等(2005)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高度相关，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正在逐渐消失。通过把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预测结合起来考察，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蔡昉，2007)。在劳动力供给出现相对短缺甚至绝对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会出现什么新的特点，对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的影响会出现哪些变化，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