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动情的观察者：模糊的身份与坚定的立场

过往对铁穆尔的研究，对他的身份关注不多，使得这些研究仅仅对作品文本与族群文化做出过于牵强的符应性的阐释。观察和解说铁穆尔身份的维度可以是多元的，本书从纵向的血缘维度和横向的业缘维度作些讨论。

首先，铁穆尔出生于一个尧熬尔和吐蕃特（即藏族）合璧的家庭。他的祖父叫斯车穆加木参，吐蕃特人，原籍吐蕃特高原东部道帏部落人（今青海省循化县道帏藏族乡），通吐蕃特语、蒙古语、尧熬尔语和汉语；他的祖母叫艾吉布奇（又名再再），尧熬尔鄂金尼部落安江氏族人，通尧熬尔语和吐蕃特语，粗通汉语。他的外祖父叫热布旦，尧熬尔安江氏族人，鄂金尼部落世袭头目，通吐蕃特语、尧熬尔语，粗通汉语；外祖母叫英科尔，尧熬尔鄂金尼部落祁鲁氏族人，通尧熬尔语和吐蕃特语，粗通汉语。他的父亲叫赛姆道（乳名达河志，1958年后开始用汉名郎永胜），通吐蕃特语、尧熬尔语和汉语，略通蒙古语，识些藏文和汉文；母亲叫赛卓（1958年后开始用汉名安银花），通尧熬尔语、吐蕃特语和汉语。他的大姐叫才增卓玛（汉名郎慧东），通尧熬尔语和汉语，识些汉字；二姐才让卓玛（汉名郎慧琴），通尧熬尔语，精通汉语，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汉语系。1963年，铁穆尔出生在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多元文化家庭之中。备受家人疼爱的他，小时候因头发稀少，又常常因各种原因头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故得诨号“铁穆尔套勒黑”（意为“铁头”）,1972—1981年，也曾一度使用过汉名郎英雄、郎惠军（或郎挥军），之后开始使用“铁穆尔”这一在突厥语和蒙古语族群中极为常见的名字。为避免张冠李戴，后决定使用全名“尧熬尔·赛姆道·铁穆尔”，简写作“Y.C．铁穆尔”，“Y”是尧熬尔一名的字母缩写，“C”是父亲名字的缩写，就是“尧熬尔人赛姆道之子铁穆尔”的意思。祖母给他起的吐蕃特名字为“才让当知”（或“车凌敦多布”），而母亲则习惯叫他“奥兰”（意为“红色”）。高中毕业后，铁穆尔做了一年多地道的牧民，1983年考入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1987年毕业后回到自治县工作。[6]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在鲁迅文学院第四届高级研讨班（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班）学习。他精通尧熬尔语和汉语，粗通蒙古语和吐蕃特语。

其次，他以作家为主要身份，兼有学者、牧人和干部三种身份。铁穆尔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和走访游历，获得了海量的民间知识和人生体验，加之广泛阅读内陆亚洲的历史文化书籍，以及文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书籍，使他成长为一位学者型作家。[7]在创建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和创办《尧熬尔文化》杂志之前，他曾在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多年。他还曾是自治县文联的专职作家，目前担任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近年来，随着父母亲年事已高，不能再从事畜牧业生产，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他除了照顾父母外，还操持起了家中的畜牧业生产。

综上所述，笔者想指出两点：一是铁穆尔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家庭，家庭成员的轶事、经历和擅长给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和养料，加之他后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验，使他最终摆脱了从单一文化视角观察、学习和写作的沉疴痼疾，达到紧随时代、贴近生活、开阔宽厚和古今通达的写作新境界；二是他在生活和写作中，常常在多种身份中变换，他从未将自己禁锢于某种单一身份之中，这使他获得了众多从多元文化视角观察、学习和写作的绝佳机会。

无论是血缘维度的“族群融合”，还是业缘维度的“身份变换”，都说明铁穆尔的身份具有典型的模糊性特征，无法用整齐划一的族群归属和刻板固化的职业身份来框定。身份的模糊性一定会导致立场的模糊性吗？从他的作品中，笔者发现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一个坚持不懈地破解“尧熬尔之谜”的作家，他这样定位自己的来路和使命：

谢天谢地！我是因为有幸生长在这个神圣山脉的怀抱中，在他的庇护下才见识了那一个个可怖而迷人的角落，那触目惊心的人和事。（《蔚蓝色的山脉》，第55页，引自《苍天的耳语》，以下同例只注明篇名和页码）

20世纪的最末几年里，我以一颗狂野的心和难以实现的理想，以追寻和写作我们部族流亡的历史起家。于是，我成了这片人烟渺渺的雪山脚下的一个牧人作家。（《族群、历史和草原》，第79页）我要在死之前写下这个偏远之地的不幸、痛苦、忧愁和温情，写下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将要灭绝的古老游牧部族。不，不，绝不能在死期之前死去。梦里，我独自在星光灿烂的草地上匆匆赶路……（《长满狗牙草的冬窝子》，第33页）

铁穆尔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对尧熬尔族群、内陆亚洲历史和欧亚草原文化的“动情的观察者”。但他并不止步于此，笔下不仅描写可汗君王的言行业绩、刻画时代百姓的喜怒哀乐，而且还常常将“文化的透镜”对准自己。

卡迪哈尔，我们这样一直干了7天，像往常那样，严峻沉重的劳作一下子让人变得简洁而沉默。你爷爷、大姑和牛倌的艰辛让我心惊肉跳，那种劳累和艰辛我觉得有时简直可以比作炼狱。我心中惭愧、内疚和无奈。我蜕化了吗？从前我不就是和他们一样干活的吗？可如今我在舒适的房间里读书写作，确实和他们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夏营地·夏营地》，第165页）

我知道取得社会的承认将一文不值，所有的成就最终都会被超越，所有的记录都会被打破，所有的名声都会褪色，所有的贡献都会被遗忘……唯有心灵的宁静是真正有意义的。（《蔚蓝色的山脉》，第58页）

随着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尧熬尔族群文化变迁速度的加快，许多优秀传统文化趋于濒危，甚至如气势恢宏、弥足珍贵的史诗《沙特》（意为“历史”“史诗”）等已经消亡，对此，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文化精英都忧心忡忡。一如在中国台湾地区文化部门履职数年的著名作家龙应台在谈到“保存传统文化”时所说：“我觉得保存传统文化，就像放风筝。当风筝越飞越高，风越来越大，风筝眼看就要脱线的时候，你的手抓得越紧。”[8]在文化的十字路口，铁穆尔的立场是极为坚定的：既要在认识和思想上对族群优秀传统文化充满敬意，又要在现实和实践中尽力保存优秀传统文化。

那些纯粹的尧熬尔牧民，尤其是那些如今已罕见的古典式老牧人，那是一些恪守古风、从不为金钱作恶的人，他们对自己的部落和民族是那么重视、认真和自豪，对部落和民族的古代风物万般珍惜。他们崇拜大自然，能用心去体会大自然的意义，向所有的游牧民一样，这也就是古代萨满教和游牧民的传统。他们怀念过去那些穿白衣骑白马的萨满，坚信那是一些能产生奇迹和力量的人。他们推崇端庄的礼仪、安定稳固的社会秩序。（《尧熬尔之谜》，第11页）

如今，时间已到了公元21世纪的最初几年。壮丽的草原游牧生活的最后几天将迅速逝去，从前的一切都已结束，未知的一切已经开始。（《尧熬尔之谜》，第15页）

数百年来，我们这个族群与母体文化交流中断，历史记忆不断消失，太多的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正确的名字，而我们要努力做的就是不要忘记。（《“撑犁孤涂单于”》，第170页）

人类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都是我们要继承的，所有民族的文化都属于整个人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认少数族裔独特而伟大的文化，承认这些文化为整个人类带来的独特贡献……（《族群、历史、草原》，第78-79页）

一般来说，在当下全球化时代里“小民族”传统文化走向消亡的群体内部原因，常常可归结于文化失落导致身份焦虑，身份焦虑导致视野窄化，视野窄化进一步导致文化失落，如此循环往复，可谓命不久矣。铁穆尔的独特之处，就是他的视野不是不断“向内转”，而是不断“向外转”，他是一位从尧熬尔族群来观照和理解人类整体的作家。

卡迪哈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草原游牧文明，就是因为我出生的用绵羊毛制成的白色毡房，就是因为我后来成长的用牦牛毛织成的黑色帐房，就是因为祁连山的那一条条山脉、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和一片片草原，就是因为我放牧过的那些小牦牛犊，就是因为我骑过的马，就是因为帐篷前奔跑嬉戏的白的或黑的山羊羔，就是因为那个遥远地方不为人知的游牧部族神秘苦难的历史，就是因为这北方的高山大河间无尽的爱和恨……所以，我选择了以文学的方式发言，这是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和意义。我的读书写作与我的放牧生涯如影随形。在我们的家园——地球上的所有民族不同的文化，都是我学习的资源和力量的源泉。更重要的是，我要学会站在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角度看世界，尤其是站在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们的角度看世界……（《苍天的耳语》，第171-172页）

如何利用游牧人的传统智慧解决人类的困惑，解决地球的污染和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地球现在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游牧文明的衰落。要想恢复地球环境，需要借助游牧文明，需要借助许多不同的文明，而游牧民可能是恢复世界平衡与和睦的自然引导者。……（《族群、历史和草原》，第89页）

总之，铁穆尔虽然有模糊的身份，但他却有着坚定的立场。他是一个动情的观察者，观察和写作都充满尊敬、同情和批判的情感色彩。